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1章 海贸引发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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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告病滞留杭州,有的人认为他是觉得委屈而赌气不回京。不管如何,大宋的钱荒有望得到解决,杨逸功不可没,现在还要受到弹劾,换谁都有些想不开。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畏罪退缩的表现,就像一只乌龟,遭到外在攻击后,本能地缩回自认为最安全的硬壳中。
弹劾他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杨逸太耀眼了,攻击这样的人才更有成就感,才更显得自己刚直不阿。
最终连给事中刘拯都加入了弹劾杨逸的行列。
大宋的给事中可不是明朝那样的七品小官。
神宗元丰改制后,给事中复为职事官,正四品,四人,分治门下省日常公务,审读内外出纳文书,驳正政令、授官之失当者,日录奏章以进,纠治其违失。下设上、下、封驳、谏官、记注五案,分理杂务,领通进司、进奏院。
给事中连宰相的政令都有权封驳,百官的奏章要经其日录以进,且身居正四品,这样的人物可不简单。
其职权并不亚于御使中丞多少,而且刘拯和黄履一样,同样是当初一起提着脑袋去宝文阁逼宫的人之一。
杨逸不禁感叹:看来有些人真是能共患难,却不能共荣华啊。
章惇还没有作出表态,因杨逸人还在杭州,刘太后也将弹劾他的奏章暂时先压下。毕竟黄履他们弹劾杨逸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传言,并无真凭实据。
虽然。杨逸弄回如此多的银子,凭此一点,大致就能判断那些传言不假。但杨逸是三品大学士,总不能连个辩驳的机会也不给,就治他的罪不是。
刘太后在杨逸“病好”回京之前,压下弹劾他的奏章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而得知章惇对此事一直没表态。杨逸笑了!
有些人,有些事,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
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自去年在杭州试点抛秧之后。李贵夫妇就一直留在杭州打理这边的产业,去年的抛秧效果不错,收成上和插秧并无差别。但因能节省很多劳力,不用杨逸再去推广,许多地主大户就主动采用了这种简便的方法耕作。
这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短期内,这或许会给一些佃农造成困扰,使得他们变成失业游民。
这一点杨逸不担心,树挪死,人挪活,这些佃农没有土地耕作,一定会向工商业转移。
河西走廓打通。朝廷允许私人向官船场订购海船,进一步拉动了大宋贸易的兴旺,大宋的工商业现在正处于一个强劲的上升阶段,各地的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完全可以将这些失地的佃农吸纳。
而现在。杨逸也想打这些失地百姓的主意。
他吩咐李贵置办了几个小菜,加上一壶女儿红,然后把杭州的大掌柜李南通请来。
李南通只有三十岁,国字脸,腮有虬须,身材魁梧。但却能给人一种内敛随和的感觉。
东京、杭州、兰州是韩碧儿重点经营的三个商业终转站。李南通年纪轻轻便能接何宏海的手,坐到杭州大掌柜的位子上,杨逸倒对他多了几分兴趣。
“南通不必客气,坐吧,今天找你来,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多谢大人,在大人面前岂有小人的位置?小人站着就是,大人有何吩咐尽管示下。”
“行了,坐吧,你站着,我得仰着头和你说话。”
李南通听他这般说,长揖一礼后这才落坐。杨逸天马行空地问了他些问题,李南通都能对答如流,杨逸不禁暗暗颔首。
鹿儿岛、石见、佐渡岛这三个地方,堀河天皇已经割让给了他。当初签订那份合约时,用的是钓鱼岛岛主的名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杨逸就没打算将这份合约拿回大宋公示。
到目前为止,知道这份合约存在的,也只是王勇和陆振两个人。
为了加强对日本的控制,除了利用令子和鸠山由纪在平安京安插人手,杨逸觉得有必要开启石见和鹿儿岛的经营,多布几步棋,这样可以与平安京互相呼应。
“南通,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李南通立即起身拱手道:“请大人吩咐。”
杨逸摆摆手,让他从新坐下,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利用家里的商贸渠道,招募那些生活无着的百姓,随船带往日本,日本那边我交待过何宏海他们,他们会加以妥善安置的。”
“这……大人,具体要招募多少?”
“没有上限,多多益善,不过为了不引起波澜,此事动作不宜过大,当缓缓而行,记住,此事切忌被地方官府察觉。”
“大人,咱们家现在商铺遍布各地,招募生活无着的百姓,这应该不难,不过……”
“放心吧,杭州府和市舶司那边我都会打好招呼的,市舶司会放松对咱们家的商船的检查,但你们切记,别因此偷税漏税,咱们家不图那点钱。否则一但被市舶司的人发现,到时人家恐怕就不好说话了。”
“大人放心,此事以前夫人就曾吩咐过。这一点小人可以保证,咱们家的商号绝没有逃税行为。”
杨逸笑笑,斟了杯酒递给他道:“那就好,至于内地怎么办,这就看你们的了!”
“是,大人,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
吩咐完这事,俩人吃了几口小菜,杨逸这才接着问道:“南洋那边情形如何?”
