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三章 反 对 之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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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御史两次劝阻
史侍郎前朝故事
公元1205年，朝廷改元开禧，自太祖开宝、真宗天禧年号中，各取一字，希翼能象两位先祖那样，励精图治，开疆固土，建立起繁荣富强的太平盛世。
春闱既至，众多举子进贡院参加省试。殿试有两道制策题目，一题是谈论时务，一题是撰写策论。廷试对策时，毛自知朗声说到:“今日时务，当以出兵抗金，恢复中原为要”，韩侂胄听罢，大喜过望，遂竭力向皇上推举。
万众瞩目的东华门唱名终于到来。毛自知获皇帝嘉许，亲点为一甲一名，状元及第。不久，诏封为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
岳珂中三甲六十九名，赐进士出身，不久，授户部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
离京赴任前，毛自知见岳珂似有不悦，问道:如今，令祖冤案已昭雪，鄂王祠已建好，为何还愁眉不展？
岳珂回答:冤情已伸，但元凶秦桧并未追究，谥号未改，王爵仍在，如何大快人心？
秦桧老贼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实乃恶贯满盈，谥号忠献，但不知其忠于何人，所献何物，此等巨奸大恶，居然封为王爵，不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吾即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秦桧封爵和谥号。
毛兄此为，实乃为民请命，肃之全家感激不尽。
肃之兄，令祖之威名吾自小闻之，万分景仰，乡野村夫都在传说令祖之抗金故事。
签书枢密院事、礼部尚书李石章以为，岳飞既已平反，贬责秦桧自是必然，便向皇递上奏疏：
秦桧首唱和议，使父兄蒙百世之辱，不复开战于臣子之口，实乃罪大莫及，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朝廷为韩世忠立庙，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密集调动将帅，一切表明，即将兴兵北伐，朝中大臣对此议论纷纷。
早在重建国用司时，户部尚书李大性上书条陈：天下承平已久，民众安于和宁，不宜轻易举兵。
言下之意，兴兵则破坏和平，有违民众之愿。
韩侂胄颇为不满，贬李出朝，知平江府。
常朝时，监察御史王居安得知韩太师锐意用兵，极力劝阻：
“恢复中原自是美事一件。可是现在军队士卒骄逸，突然让他们出征攻敌，得力的将才极少，国家的财力不够富足，开战以后，万一兵连祸结，久而不胜，奈何？”
韩侂胄没说什么。侍御史邓友龙支持用兵，上前与他辩论，王居安责问道：
“请问当今文武官员之中，孰能担任统兵大将？孰是谋划之臣？假如用枢密院官员充当大将谋臣，你能保证他们称职吗？”
邓友龙无话可答。
见事未成，朝野尽知，中书决定，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注意保密。王居安上疏皇上劝谏：
“密谋虽人莫得知，而羽书一驰，中外惶惑。”
刑部侍郎史弥远派人来通报，欲拜访韩太师，韩侂胄约略知道所来之意，遂招来刘璘，嘱他代为解释。
史弥远来了，看刘璘在此，欲言又止，韩侂胄对他说：
同叔莫要见外，光玉是自己人，他读的书多，我的心思他知道，有什么只管说。
史弥远说，太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也不是反对北伐，但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既然刘枢密是自己人，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错的地方请太师和枢密指正。
韩刘二人点头。
太师切不要以为，金国内乱频仍，蒙古为患，已达崩溃灭亡的地步。绝不是，金国的财力不比我国弱，兵力仍比我国强。金国是发生了自然灾害，也有内乱，有些地方田地荒芜，但影响不大，蒙古鞑靼人经常骚扰，但他们还不够强大，对金国还没有构成致命的威胁。
其二，太师切不可以为，我军北伐就会势如破竹，中原豪杰会踴跃归顺，这些都是鬼话。当年刘蕴古的事就是例证。
刘璘知道。这是孝宗朝初年的事，有个叫刘蕴古的人来投降。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陈康伯、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他们去，史浩却独持异议说：“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他当即召来刘蕴古，问他说：“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议者均以为可斩，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有什么作为？”刘蕴古大惊失色：“这一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带他们到北方去营田，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史浩反唇相饥说：“这一万人固然无家，但你的家在何处？”那时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他自知失言，恐惧而回。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朝廷军机。众人都称佩史浩有先见之明。
不可否认，金军的兵力与靖康、绍兴年间相比，有所降低，但我宋军的兵力有所増强吗？没有，有象岳飞、韩世忠、刘琦那样的将帅吗？没看到。
隆兴年间，张浚升为枢密使，陈康伯为左相，先父为右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执其见。其中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等人主张立即北伐，陈康伯和先父等人主守。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先父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坚决反对急于用兵，张浚奏请御驾亲征，先父则列三条理由加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
孝宗皇帝也拿不定主意，下诏让大臣们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发表了意见。先父上奏说：“先作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良策。不要听目光短浅谋士的话，兴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去作战，这些没有良好素质的军队，到敌人离去时，就来论赏邀功，到敌人来进攻时，就丢弃武器，逃得无影无踪，这样做，恢复可能实现吗？此所谓取快于一时，而含冤万世。”他还上书道：“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悲六宫之远没，确应枕戈待旦，恩报大耻，然陛下初立，应以自治先行，方可图远。如今内乏谋臣，外无良将，贸动干戈以攻大敌，谁能保其必胜？如能侥幸获胜，自当痛快；若然不胜，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后果那堪设想！”
