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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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变革时代
2044年3月，《叙以停战协议》与《土耳其战争停战协议》生效后不到1个月，裴承毅就以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了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埃及、苏丹与利比亚等6个阿拉伯国家，并且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安曼、开罗、喀土穆与的黎波里与6国国防部长商讨了成立“阿盟与共和国军事信任互助委员会”的相关事宜，该委员会就是“中阿军事友好合作组织”的前身。
在裴承毅范围6个阿拉伯国家之前还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两份停战协议的时候，因为一批共和党参议员临阵倒戈，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所以兰德斯不得不行使总统的特别权力，要求参众两院重新审议两份停战协议，并且让洛布林夫人前去游说几名民主党的资深参议员，最终在民主党的帮助下，两份停战协议才得到美国国会支持，正式生效。
二是共和国与伊朗在天然气与石油过境费用上的谈判被无限期搁置，导致从巴士拉港到瓜达尔港的“海湾-共和国油气综合输送管道工程”被迫停工，共和国被寻求与科威特进行合作，即投资修建一条从伊拉克的巴士拉通往科威特的布比延岛的油气输送管道，并且花费巨资在塞比耶堡修建一座专门为超级油轮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服务的港口。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因此急剧降温。
可以说，这两件事情都没让外界感到惊讶。
因为美国政府是在中期大选的压力下完成了与共和国的停战谈判，起到主导作用的不是兰德斯，而是洛布林夫人，所以在某些被鹰派认为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保护军火商、能源商与金融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完全在外界的预料之中，而且也被人认为是两份停战协议的“阿喀琉斯之踵”。早在2043年底，停战谈判结束之前，美国的很多新闻媒体就认为，因为联邦政府在很多不应该让步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两份停战协议在国会不大可能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涉外协议、条约等都需要获得国会支持才算正式生效。
真正起到积极作用的绝不是共和党的鹰派，而是民主党的鸽派议员。
用n的评论来说，一向标榜新自由主义（共和党的标志）旗手的兰德斯在签署两份停战协议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位民主党的总统。
正是如此，当两份停战协议两次被提交到国会众议院的时候，因为将近三分之一的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所以两份停战协议在众议院没有受到阻挠，均非常顺利的提交给了参议院。
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的情况更加复杂，或者说更加死板。
按照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选举2名参议员，每名参议员的任期为6年，而且可以无限期连任。如此一来参议员几乎成了一种“终生制职业”。比如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就连续8次当选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在他去世的时候，在参议员的位置上干了足足47年。这种近乎终生制的情况，既决定了参议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参议院是一个相对封闭与相对稳定的政治机构。从好的一面来看，参议院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保证了美国在重大政策上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毕竟任何一项政策，都得过参议院这道关卡。从坏的一面来看，封闭死板的参议院肯定是利益集团的根据地，成为传统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必然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必须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在停战谈判中确实放弃了一些国家利益。
虽然早在20年前，也就是美军在伊朗战场上尝到败绩之后，美国的政治家就学会了以辩证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即要想获得，就得有所舍弃，美国不可能占了便宜又卖乖，但是在美国社会的高层，特别是在那些养尊处优的社会精英眼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活力、也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美国不应该像二流国家那样去考虑问题，更不应该像二流国家那样去处理问题，即竭尽全力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得不说，转型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转变思想观念更加痛苦。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当时的条件对美国非常有利。随着前苏联轰然倒下，昔日强大的红色帝国突然分崩离析，美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些仍然抱着冷战思想不放的美国精英一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结果是挟海湾战争之威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布什总统败给了来自阿肯色州的毛头小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身的克林顿。即便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当局仍然没有能够适应没有对手的日子。直到21世纪初，随着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卷土重来，用极端肮脏的手段将美国卷入反恐战争的旋涡，陷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泥潭中不能自拔之后，美国的精英才搞明白了“高处不胜寒”的意思。这次转型，美国社会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并且在2015年之后赢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伊朗战争与半岛战争的惨败，让美国面临第二次转型。
如果说2015年前的25年中，美国要做的，只是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利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形势，那么在此之后，美国就得适应另外一种国际形势，那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这个超级大国并不打算用常规手段与美国竞争。
