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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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心态
有了刘晓宾的好意提醒，回到北京前，裴承毅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4月17日，也就是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裴承毅在李存勋的陪同下去了元首府，当面向顾卫民汇报了德黑兰之行的收获。
让裴承毅略感惊讶的是，顾卫民不但不太关心伊朗的情况，对中东战争有关的问题也不是很热情。在裴承毅汇报了情况之后，顾卫民就将相关事宜交给了李存勋，并且让裴承毅向李存勋负责。这个安排有点不合规矩，因为李存勋只是军情局长，就算有权有势，也不能指挥现役陆军上将，更不应该为战争负责。按照常理，顾卫民作为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就算没有指挥战争的能力，也应该委托总参谋长指挥军事行动。也就是说，裴承毅应该向林啸雷负责。
当然，裴承毅并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
顾卫民这么安排，肯定考虑到了两个因素。一是从大局出发，在必须避免与美国全面开战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元首，自然应该回避；换句话说，只要顾卫民没有出面，不管中东打成什么样子都有挽回的余地；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让杜奇威去土耳其接管联军司令部。二是从现实出发，即裴承毅与林啸雷的竞争关系，让顾卫民不得不在两人之间安排一个屏障，而且是一个两人都突破不了的屏障；毋庸置疑，有这个能耐的，除了顾卫民本人之外，就只有李存勋了；不说其他官员，就算让颜靖宇与叶致胜来，也不见得能够摆平裴承毅与林啸雷之间的事情。
事实上，裴承毅并没把林啸雷看成对手，不管怎么说，他跟林啸雷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见过元首之后，裴承毅在次日单独去了总参谋部。
按照李存勋的安排，裴承毅的档案暂时还得留在总参谋部。正是如此，裴承毅才不得不去总参谋部处理一些与人事有关的事情。
不得不说，裴承毅的运气还算不错，林啸雷在两天前就去外地视察工作了。
4月19日，裴承毅带着军情局提供的资料，搭乘李存勋专门为他申请的一架ecc-1高速商务飞机，直接前往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也就是南亚战区司令部所在地。
在南亚战区司令部的选址问题上，还闹出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因为早就知道王元庆会在印度战争结束后推行第三次军事改革，借助共和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越来越多、急需加强管理的机会，用战区制取代已经施行了几十年的军区制，所以在印度战争结束前，裴承毅就把部分前线司令部的设备送往了瓜达尔港，为后来在那边建立战区司令部埋下了伏笔。
裴承毅这一做法明显带有私心，当时他已经做出了放弃竞争总参谋长的决定，并且认定自己是南亚战区司令官的头号人选。不管怎么说，沃济拉巴德就那么大个地方，容不下战区司令部。结果大家都知道，裴承毅白忙了一场。问题是，裴承毅选择瓜达尔港，不是因为瓜达尔港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裴承毅不可能料到，王元庆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在战后一举控制了印度几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也就是说，裴承毅的这个选择多少有点仓促。
袁晨皓去了南亚战区司令部之后，为了司令部所在地的时期，与巴基斯坦当局、印度当局、以及国防部与外交部的官员闹了不少矛盾，甚至还与印度战后重建组织委员会发生过争执，原因无二，战区司令部至少编有数千人，加上设在港口时附带的海军官兵，整个基地的常驻军事人员在一万人以上，甚至会多达数万人。对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任何一座港口型城市来说，一万多常驻共和国军人意味着每年数十亿元的消费，也就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收入与数万个工作岗位。
对于并不算发达的巴基斯坦与刚刚遭受战火洗劫的印度来说，这笔收入大到足够让他们想尽办法进行争取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之外，巴基斯坦与印度当局还得考虑政治与外交上的好处，甚至得考虑军事上的好处。结合这些因素，印度与巴基斯坦就不仅仅是争取，而是争夺了。
事实上，南亚战区司令部的理想地址是印度半岛南端的特里凡得琅。作为印度南部地区的战略重镇，特里凡得琅拥有印度最为完善的陆海空三军综合基地，还拥有印度最完善的航空航天通信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特里凡得琅深入印度洋，是共和国今后控制印度洋的理想基地。即便从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来看，因为特里凡得琅面向印度洋，部署在该地的拦截系统能够有效弥补西南方向上的漏洞。即便从经济角度考虑，因为距离共和国本土更近，所以长期驻军的费用肯定比瓜达尔港低得多。
袁晨皓不是不知道这些好处，而是当初选择瓜达尔港的是裴承毅。
当然，袁晨皓不可能把这个当成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面对各方质疑的时候，袁晨皓只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瓜达尔港距离中东更近。虽然在当时看来，袁晨皓不大可能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目光，但是谁能否认，这个军事才华不见得比裴承毅差多少的少年将军没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眼光呢？
