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四章 问鼎河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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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四章问鼎河山上
第二次南北和谈，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在改革政体、重组政府、军队整编、司法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双方几乎有着全方面的意识差距。
南京方面提出来的所谓五点前提，在谈判一开始就将了西南一军。
‘五点前提’：国民党系官员的妥善安置。国民党现有势力范围土地制度五十年不变。国民党现有军队五年之内不得整编。新政府效仿西方组成议会制，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官由议会选举产生。新的最高权力中心必须定为南京。
当张蜀生拿到国民党正式开出的这些明面上的条件时，倒是没有太意外，以蒋委员长的‘雄图大略’，就算他自己肯轻易交权，整个国民党体系，整个国民党身后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等大资产阶级也不会轻易答应放权的。
蒋委员长虽然位高权重，但终究不是独裁者，也不过是整个国民党政治体系的总代表而已。他代表的这个阶级，进行剥削的依仗恰好是旧政治体系。而张蜀生要改造的、要打倒的却恰好是这个老旧社会。
张蜀生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半壁江山老中国，而是必然要进行改革的。以南京国民政府从高层到基层的不少官员作风来看，**、渎职、守旧、素质不够等问题日益严重。
如果通过武力拿回来，张蜀生当然一把推倒，大刀阔斧地改革。然而，从南京政府的态度来看，虽然没有明面上要求给予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以相应安置，但却笼统地提出要妥善安置整个国民党官员。
这个条款的潜台词就是，未来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必须让国民党也完全参与进来。
其实，张蜀生倒不是反对有能者居之，就算是国民党官员，只要有真才实干，没有作奸犯科等劣迹的，通过统一的苛刻的行政人员考核，同样可以出任新政府各级职务。
但是，有着后世经验的他却很清楚，所谓的妥善安置国民党官员，最后必然会如后世一般，变成了一锅乱杂烩。各级国民党官员，最终摇身一变，钻进各级新政府，继续做他们的土霸王。
至于土地政策，既然西南已经实行了全新的土地政策，那么，为了解决这个时代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解决目前最为之迫切的普通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土地改革是必然要进行的。他能接受的底线也只不过是适当价格的赎买，而根本不是什么五十年不变。
辛苦一场，难道到头来就为了提前统一，而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议会制，选举产生各级官员。
这个更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
或许他们还沉寂在当年第一次南北和谈的美梦中，想效仿当年的北方政权，通过国民党这个成熟的政治团体，对尚未组建政党的西南施加全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新政府的组建，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次扩大会议。
而选择总统，议会这些，更不是张蜀生能够接受的。
如果再过几十年，让中国进入议会制度国家，进行全面的民主政治改革，或许他还会尝试去做，但如今，想让中国搞这一套，那简直是看猴子唱戏。
从辛亥革命后，所谓的议会制搞了一年又一年，期间的种种丑闻，简直是遗臭百年。什么威逼贿选，什么打手堵会场这些，让人贻笑大方之余，又不免反思，这个时期的中国，究竟有条件实行议会民主制吗？
就算有，张蜀生也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什么议会民主上面。
中华民族要求生存，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重新崛起机会，绝对不能被什么议会民族制所干扰。张蜀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和狗屁政客们尔虞我诈，吵吵闹闹，他需要做的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进行二战前的最后冲刺。
如今也是1932年秋，虽然西南的各项工业建设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力期，许多基础工业和基建设施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一个能够加入到世界大战中去，并且取得绝对优势的庞大民族工业，是需要相当大精力来建设的。
