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佛门好修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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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经听课
既然当了和尚，就得学习佛教典籍，钻研佛法，也就是修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寺院又是一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当“学生”的僧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听讲经”，也就是“听课”。
中国的寺院修学往往是师徒传承的，这种习惯自魏晋时代就已形成。东晋高僧道安的师傅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和尚，法号佛图澄，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学识非常渊博。他的门徒也相当之多，前后差不多有l万人，难得的是质量也相当高，其中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当然，最出名的就是道安。道安在佛图澄去世后，带领弟子400多人来到襄阳，后建立檀溪寺，一住10多年。道安除了自己注释佛经、写一些阐释佛经义理的著作外，还经常登堂讲经。他讲经的水平很高，虽然还不像佛祖那样能“天花乱坠”，但也吸引了四方的僧俗老少。
其实在道安之前，讲经已经是传授佛学的重要方法，但那时候讲经大都是说说经文的大概意思，听讲者没有太多收获。而道安既是精通佛教义理的高僧，又是位出色的教师。他讲经之前，要“穷览经典”，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讲经时，对每一部经都要讲明其来龙去脉，作详细的注解。可以想象，听了这样的课程，一定有茅塞顿开之感。
自道安以后，讲经的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寺院在讲经时形成了一种“都讲”的方法。
什么是“都讲”呢?就是一问一答的讲经方法。讲经时，法师升座，坐在法师对面的就称为“都讲”。他的任务就是提问发难。法师则通过都讲的提问和疑难，来讲解经文，阐发经文的佛理。这种讲经方法可以使讲堂的气氛活跃起来，也更有益于启发听众的思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提问式”的教学方法。
与“都讲”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复讲”的讲经方法。复讲，就是法师在讲完经后，让一位得意弟子重新讲一遍。这种复述中包含着复讲人对经文的理解，并可及时提出疑难问题，把讲经引向更深的层次。
这种讲经法的创始人可能是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据记载：道安生得很丑，黑漆漆的，所以被人叫做“漆道人”。但他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所以深得师傅的信任。师傅每次讲经后，都要道安复讲一遍。开始，众僧不服气，说我们听师傅的讲经理所当然，你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弟子，长的又那么难看，怎么有资格在我们面前讲经说法?于是故意在道安讲经时提出疑难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道安。众僧这才心服口服。
南北朝时，讲经的制度受到佛门弟子的普遍重视，十分盛行。当时有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和尚僧昊，他举办的讲经法会人山人海，在听众中，有名标当世的先辈法师，有山野都市各寺的僧众，还有俗家名士学子，等等。为了听经，寺院关门停止其他活动。四方前来听讲的僧人听众，一个挨一个坐着，终日而不知疲倦。其盛况可以想象。僧吴过了而立之年，讲经的水平更炉火纯青，俨然是一代宗师。
僧昊和法云、法藏并称为“南朝三大家”，另两位高僧也是讲经的高手。每讲一次经也都是听者云集，这里就不多说了。
隋朝初年，隋文帝征选天下高僧会集京城，选出其中25人，每人担任一门课程的法师，组成教化众僧的机构，听任众僧选择其中的一名高僧就学。这就是早期的佛学院了。除了这25位“国家级”佛学教授外，隋文帝还在京城的寺院中专门开设5门功课：涅榘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禅门众，安排精通这些学问的大师教授众僧。当时，僧人法应在实际寺有300多弟子，分别修学这5门功课，他们生活方面的供给则有官府保证。
讲经授学、师徒传承的修学方法发展到隋唐时代，逐渐演化成佛教宗派。中国的佛教宗派都是与师徒相承传习某种经典有关。比如天台宗，就是专门研习和发挥《妙法莲华经》的；而三论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无不如此。就连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也不例外。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就是以对《楞伽经》的研习确立禅宗理论；二祖慧可，三祖僧璨都以《楞伽经》相互传承。发展到五祖弘忍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祖师，继续以《楞伽经》传宗。而南宗以六祖惠能为祖师，改以《金刚经》为传宗的基本经典之一。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六祖惠能本来是岭南新州的百姓，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以打柴为生。一天，惠能在街上卖柴，偶然看见有一位客人在街上诵经。惠能听见经中的一些话，心里有所省悟，于是问那位客人：“你诵读的什么经?”客人回答说：“《金刚经》。”惠能又问：“你是从何处得到这部经书的?”客人告诉惠能：“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五祖弘忍大师主持该寺，门下弟子干余人。