先父的话言犹在耳，他说的实情并无二致。请太师三思。
王御史两次劝阻
史侍郎前朝故事
公元1205年，朝廷改元开禧，自太祖开宝、真宗天禧年号中，各取一字，希翼能象两位先祖那样，励精图治，开疆固土，建立起繁荣富强的太平盛世。
春闱既至，众多举子进贡院参加省试。殿试有两道制策题目，一题是谈论时务，一题是撰写策论。廷试对策时，毛自知朗声说到:“今日时务，当以出兵抗金，恢复中原为要”，韩侂胄听罢，大喜过望，遂竭力向皇上推举。
万众瞩目的东华门唱名终于到来。毛自知获皇帝嘉许，亲点为一甲一名，状元及第。不久，诏封为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
岳珂中三甲六十九名，赐进士出身，不久，授户部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
离京赴任前，毛自知见岳珂似有不悦，问道:如今，令祖冤案已昭雪，鄂王祠已建好，为何还愁眉不展？
岳珂回答:冤情已伸，但元凶秦桧并未追究，谥号未改，王爵仍在，如何大快人心？
秦桧老贼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实乃恶贯满盈，谥号忠献，但不知其忠于何人，所献何物，此等巨奸大恶，居然封为王爵，不知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吾即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秦桧封爵和谥号。
毛兄此为，实乃为民请命，肃之全家感激不尽。
肃之兄，令祖之威名吾自小闻之，万分景仰，乡野村夫都在传说令祖之抗金故事。
签书枢密院事、礼部尚书李石章以为，岳飞既已平反，贬责秦桧自是必然，便向皇递上奏疏：
秦桧首唱和议，使父兄蒙百世之辱，不复开战于臣子之口，实乃罪大莫及，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朝廷为韩世忠立庙，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密集调动将帅，一切表明，即将兴兵北伐，朝中大臣对此议论纷纷。
早在重建国用司时，户部尚书李大性上书条陈：天下承平已久，民众安于和宁，不宜轻易举兵。
言下之意，兴兵则破坏和平，有违民众之愿。
韩侂胄颇为不满，贬李出朝，知平江府。
常朝时，监察御史王居安得知韩太师锐意用兵，极力劝阻：
“恢复中原自是美事一件。可是现在军队士卒骄逸，突然让他们出征攻敌，得力的将才极少，国家的财力不够富足，开战以后，万一兵连祸结，久而不胜，奈何？”
韩侂胄没说什么。侍御史邓友龙支持用兵，上前与他辩论，王居安责问道：
“请问当今文武官员之中，孰能担任统兵大将？孰是谋划之臣？假如用枢密院官员充当大将谋臣，你能保证他们称职吗？”
邓友龙无话可答。
见事未成，朝野尽知，中书决定，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注意保密。王居安上疏皇上劝谏：
“密谋虽人莫得知，而羽书一驰，中外惶惑。”
刑部侍郎史弥远派人来通报，欲拜访韩太师，韩侂胄约略知道所来之意，遂招来刘璘，嘱他代为解释。
史弥远来了，看刘璘在此，欲言又止，韩侂胄对他说：
同叔莫要见外，光玉是自己人，他读的书多，我的心思他知道，有什么只管说。
史弥远说，太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也不是反对北伐，但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既然刘枢密是自己人，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错的地方请太师和枢密指正。
韩刘二人点头。
太师切不要以为，金国内乱频仍，蒙古为患，已达崩溃灭亡的地步。绝不是，金国的财力不比我国弱，兵力仍比我国强。金国是发生了自然灾害，也有内乱，有些地方田地荒芜，但影响不大，蒙古鞑靼人经常骚扰，但他们还不够强大，对金国还没有构成致命的威胁。
其二，太师切不可以为，我军北伐就会势如破竹，中原豪杰会踴跃归顺，这些都是鬼话。当年刘蕴古的事就是例证。
刘璘知道。这是孝宗朝初年的事，有个叫刘蕴古的人来投降。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陈康伯、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他们去，史浩却独持异议说：“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他当即召来刘蕴古，问他说：“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议者均以为可斩，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有什么作为？”刘蕴古大惊失色：“这一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带他们到北方去营田，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史浩反唇相饥说：“这一万人固然无家，但你的家在何处？”那时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他自知失言，恐惧而回。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朝廷军机。众人都称佩史浩有先见之明。
不可否认，金军的兵力与靖康、绍兴年间相比，有所降低，但我宋军的兵力有所増强吗？没有，有象岳飞、韩世忠、刘琦那样的将帅吗？没看到。
隆兴年间，张浚升为枢密使，陈康伯为左相，先父为右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执其见。其中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等人主张立即北伐，陈康伯和先父等人主守。张浚急图恢复，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先父肯定张浚“大仇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坚决反对急于用兵，张浚奏请御驾亲征，先父则列三条理由加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臣，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
孝宗皇帝也拿不定主意，下诏让大臣们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发表了意见。先父上奏说：“先作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良策。不要听目光短浅谋士的话，兴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去作战，这些没有良好素质的军队，到敌人离去时，就来论赏邀功，到敌人来进攻时，就丢弃武器，逃得无影无踪，这样做，恢复可能实现吗？此所谓取快于一时，而含冤万世。”他还上书道：“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悲六宫之远没，确应枕戈待旦，恩报大耻，然陛下初立，应以自治先行，方可图远。如今内乏谋臣，外无良将，贸动干戈以攻大敌，谁能保其必胜？如能侥幸获胜，自当痛快；若然不胜，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后果那堪设想！”
先父的话言犹在耳，他说的实情并无二致。请太师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