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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佛门好修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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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每天的晚上,住持应弟子的请求,根据修学僧众的多少,或在禅堂,或在法堂,不定时集合僧众,上堂说法,为僧众开示,称“小参”。小参一般在午斋后,由侍者禀报住持后,由行者挂小参牌,通知众僧。如果不举行小参,就鸣“放参钟”,即在当晚鸣经堂钟三下。如同五参那样的定期上堂开示又称“大参”。

    每天午后2点到4点,僧人要进行坐禅以静心,称“坐参”。届时,僧堂及众寮舍挂坐参牌,众僧准时入堂,首座等执事僧人也上堂入座,然后坐禅,直到吃晚粥前下牌,坐参结束。坐禅是僧人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每天的坐参外,每当重**事,在上堂前也要短暂坐禅,称“坐堂”。在《百丈清规》中对坐禅的方法和要领作了规定。

    禅宗佛教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在教学方面并不注重讲读佛经,而是采用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学方法。祖师启发弟子不是长篇大论,细说经义,而是用比喻或隐语,即用机缘语句。弟子向师祖参问,也不直接回答,或是指东指西,或是棒打脚踢,大声呵斥,等等。比如,六祖惠能的再传弟子道一,在南岳独自坐在一间禅房里,一天到晚坐禅,谁找他也不理不睬。他的师傅怀让为了引导他,来到他的禅房前开始磨一块砖。最开始,道一仍然不理睬,但时间一久,他注意到了,便问怀让:“您磨这砖头干什么?”怀让回答说:“磨了来做镜子。”道一感觉奇怪:“磨砖头哪能磨出镜子来?”怀让借机启发他:“磨砖头磨不出镜子,光坐禅哪能成佛?”

    在禅宗那里,佛法的意思是不能由祖师用语言这种正常的表达方法来传授的,要从主观上自己去领悟。在禅宗语录中,弟子向师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是佛法?”而祖师们的回答不是“麻三斤”就是“庭前柏树子”一类的话,总之没一句听起来正经的。

    禅宗教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症下药,随机应变。义玄在开示弟子时,就是根据弟子领悟佛法的不同程度而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弟子已经放弃了“我执”,就是说他不再坚持有“我”这个实体的存在,但还没放弃“法执”,就是说还在认为客观事物是真实的,那么义玄就会肯定他放弃“我执”这一点,而批判他坚持“法执”的一面。反之亦然。这种教学方法让我们想起孔子,孔子正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模范,对于性格比较急躁冒进的子路,他常常打击他的锐气,让子路学会谦逊谨慎;而对性格较为柔弱的弟子,孔子则是大胆地鼓励。

    八种福田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僧人除了不去做一切恶事之外,还要做善事。这些善事就是能解脱众生苦恼,使他们得到快乐和幸福的好事,被称为“菩萨行”。

    中国僧人历来有广行善事的传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唐代僧人法藏提出的八福田思想。福田,就是幸福的田,就如同将幸福的种子撒播在田间,待到秋时将收获幸福一样。僧人通过广行善事,积累功德,能帮助自己成就道果。这八种被称为“福田”的善行包括开路修桥、孝敬父母、供养病人、供养同门、救济困厄等等。

    (1)救灾济贫

    各种灾害给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中国佛教僧人很关注救灾事业,他们在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祈雨。在大旱时节,往往有高僧设坛祈雨,据历史记载,唐代这类祈雨的法会非常盛行。当然,祈雨是否真的能带来多大的功效是另外一回事了。和尚们在赈灾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大灾年,寺院门口往往用大锅煮粥,分给饥民食用。有一些和尚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南北朝时代有一位名叫法进的和尚,不忍看见饥民受苦,就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分给饥民吃。这件事感动了官府,终于开仓赈济。隋末连年战火,民不聊生,一位名叫法素的和尚,劝说寺僧将寺内两尊金佛像熔化后换成米,赈济难民。

