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寺院的俗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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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来源
佛教僧人虽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但他们首先是人，也就免不了与人间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真正“不食人间烟火”。首先一点，僧人也必须吃饭穿衣，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才可能参禅拜佛。而佛教寺院除了保证本寺僧人的衣食住行，还要招待往来的游方僧人，要保证佛像面前一年四季香烛供品不断，要建殿堂、塑佛像、开法会、刻经书……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从这一点上说，佛教僧人与世俗凡人要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么，中国僧人的经济来源何在呢?(1)寺院田庄
寺院经济是中国佛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惟一稳定的基础，而中国寺院经济的基础又主要是寺院的土地和庄园。
中国寺院拥有土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点已经不得而知。但最晚在东晋时代，寺院就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田产。据《高僧传》记载，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道安，因为相貌丑陋，一开始不被师傅赏识，命他在田里干活，连着干了3年，他却毫无怨言。这说明，在道安时代寺院已经有了田地。到南北朝时代，皇帝及王公贵族向寺院舍田的记载屡见于史书。比如梁武帝敕建大爱敬寺，就赐给寺院良田80多顷。到了隋唐时期，这种“舍田”的现象就更加普遍。
寺院田产的另一个来源是信徒的施舍。这些信徒包括已经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居士。早在晋代，就有寺院周围的村民，因信奉佛教自愿把自己的田地施舍给寺院。在宋朝，还有这种情况，一些出家的僧尼，在出家时连同自己的资产田地一同舍入寺院。如成都超悟院僧人文英，出家前经商，十分富有，后来信奉佛教，于是把所有资产捐入寺院，抛弃家庭出家。他用自己的资产及其他信徒的施舍，为寺院购置了300亩田产。还有一些信奉佛教的官僚地主，他们向寺院施舍的田产数量往往相当巨大。比如宋代初年，节度使田钦全和他的妻子，把家庭全部田产舍入寺院，其总数达到8546亩。而南宋初年，大财主杨和王一次施舍径山寺田地13000亩。
许多寺院还自行购买土地。自东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就不断得到皇帝、贵族官僚以及广大信徒大量财产的施舍，寺院也因此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从北魏开始，寺院购买土地的现象就已出现。隋唐以后，虽然由于均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实施，使寺院购田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依然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唐宣宗年间，长安附近的安国寺就购置了一处庄田，包括房舍、田地及树木，并立有契约，t由地方官员签署。
宋代，一度曾下达禁止寺院向民间购买土地的禁令，但没过多久，这条禁令就形同虚设。宋代寺院购田的记录屡屡见于各种史籍。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皇帝下诏特许明州阿育王广利禅寺购买田地。寺院住持德光禅师将朝廷的赏赐，以及大臣、居士们施舍的钱财用来购田，总计买田4000余亩，每年收获5000石谷子。
寺院就是通过上述种种方式获得大片土地的。从北魏、隋唐开始，寺院广占田产的现象就很普遍。发展到宋元以后，寺院占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南宋时，一些大的寺院拥有的不动产田地多达数万亩。辽代，有一昭华寺，拥有540顷寺田，合计万亩以上。不难想象，这样规模的寺院实际上就是一座庞大的庄园。《续高僧传》中曾记录一座这样的寺院：
“京邑清禅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碾，库藏盈满。京师殷富，无过此寺。”