大师常劝导弟子，只要依《金刚经》修行，就可以成就佛道。”惠能听见这话，立即辞别老母，上黄梅参拜五祖弘忍。弘忍问：“你是哪里人?到我这里，想求得什么?”惠能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到这里不为别的，只求成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是个未开化的蛮夷，怎么能成佛呢?”惠能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未开化的蛮夷身体与大师不同，但佛性没有差别。”惠能这番回答，显示了高人一筹的见解，被弘忍选为传法人。为避人耳目，让他做一些劈柴挑水之类的杂事。8个月后，惠能做出了一首名传后世的偈语：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饱含禅理的偈语使弘忍下定决心立惠能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夜深人静时，他密召惠能入室，为他讲说《金刚经》。终于惠能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
总之，在隋唐时，讲经是中国佛门弟子的必修功课。因此，讲经的仪式也日益完善，据日本来大唐求法的高僧圆仁记载，这个仪式程序如下：
(1)“打讲经钟，打惊众钟。”这是集众讲经的信号，听钟后，僧众上堂。
(2)讲经法师登座。在登座期间，僧众同声称赞佛名。坐定后，僧众用歌咏的方式赞颂佛。
(3)开题。法师先唱经题，然后总述经题大意。
(4)由“论义者”举问发难，法9币只回答而不反问。
(5)法师入文说经。
(6)法师讲经完毕，大众同时“长音赞叹”；法师下座出堂。
(7)复讲。
讲经过程比较特别的是，现场有“乐队”伴奏。这就是“赞呗”，一批专职僧人以鼓乐和歌咏相配合的方式唱诵赞词。这就是佛教音乐。在寺院里，“赞呗”也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
在唐代，还出现了一种称为“俗讲”的讲经方法，顾名思义，俗讲就是用一种普通僧人及信徒容易接受的通俗的形式讲说佛经。它兴起于唐朝初年，据《续高僧传》记载，唐贞观年间，就有一位名善伏的僧人，就是因为在常州听俗讲而皈依佛门。它一般分为三类，首先是一种称为“押座文”的引子，是七言或八言的押韵短文，用赞呗的形式唱念，以此引起听众的注意。第二类称“讲经文”，分散文和韵文两部分，即以又说又唱的形式讲解经文，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等。第三类称“俗文”，也称“变文”、“唱文”、“讲唱文”等。这是一种以佛经内容为主题、使佛教教义通俗化的说唱文学作品，是小说话本甚至戏曲的前身。
禅机奥秘
禅宗佛教兴起后，僧人的修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这就是参禅。参，是参问、参学的意思，即禅宗僧人谒见师长，询问佛法的修学方法。禅，又名“静虑”，达到止息一切杂念的修行方法，也称“坐禅”。在禅宗寺院中，参禅是禅师指引弟子、传授佛法的主要教学手段，而不再以讲经说法为主。
禅宗寺院的住持，每隔5日要上堂一次，为众僧开示说法或接受参问，称“五参”，即是每月一、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共6天。后来因初一、十五为祝圣上堂日，故每月五参实际上上堂日只有4天。
讲经听课
既然当了和尚，就得学习佛教典籍，钻研佛法，也就是修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寺院又是一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当“学生”的僧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听讲经”，也就是“听课”。
中国的寺院修学往往是师徒传承的，这种习惯自魏晋时代就已形成。东晋高僧道安的师傅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和尚，法号佛图澄，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学识非常渊博。他的门徒也相当之多，前后差不多有l万人，难得的是质量也相当高，其中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当然，最出名的就是道安。道安在佛图澄去世后，带领弟子400多人来到襄阳，后建立檀溪寺，一住10多年。道安除了自己注释佛经、写一些阐释佛经义理的著作外，还经常登堂讲经。他讲经的水平很高，虽然还不像佛祖那样能“天花乱坠”，但也吸引了四方的僧俗老少。
其实在道安之前，讲经已经是传授佛学的重要方法，但那时候讲经大都是说说经文的大概意思，听讲者没有太多收获。而道安既是精通佛教义理的高僧，又是位出色的教师。他讲经之前，要“穷览经典”，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讲经时，对每一部经都要讲明其来龙去脉，作详细的注解。可以想象，听了这样的课程，一定有茅塞顿开之感。
自道安以后，讲经的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寺院在讲经时形成了一种“都讲”的方法。
什么是“都讲”呢?就是一问一答的讲经方法。讲经时，法师升座，坐在法师对面的就称为“都讲”。他的任务就是提问发难。法师则通过都讲的提问和疑难，来讲解经文，阐发经文的佛理。这种讲经方法可以使讲堂的气氛活跃起来，也更有益于启发听众的思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提问式”的教学方法。
与“都讲”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复讲”的讲经方法。复讲，就是法师在讲完经后，让一位得意弟子重新讲一遍。这种复述中包含着复讲人对经文的理解，并可及时提出疑难问题，把讲经引向更深的层次。
这种讲经法的创始人可能是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据记载：道安生得很丑，黑漆漆的，所以被人叫做“漆道人”。但他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所以深得师傅的信任。师傅每次讲经后，都要道安复讲一遍。开始，众僧不服气，说我们听师傅的讲经理所当然，你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弟子，长的又那么难看，怎么有资格在我们面前讲经说法?于是故意在道安讲经时提出疑难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能难住道安。众僧这才心服口服。