    (2)施药治病

    佛教认为,佛教僧人应该像对待佛一样对待一切有病的人,看到病人而不理不睬是犯戒的行为。中国古代出现过不少精通医术的神僧,他们中有东晋时代的佛图澄、竺法调;

    南北朝时代的那连耶舍、昙鸾;隋唐时代的法进、法喜、神智等等。他们或常住一寺,或游行村落,为病人解除痛苦。从南北朝时代起,在佛教势力影响下,还办起了若干收容穷苦病人的医院。《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代的洪防禅师在河南建龙光寺,并在寺中建立一座“病坊”,也就是收容贫困病人的医院,收容的病人常有数百人。洪畴完全靠自己行乞化缘来维持病人的生活,并为他们治疗,一天也不懈怠。他的事迹被

    武则天得知,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少林寺这样的大寺甚至还设有药局,选僧人中精通药理者主持,为穷人看病施药。

    (3)挖井植树

    古代没有自来水设备,不沿河靠湖的地方吃水往往就要靠打井,因此挖一眼水井,对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好处。僧人开挖的专为百姓服务的水井称“义井”。在历史上,这类“义井”十分常见。和尚们还积极参加水利事业,围湖造田,凿石通渠。南宋抗金名将李纲曾专门写诗称赞僧人对水利灌溉事业的贡献。

    禅寺多处于山中,本来就为绿树所环绕,而僧人们也不倦地植树造林、装点环境。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先驱。比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里的永宁寺等寺院虽处在闹市中,但由于僧人不断植树,使绿树成行,环境优美,给周围的都市居民带来了许多好处。宋徽宗年间,浙江省象山县圣寿禅院住持永净,曾在蓬莱山植树10余万株。(4)架桥修路

    中国古代僧人对交通事业也贡献不小。隋唐之交,四川僧人道渊,不忍看到渡锦水江的百姓因渡船倾覆而溺死的情景,发愿要在锦水江上造一座吊桥,最终以众人的力量实现了弘愿。

    试度为僧

    自唐朝以来,僧人修习佛教典籍不仅是他们日常的主要功课之一,还是他们能否成为一名正式僧人的重要前提。因为从唐朝开始,对僧尼要举行考试,也就是“试度”。

    试度,就是通过考试经文,合格者方可受戒为僧。这种制度始于唐初高宗时候。据《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有关部门对要求出家的童子150人进行经文考试,由高僧玄奘亲自监考,通过者才能正式剃度出家。到了唐朝中叶,“试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唐中宗诏令天下,通过考试经文录取僧人,就好像学子通过科举取士一样。这种制度自创始起,在唐宋两朝一直被严格遵行。

    根据记载,试经在敕令下达后有3个月的温习时间。试经要读500页经文,读300页的就算及格。年龄在50岁以上的僧人,或者平时戒律精严、为僧众共知的高僧都可免于考试。

    五代时,试经的科目有所增加,包括“讲经科、讲论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禅科、声赞科”。要成为正式僧人必须比试经文,如不遵守这一制度,犯规僧人和他的师傅都要处以徒刑。

    宋代,试经的制度更加严格。地方官员如果不经过试经私自允许僧人剃度,要被解职。而私自剃度的僧人以及他的师傅等人要被处于流放之刑。在金元以至明朝,试经的制度一直都有记载。有记载指出,至明朝中叶,试经的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依然十分严格。一名僧人要得到度牒,必须经过僧道管理部门的初试,初试通过后要经过地方政府验明身份后的正式试经,最后还要经过礼部的复试,真有点科举考试的味道。

    不难想象,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古代僧人不能不苦读经书。真是:

    夜静更深自诵经,意中无恼睡魔惺。虽然暗室无人见,自有龙天侧耳听。(摘自《缁门警训》)

    喇嘛考博

    藏传佛教的寺院,既是信仰的中心,又是政治的中心,也是藏传佛教的学校和研究院。尤其几座著名寺院,实际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