这段记录描写京城的清禅寺，在重重殿堂院宇之外，是繁茂的竹林、青翠的田园。这座寺院不仅有水田旱地，还有碾房一类的手工作坊，以及装满了各种东西的库房。在整个京城，也没有比这寺院更富的了。
寺院的庄园除了种植农作物，还有其他各种收入，其中工业作坊和商业活动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从敦煌发现的寺院账本中知道，敦煌净土寺仅磨坊一项收入就相当于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宋朝，江南各寺拥有碾房、油坊一类作坊是极为普遍的，它们给寺院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收益。此外，寺院从事的手工业还有制砚、制墨、冶铁、冶银、纺织、刺绣、饮食、船坊、制茶、印刷、造纸等等。(2)“长生库”和“无尽藏”
除了农耕种植的“第一产业”和开办手工作坊的“第二产业”，较大的寺院还积极从事“第三产业”。这些寺院拥有大量房产，便利用这些房屋开办店铺、旅馆、货栈、钱庄等等。在寺院各种商业性活动中，最有特色的是“长生库”和“无尽藏”。
“长生库”是寺院将积累起来的大量钱财作为资本放债，从中取利，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利贷。对此，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宋代洪迈则在《夷坚志》中说明，像这种长生库，江南许多寺院都在做。长生库委托专人管理，按月结账，清点财物。还有记载说，有的长生库还将施主布施寺院的耕牛、谷物做资本租给百姓，收取利息，称“长生牛”、“长生谷”。
“无尽藏”与“长生库”有点类似。它其实就是寺院把信徒施舍的财物积累起来，由有一定地位的僧人管理。名义上是供天下寺院公有，但谁取走了，到期必须如数奉还。隋代僧人信行创立三阶教，·大力提倡无尽藏，规定每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信徒要向寺院的无尽藏库捐钱。其实，这也是打着“护法”和“救贫”的旗号，向信徒搜刮钱财罢了。(3)以农为本
寺院的经济来源还有许多，比如皇家的赏赐，施主的布施，做法事的收入等等，但庄园田地是寺院经济最基本的来源，是寺院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正是因为有寺田这样稳定可靠的收入，寺院僧人才可能衣食无忧，坐而论道。
著名的广州报恩禅寺留下了一块宋刻的石碑《置田山碑》，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寺院经济对田地的依赖。碑文大意是：
寺院住持真邻通过购买或化缘，获得了1500余亩山地作为寺田。用这些山地的一部分收入赡养守山者。另有500余亩是耕种了3年以上的好地，把它们租给佃户耕种，每亩地收租谷一石。其中300亩田地的租米是用来供给寺院日常生活的开支，从每年四月一日起，按年划拨。而其余的收入则分配给各位僧人，给他们做零用钱。这500亩田地冬季的收成则作为庄园及庄园耕作者的费用。这个寺院还管辖着250亩官田。因为这些田地赋税增高，原来的承租者无力负担，都急于脱手，所以也成为了寺院的地产。加上这份田产的收入，这座寺院更加衣食无忧。
寺院不仅是僧人修道参禅之所，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僧人一方面要潜心悟道，企图超脱尘世，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俗事所累，作为寺院经济组织的一分子，他们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
管理阶层
寺院的最高领袖自然是住持，也称方丈。住持的德行与佛学上的造诣，直接关系着寺院的形象和在佛学界的地位。在寺院中，住持是一切重要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同时也是全寺僧众的精神领袖。
除了方丈之外，通常的领袖阶层包括监院、维那与首座。监院是总理寺院事务的总务主任；维那则负责管理众僧，以及在诵经时起腔领念；首座相当于首席教授，是佛学讲授的主讲。他们并称为“三纲”。还有一种说法是“八大执事”。包括都监、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副寺、书记和典座。这8位执事僧人进入了寺院的核心领导层，并是方丈选择自己候选人时的顾问。
有些大寺院，长期的权力完全由一派僧众所保持，这就是在《寺院法卷》上注明了名字的“传法弟子”。《寺院法卷》记载的是佛法在本寺的传承脉络，由佛陀起至今天的弟子，以师传徒，代代相承。在《法卷》上注有名字的传法弟子都有这种权利和义务，一个接一个地当方丈。大的寺院通常有四五位传法弟子，在效能上，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董事会，对于寺院的将来，几乎有绝对的控制权。在某些寺院，所有的传法弟子都挂有“监院”的职务。当然，有的寺院经常只有一位“监院”作为库房的主管，但在有些寺院，所有的传法弟子都是监院。“正监院”是库房的主管，第二监院是客堂的主管，那就是“八大知客”；第三位监院是衣钵寮的主管，那就是“头单衣钵”；第四位监院则派去主管一个下院。