用一些袁晨皓的“粉丝”的话来说，王元庆能够在离任前顶住压力，把他扶正，与他的战略才华有很大的关系。
说白了，南亚战区司令官必须拥有足够的战略才能。
当初，裴承毅认为自己吃定了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相信，王元庆会安排一个拥有足够战略眼光的司令官，而当时在军队中除了项铤辉等一批老将之外，没有几个将领的战略才华能与他媲美。
决定这一情况的，正是南亚战区的独特地理位置。
与西太平洋战区比起来，南亚战区的最大特点就是离共和国本土、准确的说，是离共和国发达地区太远了。毫无疑问，西太平洋战区就是共和国家门口的战区，其主要职责就是守好共和国的大门。南亚战区则是共和国后院里的战区，其主要职责除了守好从巴基斯坦到马来西亚的后院之外，还得提防随时有可能从后门蹿进来狼，并且随时准备为扩建后花园出工出力。俗话说得好，天高皇帝远。经过第三次军事改革之后，虽然战区司令的权力远不如以往的军区司令，但是战区司令部的职责、特别是在处理涉外问题上的职责却比以往重了许多。事实上，因为军区制不对外，所以没法与战区制相比。也就是说，战区司令部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担了原本属于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职责，从而在共和国的涉外军事行动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如此，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协调战区内的兵力遂行小规模军事行动。在频繁的涉外行动中，如果掌握战区大权的将军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难免会犯下错误。
事实上，印度战争之后，袁晨皓受关注的程度就在裴承毅之上。
2040年底，美国的《时代周刊》搞了一个名为“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位名人”的调查活动，由全世界的5000多名记者、以及大约100万名随即问卷调查者按照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工程、文化、教育、社会活动与其他共10个分类，在近2万名候选人中进行评选。在选出的118名“军事家”中，裴承毅名列第4、袁晨皓则名列第17。毫无疑问，这个排名足以说明袁晨皓的名声。要知道，袁晨皓直到印度战争才算小有名气，登上国际舞台的时间也不过就区区5年而已，能够用5年中的表现，击败那么多的竞争对手，排在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家的第17位，绝对是个巨大的成就。事实上，前50名军事家中，只有裴承毅一个人是在2035年登上国际舞台的。与他一起登上国际舞台，后来在五角大楼主持美军发展规划工作的史塔克仅仅排在第73位。按照《时代周刊》在评价各领域前20位名人时用的评语来说，除了协助裴承毅打赢影响与改变了17亿印度人命运的印度战争之外，袁晨皓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与司令官期间，指挥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为共和国称霸印度洋、进军中东地区、登陆非洲大陆打下了坚实基础。不管这番评论是否带有美国新闻媒体常有的偏见，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期间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
当然，裴承毅也很关心这个老部下与好朋友。
离开北京的时候，裴承毅专门找刘晓宾索要了与袁晨皓有关的资料，以及这些年来南亚战区内的军事行动与军事部署资料。
在裴承毅的认识中，袁晨皓首先是个战术天才。
事实上，袁晨皓第一次崭露头角，就是在日本战争期间，破天荒的提出用还处于测试阶段的电磁炮对日本进行战略打击。虽然一些鲁莽举动差点葬送了他的前程，但是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的提议最终让他得到了项铤辉的重视与重用。准确的说，是在他把设想变成了现实之后，才得到了项铤辉的认可。由此看得出来，除了是战术天才之外，袁晨皓还是擅长把设想变成行动的实干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两种才能，让袁晨皓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不得不说，日本战争之后，袁晨皓时来运转，运气之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因为军队内部斗争，裴承毅在日本战争之后离开总参谋部，先是去进修深造，然后去了巴基斯坦，导致项铤辉的身边缺少一个能够替他分忧解难的能人。就在这个时候，项铤辉想到了袁晨皓，并且给了他一次试用的机会。当时，项铤辉没有选择其他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级参谋、也没有选择裴承毅那样的年轻将领，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很大关系，袁晨皓被贬到基层部队的遭遇，让他不容易受到别人的攻讦。更重要的是，袁晨皓足够年轻，不但对了项铤辉积极提拔年轻军官的胃口，还很容易让人把他跟当年的裴承毅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不但项铤辉给了他机会，总参谋部的人员也多少会给他一点面子。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想得罪一个有可能取得与裴承毅同等成就的年轻军官。
