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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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的通讯兵和孤儿,人手一块石膏石板,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师。他们会打蒙文旗语,却不会写。
贾道士围着通讯兵直转悠,嘴里念叨着,“你们要敬字!可不敢在石板上写字!”
孙一白他一眼,大声说道,“贾道士你紧张什么!他们写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你过来,我有事找你。”
贾道士长出一口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就好。”,说罢一溜烟离开通讯兵。
自从电生磁毁了贾道士的三观,他一直都在怀疑自己以前信奉的那些圣人语录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就拿眼前的通讯兵用石板练字来说,在石板上写字肯定是不敬。可是不用石板难道铁木营供得起纸吗?供不起纸难道就不让通讯兵和孩子们识字吗?宋时欧阳修小时家里穷置办不起笔墨,欧阳修就用芦杆在沙地练字,是不敬吗?古人题书墙壁,是不敬吗?孔圣人相传少时在他兄长的肚子上写字,是不敬吗?
自己见到有人不敬字,如果自己不开口阻拦,便是自己的罪过。如今自己已然劝阻过,力德尔爷又说写的乃是番字,贾道士乐得解脱。
孙一把贾道士叫过来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一是省得贾道士添乱,二是这几天孙一尝试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遇到了不少问题,真的需要一位本时空的人帮助。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特有的声调,后世流行的四声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以陕西话为例。孙一所熟悉的后世普通话,同明朝陕西话之间存在简单的声调对应关系。比如
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话都念轻声;
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陕西话仍读阳平;
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话发去声;
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话发阴平;
普通话的妈、麻、马、骂,在陕西话里读成吗、麻、骂,妈。
但是陕西话本身没有上声(三声调),所以听起来格外生硬。
类似的转声调规律也存在于山西话,但是山西话还大量存在一种后世已经消失的入声调。入声在孙一听来,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结尾的音。比如后世的“越南”一词的英文“Vietnam”,第一个音“Viet”中的t音,就象被吃掉了一样。
铁木营里的明朝人除了说陕西话和山西话,有时他们之间还会说一种即象河南话又象南京话的“官话”。官话不仅存在入声,还存在一种尖尖的团音。
因为发现了这些规律,孙一很快就学会了用陕西话同明朝人无障碍交流,但是对于四声调注音的方法孙一就更没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孙一还发现无论用陕西话、山西话读古代诗词,都有一种强烈的抑扬顿挫的感觉,用普通话读就不伦不类。
孙一便用普通话朗读了几首唐宋诗词,请贾道士点评发音。
贾道士一针见血的指出,力德尔爷的家乡话——“普通话”,不仅有地方的发音造成不押韵,还彻底失去了诗词中的平仄对应!
押韵孙一明白。
平仄用通俗的话说,平声就是后世的一声调和二声调,仄声就是其余的声调。平声读起来轻缓,仄声读起来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顿挫感,古代的诗词歌赋甚至人名,对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绝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贾道士摇头晃脑把孙一的唐宋诗词用陕西话背诵一遍,换成明朝官话又背一遍。最后总结:“爷你听听,无论是方言和官话,都有平仄的韵味!”
孙一信服了,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通话是“满清”化的语言,并不适合中文。
贾道士建议,如果注音调的话,不要拘泥于方言细节,大可只表明平仄即可。孙一给贾道士点了一个赞,声调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不注明的就是平声,在原音上加个点就是仄声。
第二个问题,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清浊辅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
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要求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离谱。
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知识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立刻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大量的陕西话是以后鼻音开始的。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居然是以L结尾的。
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新拼音的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旗语从1到9的表示方法通讯兵早已烂熟,他们立刻开始试着用旗语拼读各种汉语发音。
——————
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明清官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普通话的历史则更短。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欧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
他还在回忆录中说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北京话在入声消失后又派入了现代四个声调,造成了平仄混乱,严重影响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北京话为母语的人,若想写传统诗词将十分辛苦。所以形成了一个格局:北京口语音和北京读书音。
一直到民国初年,老北京读书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语音读书,而是采用北京读书音。其特点在于,所有的入声字都读成短促的去声,韵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话。
现代北京话还保留了一些读书音痕迹。北京话的部分多音字,如“剥”皮——“剥”削,“择”菜——选“择”,家“雀”——孔“雀”,后一个读音正是源于文读。
只会北京口语音并不能获得读书人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学了一口京片子,却被家人指责在说“老妈子的话”。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赵元任幼时虽然家里口头说北京话,读书却要求用常州话。一次,赵家请的北方先生教把入声字“毓”读成了去声,赵父大惊失色,旋即将其辞退。
清末民初确立的老国音,就是北京读书音基础上的修改版本。
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未获批准。最终由各省代表投票,确定了《国音常用字汇》,即成国语。
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院子里的通讯兵和孤儿,人手一块石膏石板,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师。他们会打蒙文旗语,却不会写。
贾道士围着通讯兵直转悠,嘴里念叨着,“你们要敬字!可不敢在石板上写字!”
