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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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已经接近尾声，还有最后两个分卷就要完结了。
想想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将近100万，真的不容易，在这里也与所有爱好写书的大大们共勉~
虽然两起案件相隔十五年，而且十五年前的凶手也已伏法，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两起案件的相似之处。
同样都是身份难以查清的多名男性青年死者，同样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死亡的。李响岳很固执地坚信这两起相隔一代人的案件寻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赵栋心里其实是有些不相信的，但是凶手还在不紧不慢地杀人，警方却没有任何能指向凶手的线索，六条人命，合市警方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在没有进一步明确的线索之前，赵栋也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让李响岳跟文沫自行跟着十五年前命案的那根线，希望能寻找到突破口，他则带人继续想办法弄沫死者身份，他相信，只要死者身份查出来，他们就有很多线可以跟着一路查下去。
做警察的都知道，每一起案件都存在最佳侦破时限，时限之内，案件刚发不久，凶手还来不及处理掉所有的证据，人证还对案件的经过记忆犹新，警方还会投入相当多的警力。但是警方的人手是有限的，案件却是时有发生，一旦错过最佳侦破时期，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证一件件被消灭，人证的记忆一点点模糊，警方的注意力转向新的案件，原本的案子就变成了悬案。成为悬案之后，在没有可供追查的新线索之前，案件的所有资料只会被装进一个比鞋盒大点的证物箱里。躺在暗无天日的档案室内。等待着被彻底遗忘或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文沫见过的公安局档案室里的悬案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死者的近亲属已经全部不在了，估计凶手也早输给时间。不在人世了。
十余年，已经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当年惊心动魄，轰动全县的多起命案，时过境迁后竟然已经无人知晓，就连县公安局的干警在听说李响岳要查十五年前王勇案时都以为他们是听错了，再三确认后才带着他们一行人往档案室走去。
十五年，可以发生很多事，至少这间小小的档案室内堆满了不同年份的档案箱，多数上面都覆着一层厚厚的尘土。越往档案室里走，档案的摆放越杂乱无章。到最后，已经是几乎连下脚之处都没有了。
带着他们来的老内勤转身说道：“我们这幢办公楼是十一年前新修的，搬迁的时候原来的档案有很多外面的标签跟里面的内容弄混了，后来因为管档案室的老董退休，这些档案一直没人再整理过。所以还得麻烦你们自己找一下想要的档案了。”李响岳二话不少，开始弯下腰将地上散乱摆着的一大堆档案箱一一打开寻找他要的东西。
原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管生前有多么风光，死后在档案里不过三言两语，薄薄几页纸诉说着生平，被时间遗忘在这里。
虽然警方的政策一直是命案必破，可是破案这种事。有的时候需要点运气成分，所以放眼全国，每年没能侦破的命案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侦破的没侦破的，这么多年下来，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里有这么多档案也不奇怪。
文沫不是没有耐心的人，她与李响岳很默契地一人占据一边。翻找王勇的档案。一顿饭的工夫，档案就被找到了。
王勇案的档案资料数量相对于他的受害者人数还是很成正比的，满满当当五个大箱子，总比现在发生的案件，也六名受害者了。档案却是少得可怜，其中占大头的还是验尸报告。相比之下，从这五箱子里找点新线索出来，或者证实本案与现在合市发生的案件无关，应该都相对容易吧？
不得不说，文沫太想当然了，先入为主的思想坑了她一把。王勇案可不是悬案，而是实打实在十五年前已经办结移交审理宣判完的铁案。这五箱档案里，大半是王勇的审讯记录，结案报告等等一般悬案档案里肯定不会有的东西。除去这些之外，与案情相关的记录，就只剩下两箱不到了，这其中，也是验尸报告占大头。
十五年前的案件，直到王勇伏法，六名死者的身份都没有查清。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不管收入高低，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想要让一个人从现代社会消失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十五年前，手机是高档奢侈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如砖头，功能简单得令人发指，却也不是谁都买得起的。
那个时候的人要离开家，保持联系可选择的只有随处可见的公用电话和信件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不管哪一种，都让人感觉很不可靠，只要在外地的一方主动切断与家里的联系，光靠着知道对方身在哪一座城市这一点细微的能从以前的来电显示上分析出来的线索，根本无法从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地方寻找出一个外来户。
当初县公安局的警察没能查出尸源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信息不通畅，他们寻找失踪人口时，仅限于黄市各下辖县区，再远的地方，他们鞭长莫及。凶手将死者扔进下水道，这一招可帮了他不少忙。被水泡过的尸体会在死后四十八小时肿胀呈现巨人观，换句通俗的说法，那之后的尸体，估计连他亲妈来了都认不出来，十多年前，dna鉴定那是只有几座大城市才能进行的昂贵鉴定手段，不可能来一个认领尸体的就做一回dna鉴定。
抛开这些不管，文沫一门心思看起了审讯记录。王勇自被逮捕之后，警方一共对他进行了三次审讯，李响岳的大名签在每一份审讯记录之后。
