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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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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源、和胜、长胜沿着神农河各距二十里水路。树林子距长胜二十里陆路,青山嘴距树林子二十里陆路,青山嘴同时借助黄河水路同五源、和胜、长胜通航。五个定居点形成一条弧线,散布在狼山川的东侧。

    铁总监宣布,以后这五个定居点一律称作乡,原来的五个队长改叫乡长。每乡设一支民兵队,队长由乡长指派。如有必要,乡长可再指派副乡长一人,专门负责农牧生产。

    孙一不在树林子老营的这段时间,铁、哈两位总监把老营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几天孙一同二位研讨后发现,原本自以为老谋深算先进的民选队长制度,在明朝其实很普遍,只不过人家不叫队长而已,人家叫做“乡约”。二位总监建议从了大明的风俗“改队为乡”,孙一欣然接受。

    中国古代乡间的里正保甲,是官吏差役身份,主要职责是收税。

    中国的乡约,最早自发性出现于北宋的陕西关中,目的是惩恶扬善宣扬教化。

    据《宋史》记载,关中蓝田吕氏曾制定乡约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蓝田吕氏除了用笔墨记录乡民的善行和过错,具体规定了十五种过失的罚则,即“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犯义之过,罚钱五百,轻者减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罚钱一百,重者增至二百三百。如累犯及重罚后仍不改过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

    换作后世词汇,宋朝的乡约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乡级地方性法规,二是指乡级地方性执法机构,其权利大到可以“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

    乡约主事者为约正和直月,约正“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由众推正直不阿者一人或二人担任;直月“主约中杂事”,同约中依年龄大小每月由一人轮流担任。乡约每月一聚,每季一会,在聚会的场合,主事者为乡民准备酒食,将约中善行恶行记录在籍,对于约中不便之事则通过众议予以更改。

    可见,乡约机构负责人由民主推举产生,地方性法规也是民主众议产生。

    到了明代,乡约得到政府大力提倡,在神宗之后如雨后春笋,尤其在山西极为普及成熟,在宋代乡约基础上有所增强。

    首先,明代由民众推举产生的“乡长”得到官方尊重。

    如吕坤巡抚山西办理乡约时,设约正、约副为首领,约讲、约史为办事人员,由州县“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与冠带。”

    刘时俊在桐城办理乡约时,“约正或称约副、约史者,亦许深衣幅巾,公堂或约所谒见,止两跪一揖一躬,本县起立拱手.”

    其次,明代乡约强调仪式,更有官威。

    如王阳明记录的一次乡约例会,其中知约、约赞、约正、约长皆为职务:

    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

    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前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

    约长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

    其后,便由约正主持进入举善和纠过的环节.

    举善时,陈彰善簿,鸣鼓三声后,约赞道:“请举善!”众人称:“是在约史。”

    约史汇报:“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正询问约众:“如何?”众人回答:“约史举甚当。”

    随后行善者出来当众接受表彰.

    纠过时则陈纠过簿,鸣鼓三声后,约赞道:“请纠过!”众人称:“是在约史。”

    约史汇报:“闻某有某过,未敢以为然,姑书之,以俟后图,如何?”约正询问约众:“如何?”众人回答:“约史举必有见.”

    接下来有过者要跪受责罚.

    再次,明朝的乡约除了象宋朝乡约那样宣扬教化记录善恶,还兼具维护治安,组织生产,承办社会福利救济等职能。

    明代乡约明确规定“善行条件”与“恶行条件”,对于善行,不论大小均一一记于善事簿,行大善者可以得到牌匾、鼓乐、花红等奖励,对于恶行也“不分大小凡犯条欵事中者,俱要实纪公纪”,对于情节严重的,报送州县,甚至“戮力协谋官府请办灭之”。

    据吕坤《实政录》记载,每年二月倒粪积肥的时节,要由约正统计本约各户积粪多少,分为三等,经官府查验核实后,多者给赏。由约正出面,将本约无事妇女申报到官府,由官府购买棉花,分发给上述妇女纺线,按照完成时间早晚及质量好坏,分别给予相应的奖励或处罚。各州县设立会仓以备荒年,各户按贫富家口存粮,由乡约组织人员管理会仓。

    总之,明代的乡约已经完全是一级中国特色的民主机构,铁木营的基层完全可以在乡约的基础上发展。具体怎么发展,孙一让铁哈二位自己去摸索,总的原则是总部不要过多干涉基层。

    对于孙一而言,改队为乡另一个好处在于,铁木营的实力听上去一下子就壮大了。

    铁总监接着就给各乡长布置了几件他调研以后认定的基本任务:各乡就位以后,第一,建社坛。第二,建烈士祠。第三,建公厕。第四,建学堂。

    四项任务总部早有定论,越排在前面的任务优先级越高。

    学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阶段缺乏先生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把娃娃们集中看管,让大人多作一些活。

    公厕是力德尔爷定的大目标,要常抓不懈。

    草原大战迫在眉睫,铁木营伤亡人数肯定不会少,烈士祠亟待建立,不能让烈士亡魂成了野鬼。

    在各乡建神农爷的社坛,则是铁木营上上下下一致公认的头等大事,没有社就没有根。

    中国上古先人有两种祭祀对象:祖和社。祭祖的地方叫庙,祭社的地方叫社。

    周代开始,王室奉后土为社主,奉后稷为稷神,二者合称“社稷”。社稷在王宫之西,祖庙在王宫之东。周王分封诸侯,会从“大社”取土,让诸侯建立下一级的社。

    秦汉,各级地方都立社,分别称为帝社、郡社、国社、县社、乡社。社不同于庙,大多是树、丛、坛等露天的自然场所。

    汉晋,县社、乡社的社主演变成具体的土地爷。土地爷有名有姓,什么朝代的人,有什么事迹,怎么升的仙,土地奶奶娘家是哪个村,都有详细的说法。

    南北朝、唐、五代、宋,祭社之风更甚。每当时局动荡,民众南徙,必先新立社,再建村落。

    大明朝廷大力推行礼教,每乡都有社,社也从没有顶的露天场所变成了有顶的房屋,被叫作土地庙、城隍庙。

    明代的土地爷不仅守护一方土地,还掌管这方土地的庄稼、雨水,还记录百姓的红白喜事。每逢红白喜事,人们都要到土地庙去“通报”。百姓客死异乡,也一定要托人回报自己的土地爷,以期叶落归根。过年时,正月初一祭祖,正月十五祭社。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集会也有别于“庙会”,被称作“社会”。社会期间的庆祝活动,称为社火。

    中国北方的土地爷是自汉晋就固定下来的,到了明代一个土地爷要很辛苦地负责很多村子。土地爷在各村轮流值班,一年一换。正月十五是土地爷搬家的时候。由于一生才能轮到两三次土地爷到本村,接“爷”的村子天不亮就全体出动,敲锣打鼓,秧歌旱船,到了地方先给土地爷塑像披红带花,再派青壮小伙抬着土地爷回村。回村路上,每每经过村庄,会被拦下队伍表演一番,被拦截的次数越多,观看表演的人越多,接爷的队伍就越有面子。

    老百姓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一社之人,千年来始终供奉一个土地爷。一方土地爷,就是一方百姓的精神上的家。

    狼山川的社主是上古的神农爷,所以狼山川各乡的社依古风,从树林子的大楸树下取土,同本乡之土一体建为社坛,曰神农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