就算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又有梦想机作为臂膀，张蜀生还嫌这七八年时间太短，又怎会将复兴中华的宝贵机会，浪费在和政客们扯嘴皮上。
特殊时期，只有最特殊的政体适合，一个全面高效的政治体制才能推动一个民族滚雪球一样飞速变强。
以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伎俩，估计西南最后会被排挤的干干净净，整个中国的复兴建设也会夭折，中华民族的复兴力量再次投入到内斗中去。
张蜀生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最合格的政治人物，也不如蒋委员长那般精于政治伎俩，但是，他却是一个足够强势的政治人物，他也知道日后二战大概的历史走向，有着领先整个民族几十年的思想和意识，所作出的一些决断和选择，是蒋委员长拍马都赶不上的。
张蜀生不会玩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伎俩，只会不断地以行动来贯彻自己的个人意志，为整个民族的复兴扫清障碍。
原本，他对谈判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国民党能看清形势，拿出足够的诚意来组建新政府。但结果却证明，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中前进，国民党也没有逃过这个怪圈。
这就好比，如果有人当面向蒋委员长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只会认为这是放屁，因为他们的精力还放在如何排除异己，如何把更多的权利抓在手里，如何实现个人的更大权威，如何维持统治。
而张蜀生和他完全相反，全新的政治团体，一切以规定和制度说话，法制的大棒对谁都不放过，完善的政治制度，让他能够集中精力去想其他的政治人物没精力去想，更没精力去做的事情。
就这样，谈判一直在扯皮中反复，在争吵中毫无进展，就算西南屡屡让步，结果反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当成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再坚持一点，多苛刻一点，西南这个连政党都没有的暴发户，一定会妥协的。
与此同时，在某些人的运作下，一些污蔑西南的声音开始尘嚣日上，南京政府门前甚至出现了大批来历不明的人士围堵，最后被警察们友好地请走。而南京、上海等地也爆发了青帮冲击西南办事机构的事件。
原本一些老的都快入土的国民党元老，此时又爬了出来，似乎不愿意就此睡入棺材一样，高声疾呼，痛斥和谈的弊端，痛斥西南政府。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蛊惑的群众，党政要员，政府官员，甚至是军队，警察……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推动着这一切。
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则抛出这样一副态度：如今局势对和谈颇为不利，宜早有结果……
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外，军事方面，国民党也在积极准备。
似乎为了给和谈造成有利影响，两湖贵广方向，江浙闽方向，成渝方向，西北方向，几乎同时展开了军事部署。一支支经过整编的部队，开始向这些重点防御方向云集，甚至连一些乙等师都被抽调出来，开始向重点区域云集。
而十个精锐师以及更多的整编主力师也开始撒网一样撒出去，多年整训军队的结果，就是南京政府终于拥有了一次说话的底牌。
由于西南明面的军队人数远不如南京国民政府多，所以，一些地方比如西南有一个团的驻军，国民党就调来一个师在对面防御，如此种种，更是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些党国要员们看到了制衡西南的希望。
毕竟，西南尚有几万精锐在天津，处于十几万**的重重包围下。
张蜀生偶尔都在感慨，真是煮豆燃豆萁，幸苦抗战完，部队就被反包围。然而，是对是错也很难说，毕竟如果当初不参与抗战，则津京甚至是整个华北以北都丢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往往前面谈好的事情，后面又接着出现变故，西南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
1932年10月9日，西南，西南军最高作战会议室。
西南联治政府政务总理孙长庆，西南人民军总参谋长蒋百里，西南陆军部长吴铁军，外交部长李宗仁，海军部长邓浩乾，空军部长范思然将军等人站在会议室，望着背负双手站在主席位置上，望着窗外夜景的张蜀生。
在主席位置上，放着一份打开的文件和一支笔。
没有一个人说话，尽皆都站立着，连孙长庆都肃立在那里，似乎等着张蜀生下某种决定。
事已至此，每个人都没有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张蜀生的最后决定。
“蜀生…”
直到良久，张蜀生才转过身来，孙长庆离他最近，向他鼓励性地点点头。他没有称呼总长，也没有称呼他主席，而是以一种更平和的称呼，用一种鼓励的眼神，告诉他，我们信任你，不论你做出任何决定，我们都将执行。
张蜀生点点头，良久的沉思，他已经想通了一切，民族复兴的事情，不可能假手他人，既然要去做，那就要选择牺牲一些东西。
没有任何犹豫，他拿起笔，在那份文件上工整无比地签了自己的姓名，一气呵成，仿佛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一般，放下笔，随后在茅云先和陆允言的陪同离开了会议室。