从记录来看，王勇肯定要审讯时吃了不小的苦。那时候警方办案手法简单粗暴，只要认定了王勇肯定是凶手，而且他还据不交代，挨打那就不必说了。以下是文沫认为口供有可疑的地方：
问：“你一共杀了几个人？”
答：“6个。”
问：“为什么要杀人？”
王勇没有回答，当天的审讯到此为止。
下一次提审。
问：“杀人的第一现场在哪？”
答：“就在我家的卫生间里。”现场勘查也证明了王勇说的是真话，他家的卫生间内，确实发现了大量人类血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但这些血迹是否属于六位死者，警方无法判断，六位死者血型一致，都是o型血，不通过dna鉴定无法区别，而王勇已经交代杀人事实，警方便没有再为死者进一步做鉴定。
看到这，文沫蓦得想起，合市的那六位死者，警方只做了dna检验，却并没有先检验血型。现在办案，一般都会做dna鉴定，血型检测反而被人遗忘了，难道说血型一致也是凶手选择受害者一个条件吗？
赵栋接到文沫的电话，立刻通知鉴证人员，结果很快出来：这六名死者的血型也是一致的，却不是o型，而是b型。这也算是一个发现吧，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审讯记录记载，王勇承认自己杀了六个人，却对为什么杀人讳莫如深，文沫从头到尾看下来，最后停在了王勇在执行死刑前与李响岳会面的那份记录上。
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当时王勇说过，杀人不是他的本意，他不是真正的凶手，他还不想死。李响岳因为他的这句话纠结了十五年，生怕自己抓错了人，可是文沫没有参与这件案子的侦破，更能站在客观的角度看问题。王勇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杀人，相反，文沫也认同当初李响岳的观点，王勇就是凶手，但是，他却不是唯一的凶手。
说明白点，王勇的生平简介文沫也看了，他于1963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王起忠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在王勇十三岁时因一起生产事故意外去世，母亲魏相宜，家庭妇女。王起忠去世时，王勇还太小，没有办法顶替他父亲的职位接着上班，所以轴承厂给他们家发了相当于王起忠十年工资的补偿金，答应等王勇够十八岁了，就来轴承厂上班。魏相宜很快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带着儿子搬出了轴承厂的宿舍楼，回到了她的农村老家，自那之后，只剩下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等王勇十六岁时，轴承厂因为效益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破产倒闭的企业之一。王勇失去了铁饭碗工作，又因为没能考上中专开始四处打零工过活。
直到案发时，王勇年已36岁，却仍然单身，原因不明。
认识王勇的人，都说他是个脾气暴躁却头脑简单的人，不聪明，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一眼就能让人看清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连杀六人，都让警方找不到呢？如果不是后来王勇上了警方的雷达，才露出马脚，天知道他还会再杀几个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
难道王勇背后之人，就是现在合市出现的杀人凶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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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都是身份难以查清的多名男性青年死者，同样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死亡的。李响岳很固执地坚信这两起相隔一代人的案件寻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赵栋心里其实是有些不相信的，但是凶手还在不紧不慢地杀人，警方却没有任何能指向凶手的线索，六条人命，合市警方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在没有进一步明确的线索之前，赵栋也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让李响岳跟文沫自行跟着十五年前命案的那根线，希望能寻找到突破口，他则带人继续想办法弄沫死者身份，他相信，只要死者身份查出来，他们就有很多线可以跟着一路查下去。
做警察的都知道，每一起案件都存在最佳侦破时限，时限之内，案件刚发不久，凶手还来不及处理掉所有的证据，人证还对案件的经过记忆犹新，警方还会投入相当多的警力。但是警方的人手是有限的，案件却是时有发生，一旦错过最佳侦破时期，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证一件件被消灭，人证的记忆一点点模糊，警方的注意力转向新的案件，原本的案子就变成了悬案。成为悬案之后，在没有可供追查的新线索之前，案件的所有资料只会被装进一个比鞋盒大点的证物箱里。躺在暗无天日的档案室内。等待着被彻底遗忘或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文沫见过的公安局档案室里的悬案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死者的近亲属已经全部不在了，估计凶手也早输给时间。不在人世了。
十余年，已经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当年惊心动魄，轰动全县的多起命案，时过境迁后竟然已经无人知晓，就连县公安局的干警在听说李响岳要查十五年前王勇案时都以为他们是听错了，再三确认后才带着他们一行人往档案室走去。
十五年，可以发生很多事，至少这间小小的档案室内堆满了不同年份的档案箱，多数上面都覆着一层厚厚的尘土。越往档案室里走，档案的摆放越杂乱无章。到最后，已经是几乎连下脚之处都没有了。
带着他们来的老内勤转身说道：“我们这幢办公楼是十一年前新修的，搬迁的时候原来的档案有很多外面的标签跟里面的内容弄混了，后来因为管档案室的老董退休，这些档案一直没人再整理过。所以还得麻烦你们自己找一下想要的档案了。”李响岳二话不少，开始弯下腰将地上散乱摆着的一大堆档案箱一一打开寻找他要的东西。
