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国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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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邪马国逐渐走向没落，直至被浓重的历史烟云笼罩成一段难以诉说清楚的故事之后，公元4世纪初，在现今的奈良地区，逐渐兴起了一个比邪马台更加强大的国家。因其地处大和盆地，故得名大和国。这一时期，不知道是为了炫耀权力和财富，还是某种形式的信仰，大和国的统治者大量营建规模巨大的坟墓，因此在考古上，大和国时期也被称为“古坟时代”。这些大坟自平地高高隆起，周围围绕着被称之为“埴轮”的黏土小雕像，气势雄伟。
在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千年之后，近代的一些学者重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已经不知所踪的邪马台国。他们从这个古国的读音上似乎找到了与随后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的某些关联。他们认为，yamatai（邪马台）即后来的yamato（大和国）。这一考证似乎为大和国在奈良地区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先前没有一个较为强大的文明做基础，大和国的盛起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得以实现。尤其令考古学者感兴趣的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卑弥呼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这一记录表明，在邪马台时期，统治者死后都会安葬于类似的大型坟墓中，而这也正是日后大和国出现的巨大坟墓的雏形。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列岛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可供记录的文字，对于日本早期的国家历史，总是存在着“百个人百种说法”。异议较小的一个说法是，这个被称为“大和”的国家奠定了日本民族的主体。
公元4世纪初，日本列岛各种武装兼并战争依然在旷日持久地进行，到4世纪末，大和国依靠其先进的武器以及尚武的精神，四方出征，威震列岛，其势力范围逐步扩张到九州与关东一带。在日本最早的史书里，这些兼并战争以神话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崇神天皇派遣大彦命征北陆，武涥川别征东海，吉备津彦征西道，丹波道主命征丹波的故事等。
经过近百年的持续发展和向外扩张，到公元5世纪初，原本居于一隅的大和国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公元478年，大和国王致当时南朝的宋顺帝的表文上对其祖先的征伐统一战争做了一番夸耀：“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
随着国家的统一，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这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和国将原本在本国内实行的部民制扩大到整个日本列岛。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归属皇室的私有民叫作公部民，归属贵族的私有民叫作私部民。依照分工不同，这些私有民被分成不同的部，从事手工业的私有民称品部民，从事农业的称田部民。作为皇室与贵族的私有财产，这些部民的名字也被冠以主人名，或是职业名和地名，以此来表明皇室与贵族阶级对他们的所有权。
与部民制这种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贵族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氏的首领为氏上，在朝廷担任要职。他们不仅拥有田庄和部民，还拥有显示其地位的姓。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国势力的发展，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国王掌控了赐予或剥夺贵族姓的权力，天皇赐姓的标准是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姓臣与姓连的贵族地位最高。
在日本列岛获得稳固的统治地位之后，大和国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展它的势力。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高句丽实力最为强大，百济最弱。为了应对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百济与大和国结盟，借大和国的军事力量来对抗两国，而大和国则利用这一契机，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入侵，并占领了其东南部的一些地区。但是由于高句丽势力的不断南下以及与新罗联手，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被逐渐瓦解，在两国不断的联合打击下，大和国的入侵行为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公元5世纪到6世纪初，大和国相继有五位国王统治过日本列岛，史称“倭五王时代”。公元413年，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大和国王赞派遣使者来中土朝贡，公元421年，即南朝刘宋永初元年，大和国王又派使者朝贡，宋高祖刘裕下诏：“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公元425年，又遣中土移民司马曹达奉表朝。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对中国的积极朝贡，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各种名贵稀有物品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朝贡，获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以此借助中国的权威加强对周边小国，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随着跟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或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移民大量传播至日本列岛。日本无论是冶炼技术、制陶术，还是纺织术都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汉字、儒学及佛教也相继传入日本。
汉字最初由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传至日本列岛，这些人精通中国儒家典籍，进入日本后，受到大和朝廷的欢迎，常被委以史官或是财政方面的重要职务，并赐予姓氏，有的还担任大和国王儿子的老师。由于汉字是随着儒家经典的传入而被接受的，所以儒学在日本统治阶级被广泛接受就成了极其自然的事情。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日本的汉文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水平。公元522年，中国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高市郡板田原搭建了草庵，安置随身携带的佛像。那时候的日本人还不知佛教为何物，便将司马达带来的佛像称为异域之神，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开始。公元552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向大和国送上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书若干，并赞颂佛的功德。对于要不要信奉佛教，大和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崇佛派的苏我稻目说要信，排佛派的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均说不要信。当时的大和国王采纳了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的意见，并把佛像赐给了苏我稻目。苏我稻目用私宅专门供奉佛像，不久以后，当地发生疫病，有很多人相继死亡。物部尾舆认为这些怪像是因佛像的传入而引起的，便奏请国王将佛像扔进了河里，并且烧毁了供奉佛像的殿堂。
公元587年，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联合皇室成员消灭了物部尾舆的儿子物部守屋，把持朝政，佛教才在日本全国推行开来。