经济来源
佛教僧人虽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但他们首先是人，也就免不了与人间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真正“不食人间烟火”。首先一点，僧人也必须吃饭穿衣，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才可能参禅拜佛。而佛教寺院除了保证本寺僧人的衣食住行，还要招待往来的游方僧人，要保证佛像面前一年四季香烛供品不断，要建殿堂、塑佛像、开法会、刻经书……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从这一点上说，佛教僧人与世俗凡人要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么，中国僧人的经济来源何在呢?(1)寺院田庄
寺院经济是中国佛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惟一稳定的基础，而中国寺院经济的基础又主要是寺院的土地和庄园。
中国寺院拥有土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点已经不得而知。但最晚在东晋时代，寺院就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田产。据《高僧传》记载，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道安，因为相貌丑陋，一开始不被师傅赏识，命他在田里干活，连着干了3年，他却毫无怨言。这说明，在道安时代寺院已经有了田地。到南北朝时代，皇帝及王公贵族向寺院舍田的记载屡见于史书。比如梁武帝敕建大爱敬寺，就赐给寺院良田80多顷。到了隋唐时期，这种“舍田”的现象就更加普遍。
寺院田产的另一个来源是信徒的施舍。这些信徒包括已经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居士。早在晋代，就有寺院周围的村民，因信奉佛教自愿把自己的田地施舍给寺院。在宋朝，还有这种情况，一些出家的僧尼，在出家时连同自己的资产田地一同舍入寺院。如成都超悟院僧人文英，出家前经商，十分富有，后来信奉佛教，于是把所有资产捐入寺院，抛弃家庭出家。他用自己的资产及其他信徒的施舍，为寺院购置了300亩田产。还有一些信奉佛教的官僚地主，他们向寺院施舍的田产数量往往相当巨大。比如宋代初年，节度使田钦全和他的妻子，把家庭全部田产舍入寺院，其总数达到8546亩。而南宋初年，大财主杨和王一次施舍径山寺田地13000亩。
许多寺院还自行购买土地。自东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就不断得到皇帝、贵族官僚以及广大信徒大量财产的施舍，寺院也因此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从北魏开始，寺院购买土地的现象就已出现。隋唐以后，虽然由于均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实施，使寺院购田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依然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唐宣宗年间，长安附近的安国寺就购置了一处庄田，包括房舍、田地及树木，并立有契约，t由地方官员签署。
宋代，一度曾下达禁止寺院向民间购买土地的禁令，但没过多久，这条禁令就形同虚设。宋代寺院购田的记录屡屡见于各种史籍。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皇帝下诏特许明州阿育王广利禅寺购买田地。寺院住持德光禅师将朝廷的赏赐，以及大臣、居士们施舍的钱财用来购田，总计买田4000余亩，每年收获5000石谷子。
寺院就是通过上述种种方式获得大片土地的。从北魏、隋唐开始，寺院广占田产的现象就很普遍。发展到宋元以后，寺院占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南宋时，一些大的寺院拥有的不动产田地多达数万亩。辽代，有一昭华寺，拥有540顷寺田，合计万亩以上。不难想象，这样规模的寺院实际上就是一座庞大的庄园。《续高僧传》中曾记录一座这样的寺院：
“京邑清禅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碾，库藏盈满。京师殷富，无过此寺。”
这段记录描写京城的清禅寺，在重重殿堂院宇之外，是繁茂的竹林、青翠的田园。这座寺院不仅有水田旱地，还有碾房一类的手工作坊，以及装满了各种东西的库房。在整个京城，也没有比这寺院更富的了。