孙一白他一眼,大声说道,“贾道士你紧张什么!他们写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你过来,我有事找你。”
贾道士长出一口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就好。”,说罢一溜烟离开通讯兵。
自从电生磁毁了贾道士的三观,他一直都在怀疑自己以前信奉的那些圣人语录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就拿眼前的通讯兵用石板练字来说,在石板上写字肯定是不敬。可是不用石板难道铁木营供得起纸吗?供不起纸难道就不让通讯兵和孩子们识字吗?宋时欧阳修小时家里穷置办不起笔墨,欧阳修就用芦杆在沙地练字,是不敬吗?古人题书墙壁,是不敬吗?孔圣人相传少时在他兄长的肚子上写字,是不敬吗?
自己见到有人不敬字,如果自己不开口阻拦,便是自己的罪过。如今自己已然劝阻过,力德尔爷又说写的乃是番字,贾道士乐得解脱。
孙一把贾道士叫过来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一是省得贾道士添乱,二是这几天孙一尝试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遇到了不少问题,真的需要一位本时空的人帮助。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特有的声调,后世流行的四声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以陕西话为例。孙一所熟悉的后世普通话,同明朝陕西话之间存在简单的声调对应关系。比如
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话都念轻声;
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陕西话仍读阳平;
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话发去声;
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话发阴平;
普通话的妈、麻、马、骂,在陕西话里读成吗、麻、骂,妈。
但是陕西话本身没有上声(三声调),所以听起来格外生硬。
类似的转声调规律也存在于山西话,但是山西话还大量存在一种后世已经消失的入声调。入声在孙一听来,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结尾的音。比如后世的“越南”一词的英文“Vietnam”,第一个音“Viet”中的t音,就象被吃掉了一样。
铁木营里的明朝人除了说陕西话和山西话,有时他们之间还会说一种即象河南话又象南京话的“官话”。官话不仅存在入声,还存在一种尖尖的团音。
因为发现了这些规律,孙一很快就学会了用陕西话同明朝人无障碍交流,但是对于四声调注音的方法孙一就更没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孙一还发现无论用陕西话、山西话读古代诗词,都有一种强烈的抑扬顿挫的感觉,用普通话读就不伦不类。
孙一便用普通话朗读了几首唐宋诗词,请贾道士点评发音。
贾道士一针见血的指出,力德尔爷的家乡话——“普通话”,不仅有地方的发音造成不押韵,还彻底失去了诗词中的平仄对应!
押韵孙一明白。
平仄用通俗的话说,平声就是后世的一声调和二声调,仄声就是其余的声调。平声读起来轻缓,仄声读起来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顿挫感,古代的诗词歌赋甚至人名,对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绝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贾道士摇头晃脑把孙一的唐宋诗词用陕西话背诵一遍,换成明朝官话又背一遍。最后总结:“爷你听听,无论是方言和官话,都有平仄的韵味!”
孙一信服了,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通话是“满清”化的语言,并不适合中文。
贾道士建议,如果注音调的话,不要拘泥于方言细节,大可只表明平仄即可。孙一给贾道士点了一个赞,声调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不注明的就是平声,在原音上加个点就是仄声。
第二个问题,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清浊辅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
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要求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离谱。
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知识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立刻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大量的陕西话是以后鼻音开始的。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居然是以L结尾的。
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新拼音的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旗语从1到9的表示方法通讯兵早已烂熟,他们立刻开始试着用旗语拼读各种汉语发音。
——————
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明清官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普通话的历史则更短。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欧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
他还在回忆录中说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北京话在入声消失后又派入了现代四个声调,造成了平仄混乱,严重影响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北京话为母语的人,若想写传统诗词将十分辛苦。所以形成了一个格局:北京口语音和北京读书音。
一直到民国初年,老北京读书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语音读书,而是采用北京读书音。其特点在于,所有的入声字都读成短促的去声,韵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话。
现代北京话还保留了一些读书音痕迹。北京话的部分多音字,如“剥”皮——“剥”削,“择”菜——选“择”,家“雀”——孔“雀”,后一个读音正是源于文读。
只会北京口语音并不能获得读书人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学了一口京片子,却被家人指责在说“老妈子的话”。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赵元任幼时虽然家里口头说北京话,读书却要求用常州话。一次,赵家请的北方先生教把入声字“毓”读成了去声,赵父大惊失色,旋即将其辞退。
清末民初确立的老国音,就是北京读书音基础上的修改版本。
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未获批准。最终由各省代表投票,确定了《国音常用字汇》,即成国语。
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