杨逸态度随和,李南通也渐渐放开了,不再那么拘束,他含笑答道:“大人,去年咱们船都在跑日本。只顺道去了一趟高丽,南洋那边还没走过,不过,江南商会里面倒是有七八艘船去了。”
“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
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
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 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
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 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 商税占约12.8%,
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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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告病滞留杭州,有的人认为他是觉得委屈而赌气不回京。不管如何,大宋的钱荒有望得到解决,杨逸功不可没,现在还要受到弹劾,换谁都有些想不开。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畏罪退缩的表现,就像一只乌龟,遭到外在攻击后,本能地缩回自认为最安全的硬壳中。
弹劾他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杨逸太耀眼了,攻击这样的人才更有成就感,才更显得自己刚直不阿。
最终连给事中刘拯都加入了弹劾杨逸的行列。
大宋的给事中可不是明朝那样的七品小官。
神宗元丰改制后,给事中复为职事官,正四品,四人,分治门下省日常公务,审读内外出纳文书,驳正政令、授官之失当者,日录奏章以进,纠治其违失。下设上、下、封驳、谏官、记注五案,分理杂务,领通进司、进奏院。
给事中连宰相的政令都有权封驳,百官的奏章要经其日录以进,且身居正四品,这样的人物可不简单。
其职权并不亚于御使中丞多少,而且刘拯和黄履一样,同样是当初一起提着脑袋去宝文阁逼宫的人之一。
杨逸不禁感叹:看来有些人真是能共患难,却不能共荣华啊。
章惇还没有作出表态,因杨逸人还在杭州,刘太后也将弹劾他的奏章暂时先压下。毕竟黄履他们弹劾杨逸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传言,并无真凭实据。
虽然。杨逸弄回如此多的银子,凭此一点,大致就能判断那些传言不假。但杨逸是三品大学士,总不能连个辩驳的机会也不给,就治他的罪不是。
刘太后在杨逸“病好”回京之前,压下弹劾他的奏章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而得知章惇对此事一直没表态。杨逸笑了!
有些人,有些事,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
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自去年在杭州试点抛秧之后。李贵夫妇就一直留在杭州打理这边的产业,去年的抛秧效果不错,收成上和插秧并无差别。但因能节省很多劳力,不用杨逸再去推广,许多地主大户就主动采用了这种简便的方法耕作。
这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短期内,这或许会给一些佃农造成困扰,使得他们变成失业游民。
这一点杨逸不担心,树挪死,人挪活,这些佃农没有土地耕作,一定会向工商业转移。
河西走廓打通。朝廷允许私人向官船场订购海船,进一步拉动了大宋贸易的兴旺,大宋的工商业现在正处于一个强劲的上升阶段,各地的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完全可以将这些失地的佃农吸纳。
而现在。杨逸也想打这些失地百姓的主意。
他吩咐李贵置办了几个小菜,加上一壶女儿红,然后把杭州的大掌柜李南通请来。
李南通只有三十岁,国字脸,腮有虬须,身材魁梧。但却能给人一种内敛随和的感觉。
东京、杭州、兰州是韩碧儿重点经营的三个商业终转站。李南通年纪轻轻便能接何宏海的手,坐到杭州大掌柜的位子上,杨逸倒对他多了几分兴趣。
“南通不必客气,坐吧,今天找你来,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多谢大人,在大人面前岂有小人的位置?小人站着就是,大人有何吩咐尽管示下。”
“行了,坐吧,你站着,我得仰着头和你说话。”
李南通听他这般说,长揖一礼后这才落坐。杨逸天马行空地问了他些问题,李南通都能对答如流,杨逸不禁暗暗颔首。
鹿儿岛、石见、佐渡岛这三个地方,堀河天皇已经割让给了他。当初签订那份合约时,用的是钓鱼岛岛主的名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杨逸就没打算将这份合约拿回大宋公示。
到目前为止,知道这份合约存在的,也只是王勇和陆振两个人。
为了加强对日本的控制,除了利用令子和鸠山由纪在平安京安插人手,杨逸觉得有必要开启石见和鹿儿岛的经营,多布几步棋,这样可以与平安京互相呼应。
“南通,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李南通立即起身拱手道:“请大人吩咐。”
杨逸摆摆手,让他从新坐下,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利用家里的商贸渠道,招募那些生活无着的百姓,随船带往日本,日本那边我交待过何宏海他们,他们会加以妥善安置的。”
“这……大人,具体要招募多少?”
“没有上限,多多益善,不过为了不引起波澜,此事动作不宜过大,当缓缓而行,记住,此事切忌被地方官府察觉。”
“大人,咱们家现在商铺遍布各地,招募生活无着的百姓,这应该不难,不过……”
“放心吧,杭州府和市舶司那边我都会打好招呼的,市舶司会放松对咱们家的商船的检查,但你们切记,别因此偷税漏税,咱们家不图那点钱。否则一但被市舶司的人发现,到时人家恐怕就不好说话了。”
“大人放心,此事以前夫人就曾吩咐过。这一点小人可以保证,咱们家的商号绝没有逃税行为。”
杨逸笑笑,斟了杯酒递给他道:“那就好,至于内地怎么办,这就看你们的了!”
“是,大人,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
吩咐完这事,俩人吃了几口小菜,杨逸这才接着问道:“南洋那边情形如何?”
杨逸态度随和,李南通也渐渐放开了,不再那么拘束,他含笑答道:“大人,去年咱们船都在跑日本。只顺道去了一趟高丽,南洋那边还没走过,不过,江南商会里面倒是有七八艘船去了。”
“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
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
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 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
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 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 商税占约12.8%,
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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