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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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长胜堡。
孙一躺在苇索编成的吊床里,右脚打着石膏,夸张地架得老高。
昨晚一落地孙一就感觉右脚受了伤,估计是软组织损伤。可是随后赶来的一条龙和杨日天坚决不同意,认为是伤了筋骨。俗话说的好,伤筋动骨一百天,不由分说就给孙一缠上了石膏绷带。要不是孙一见机得快,连袜子都得裹在石膏里。
现在孙一成了“重伤员”,得有人专门伺候,内疚的琪琪格一大早跑来寸步不离。孙一同她讲了一百遍,右脚是落地受伤的,和她没关系,小姑娘就是不相信。
孙一手里举着羊皮纸,问琪琪格:“丫头,这么说那天除了你,你们部落不少人都看见我驾着降落伞从头顶飞过?”
琪琪格坐在在孙一身边,正在给孙一洗袜子,回答道;“对啊,你从天这边拽着云彩一直飞到了天那边。我以为是一只大神鸟,一哥,你看我画的象吗?”
琪琪格的画充满了毕加索的抽象派风格,孙一点评:“脑袋太大了,把我画丑了!”
孙一一直认为到明朝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狗蛋,没想到实际上是琪琪格。从琪琪格部落到杨日天的树林子营地,至少有二十公里,这段距离自己是怎么飞过来的?老天爷把自己扔回明朝到底想怎样?
琪琪格抬起头,“一哥,我也想飞,你能教我吗?”
孙一打量打量琪琪格的身子骨,“丫头,我的降落伞是有最低体重要求的,像你这样的身体,上了天一股风就把你吹跑了。”
琪琪格坚持:“我可以背一口袋沙子飞天,就不会被风吹跑了。”
“那也不行!想玩我的伞必须有一百次安全降落的经验。”
“一哥,你看我马骑得那么好,就算成有一百次经验吧?”
“不行不行,两回事,安全第一,你看我的脚,你愿意你的脚也被石膏裹成粽子吗?”
琪琪格歪着头想象一下,自己和一哥一人裹一只大脚,看上去蛮配的,说道:“我愿意。”
孙一被打败了。
和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是讲不通道理的。原来琪琪格迷恋自己歌唱的好,现在又加上飞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她。
孙一敷衍道:“等你教会通讯兵写蒙文吧,我教你一点飞行基础。”
“哎!”琪琪格高兴地把一只袜子晾在吊床上,跑去当老师了。
孙一叹口气,从左脚脱下另一只袜子,自己慢慢洗。
急性挫伤,讲究四个字,“rest”,“ice”,“compression”和“elevation”,合起来就是“RICE”,大米饭。翻译成中文就是休息、冰敷、加压和抬高。
休息就是最好的治疗。
院子里的通讯兵和孤儿,人手一块石膏石板,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师。他们会打蒙文旗语,却不会写。
贾道士心惊肉跳地滴溜溜转,嘴里念叨着,“你们要敬字!敬字!可不敢在石板上写字!”
孙一白他一眼,大声说道,“贾道士你紧张什么!他们写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
贾道士回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为上。”
孙一索性把贾道士叫过来,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一来省得贾道士添乱,二来这几天孙一尝试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遇到了不少问题,真的需要一位本时空的人帮助。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特有的声调,后世流行的四声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孙一所熟悉的后世普通话,同明朝陕西话之间存在简单的声调对应关系。比如
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话都念轻声;
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陕西话仍读阳平;
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话发去声;
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话发阴平;
普通话的妈、麻、马、骂,在陕西话里读成吗、麻、骂,妈。
陕西话因为没有上声(三声调),发音不需要拐弯,所以讲起来格外生冷犟倔。
孙一因为发现了这个规律,很快就学会了用陕西话同明朝人无障碍交流。
孙一发现,类似的规律,也存在于山西话和明朝官话。但是陕西话、山西话和明朝官话之间的声调又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孙一用陕西话、山西话或者明朝官话读古代诗词,有种阴阳顿挫的感觉,用普通话读就听上去不伦不类。
贾道士一针见血的指出,力德尔爷的家乡话——“普通话”,失去了诗词中的平仄对应!