美国并不害怕对手，害怕的是不听话的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昔日的红色帝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对手。根据前苏联解体之后逐渐公布的一些机密资料，在整个美苏冷战期间，哪怕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页，也就是勃涅日列夫时代的苏联在除了重工业之外的其他所有领域都不是美国的对手，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到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苏联落后美国10年以上。可以说，在穷兵黩武的政策下，苏联倒下只是迟早的事情。
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鼎世界头号强国的宝座之后，美国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就是共和国。即便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共和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收入水平更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为掌握了数项关键技术，特别是推动电力革命的常温超导技术，所以共和国已经具备了挑战美国的资本，而且在挑战美国之前，只需要耐心积蓄力量。
从美国在2015年之后的一系列行动就看得出来，共和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
突然失去了对手，让美国非常不适应。突然遇到了对手，让美国更加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自然会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是负面影响。
2015年后的大约10年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封堵”为主，即在国际战略上封锁共和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共和国。具体的措施非常多，比如坚持对华武器禁运，严格禁止一切高尖技术流入共和国；又比如在共和国周边地区，从中亚的阿富汗到西太平洋的朝鲜半岛建立一条由美国控制的战略包围圈。
在2015年之前，美国的这些措施有不错的效果。拿技术封锁来说，虽然美国一直限制向共和国输出尖端技术，但是每当共和国在某一科研领域快要取得突破的时候，美国就会放宽限制，甚至取消限制，以“技术倾销”的方式来限制共和国的自主研发，从而让共和国始终无法在关键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在2015年之后，美国的这些错所就没有用了。仍然拿技术封锁来说，虽然美国在数年内数次提高技术壁垒，到最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即将被淘汰的工业生产技术也禁止出售给共和国，比如在2017年，美国国会就否决了英特尔公司在共和国开办0.09纳米半导体生产线的合作协议。但是这种极端的封锁措施反而给了共和国民族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迫使共和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科研、技术开发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与资源，从而促使共和国的总体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短短10年后，到2025年的时候，除了在与电力革命有关的领域超越了美国之外，共和国还在其他大约70%的领域接近了美国，在另外30%领域内的差距也缩短到了5年左右。用一位一直主张与共和国合作、而不是与共和国对抗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话来说，可以低估共和国的国力，但是绝不能低估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作为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最不缺乏的就是在困境中的韧性，以及在逆境中勃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半岛战争的惨败，让美国的社会精英认识到了问题，对华政策也由“封堵”变成“捧杀”。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美国要做的，只是赶着共和国不断加速奔跑，最终让共和国倒在赛道上。接下来10年内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美国奉行“捧杀”政策的结果，不管是日本战争、还是印度战争，美国的态度多是不参与。显然，美国的“捧杀”政策仍然没有能够收到足够好的效果，至少没能让“共和国”号战车在减速前翻车，反而让美国损失了两个精心扶持的盟国。
可以说，从2015年的第四次印巴战争到2035年的印度战争，美国在围剿共和国的时候所遭受的一系列惨败，让美国的社会精英不得不反思。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国会参议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机构，参议员更是可以无限期连任，所以有很多参议员经历了美国在2015年到2035年期间遭受的惨败。2044年初，100名参议员中，有31名参议员在2015年之前就进入了参议院，其中27人从未离开过。也就是说，也大约30%的参议员经历了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二十年”之间的所有事情。
面对两份等同于出卖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停战协议，这些参议员的态度可想而知。
当然，在美国参议院中，也有不少“新兴贵族”。事实上，大部分参议员都是思想更加开明的新一代美国社会精英。如同很多人跟不上美国社会转型一样，在大变革的时代，自然会有某些人能够从社会转型中获得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标榜“新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反而更加保守。
当然，“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称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两大政党中，共和党的政治倾向一直比较保守，反而是民主党比较开明。
正是如此，在两份停战协议遇到阻挠的时候，洛布林夫人不得不向民主党议员求助。
这个时候，民主党参议员做出的选择，正好体现了美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2012到2040年的28年间，民主党执政20年，仅仅输掉了2次大选，关键就是民主党较为开放的政治倾向更能适应大变革时代，也更能维护美国的利益。可以说，如果不是韦斯特伍德与布兰迪诺在大萧条期间稳住了美国经济，并且在大萧条之后采取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让美国经济在2040年之前就进入了高速车道，恐怕共和党很难在2040年的大选中击败民主党。
当然，输掉总统宝座，不等于输掉了整个政治影响力。
