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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唯才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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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讽要向是勋请教学术问题,是勋点头应允。于是就听魏讽问啦:“讽闻是公论国事,每言利也,而不及于道德,未识何故?”

    是勋坦然答道:“为时儒多言道德,而讳称利,然国无利而不可存,故乃发他人所未发也。若皆先贤余唾,勋言之何益?”不是我不讲道德,问题这社会上开口闭口都是道德的家伙太多啦,他们把该说的全都说完了,所以我无谓再展开这一命题,干脆只讲讲被他们所忽视的利的问题算啦。

    魏讽闻言,微微一愕很明显他没有料到是勋会给出这种答案来。本来儒家多论道德,少谈利益,这属于政治正确,结果是勋一提到相关国家之事,就光说利了,很少言德,那魏子京当然要趁便打问一下啦你是轻视道德吗?是认为利益在道德之先吗?

    当然啦,对方是积年的经学家,不是这么容易就给轰败的,在魏讽想来,是勋有两种可能的回答途径:一,就是撇清,说我不是没提过道德,只是口耳相传,被你的什么乡人给传歪了而已;二是矫情,说利益也如何如何地重要,故此不可不言也。没想到是勋却玩了一招“如封似闭”,四两拨千斤,话里根本没有漏洞可抓,也根本没表露任何个人倾向。

    任览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然则是公£以为义利孰先?”

    魏讽斜眼瞟了瞟任览,心说好朋友你这话问得不但无理,而且无礼。说无理。儒家崇尚道德。身为儒者。谁会说利在义先啊?说无礼,你既然这么问,不就是怀疑是勋把利益放诸道德之上吗?人好歹是经学大家,就算怀疑他的品行和理论,也该拐个弯子,曲折委婉而言才是啊。

    是勋倒是并不以为忤他身份摆在这儿,大庭广众之下跟个小年轻置气,实在有失涵养于是继续含糊其辞:“何所谓先后耶?从之而游。先生在前,弟子在后;涉事临难,弟子在前,先生在后。利者温饱也,义者存心也,各有所长,因事制宜。岂有君不言利,民不果腹,而乃能义之乎?”

    学生跟着老师出门,当然是老师走前面。学生走后面,可是碰上什么危难。难道学生也要往后缩吗?脱离实际情境,又怎么可能奢谈先后?倘若君主不肯言利,使老百姓都吃不上饭,那还能够教化他们,齐以道德吗?

    他就多余说那最后一句,任览自以为揪住语病了,当即反诘道:“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何君之不言利而不能义之乎?”

    《论语》上记载说,子贡向孔子求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有这三条就足够了。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我要是没法全都办到,那么先舍弃哪一条合适呢?孔子说:“去兵。”可以把国防问题先放一放。子贡三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剩下两条先扔哪条好呢?于是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的意思,貌似是说饿肚子不要紧,只要老百姓信任君主,愿从教化,那就一切ok啦。因此任览便问,这不是和您的说法背道而驰吗?究竟是孔子错了,还是您错了?

    是勋一撇嘴,忍不住哂笑道:“甚矣,汝之不悟也。设民不信,何以足食、足兵?安有民信上者,而不得食且国不强者乎?孔子以仁爱教化,岂欲使民皆饿杀耶?”你是想说孔子不怕饿死老百姓吧?那他还能够自诩仁德,为百世圣贤之祖吗?

    任览吃了一个瘪,答不上话来,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魏讽。魏讽心说谁让你把话题给带偏的,而且还妄引圣人之言?老朋友啊,脑筋和嘴皮子不够利索,那就老实跟一旁喝酒吃菜吧,且听我跟是勋好好对答几句。当下深深一揖,姿态倒是摆得挺低,问是勋道:“前岁魏王下举贤之令,是公知否?”

    是勋心说这不废话嘛,前年我还在做着魏国中书令,国家法令,理论上都必须由我中书草拟,即便是曹操亲笔,或命秘书、门下拟就的旨意,也得过我们一道手审核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当下也不作答,只是微微点头。魏讽说了:“讽能默诵其要,是公请听,得讹否?”