平指平直,仄指曲折。用孙一能理解的话说,平声就是后世的一声调和二声调,仄声就是其余的声调,除了三声调、四声调还有一种后世已经消失的入声。入声在孙一听来,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结尾的音。比如后世的“越南”一词的英文“Vietnam”,第一个音“Viet”中的t音,象被吃掉了一样。入声在山西话中大量存在。
平声读起来轻缓,仄声读起来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顿挫感,古代的诗词歌赋甚至人名,对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绝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韵)
明朝的官话和方言,无论声调变化,平仄都是不变的,而后世的普通话在转音的过程中失去了平仄对应,所以读起诗词来很别扭。
孙一用普通话背诵了一首后世知名的《沁园春——雪》,请贾道士点评。贾道士评道:“没有一句通顺!沁园春乃双调一百十四字,前阕四平韵,后阕五平韵,一韵到底,起手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爷且听我这阙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贾道士摇头晃脑用陕西话背诵一遍,换成明朝官话又背一遍。
最后不忘总结:“爷你听听,无论是方言和官话,都有平仄的韵味!”
贾道士的明朝官话,孙一听起来同后世的南京话很象。
后世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孙一不由地问道:“现在的北京,讲的是你说的官话吗?”
贾道士回答:“成祖建都北京,从南京迁了四十万居民,比北京土著还多,如今的京师讲的当然是官话。”
孙一信服了,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通话是“满清”化的语言,并不适合中文。
贾道士建议,如果注音调的话,不要拘泥于方言细节,大可只表明平仄即可,孙一给贾道士点了一个赞!声调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不注明的就是平声,在原音上加个点就是仄声。
第二个问题,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清浊辅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
还有,蒙文没有f,v等辅音。
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要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比如,新创的字母T,D就必须同蒙语的相应字母类似,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太离谱。
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最后,就是把新制定的拼音方案放在实践中不断规范。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立刻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后世著名的陕西话“安红,我爱你”,在实际的发音中,安、我、爱三个字都要加后鼻音,成为“ngan-红,nge-ngai-你”。
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发音,比如陕西话的裤子,只发一个音“fer”,听起来和后世普通话的“粉儿”的第四声差不多。陕西话的“袄”,前面加后鼻音,后面加儿话音,读作“nger”。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是以L结尾的。
同样古怪的还有山西话。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拼写为“gda“和“gju”更合适。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孙一把这个小组的作用说得极高大上,解决汉字自古没有记录发音的创举啦,解决百姓不识字的大问题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啦……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通讯兵写蒙语有些吃力,用旗语表达这些代码很轻松。通讯兵们开始自己试着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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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北京话与普通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未获批准。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
清晨,长胜堡。
孙一躺在苇索编成的吊床里,右脚打着石膏,夸张地架得老高。
昨晚一落地孙一就感觉右脚受了伤,估计是软组织损伤。可是随后赶来的一条龙和杨日天坚决不同意,认为是伤了筋骨。俗话说的好,伤筋动骨一百天,不由分说就给孙一缠上了石膏绷带。要不是孙一见机得快,连袜子都得裹在石膏里。
现在孙一成了“重伤员”,得有人专门伺候,内疚的琪琪格一大早跑来寸步不离。孙一同她讲了一百遍,右脚是落地受伤的,和她没关系,小姑娘就是不相信。
孙一手里举着羊皮纸,问琪琪格:“丫头,这么说那天除了你,你们部落不少人都看见我驾着降落伞从头顶飞过?”
琪琪格坐在在孙一身边,正在给孙一洗袜子,回答道;“对啊,你从天这边拽着云彩一直飞到了天那边。我以为是一只大神鸟,一哥,你看我画的象吗?”
琪琪格的画充满了毕加索的抽象派风格,孙一点评:“脑袋太大了,把我画丑了!”
孙一一直认为到明朝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狗蛋,没想到实际上是琪琪格。从琪琪格部落到杨日天的树林子营地,至少有二十公里,这段距离自己是怎么飞过来的?老天爷把自己扔回明朝到底想怎样?
琪琪格抬起头,“一哥,我也想飞,你能教我吗?”
孙一打量打量琪琪格的身子骨,“丫头,我的降落伞是有最低体重要求的,像你这样的身体,上了天一股风就把你吹跑了。”
琪琪格坚持:“我可以背一口袋沙子飞天,就不会被风吹跑了。”
“那也不行!想玩我的伞必须有一百次安全降落的经验。”
“一哥,你看我马骑得那么好,就算成有一百次经验吧?”
“不行不行,两回事,安全第一,你看我的脚,你愿意你的脚也被石膏裹成粽子吗?”