因为美国社会在“扩张”与“收缩”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所以在2040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并没惨败，八成以上的传统选取仍然支持民主党。即便到了2042年，民主党在中期大选中惜败，其影响力也非常巨大。如果考虑到共和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那么在美国国会两院中，民主党议员就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共和党总统向民主党议员求援，也许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最大讽刺。
用n的评论来说，在洛布林夫人向民主党参议员发出请求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局势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政治形态开始转变。
虽然从时间上看，哪怕2年之后，仍然不可能出现1个能够向民主党与共和党发起挑战的政党，或者说出现1个像当年的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不依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支持入主白宫的总统，但是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民主党与共和党肯定会重新洗牌，形成两个在基本政策上更加极端的政党。在此期间，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第三个，而且是最有可能领导美国度过难关的政党。
至于这个政党会在什么时候诞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说得准了。
不管怎么说，关系到美国国际声誉的两份停战协议终于在2044年2月底获得了美国国会批准。因为在此之前，共和国等其他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批准了两份停战协议，所以《叙以停战协议》与《土耳其战争停战协议》在2044年2月28日正式生效，并且按照之前的约定，在3月5日由共和国与美国联合提交给联合国。也就是说，这不是两份普通的停战协议，而是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同与支持的停战协议。虽然联合国早已名存实亡，别说两个超级大国，就连很多小国都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甚至没有多少人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感兴趣，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撕破脸皮之前，大部分国家还得遵守国际社会游戏规则，也就得尊重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随着两份停战协议提交到联合国，如果某一方违反了停战协议，就不仅仅是与另外一方为敌，而是与整个世界为敌。当然，到底有多少国家会站出来惩戒违背游戏规则的国家，恐怕就是个未知数了。
裴承毅在2044年3月份访问6个阿拉伯国家，摆明了就是宣扬共和国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他之前，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访问了以色列与土耳其，并且在回国的时候“顺道”访问了沙特、科威特、卡塔尔与阿联酋。与裴承毅的任务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要做的也是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虽然共和国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斗争并没有因为两份停战协议而偃旗息鼓，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相对而言，共和国与伊朗在2042年之后闹出的一些矛盾，反而更受西方新闻媒体重视。
从长远角度来看，共和国与伊朗忽冷忽热的关系，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更加巨大。
第五章 变革时代
2044年3月，《叙以停战协议》与《土耳其战争停战协议》生效后不到1个月，裴承毅就以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了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埃及、苏丹与利比亚等6个阿拉伯国家，并且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安曼、开罗、喀土穆与的黎波里与6国国防部长商讨了成立“阿盟与共和国军事信任互助委员会”的相关事宜，该委员会就是“中阿军事友好合作组织”的前身。
在裴承毅范围6个阿拉伯国家之前还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两份停战协议的时候，因为一批共和党参议员临阵倒戈，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所以兰德斯不得不行使总统的特别权力，要求参众两院重新审议两份停战协议，并且让洛布林夫人前去游说几名民主党的资深参议员，最终在民主党的帮助下，两份停战协议才得到美国国会支持，正式生效。
二是共和国与伊朗在天然气与石油过境费用上的谈判被无限期搁置，导致从巴士拉港到瓜达尔港的“海湾-共和国油气综合输送管道工程”被迫停工，共和国被寻求与科威特进行合作，即投资修建一条从伊拉克的巴士拉通往科威特的布比延岛的油气输送管道，并且花费巨资在塞比耶堡修建一座专门为超级油轮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服务的港口。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因此急剧降温。
可以说，这两件事情都没让外界感到惊讶。
因为美国政府是在中期大选的压力下完成了与共和国的停战谈判，起到主导作用的不是兰德斯，而是洛布林夫人，所以在某些被鹰派认为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保护军火商、能源商与金融家利益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完全在外界的预料之中，而且也被人认为是两份停战协议的“阿喀琉斯之踵”。早在2043年底，停战谈判结束之前，美国的很多新闻媒体就认为，因为联邦政府在很多不应该让步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两份停战协议在国会不大可能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涉外协议、条约等都需要获得国会支持才算正式生效。
真正起到积极作用的绝不是共和党的鹰派，而是民主党的鸽派议员。
用n的评论来说，一向标榜新自由主义（共和党的标志）旗手的兰德斯在签署两份停战协议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位民主党的总统。
正是如此，当两份停战协议两次被提交到国会众议院的时候，因为将近三分之一的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所以两份停战协议在众议院没有受到阻挠，均非常顺利的提交给了参议院。
与众议院相比，参议院的情况更加复杂，或者说更加死板。