南北朝时，讲经的制度受到佛门弟子的普遍重视，十分盛行。当时有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和尚僧昊，他举办的讲经法会人山人海，在听众中，有名标当世的先辈法师，有山野都市各寺的僧众，还有俗家名士学子，等等。为了听经，寺院关门停止其他活动。四方前来听讲的僧人听众，一个挨一个坐着，终日而不知疲倦。其盛况可以想象。僧吴过了而立之年，讲经的水平更炉火纯青，俨然是一代宗师。
僧昊和法云、法藏并称为“南朝三大家”，另两位高僧也是讲经的高手。每讲一次经也都是听者云集，这里就不多说了。
隋朝初年，隋文帝征选天下高僧会集京城，选出其中25人，每人担任一门课程的法师，组成教化众僧的机构，听任众僧选择其中的一名高僧就学。这就是早期的佛学院了。除了这25位“国家级”佛学教授外，隋文帝还在京城的寺院中专门开设5门功课：涅榘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禅门众，安排精通这些学问的大师教授众僧。当时，僧人法应在实际寺有300多弟子，分别修学这5门功课，他们生活方面的供给则有官府保证。
讲经授学、师徒传承的修学方法发展到隋唐时代，逐渐演化成佛教宗派。中国的佛教宗派都是与师徒相承传习某种经典有关。比如天台宗，就是专门研习和发挥《妙法莲华经》的；而三论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无不如此。就连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也不例外。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就是以对《楞伽经》的研习确立禅宗理论；二祖慧可，三祖僧璨都以《楞伽经》相互传承。发展到五祖弘忍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祖师，继续以《楞伽经》传宗。而南宗以六祖惠能为祖师，改以《金刚经》为传宗的基本经典之一。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六祖惠能本来是岭南新州的百姓，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以打柴为生。一天，惠能在街上卖柴，偶然看见有一位客人在街上诵经。惠能听见经中的一些话，心里有所省悟，于是问那位客人：“你诵读的什么经?”客人回答说：“《金刚经》。”惠能又问：“你是从何处得到这部经书的?”客人告诉惠能：“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五祖弘忍大师主持该寺，门下弟子干余人。大师常劝导弟子，只要依《金刚经》修行，就可以成就佛道。”惠能听见这话，立即辞别老母，上黄梅参拜五祖弘忍。弘忍问：“你是哪里人?到我这里，想求得什么?”惠能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到这里不为别的，只求成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是个未开化的蛮夷，怎么能成佛呢?”惠能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未开化的蛮夷身体与大师不同，但佛性没有差别。”惠能这番回答，显示了高人一筹的见解，被弘忍选为传法人。为避人耳目，让他做一些劈柴挑水之类的杂事。8个月后，惠能做出了一首名传后世的偈语：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饱含禅理的偈语使弘忍下定决心立惠能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夜深人静时，他密召惠能入室，为他讲说《金刚经》。终于惠能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
总之，在隋唐时，讲经是中国佛门弟子的必修功课。因此，讲经的仪式也日益完善，据日本来大唐求法的高僧圆仁记载，这个仪式程序如下：
(1)“打讲经钟，打惊众钟。”这是集众讲经的信号，听钟后，僧众上堂。
(2)讲经法师登座。在登座期间，僧众同声称赞佛名。坐定后，僧众用歌咏的方式赞颂佛。
(3)开题。法师先唱经题，然后总述经题大意。
(4)由“论义者”举问发难，法9币只回答而不反问。
(5)法师入文说经。
(6)法师讲经完毕，大众同时“长音赞叹”；法师下座出堂。
(7)复讲。
讲经过程比较特别的是，现场有“乐队”伴奏。这就是“赞呗”，一批专职僧人以鼓乐和歌咏相配合的方式唱诵赞词。这就是佛教音乐。在寺院里，“赞呗”也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
在唐代，还出现了一种称为“俗讲”的讲经方法，顾名思义，俗讲就是用一种普通僧人及信徒容易接受的通俗的形式讲说佛经。它兴起于唐朝初年，据《续高僧传》记载，唐贞观年间，就有一位名善伏的僧人，就是因为在常州听俗讲而皈依佛门。它一般分为三类，首先是一种称为“押座文”的引子，是七言或八言的押韵短文，用赞呗的形式唱念，以此引起听众的注意。第二类称“讲经文”，分散文和韵文两部分，即以又说又唱的形式讲解经文，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等。第三类称“俗文”，也称“变文”、“唱文”、“讲唱文”等。这是一种以佛经内容为主题、使佛教教义通俗化的说唱文学作品，是小说话本甚至戏曲的前身。
禅机奥秘
禅宗佛教兴起后，僧人的修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这就是参禅。参，是参问、参学的意思，即禅宗僧人谒见师长，询问佛法的修学方法。禅，又名“静虑”，达到止息一切杂念的修行方法，也称“坐禅”。在禅宗寺院中，参禅是禅师指引弟子、传授佛法的主要教学手段，而不再以讲经说法为主。
禅宗寺院的住持，每隔5日要上堂一次，为众僧开示说法或接受参问，称“五参”，即是每月一、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共6天。后来因初一、十五为祝圣上堂日，故每月五参实际上上堂日只有4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