真正让袁晨皓坐上晋升火箭的还是裴承毅，或者说是印度战争。
战争爆发前，裴承毅就以安排袁晨皓为前线副总指挥为名，替他争取到了一次额外晋升的机会。虽然还是上校军官，但是这次不加星的晋升、也就是上校级别认定（以往是评定为一级上校，而在袁晨皓晋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级上校了，所以等同于获得优先晋升的资格），为后面连跳两级直接晋升为陆军少将打下了基础。
当上战区副总指挥后，袁晨皓的表现完全对得起裴承毅的赏识。
战争结果不用多言，战后裴承毅顺利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最年轻的陆军上将，而袁晨皓也破格连升两级，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第二年轻的陆军少将。虽然没有能够打破裴承毅创下的最年轻陆军少将的纪录，但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离飞黄腾达只差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拥有了掌管南亚战区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第三次军事改革定下的规矩，战区司令官最低为中将、而战区参谋长最低为少将。如果袁晨皓没能连升两极，最多就是个陆军准将，也就不可能成为战区参谋长了。
当然，运气只是一部分，没有足够的能力，就算有运气，也是白搭。
到了南亚战区之后，袁晨皓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战术才华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展现战略才能的机会。
在2037年之前，袁晨皓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击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
当时，在他的安排下，共和国海军特遣舰队与总参直属特种部队联合行动，在不到一个月之内，端掉了盘踞在索马里与也门的上百个海盗据点，抓获了数百名海盗头目，并且获得了一大批某国暗中支持海盗的证据。正是如此，当共和国在2037年底提出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索马里，帮助索马里恢复局势，以及2038年底，在安理会上提出向也门派遣维和部队，并且赋予维和部队对付当地海盗组织的提议才没有遭到否决。虽然出兵索马里的行动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也门的维和行动也进行得异常艰难，但是从整个战略上讲，这两步棋的意义非同凡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兰德斯上台之后，迫不及待的想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改变日益对美国不利的局面，与共和国控制了索马里与也门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等于切断了美国从地中海进入阿拉伯海的通道，也等于让美国控制下的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处于四面被围的窘境。如果算上也门对北面的沙特、东面的阿曼产生的影响，美国当局更得考虑共和国布下这两颗棋的战略意图。
看到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前，裴承毅还以为这两次行动是由李存勋或者林啸雷授权，与袁晨皓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提出进军索马里与也门的就是袁晨皓，而且在2037年9月份就提交了第一份相关的作战计划。因为是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考虑到制订作战计划需要的时间，所以袁晨皓很有可能是在成为战区司令官之前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并且着手进行了初期工作。也就是说，袁晨皓在没有他人影响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战略上做出了准确判断。
这个认识让裴承毅的心情变得有点复杂。
如果他的推断没有错，那么在2037年7月，也就是袁晨皓回国参加王元庆离任前的高层会议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甚至有可能向王元庆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得到了王元庆与李存勋等人的支持，从而为他后来实现该想法打下了基础。问题是，当时袁晨皓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裴承毅，也就是说，他把裴承毅挡在了外面。
不管袁晨皓的动机如何，裴承毅不得不承认，人心隔肚皮。
当然，裴承毅并没有因此而怀恨，或者妒嫉。作为新时代的军人，裴承毅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想得开。不管怎么说，军人首先是人，只有做好了本质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优秀军人。自私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只要是人就有自私的想法。再说了，在通往陆军上将的道路上，裴承毅也有过自私之举。衡量一个军人的自私举动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有没有向上级敞开心扉，而是看他的举动有没有违背军人的天职，有没有因此对国家造成影响，有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
显然，袁晨皓的自私举动并没造成以上三种危害。