按照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选举2名参议员，每名参议员的任期为6年，而且可以无限期连任。如此一来参议员几乎成了一种“终生制职业”。比如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就连续8次当选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在他去世的时候，在参议员的位置上干了足足47年。这种近乎终生制的情况，既决定了参议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参议院是一个相对封闭与相对稳定的政治机构。从好的一面来看，参议院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保证了美国在重大政策上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毕竟任何一项政策，都得过参议院这道关卡。从坏的一面来看，封闭死板的参议院肯定是利益集团的根据地，成为传统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必然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必须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在停战谈判中确实放弃了一些国家利益。
虽然早在20年前，也就是美军在伊朗战场上尝到败绩之后，美国的政治家就学会了以辩证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即要想获得，就得有所舍弃，美国不可能占了便宜又卖乖，但是在美国社会的高层，特别是在那些养尊处优的社会精英眼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活力、也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美国不应该像二流国家那样去考虑问题，更不应该像二流国家那样去处理问题，即竭尽全力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得不说，转型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转变思想观念更加痛苦。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当时的条件对美国非常有利。随着前苏联轰然倒下，昔日强大的红色帝国突然分崩离析，美国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些仍然抱着冷战思想不放的美国精英一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结果是挟海湾战争之威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布什总统败给了来自阿肯色州的毛头小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身的克林顿。即便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当局仍然没有能够适应没有对手的日子。直到21世纪初，随着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卷土重来，用极端肮脏的手段将美国卷入反恐战争的旋涡，陷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泥潭中不能自拔之后，美国的精英才搞明白了“高处不胜寒”的意思。这次转型，美国社会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并且在2015年之后赢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伊朗战争与半岛战争的惨败，让美国面临第二次转型。
如果说2015年前的25年中，美国要做的，只是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利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形势，那么在此之后，美国就得适应另外一种国际形势，那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这个超级大国并不打算用常规手段与美国竞争。
美国并不害怕对手，害怕的是不听话的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昔日的红色帝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对手。根据前苏联解体之后逐渐公布的一些机密资料，在整个美苏冷战期间，哪怕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页，也就是勃涅日列夫时代的苏联在除了重工业之外的其他所有领域都不是美国的对手，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到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苏联落后美国10年以上。可以说，在穷兵黩武的政策下，苏联倒下只是迟早的事情。
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鼎世界头号强国的宝座之后，美国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就是共和国。即便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共和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收入水平更是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为掌握了数项关键技术，特别是推动电力革命的常温超导技术，所以共和国已经具备了挑战美国的资本，而且在挑战美国之前，只需要耐心积蓄力量。
从美国在2015年之后的一系列行动就看得出来，共和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
突然失去了对手，让美国非常不适应。突然遇到了对手，让美国更加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自然会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是负面影响。
2015年后的大约10年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封堵”为主，即在国际战略上封锁共和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共和国。具体的措施非常多，比如坚持对华武器禁运，严格禁止一切高尖技术流入共和国；又比如在共和国周边地区，从中亚的阿富汗到西太平洋的朝鲜半岛建立一条由美国控制的战略包围圈。
在2015年之前，美国的这些措施有不错的效果。拿技术封锁来说，虽然美国一直限制向共和国输出尖端技术，但是每当共和国在某一科研领域快要取得突破的时候，美国就会放宽限制，甚至取消限制，以“技术倾销”的方式来限制共和国的自主研发，从而让共和国始终无法在关键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在2015年之后，美国的这些错所就没有用了。仍然拿技术封锁来说，虽然美国在数年内数次提高技术壁垒，到最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即将被淘汰的工业生产技术也禁止出售给共和国，比如在2017年，美国国会就否决了英特尔公司在共和国开办0.09纳米半导体生产线的合作协议。但是这种极端的封锁措施反而给了共和国民族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迫使共和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科研、技术开发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与资源，从而促使共和国的总体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短短10年后，到2025年的时候，除了在与电力革命有关的领域超越了美国之外，共和国还在其他大约70%的领域接近了美国，在另外30%领域内的差距也缩短到了5年左右。用一位一直主张与共和国合作、而不是与共和国对抗的民主党参议员的话来说，可以低估共和国的国力，但是绝不能低估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作为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最不缺乏的就是在困境中的韧性，以及在逆境中勃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半岛战争的惨败，让美国的社会精英认识到了问题，对华政策也由“封堵”变成“捧杀”。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美国要做的，只是赶着共和国不断加速奔跑，最终让共和国倒在赛道上。接下来10年内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美国奉行“捧杀”政策的结果，不管是日本战争、还是印度战争，美国的态度多是不参与。显然，美国的“捧杀”政策仍然没有能够收到足够好的效果，至少没能让“共和国”号战车在减速前翻车，反而让美国损失了两个精心扶持的盟国。