外来的文化，一点点地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在与本土文明不断撞击、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成熟，因而，大和国的脚步走得更加稳健，脚下的路也延伸到更远。
在邪马国逐渐走向没落，直至被浓重的历史烟云笼罩成一段难以诉说清楚的故事之后，公元4世纪初，在现今的奈良地区，逐渐兴起了一个比邪马台更加强大的国家。因其地处大和盆地，故得名大和国。这一时期，不知道是为了炫耀权力和财富，还是某种形式的信仰，大和国的统治者大量营建规模巨大的坟墓，因此在考古上，大和国时期也被称为“古坟时代”。这些大坟自平地高高隆起，周围围绕着被称之为“埴轮”的黏土小雕像，气势雄伟。
在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千年之后，近代的一些学者重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已经不知所踪的邪马台国。他们从这个古国的读音上似乎找到了与随后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的某些关联。他们认为，yamatai（邪马台）即后来的yamato（大和国）。这一考证似乎为大和国在奈良地区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先前没有一个较为强大的文明做基础，大和国的盛起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得以实现。尤其令考古学者感兴趣的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卑弥呼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这一记录表明，在邪马台时期，统治者死后都会安葬于类似的大型坟墓中，而这也正是日后大和国出现的巨大坟墓的雏形。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列岛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可供记录的文字，对于日本早期的国家历史，总是存在着“百个人百种说法”。异议较小的一个说法是，这个被称为“大和”的国家奠定了日本民族的主体。
公元4世纪初，日本列岛各种武装兼并战争依然在旷日持久地进行，到4世纪末，大和国依靠其先进的武器以及尚武的精神，四方出征，威震列岛，其势力范围逐步扩张到九州与关东一带。在日本最早的史书里，这些兼并战争以神话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崇神天皇派遣大彦命征北陆，武涥川别征东海，吉备津彦征西道，丹波道主命征丹波的故事等。
经过近百年的持续发展和向外扩张，到公元5世纪初，原本居于一隅的大和国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公元478年，大和国王致当时南朝的宋顺帝的表文上对其祖先的征伐统一战争做了一番夸耀：“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
随着国家的统一，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这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和国将原本在本国内实行的部民制扩大到整个日本列岛。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归属皇室的私有民叫作公部民，归属贵族的私有民叫作私部民。依照分工不同，这些私有民被分成不同的部，从事手工业的私有民称品部民，从事农业的称田部民。作为皇室与贵族的私有财产，这些部民的名字也被冠以主人名，或是职业名和地名，以此来表明皇室与贵族阶级对他们的所有权。
与部民制这种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贵族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氏的首领为氏上，在朝廷担任要职。他们不仅拥有田庄和部民，还拥有显示其地位的姓。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国势力的发展，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国王掌控了赐予或剥夺贵族姓的权力，天皇赐姓的标准是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姓臣与姓连的贵族地位最高。
在日本列岛获得稳固的统治地位之后，大和国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展它的势力。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高句丽实力最为强大，百济最弱。为了应对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百济与大和国结盟，借大和国的军事力量来对抗两国，而大和国则利用这一契机，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入侵，并占领了其东南部的一些地区。但是由于高句丽势力的不断南下以及与新罗联手，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被逐渐瓦解，在两国不断的联合打击下，大和国的入侵行为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公元5世纪到6世纪初，大和国相继有五位国王统治过日本列岛，史称“倭五王时代”。公元413年，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大和国王赞派遣使者来中土朝贡，公元421年，即南朝刘宋永初元年，大和国王又派使者朝贡，宋高祖刘裕下诏：“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公元425年，又遣中土移民司马曹达奉表朝。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对中国的积极朝贡，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各种名贵稀有物品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朝贡，获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以此借助中国的权威加强对周边小国，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随着跟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或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移民大量传播至日本列岛。日本无论是冶炼技术、制陶术，还是纺织术都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汉字、儒学及佛教也相继传入日本。
汉字最初由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传至日本列岛，这些人精通中国儒家典籍，进入日本后，受到大和朝廷的欢迎，常被委以史官或是财政方面的重要职务，并赐予姓氏，有的还担任大和国王儿子的老师。由于汉字是随着儒家经典的传入而被接受的，所以儒学在日本统治阶级被广泛接受就成了极其自然的事情。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日本的汉文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水平。公元522年，中国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高市郡板田原搭建了草庵，安置随身携带的佛像。那时候的日本人还不知佛教为何物，便将司马达带来的佛像称为异域之神，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开始。公元552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向大和国送上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书若干，并赞颂佛的功德。对于要不要信奉佛教，大和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崇佛派的苏我稻目说要信，排佛派的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均说不要信。当时的大和国王采纳了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的意见，并把佛像赐给了苏我稻目。苏我稻目用私宅专门供奉佛像，不久以后，当地发生疫病，有很多人相继死亡。物部尾舆认为这些怪像是因佛像的传入而引起的，便奏请国王将佛像扔进了河里，并且烧毁了供奉佛像的殿堂。
公元587年，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联合皇室成员消灭了物部尾舆的儿子物部守屋，把持朝政，佛教才在日本全国推行开来。
外来的文化，一点点地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在与本土文明不断撞击、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成熟，因而，大和国的脚步走得更加稳健，脚下的路也延伸到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