对于裴承毅来说，在到达瓜达尔港之前，他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事实上，袁晨皓已经不是他当年的部下，而是与他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
第二十九章 心态
有了刘晓宾的好意提醒，回到北京前，裴承毅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4月17日，也就是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裴承毅在李存勋的陪同下去了元首府，当面向顾卫民汇报了德黑兰之行的收获。
让裴承毅略感惊讶的是，顾卫民不但不太关心伊朗的情况，对中东战争有关的问题也不是很热情。在裴承毅汇报了情况之后，顾卫民就将相关事宜交给了李存勋，并且让裴承毅向李存勋负责。这个安排有点不合规矩，因为李存勋只是军情局长，就算有权有势，也不能指挥现役陆军上将，更不应该为战争负责。按照常理，顾卫民作为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就算没有指挥战争的能力，也应该委托总参谋长指挥军事行动。也就是说，裴承毅应该向林啸雷负责。
当然，裴承毅并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
顾卫民这么安排，肯定考虑到了两个因素。一是从大局出发，在必须避免与美国全面开战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元首，自然应该回避；换句话说，只要顾卫民没有出面，不管中东打成什么样子都有挽回的余地；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让杜奇威去土耳其接管联军司令部。二是从现实出发，即裴承毅与林啸雷的竞争关系，让顾卫民不得不在两人之间安排一个屏障，而且是一个两人都突破不了的屏障；毋庸置疑，有这个能耐的，除了顾卫民本人之外，就只有李存勋了；不说其他官员，就算让颜靖宇与叶致胜来，也不见得能够摆平裴承毅与林啸雷之间的事情。
事实上，裴承毅并没把林啸雷看成对手，不管怎么说，他跟林啸雷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见过元首之后，裴承毅在次日单独去了总参谋部。
按照李存勋的安排，裴承毅的档案暂时还得留在总参谋部。正是如此，裴承毅才不得不去总参谋部处理一些与人事有关的事情。
不得不说，裴承毅的运气还算不错，林啸雷在两天前就去外地视察工作了。
4月19日，裴承毅带着军情局提供的资料，搭乘李存勋专门为他申请的一架ecc-1高速商务飞机，直接前往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也就是南亚战区司令部所在地。
在南亚战区司令部的选址问题上，还闹出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因为早就知道王元庆会在印度战争结束后推行第三次军事改革，借助共和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越来越多、急需加强管理的机会，用战区制取代已经施行了几十年的军区制，所以在印度战争结束前，裴承毅就把部分前线司令部的设备送往了瓜达尔港，为后来在那边建立战区司令部埋下了伏笔。
裴承毅这一做法明显带有私心，当时他已经做出了放弃竞争总参谋长的决定，并且认定自己是南亚战区司令官的头号人选。不管怎么说，沃济拉巴德就那么大个地方，容不下战区司令部。结果大家都知道，裴承毅白忙了一场。问题是，裴承毅选择瓜达尔港，不是因为瓜达尔港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裴承毅不可能料到，王元庆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在战后一举控制了印度几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也就是说，裴承毅的这个选择多少有点仓促。
袁晨皓去了南亚战区司令部之后，为了司令部所在地的时期，与巴基斯坦当局、印度当局、以及国防部与外交部的官员闹了不少矛盾，甚至还与印度战后重建组织委员会发生过争执，原因无二，战区司令部至少编有数千人，加上设在港口时附带的海军官兵，整个基地的常驻军事人员在一万人以上，甚至会多达数万人。对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任何一座港口型城市来说，一万多常驻共和国军人意味着每年数十亿元的消费，也就意味着数十亿元的收入与数万个工作岗位。
对于并不算发达的巴基斯坦与刚刚遭受战火洗劫的印度来说，这笔收入大到足够让他们想尽办法进行争取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之外，巴基斯坦与印度当局还得考虑政治与外交上的好处，甚至得考虑军事上的好处。结合这些因素，印度与巴基斯坦就不仅仅是争取，而是争夺了。
事实上，南亚战区司令部的理想地址是印度半岛南端的特里凡得琅。作为印度南部地区的战略重镇，特里凡得琅拥有印度最为完善的陆海空三军综合基地，还拥有印度最完善的航空航天通信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特里凡得琅深入印度洋，是共和国今后控制印度洋的理想基地。即便从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来看，因为特里凡得琅面向印度洋，部署在该地的拦截系统能够有效弥补西南方向上的漏洞。即便从经济角度考虑，因为距离共和国本土更近，所以长期驻军的费用肯定比瓜达尔港低得多。
袁晨皓不是不知道这些好处，而是当初选择瓜达尔港的是裴承毅。
当然，袁晨皓不可能把这个当成冠冕堂皇的理由。在面对各方质疑的时候，袁晨皓只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瓜达尔港距离中东更近。虽然在当时看来，袁晨皓不大可能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目光，但是谁能否认，这个军事才华不见得比裴承毅差多少的少年将军没有如此长远的战略眼光呢？