孙长庆走过去拿起文件，虽然这份文件经他过目多次了，但如今看到张蜀生亲自签字后，依然有些感慨，只见上面的标题尤其醒目。
“北伐动员令！”
第一百八十四章问鼎河山上
第二次南北和谈，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在改革政体、重组政府、军队整编、司法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双方几乎有着全方面的意识差距。
南京方面提出来的所谓五点前提，在谈判一开始就将了西南一军。
‘五点前提’：国民党系官员的妥善安置。国民党现有势力范围土地制度五十年不变。国民党现有军队五年之内不得整编。新政府效仿西方组成议会制，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官由议会选举产生。新的最高权力中心必须定为南京。
当张蜀生拿到国民党正式开出的这些明面上的条件时，倒是没有太意外，以蒋委员长的‘雄图大略’，就算他自己肯轻易交权，整个国民党体系，整个国民党身后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等大资产阶级也不会轻易答应放权的。
蒋委员长虽然位高权重，但终究不是独裁者，也不过是整个国民党政治体系的总代表而已。他代表的这个阶级，进行剥削的依仗恰好是旧政治体系。而张蜀生要改造的、要打倒的却恰好是这个老旧社会。
张蜀生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半壁江山老中国，而是必然要进行改革的。以南京国民政府从高层到基层的不少官员作风来看，**、渎职、守旧、素质不够等问题日益严重。
如果通过武力拿回来，张蜀生当然一把推倒，大刀阔斧地改革。然而，从南京政府的态度来看，虽然没有明面上要求给予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以相应安置，但却笼统地提出要妥善安置整个国民党官员。
这个条款的潜台词就是，未来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必须让国民党也完全参与进来。
其实，张蜀生倒不是反对有能者居之，就算是国民党官员，只要有真才实干，没有作奸犯科等劣迹的，通过统一的苛刻的行政人员考核，同样可以出任新政府各级职务。
但是，有着后世经验的他却很清楚，所谓的妥善安置国民党官员，最后必然会如后世一般，变成了一锅乱杂烩。各级国民党官员，最终摇身一变，钻进各级新政府，继续做他们的土霸王。
至于土地政策，既然西南已经实行了全新的土地政策，那么，为了解决这个时代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解决目前最为之迫切的普通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土地改革是必然要进行的。他能接受的底线也只不过是适当价格的赎买，而根本不是什么五十年不变。
辛苦一场，难道到头来就为了提前统一，而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议会制，选举产生各级官员。
这个更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
或许他们还沉寂在当年第一次南北和谈的美梦中，想效仿当年的北方政权，通过国民党这个成熟的政治团体，对尚未组建政党的西南施加全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新政府的组建，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次扩大会议。
而选择总统，议会这些，更不是张蜀生能够接受的。
如果再过几十年，让中国进入议会制度国家，进行全面的民主政治改革，或许他还会尝试去做，但如今，想让中国搞这一套，那简直是看猴子唱戏。
从辛亥革命后，所谓的议会制搞了一年又一年，期间的种种丑闻，简直是遗臭百年。什么威逼贿选，什么打手堵会场这些，让人贻笑大方之余，又不免反思，这个时期的中国，究竟有条件实行议会民主制吗？
就算有，张蜀生也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什么议会民主上面。
中华民族要求生存，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重新崛起机会，绝对不能被什么议会民族制所干扰。张蜀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和狗屁政客们尔虞我诈，吵吵闹闹，他需要做的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进行二战前的最后冲刺。
如今也是1932年秋，虽然西南的各项工业建设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力期，许多基础工业和基建设施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一个能够加入到世界大战中去，并且取得绝对优势的庞大民族工业，是需要相当大精力来建设的。
就算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又有梦想机作为臂膀，张蜀生还嫌这七八年时间太短，又怎会将复兴中华的宝贵机会，浪费在和政客们扯嘴皮上。
特殊时期，只有最特殊的政体适合，一个全面高效的政治体制才能推动一个民族滚雪球一样飞速变强。