琪琪格歪着头想象一下,自己和一哥一人裹一只大脚,看上去蛮配的,说道:“我愿意。”
孙一被打败了。
和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是讲不通道理的。原来琪琪格迷恋自己歌唱的好,现在又加上飞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她。
孙一敷衍道:“等你教会通讯兵写蒙文吧,我教你一点飞行基础。”
“哎!”琪琪格高兴地把一只袜子晾在吊床上,跑去当老师了。
孙一叹口气,从左脚脱下另一只袜子,自己慢慢洗。
急性挫伤,讲究四个字,“rest”,“ice”,“compression”和“elevation”,合起来就是“RICE”,大米饭。翻译成中文就是休息、冰敷、加压和抬高。
休息就是最好的治疗。
院子里的通讯兵和孤儿,人手一块石膏石板,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师。他们会打蒙文旗语,却不会写。
贾道士心惊肉跳地滴溜溜转,嘴里念叨着,“你们要敬字!敬字!可不敢在石板上写字!”
孙一白他一眼,大声说道,“贾道士你紧张什么!他们写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
贾道士回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为上。”
孙一索性把贾道士叫过来,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一来省得贾道士添乱,二来这几天孙一尝试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遇到了不少问题,真的需要一位本时空的人帮助。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特有的声调,后世流行的四声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孙一所熟悉的后世普通话,同明朝陕西话之间存在简单的声调对应关系。比如
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话都念轻声;
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陕西话仍读阳平;
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话发去声;
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话发阴平;
普通话的妈、麻、马、骂,在陕西话里读成吗、麻、骂,妈。
陕西话因为没有上声(三声调),发音不需要拐弯,所以讲起来格外生冷犟倔。
孙一因为发现了这个规律,很快就学会了用陕西话同明朝人无障碍交流。
孙一发现,类似的规律,也存在于山西话和明朝官话。但是陕西话、山西话和明朝官话之间的声调又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孙一用陕西话、山西话或者明朝官话读古代诗词,有种阴阳顿挫的感觉,用普通话读就听上去不伦不类。
贾道士一针见血的指出,力德尔爷的家乡话——“普通话”,失去了诗词中的平仄对应!
平指平直,仄指曲折。用孙一能理解的话说,平声就是后世的一声调和二声调,仄声就是其余的声调,除了三声调、四声调还有一种后世已经消失的入声。入声在孙一听来,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结尾的音。比如后世的“越南”一词的英文“Vietnam”,第一个音“Viet”中的t音,象被吃掉了一样。入声在山西话中大量存在。
平声读起来轻缓,仄声读起来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顿挫感,古代的诗词歌赋甚至人名,对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绝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韵)
明朝的官话和方言,无论声调变化,平仄都是不变的,而后世的普通话在转音的过程中失去了平仄对应,所以读起诗词来很别扭。
孙一用普通话背诵了一首后世知名的《沁园春——雪》,请贾道士点评。贾道士评道:“没有一句通顺!沁园春乃双调一百十四字,前阕四平韵,后阕五平韵,一韵到底,起手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爷且听我这阙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贾道士摇头晃脑用陕西话背诵一遍,换成明朝官话又背一遍。
最后不忘总结:“爷你听听,无论是方言和官话,都有平仄的韵味!”
贾道士的明朝官话,孙一听起来同后世的南京话很象。
后世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孙一不由地问道:“现在的北京,讲的是你说的官话吗?”
贾道士回答:“成祖建都北京,从南京迁了四十万居民,比北京土著还多,如今的京师讲的当然是官话。”
孙一信服了,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通话是“满清”化的语言,并不适合中文。
贾道士建议,如果注音调的话,不要拘泥于方言细节,大可只表明平仄即可,孙一给贾道士点了一个赞!声调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不注明的就是平声,在原音上加个点就是仄声。
第二个问题,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清浊辅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
还有,蒙文没有f,v等辅音。
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要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比如,新创的字母T,D就必须同蒙语的相应字母类似,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太离谱。
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最后,就是把新制定的拼音方案放在实践中不断规范。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立刻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后世著名的陕西话“安红,我爱你”,在实际的发音中,安、我、爱三个字都要加后鼻音,成为“ngan-红,nge-ngai-你”。
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发音,比如陕西话的裤子,只发一个音“fer”,听起来和后世普通话的“粉儿”的第四声差不多。陕西话的“袄”,前面加后鼻音,后面加儿话音,读作“nger”。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是以L结尾的。
同样古怪的还有山西话。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拼写为“gda“和“gju”更合适。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孙一把这个小组的作用说得极高大上,解决汉字自古没有记录发音的创举啦,解决百姓不识字的大问题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啦……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通讯兵写蒙语有些吃力,用旗语表达这些代码很轻松。通讯兵们开始自己试着拼读。
——————
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北京话与普通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未获批准。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