用一些袁晨皓的“粉丝”的话来说，王元庆能够在离任前顶住压力，把他扶正，与他的战略才华有很大的关系。
说白了，南亚战区司令官必须拥有足够的战略才能。
当初，裴承毅认为自己吃定了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相信，王元庆会安排一个拥有足够战略眼光的司令官，而当时在军队中除了项铤辉等一批老将之外，没有几个将领的战略才华能与他媲美。
决定这一情况的，正是南亚战区的独特地理位置。
与西太平洋战区比起来，南亚战区的最大特点就是离共和国本土、准确的说，是离共和国发达地区太远了。毫无疑问，西太平洋战区就是共和国家门口的战区，其主要职责就是守好共和国的大门。南亚战区则是共和国后院里的战区，其主要职责除了守好从巴基斯坦到马来西亚的后院之外，还得提防随时有可能从后门蹿进来狼，并且随时准备为扩建后花园出工出力。俗话说得好，天高皇帝远。经过第三次军事改革之后，虽然战区司令的权力远不如以往的军区司令，但是战区司令部的职责、特别是在处理涉外问题上的职责却比以往重了许多。事实上，因为军区制不对外，所以没法与战区制相比。也就是说，战区司令部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担了原本属于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职责，从而在共和国的涉外军事行动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如此，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协调战区内的兵力遂行小规模军事行动。在频繁的涉外行动中，如果掌握战区大权的将军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难免会犯下错误。
事实上，印度战争之后，袁晨皓受关注的程度就在裴承毅之上。
2040年底，美国的《时代周刊》搞了一个名为“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位名人”的调查活动，由全世界的5000多名记者、以及大约100万名随即问卷调查者按照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工程、文化、教育、社会活动与其他共10个分类，在近2万名候选人中进行评选。在选出的118名“军事家”中，裴承毅名列第4、袁晨皓则名列第17。毫无疑问，这个排名足以说明袁晨皓的名声。要知道，袁晨皓直到印度战争才算小有名气，登上国际舞台的时间也不过就区区5年而已，能够用5年中的表现，击败那么多的竞争对手，排在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家的第17位，绝对是个巨大的成就。事实上，前50名军事家中，只有裴承毅一个人是在2035年登上国际舞台的。与他一起登上国际舞台，后来在五角大楼主持美军发展规划工作的史塔克仅仅排在第73位。按照《时代周刊》在评价各领域前20位名人时用的评语来说，除了协助裴承毅打赢影响与改变了17亿印度人命运的印度战争之外，袁晨皓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与司令官期间，指挥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为共和国称霸印度洋、进军中东地区、登陆非洲大陆打下了坚实基础。不管这番评论是否带有美国新闻媒体常有的偏见，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期间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
当然，裴承毅也很关心这个老部下与好朋友。
离开北京的时候，裴承毅专门找刘晓宾索要了与袁晨皓有关的资料，以及这些年来南亚战区内的军事行动与军事部署资料。
在裴承毅的认识中，袁晨皓首先是个战术天才。
事实上，袁晨皓第一次崭露头角，就是在日本战争期间，破天荒的提出用还处于测试阶段的电磁炮对日本进行战略打击。虽然一些鲁莽举动差点葬送了他的前程，但是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的提议最终让他得到了项铤辉的重视与重用。准确的说，是在他把设想变成了现实之后，才得到了项铤辉的认可。由此看得出来，除了是战术天才之外，袁晨皓还是擅长把设想变成行动的实干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两种才能，让袁晨皓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不得不说，日本战争之后，袁晨皓时来运转，运气之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因为军队内部斗争，裴承毅在日本战争之后离开总参谋部，先是去进修深造，然后去了巴基斯坦，导致项铤辉的身边缺少一个能够替他分忧解难的能人。就在这个时候，项铤辉想到了袁晨皓，并且给了他一次试用的机会。当时，项铤辉没有选择其他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级参谋、也没有选择裴承毅那样的年轻将领，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很大关系，袁晨皓被贬到基层部队的遭遇，让他不容易受到别人的攻讦。更重要的是，袁晨皓足够年轻，不但对了项铤辉积极提拔年轻军官的胃口，还很容易让人把他跟当年的裴承毅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不但项铤辉给了他机会，总参谋部的人员也多少会给他一点面子。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想得罪一个有可能取得与裴承毅同等成就的年轻军官。
真正让袁晨皓坐上晋升火箭的还是裴承毅，或者说是印度战争。
战争爆发前，裴承毅就以安排袁晨皓为前线副总指挥为名，替他争取到了一次额外晋升的机会。虽然还是上校军官，但是这次不加星的晋升、也就是上校级别认定（以往是评定为一级上校，而在袁晨皓晋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级上校了，所以等同于获得优先晋升的资格），为后面连跳两级直接晋升为陆军少将打下了基础。