原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管生前有多么风光，死后在档案里不过三言两语，薄薄几页纸诉说着生平，被时间遗忘在这里。
虽然警方的政策一直是命案必破，可是破案这种事。有的时候需要点运气成分，所以放眼全国，每年没能侦破的命案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侦破的没侦破的，这么多年下来，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里有这么多档案也不奇怪。
文沫不是没有耐心的人，她与李响岳很默契地一人占据一边。翻找王勇的档案。一顿饭的工夫，档案就被找到了。
王勇案的档案资料数量相对于他的受害者人数还是很成正比的，满满当当五个大箱子，总比现在发生的案件，也六名受害者了。档案却是少得可怜，其中占大头的还是验尸报告。相比之下，从这五箱子里找点新线索出来，或者证实本案与现在合市发生的案件无关，应该都相对容易吧？
不得不说，文沫太想当然了，先入为主的思想坑了她一把。王勇案可不是悬案，而是实打实在十五年前已经办结移交审理宣判完的铁案。这五箱档案里，大半是王勇的审讯记录，结案报告等等一般悬案档案里肯定不会有的东西。除去这些之外，与案情相关的记录，就只剩下两箱不到了，这其中，也是验尸报告占大头。
十五年前的案件，直到王勇伏法，六名死者的身份都没有查清。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不管收入高低，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想要让一个人从现代社会消失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十五年前，手机是高档奢侈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如砖头，功能简单得令人发指，却也不是谁都买得起的。
那个时候的人要离开家，保持联系可选择的只有随处可见的公用电话和信件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不管哪一种，都让人感觉很不可靠，只要在外地的一方主动切断与家里的联系，光靠着知道对方身在哪一座城市这一点细微的能从以前的来电显示上分析出来的线索，根本无法从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地方寻找出一个外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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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共杀了几个人？”
答：“6个。”
问：“为什么要杀人？”
王勇没有回答，当天的审讯到此为止。
下一次提审。
问：“杀人的第一现场在哪？”
答：“就在我家的卫生间里。”现场勘查也证明了王勇说的是真话，他家的卫生间内，确实发现了大量人类血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但这些血迹是否属于六位死者，警方无法判断，六位死者血型一致，都是o型血，不通过dna鉴定无法区别，而王勇已经交代杀人事实，警方便没有再为死者进一步做鉴定。
看到这，文沫蓦得想起，合市的那六位死者，警方只做了dna检验，却并没有先检验血型。现在办案，一般都会做dna鉴定，血型检测反而被人遗忘了，难道说血型一致也是凶手选择受害者一个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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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记录记载，王勇承认自己杀了六个人，却对为什么杀人讳莫如深，文沫从头到尾看下来，最后停在了王勇在执行死刑前与李响岳会面的那份记录上。
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当时王勇说过，杀人不是他的本意，他不是真正的凶手，他还不想死。李响岳因为他的这句话纠结了十五年，生怕自己抓错了人，可是文沫没有参与这件案子的侦破，更能站在客观的角度看问题。王勇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杀人，相反，文沫也认同当初李响岳的观点，王勇就是凶手，但是，他却不是唯一的凶手。
说明白点，王勇的生平简介文沫也看了，他于1963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王起忠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在王勇十三岁时因一起生产事故意外去世，母亲魏相宜，家庭妇女。王起忠去世时，王勇还太小，没有办法顶替他父亲的职位接着上班，所以轴承厂给他们家发了相当于王起忠十年工资的补偿金，答应等王勇够十八岁了，就来轴承厂上班。魏相宜很快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带着儿子搬出了轴承厂的宿舍楼，回到了她的农村老家，自那之后，只剩下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等王勇十六岁时，轴承厂因为效益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破产倒闭的企业之一。王勇失去了铁饭碗工作，又因为没能考上中专开始四处打零工过活。
直到案发时，王勇年已36岁，却仍然单身，原因不明。
认识王勇的人，都说他是个脾气暴躁却头脑简单的人，不聪明，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一眼就能让人看清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连杀六人，都让警方找不到呢？如果不是后来王勇上了警方的雷达，才露出马脚，天知道他还会再杀几个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
难道王勇背后之人，就是现在合市出现的杀人凶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