以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伎俩，估计西南最后会被排挤的干干净净，整个中国的复兴建设也会夭折，中华民族的复兴力量再次投入到内斗中去。
张蜀生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最合格的政治人物，也不如蒋委员长那般精于政治伎俩，但是，他却是一个足够强势的政治人物，他也知道日后二战大概的历史走向，有着领先整个民族几十年的思想和意识，所作出的一些决断和选择，是蒋委员长拍马都赶不上的。
张蜀生不会玩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伎俩，只会不断地以行动来贯彻自己的个人意志，为整个民族的复兴扫清障碍。
原本，他对谈判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国民党能看清形势，拿出足够的诚意来组建新政府。但结果却证明，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中前进，国民党也没有逃过这个怪圈。
这就好比，如果有人当面向蒋委员长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只会认为这是放屁，因为他们的精力还放在如何排除异己，如何把更多的权利抓在手里，如何实现个人的更大权威，如何维持统治。
而张蜀生和他完全相反，全新的政治团体，一切以规定和制度说话，法制的大棒对谁都不放过，完善的政治制度，让他能够集中精力去想其他的政治人物没精力去想，更没精力去做的事情。
就这样，谈判一直在扯皮中反复，在争吵中毫无进展，就算西南屡屡让步，结果反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当成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再坚持一点，多苛刻一点，西南这个连政党都没有的暴发户，一定会妥协的。
与此同时，在某些人的运作下，一些污蔑西南的声音开始尘嚣日上，南京政府门前甚至出现了大批来历不明的人士围堵，最后被警察们友好地请走。而南京、上海等地也爆发了青帮冲击西南办事机构的事件。
原本一些老的都快入土的国民党元老，此时又爬了出来，似乎不愿意就此睡入棺材一样，高声疾呼，痛斥和谈的弊端，痛斥西南政府。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蛊惑的群众，党政要员，政府官员，甚至是军队，警察……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推动着这一切。
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则抛出这样一副态度：如今局势对和谈颇为不利，宜早有结果……
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外，军事方面，国民党也在积极准备。
似乎为了给和谈造成有利影响，两湖贵广方向，江浙闽方向，成渝方向，西北方向，几乎同时展开了军事部署。一支支经过整编的部队，开始向这些重点防御方向云集，甚至连一些乙等师都被抽调出来，开始向重点区域云集。
而十个精锐师以及更多的整编主力师也开始撒网一样撒出去，多年整训军队的结果，就是南京政府终于拥有了一次说话的底牌。
由于西南明面的军队人数远不如南京国民政府多，所以，一些地方比如西南有一个团的驻军，国民党就调来一个师在对面防御，如此种种，更是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些党国要员们看到了制衡西南的希望。
毕竟，西南尚有几万精锐在天津，处于十几万**的重重包围下。
张蜀生偶尔都在感慨，真是煮豆燃豆萁，幸苦抗战完，部队就被反包围。然而，是对是错也很难说，毕竟如果当初不参与抗战，则津京甚至是整个华北以北都丢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往往前面谈好的事情，后面又接着出现变故，西南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
1932年10月9日，西南，西南军最高作战会议室。
西南联治政府政务总理孙长庆，西南人民军总参谋长蒋百里，西南陆军部长吴铁军，外交部长李宗仁，海军部长邓浩乾，空军部长范思然将军等人站在会议室，望着背负双手站在主席位置上，望着窗外夜景的张蜀生。
在主席位置上，放着一份打开的文件和一支笔。
没有一个人说话，尽皆都站立着，连孙长庆都肃立在那里，似乎等着张蜀生下某种决定。
事已至此，每个人都没有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张蜀生的最后决定。
“蜀生…”
直到良久，张蜀生才转过身来，孙长庆离他最近，向他鼓励性地点点头。他没有称呼总长，也没有称呼他主席，而是以一种更平和的称呼，用一种鼓励的眼神，告诉他，我们信任你，不论你做出任何决定，我们都将执行。
张蜀生点点头，良久的沉思，他已经想通了一切，民族复兴的事情，不可能假手他人，既然要去做，那就要选择牺牲一些东西。
没有任何犹豫，他拿起笔，在那份文件上工整无比地签了自己的姓名，一气呵成，仿佛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一般，放下笔，随后在茅云先和陆允言的陪同离开了会议室。
孙长庆走过去拿起文件，虽然这份文件经他过目多次了，但如今看到张蜀生亲自签字后，依然有些感慨，只见上面的标题尤其醒目。
“北伐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