当上战区副总指挥后，袁晨皓的表现完全对得起裴承毅的赏识。
战争结果不用多言，战后裴承毅顺利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最年轻的陆军上将，而袁晨皓也破格连升两级，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第二年轻的陆军少将。虽然没有能够打破裴承毅创下的最年轻陆军少将的纪录，但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离飞黄腾达只差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拥有了掌管南亚战区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第三次军事改革定下的规矩，战区司令官最低为中将、而战区参谋长最低为少将。如果袁晨皓没能连升两极，最多就是个陆军准将，也就不可能成为战区参谋长了。
当然，运气只是一部分，没有足够的能力，就算有运气，也是白搭。
到了南亚战区之后，袁晨皓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战术才华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展现战略才能的机会。
在2037年之前，袁晨皓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击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
当时，在他的安排下，共和国海军特遣舰队与总参直属特种部队联合行动，在不到一个月之内，端掉了盘踞在索马里与也门的上百个海盗据点，抓获了数百名海盗头目，并且获得了一大批某国暗中支持海盗的证据。正是如此，当共和国在2037年底提出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索马里，帮助索马里恢复局势，以及2038年底，在安理会上提出向也门派遣维和部队，并且赋予维和部队对付当地海盗组织的提议才没有遭到否决。虽然出兵索马里的行动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也门的维和行动也进行得异常艰难，但是从整个战略上讲，这两步棋的意义非同凡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兰德斯上台之后，迫不及待的想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改变日益对美国不利的局面，与共和国控制了索马里与也门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等于切断了美国从地中海进入阿拉伯海的通道，也等于让美国控制下的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处于四面被围的窘境。如果算上也门对北面的沙特、东面的阿曼产生的影响，美国当局更得考虑共和国布下这两颗棋的战略意图。
看到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前，裴承毅还以为这两次行动是由李存勋或者林啸雷授权，与袁晨皓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提出进军索马里与也门的就是袁晨皓，而且在2037年9月份就提交了第一份相关的作战计划。因为是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考虑到制订作战计划需要的时间，所以袁晨皓很有可能是在成为战区司令官之前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并且着手进行了初期工作。也就是说，袁晨皓在没有他人影响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战略上做出了准确判断。
这个认识让裴承毅的心情变得有点复杂。
如果他的推断没有错，那么在2037年7月，也就是袁晨皓回国参加王元庆离任前的高层会议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甚至有可能向王元庆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得到了王元庆与李存勋等人的支持，从而为他后来实现该想法打下了基础。问题是，当时袁晨皓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裴承毅，也就是说，他把裴承毅挡在了外面。
不管袁晨皓的动机如何，裴承毅不得不承认，人心隔肚皮。
当然，裴承毅并没有因此而怀恨，或者妒嫉。作为新时代的军人，裴承毅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想得开。不管怎么说，军人首先是人，只有做好了本质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优秀军人。自私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只要是人就有自私的想法。再说了，在通往陆军上将的道路上，裴承毅也有过自私之举。衡量一个军人的自私举动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有没有向上级敞开心扉，而是看他的举动有没有违背军人的天职，有没有因此对国家造成影响，有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
显然，袁晨皓的自私举动并没造成以上三种危害。
对于裴承毅来说，在到达瓜达尔港之前，他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事实上，袁晨皓已经不是他当年的部下，而是与他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