可以说，从2015年的第四次印巴战争到2035年的印度战争，美国在围剿共和国的时候所遭受的一系列惨败，让美国的社会精英不得不反思。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国会参议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机构，参议员更是可以无限期连任，所以有很多参议员经历了美国在2015年到2035年期间遭受的惨败。2044年初，100名参议员中，有31名参议员在2015年之前就进入了参议院，其中27人从未离开过。也就是说，也大约30%的参议员经历了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二十年”之间的所有事情。
面对两份等同于出卖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停战协议，这些参议员的态度可想而知。
当然，在美国参议院中，也有不少“新兴贵族”。事实上，大部分参议员都是思想更加开明的新一代美国社会精英。如同很多人跟不上美国社会转型一样，在大变革的时代，自然会有某些人能够从社会转型中获得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标榜“新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反而更加保守。
当然，“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称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两大政党中，共和党的政治倾向一直比较保守，反而是民主党比较开明。
正是如此，在两份停战协议遇到阻挠的时候，洛布林夫人不得不向民主党议员求助。
这个时候，民主党参议员做出的选择，正好体现了美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2012到2040年的28年间，民主党执政20年，仅仅输掉了2次大选，关键就是民主党较为开放的政治倾向更能适应大变革时代，也更能维护美国的利益。可以说，如果不是韦斯特伍德与布兰迪诺在大萧条期间稳住了美国经济，并且在大萧条之后采取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让美国经济在2040年之前就进入了高速车道，恐怕共和党很难在2040年的大选中击败民主党。
当然，输掉总统宝座，不等于输掉了整个政治影响力。
因为美国社会在“扩张”与“收缩”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所以在2040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并没惨败，八成以上的传统选取仍然支持民主党。即便到了2042年，民主党在中期大选中惜败，其影响力也非常巨大。如果考虑到共和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那么在美国国会两院中，民主党议员就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共和党总统向民主党议员求援，也许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最大讽刺。
用n的评论来说，在洛布林夫人向民主党参议员发出请求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局势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政治形态开始转变。
虽然从时间上看，哪怕2年之后，仍然不可能出现1个能够向民主党与共和党发起挑战的政党，或者说出现1个像当年的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不依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支持入主白宫的总统，但是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民主党与共和党肯定会重新洗牌，形成两个在基本政策上更加极端的政党。在此期间，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第三个，而且是最有可能领导美国度过难关的政党。
至于这个政党会在什么时候诞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说得准了。
不管怎么说，关系到美国国际声誉的两份停战协议终于在2044年2月底获得了美国国会批准。因为在此之前，共和国等其他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批准了两份停战协议，所以《叙以停战协议》与《土耳其战争停战协议》在2044年2月28日正式生效，并且按照之前的约定，在3月5日由共和国与美国联合提交给联合国。也就是说，这不是两份普通的停战协议，而是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同与支持的停战协议。虽然联合国早已名存实亡，别说两个超级大国，就连很多小国都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甚至没有多少人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感兴趣，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撕破脸皮之前，大部分国家还得遵守国际社会游戏规则，也就得尊重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随着两份停战协议提交到联合国，如果某一方违反了停战协议，就不仅仅是与另外一方为敌，而是与整个世界为敌。当然，到底有多少国家会站出来惩戒违背游戏规则的国家，恐怕就是个未知数了。
裴承毅在2044年3月份访问6个阿拉伯国家，摆明了就是宣扬共和国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他之前，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访问了以色列与土耳其，并且在回国的时候“顺道”访问了沙特、科威特、卡塔尔与阿联酋。与裴承毅的任务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要做的也是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虽然共和国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斗争并没有因为两份停战协议而偃旗息鼓，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相对而言，共和国与伊朗在2042年之后闹出的一些矛盾，反而更受西方新闻媒体重视。
从长远角度来看，共和国与伊朗忽冷忽热的关系，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