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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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青一身青花旗袍，在美国国会山演讲，温婉大气，打动人心，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媒体配上她的演说照片，整版报道。很多报纸都以欧洲文明衰落，中国和美国文明崛起为主题，讨论究竟是哪一种文明代表人类未来文明的方向。
在一战之前，欧洲无疑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前沿，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特别是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对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持全然相信的态度，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当然，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来拥有如此的观念的。“日不落帝国”的建立，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类似于现在的美国，雄踞于地球之上。
同样的情形几乎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那时，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建立的。这样一种地位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
但自从一战爆发后，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感叹的那样：“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
刚开始，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等，他们的君主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主流社会和普通大众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战争之初。各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在征兵所，男人们蜂拥而至，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当时有士兵写下这样一首诗给自己的友人：
当你回到家中
请告诉我的父老乡亲
为了他们的明天
我们甘愿奉献自己的今天
这样的诗句，多么英勇无畏和豪迈！但当战争继续。特别是凡尔登变成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动则几十万人的伤亡，带给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俄等血腥和惨烈的牺牲，尤其是俄国，1908年伤亡超过一百万人。各种毁灭性的武器，超出人们的想象时。巨量的死亡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英国、俄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大战对欧洲整个知识阶层的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失望。欧洲的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反思。欧洲文明是否真的优人一等，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场血腥风暴时，它的文化一定发生了某种问题！其所标榜的科学和民主，到底是不是毫无瑕疵的好东西呢？
面对惨重的死亡，各国报纸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那些好玩的子弹壳和漂亮的军服，曾是年轻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当他梦想成真，才发现战争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好人”和“坏人”的战斗。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爆炸，尸体。鲜血，砸死的母子，在战火中化成废墟的家园。烧毁的街道，还有在断壁残垣中挖出来的小孩尸体……年轻人稚嫩的心灵被无情的战争现实狠狠地割了一刀。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弹尽粮绝、自相残杀，表现极端状态下人的生存*降低到动物本能的残忍，把战争的残酷推向了极致，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宋骁飞每天都会看世界各大报纸，他看到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禁对欧美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表示钦佩。他意识到。批判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的骨头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中，权力是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子。顾忌到官员和皇帝的尊严、面子，囿于“批评就是反动”的潜规则，那些该说不该说的反对声音和不同见解，成了“抹黑”和“攻击”的罪证，也只好埋到了肚子里，鲜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盖，不能见到发展和扶持的阳光，继续深入思考的动力也就会受到极大抑制。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以及为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精神力量的智慧，可能就会成为空谈，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就这样陷入了漆黑的沼泽里，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来，倒是权力斗争、各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比如阴阳五行呀，甚嚣尘上。
宋骁飞和容蓉随后离开了华盛顿，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思想家辈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比美国建国历史还长，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宋骁飞临行访美前，容蓉特意让他去她的母校参观，代表中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资助哥伦比亚大学院开设孔子系，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宋骁飞觉得这也是好事，答应了她。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终生未婚，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另外，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上过学，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在当时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还要看人的品行。美国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一辈子省吃俭用，感动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丁龙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但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还有丁龙东亚系。
正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人大有渊源。所以哥伦比亚大学对宋骁飞的到来表示欢迎。在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宋骁飞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
1884年杜威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美日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很受欢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工作十年，这十年是他对心理学有重大影响的时期，1904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宋骁飞和杜威的会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几平方米，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席慕青也在现场。
宋骁飞谦虚地向杜威请教：“杜教授，现在很多中国官员。认为批判或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你怎么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着说：“其实，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批判和批评还不大一样。”
宋骁飞问：“你说批判和批评不一样？”
杜威回答说：“是的，批判，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宋骁飞问：“什么条件？言论自由？”
“是的。”杜威说：“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独立，并且，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实际上不管大总统你承认与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朝代的延续，社会的更替，感谢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无疑，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宋骁飞说：“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呀。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负呀。”
“是的。”杜威说：“我刚才确实夸大了批判精神的意义，但批判，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武器，实在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面对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统治者。前者掌握生杀大权，后者有潮水般的守旧思维，也会杀人。批判的艰难之旅，往往就是这样惊险地开始。而这些都还不是批判最可怕的敌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的劣根性，人类的劣根性实在不少，无知，嫉妒，自私……有时候先知者往往会被石头砸死。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人类，与木偶无异；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是羊群的聚居地；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后挨打；没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宋骁飞和容蓉听了，都很赞同杜威的意见。宋骁飞访问完哥伦比亚大学，觉得美国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东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国好好学习，他也开始考虑中华文明革新的大问题。他在想，必须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他便和席幕青在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为回国以后的改革做准备。
这一考察，宋骁飞发现了中华文明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缺陷：由于传统儒家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如四书五经，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而人们的现代生活，却往往最需要法律、经济、文明政治来调和各种利益，这时，传统思想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经济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明，不是从现实中来的，而是从所谓的圣人的脑子中构建的。简单地说，中国人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道德社会，然而这个道德社会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现实矛盾，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开规则（常常以法律形式表现），最后伪君子盛行。
而美国人恰恰相反，美国人务实，人们发现是现实的经济而不是思想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活动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整个美国文化便是从现实的利益规范中来的，是法治文化，所以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等都很发达。大家都讲公开的规则，而道德在个人领域被极大压缩，最后反而是美国文化，从实际出发，有一种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大放异彩！
除了华盛顿，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去了很多大公司，比如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输油管道，车间流水线上一台台待整装的汽车，让宋骁飞大为震惊，他强烈意识到：现代的工业，每一颗螺丝钉，每一条流水线，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工业体系，还真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在脑子能空想出来的，必须强调真抓实干的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务虚的传统，也该批判一下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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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青一身青花旗袍，在美国国会山演讲，温婉大气，打动人心，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媒体配上她的演说照片，整版报道。很多报纸都以欧洲文明衰落，中国和美国文明崛起为主题，讨论究竟是哪一种文明代表人类未来文明的方向。