    于是就开始背文章:“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是勋还没回答,旁边儿陈祎先说了:“子京博闻强记,应漏。”

    这篇文章,史称《求贤令》,曹操首次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要求各地举荐贤才,不必拘泥道德品质、士林风评,光看有没有本事就成。在原本的历史上,此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对应这条时间线,那应该是明年的事儿。不过历史已经改变,曹操的势力膨胀速度增快,所以人才匮乏,这道旨令也就提前三年出台啦。

    不过随即陈群建言九品中正,是勋创建科举,倒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人才匮乏问题,为此曹操会不会再跟原本历史上似的,数年后再下《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那就不好说啦。

    魏讽所以背诵曹操这篇《求贤令》,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我汉以孝治天下,天子之号冠矣(汉朝皇帝的谥号大多带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灵皇帝。等等)。且重道德。故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用之于今……”说到了中正制也好,科举制也罢,那只是魏国的仕宦新规而已,正经汉朝仍然由各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茂才,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盖孝子孝于亲,斯能忠于君。廉吏恪于身,斯能勤于事。今魏王但唯才而举,不及道德,悖祖宗之法,弃儒门之教,其乃不可乎?是公时为魏之公卿,阖谏阻之也?”

    士人是讲道德的,国家用吏更讲道德,有才无德,恐怕难以忠君。难以爱民,可是曹操却提出来“唯才是举”。违背了这一传统原则,你当时身为魏国重臣,怎么也不加以劝阻呢?

    是勋听了这话不禁就是一愣啊,心说你丫真是在史书上留下过名字来的那个魏子京吗?这种问题旁人都可以提,就你提出来……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魏讽其人,确实见诸史册,虽然笔墨不多,但因为事迹颇为惊悚,又多疑点,所以是勋还有点儿印象,略微琢磨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据说此人在关东“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因此受到钟繇的推荐,被曹操任命为西曹掾。然而当曹操远征汉中,与刘备鏖战的时候,魏讽却在邺城阴谋叛乱,只是为同党所告发,遂被留守的曹丕所杀。

    其实是勋没记住,那个告发魏讽的同党,时任长乐卫尉,名叫陈祎……

    魏讽一案存在着诸多疑点,后世也因此产生过不少揣测。疑点之一,他小小一个西曹掾,无兵无勇,难道就想光靠着“重名”来夺取邺城吗?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嘛。故此后人怀疑,魏讽实受镇守荆州的刘备将关羽唆使,欲与之南北呼应也。

    其次,魏讽案牵扯到了很多年轻官僚,包括王粲的两个儿子、刘廙之弟刘伟、张绣之子张泉,以及荆州大儒宋忠之子,这些家伙最终全都掉了脑袋。《王粲传》引《文章志》说:“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刘廙传》说:“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

    有人揣测,这些官二代的父兄都曾仕于荆州,所以镇守荆州的关羽才能通过魏讽来策反他们。可是要再往细了琢磨,张绣本是独立势力,他儿子的政治倾向就绝对不可能跟刘表旧臣的王粲子、宋忠子等相类。而且据说出身谯县的骑将文稷之子文钦也曾涉案,被下狱严刑拷打,最终还是曹操念在文稷多年相随、劳苦功高的份儿上,才免其一死文钦可跟荆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因此又有人猜测,这不过是曹丕为清洗反对派而一手制造的冤案罢了,他不但因此杀了上千人,还迫使钟繇、杨俊等在任官员去职,就此彻底巩固了自己继承人的地位……

    估计这条时间线上,不会再出现魏讽谋反事啦,一则曹操的大本营已不在邺,二则荆州早落手中,三则么……张绣还没挂呢,王粲也跟历史上不同,娶了蔡文姬为妻,目前所生一子一女,就没俩儿子。

    问题是根据各书记载,魏讽此人虽然“有惑众才”,却为有识之士如刘晔、傅巽、刘廙等人所贬斥,刘廙就曾经告诫兄弟刘伟说:“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你少跟他来往。也就是说,这家伙浮华轻狂,道德品质不怎么好。你若是一位方正之士,跳出来指摘曹操的“唯才是举”还则罢了,本身就“不修德行”,哪还有资格提这种问题呢?

    可是再一琢磨,也说不定是后事前推,正因为魏讽起意谋反(先不管是不是冤案),所以后人才记录下所有斥骂他的言辞说白了,这叫马后炮。难道我是宏辅全天下就没有人骂吗?不见得吧。只是我若能得善终,那些言论终将湮灭,就光剩下好话记载于史啦。

    他脑袋里转这么一大圈儿,未免回答就慢了一拍,正待开言,突然周不疑站起来了,先朝是勋拱一拱手,然后转向魏讽:“有事弟子服其劳,子京之疑,吾可与解也。”(未完待续……)

    ps:昨儿有朋友提出,郑浑为河南开封人氏,此开封非今之开封也,在其南方,处今开封、中牟、尉氏之间,当时仍属河南尹。也就是说,按照回避原则,郑文公不当归河南为尹也。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疏忽了,但若修改,可能会牵扯比较大,所以先暂且不动,容待以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