第三卷 第九章 大阪第四师团的历史
推荐阅读:我的帝国无双、明天下、唐枭、乘龙佳婿、长宁帝军、医妃惊世、逆鳞、银狐、续南明、盛唐风华
一秒记住【笔趣阁 www.biqugexszw.com】,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说道第四师团,大家可能都知道,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编组地:大阪。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是陆军的甲种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商人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
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在中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
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
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
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的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
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GMD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当时天皇是将军手中的傀儡)。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跟将军与诸侯一样,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
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多了一群保命要紧的“窝囊废”,也就少了一拨灭绝人性的战争狂人。在非正义的战争里,选择了正确应对方式保全了自已的身家性命,少一分杀戮,就多一分和平,远离战争恶行的日军第四师团,给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说道第四师团,大家可能都知道,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编组地:大阪。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是陆军的甲种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商人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
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在中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
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
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
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的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
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GMD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当时天皇是将军手中的傀儡)。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跟将军与诸侯一样,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
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多了一群保命要紧的“窝囊废”,也就少了一拨灭绝人性的战争狂人。在非正义的战争里,选择了正确应对方式保全了自已的身家性命,少一分杀戮,就多一分和平,远离战争恶行的日军第四师团,给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