在一战之前，欧洲无疑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前沿，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特别是19世纪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对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持全然相信的态度，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当然，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来拥有如此的观念的。“日不落帝国”的建立，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类似于现在的美国，雄踞于地球之上。
同样的情形几乎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那时，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建立的。这样一种地位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
但自从一战爆发后，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感叹的那样：“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
刚开始，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等，他们的君主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主流社会和普通大众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战争之初。各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在征兵所，男人们蜂拥而至，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当时有士兵写下这样一首诗给自己的友人：
当你回到家中
请告诉我的父老乡亲
为了他们的明天
我们甘愿奉献自己的今天
这样的诗句，多么英勇无畏和豪迈！但当战争继续。特别是凡尔登变成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动则几十万人的伤亡，带给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沙俄等血腥和惨烈的牺牲，尤其是俄国，1908年伤亡超过一百万人。各种毁灭性的武器，超出人们的想象时。巨量的死亡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英国、俄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大战对欧洲整个知识阶层的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失望。欧洲的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反思。欧洲文明是否真的优人一等，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场血腥风暴时，它的文化一定发生了某种问题！其所标榜的科学和民主，到底是不是毫无瑕疵的好东西呢？
面对惨重的死亡，各国报纸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那些好玩的子弹壳和漂亮的军服，曾是年轻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当他梦想成真，才发现战争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好人”和“坏人”的战斗。真实的战争是残酷的，爆炸，尸体。鲜血，砸死的母子，在战火中化成废墟的家园。烧毁的街道，还有在断壁残垣中挖出来的小孩尸体……年轻人稚嫩的心灵被无情的战争现实狠狠地割了一刀。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弹尽粮绝、自相残杀，表现极端状态下人的生存*降低到动物本能的残忍，把战争的残酷推向了极致，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宋骁飞每天都会看世界各大报纸，他看到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禁对欧美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表示钦佩。他意识到。批判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的骨头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氛中，权力是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子。顾忌到官员和皇帝的尊严、面子，囿于“批评就是反动”的潜规则，那些该说不该说的反对声音和不同见解，成了“抹黑”和“攻击”的罪证，也只好埋到了肚子里，鲜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盖，不能见到发展和扶持的阳光，继续深入思考的动力也就会受到极大抑制。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以及为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精神力量的智慧，可能就会成为空谈，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就这样陷入了漆黑的沼泽里，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来，倒是权力斗争、各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比如阴阳五行呀，甚嚣尘上。
宋骁飞和容蓉随后离开了华盛顿，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思想家辈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比美国建国历史还长，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宋骁飞临行访美前，容蓉特意让他去她的母校参观，代表中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资助哥伦比亚大学院开设孔子系，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宋骁飞觉得这也是好事，答应了她。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终生未婚，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另外，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上过学，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在当时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还要看人的品行。美国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一辈子省吃俭用，感动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丁龙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但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还有丁龙东亚系。
正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人大有渊源。所以哥伦比亚大学对宋骁飞的到来表示欢迎。在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宋骁飞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
1884年杜威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美日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很受欢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工作十年，这十年是他对心理学有重大影响的时期，1904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宋骁飞和杜威的会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几平方米，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席慕青也在现场。
宋骁飞谦虚地向杜威请教：“杜教授，现在很多中国官员。认为批判或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你怎么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着说：“其实，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批判和批评还不大一样。”
宋骁飞问：“你说批判和批评不一样？”
杜威回答说：“是的，批判，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宋骁飞问：“什么条件？言论自由？”
“是的。”杜威说：“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独立，并且，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实际上不管大总统你承认与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朝代的延续，社会的更替，感谢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无疑，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宋骁飞说：“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呀。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负呀。”
“是的。”杜威说：“我刚才确实夸大了批判精神的意义，但批判，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武器，实在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面对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统治者。前者掌握生杀大权，后者有潮水般的守旧思维，也会杀人。批判的艰难之旅，往往就是这样惊险地开始。而这些都还不是批判最可怕的敌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的劣根性，人类的劣根性实在不少，无知，嫉妒，自私……有时候先知者往往会被石头砸死。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人类，与木偶无异；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是羊群的聚居地；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后挨打；没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宋骁飞和容蓉听了，都很赞同杜威的意见。宋骁飞访问完哥伦比亚大学，觉得美国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东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国好好学习，他也开始考虑中华文明革新的大问题。他在想，必须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他便和席幕青在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为回国以后的改革做准备。
这一考察，宋骁飞发现了中华文明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缺陷：由于传统儒家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如四书五经，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而人们的现代生活，却往往最需要法律、经济、文明政治来调和各种利益，这时，传统思想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经济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明，不是从现实中来的，而是从所谓的圣人的脑子中构建的。简单地说，中国人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道德社会，然而这个道德社会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现实矛盾，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开规则（常常以法律形式表现），最后伪君子盛行。
而美国人恰恰相反，美国人务实，人们发现是现实的经济而不是思想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活动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整个美国文化便是从现实的利益规范中来的，是法治文化，所以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等都很发达。大家都讲公开的规则，而道德在个人领域被极大压缩，最后反而是美国文化，从实际出发，有一种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大放异彩！
除了华盛顿，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去了很多大公司，比如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输油管道，车间流水线上一台台待整装的汽车，让宋骁飞大为震惊，他强烈意识到：现代的工业，每一颗螺丝钉，每一条流水线，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工业体系，还真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在脑子能空想出来的，必须强调真抓实干的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务虚的传统，也该批判一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