寺院的庄园除了种植农作物，还有其他各种收入，其中工业作坊和商业活动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从敦煌发现的寺院账本中知道，敦煌净土寺仅磨坊一项收入就相当于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宋朝，江南各寺拥有碾房、油坊一类作坊是极为普遍的，它们给寺院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收益。此外，寺院从事的手工业还有制砚、制墨、冶铁、冶银、纺织、刺绣、饮食、船坊、制茶、印刷、造纸等等。(2)“长生库”和“无尽藏”
除了农耕种植的“第一产业”和开办手工作坊的“第二产业”，较大的寺院还积极从事“第三产业”。这些寺院拥有大量房产，便利用这些房屋开办店铺、旅馆、货栈、钱庄等等。在寺院各种商业性活动中，最有特色的是“长生库”和“无尽藏”。
“长生库”是寺院将积累起来的大量钱财作为资本放债，从中取利，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利贷。对此，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宋代洪迈则在《夷坚志》中说明，像这种长生库，江南许多寺院都在做。长生库委托专人管理，按月结账，清点财物。还有记载说，有的长生库还将施主布施寺院的耕牛、谷物做资本租给百姓，收取利息，称“长生牛”、“长生谷”。
“无尽藏”与“长生库”有点类似。它其实就是寺院把信徒施舍的财物积累起来，由有一定地位的僧人管理。名义上是供天下寺院公有，但谁取走了，到期必须如数奉还。隋代僧人信行创立三阶教，·大力提倡无尽藏，规定每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信徒要向寺院的无尽藏库捐钱。其实，这也是打着“护法”和“救贫”的旗号，向信徒搜刮钱财罢了。(3)以农为本
寺院的经济来源还有许多，比如皇家的赏赐，施主的布施，做法事的收入等等，但庄园田地是寺院经济最基本的来源，是寺院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正是因为有寺田这样稳定可靠的收入，寺院僧人才可能衣食无忧，坐而论道。
著名的广州报恩禅寺留下了一块宋刻的石碑《置田山碑》，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寺院经济对田地的依赖。碑文大意是：
寺院住持真邻通过购买或化缘，获得了1500余亩山地作为寺田。用这些山地的一部分收入赡养守山者。另有500余亩是耕种了3年以上的好地，把它们租给佃户耕种，每亩地收租谷一石。其中300亩田地的租米是用来供给寺院日常生活的开支，从每年四月一日起，按年划拨。而其余的收入则分配给各位僧人，给他们做零用钱。这500亩田地冬季的收成则作为庄园及庄园耕作者的费用。这个寺院还管辖着250亩官田。因为这些田地赋税增高，原来的承租者无力负担，都急于脱手，所以也成为了寺院的地产。加上这份田产的收入，这座寺院更加衣食无忧。
寺院不仅是僧人修道参禅之所，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僧人一方面要潜心悟道，企图超脱尘世，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俗事所累，作为寺院经济组织的一分子，他们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
管理阶层
寺院的最高领袖自然是住持，也称方丈。住持的德行与佛学上的造诣，直接关系着寺院的形象和在佛学界的地位。在寺院中，住持是一切重要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同时也是全寺僧众的精神领袖。
除了方丈之外，通常的领袖阶层包括监院、维那与首座。监院是总理寺院事务的总务主任；维那则负责管理众僧，以及在诵经时起腔领念；首座相当于首席教授，是佛学讲授的主讲。他们并称为“三纲”。还有一种说法是“八大执事”。包括都监、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副寺、书记和典座。这8位执事僧人进入了寺院的核心领导层，并是方丈选择自己候选人时的顾问。
有些大寺院，长期的权力完全由一派僧众所保持，这就是在《寺院法卷》上注明了名字的“传法弟子”。《寺院法卷》记载的是佛法在本寺的传承脉络，由佛陀起至今天的弟子，以师传徒，代代相承。在《法卷》上注有名字的传法弟子都有这种权利和义务，一个接一个地当方丈。大的寺院通常有四五位传法弟子，在效能上，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董事会，对于寺院的将来，几乎有绝对的控制权。在某些寺院，所有的传法弟子都挂有“监院”的职务。当然，有的寺院经常只有一位“监院”作为库房的主管，但在有些寺院，所有的传法弟子都是监院。“正监院”是库房的主管，第二监院是客堂的主管，那就是“八大知客”；第三位监院是衣钵寮的主管，那就是“头单衣钵”；第四位监院则派去主管一个下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