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五章 自信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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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把那样比作本朝的‘西域’，则朝廷若开南洋，比效安西四镇。巴达维亚，或可为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军是要驻的，官是要流的，至于四镇之外的诸多南洋国，则可效西域诸国。”
“这些人自明时便迁居海外，对天朝离心，不可只用恩德而不用威仪。今日荷兰人压迫颇深，心慕故国；若将来天朝改制，如改土归流，当地豪族只怕未必不叛。”
“我对巴达维亚的情况所知不多，但以史为鉴，却知本朝开国之初，也是靠分了朱明皇庄和藩王的土地、后金东虏的圈地。巴达维亚没有朱明的皇庄和藩王，但却有当地的豪族；巴达维亚没有后金东虏的圈地，却有荷兰人的圈地。”
齐国公并不是太了解连怀观的背景，但却本能地想到连怀观也是当地豪族。既为豪族，首鼠两端，两头下注的事，也是常有的。
朝廷不会允许一个“中华联邦”的形式，只要出了兵、出了力，一定不会允许当地的华人拥有太强的自主势力。
正如刘钰相信的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南洋的经济基础很诡异，种植园经济为主，也就注定了当地的宗族、豪族们若不收拾，肯定拿捏着华人社会的全部活力。
改变当地的经济基础，才能够解巴达维亚等地“山高皇帝远、随时想自立”的想法。
以齐国公的想法，或者说以朝廷的想法，最好还是瓦解成华北地区这种小农的状态：没有宗族或者庄园主士大夫这样的天然组织，而是被官僚统治所替代。
“守常，你应知道，闽粤两地，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人出海外谋生，下南洋。南洋人口必是越来越多，故而从一开始，就要让南洋的‘安西四镇’没有豪族势力。”
“这连怀观既能来此，也算是个壮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为壮士，日后有功朝廷自然封赏，封赏之后既有品级也该遵守规矩。”
刘钰答应一声，心里盘算了一下巴达维亚的情况，心道南洋的事，与华北还真不太一样。
这巴达维亚的制糖业完蛋了，除非大顺这边的蔗糖消耗量暴涨，否则控制巴达维亚后还是无法解决庄园经济破产的情况。
估计大顺也不太可能放着台湾福建的糖不要，高价收购巴达维亚的糖。
加上正赶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估计欧洲那边乱成一团，蔗糖的消耗量也必受影响。
荷兰人一走，短时间内去欧洲贸易都很危险，荷兰人可能半途劫船……蔗糖销量只会更低。
思来想去，想要救巴达维亚的蔗糖业，就得看日本开国之后，对蔗糖有多大的需求了。
这是唯一一个短时内的增长点，反正大顺的内需不能指望，也基本饱和了。
甘蔗园毕竟不是华北的耕地，分成小块也没问题。
日本市场，撑得起巴达维亚甘蔗园的蔗糖业吗？现在还说不准，估计就算有涨幅，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且巴达维亚除了甘蔗业，真正的豪强都是靠包税和放贷的，土地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
朝廷想到的抑制豪强，肯定以为巴达维亚都是靠种地为生，豪强都是大地主。
然而并不是，至少在华人内部并不是。
对于遏制当地豪强的想法，刘钰是支持的。但怎么遏制，他觉得不是现如今的朝廷那群小农脑子能想明白的。
齐国公见刘钰在那闷着不说话，笑道：“你不要以为此事很难。此事，我看也简单。江南等地，豪强难制，因为他们读书为官，胥吏一体，朝中有人。”
“本朝取天下，从均田免粮，到保天下驱鞑虏，其中变迁你是明白的。巴达维亚的豪强，何德何能，有资格做江南士绅吗？有资格让朝廷妥协吗？”
他以为刘钰考虑到朝廷连文登的“士绅纳粮、摊丁入亩、永佃权”等政策要在全国推广都难，担忧朝廷能不能在南洋控制住，便说破了其中的关窍：巴达维亚的当地豪绅，连荷兰人都打不过，若是天朝赶走了荷兰，那些豪绅算什么？
各省士绅，都是读书人，朝中有人有关系，动不得；那巴达维亚的豪绅，朝中有关系吗？有代言人吗？
还不是想揉就揉，想捏就捏？
刘钰喔了一声，不置可否。
对朝廷整体上动豪绅的大方向，是支持的，本来他也认为南洋最可靠的人是那群最底层的雇工和巴城中的小贩；而当包税人的甲必丹雷珍兰们，天朝控制后，日子只怕比荷兰人在的时候过的要差，他们可不是基本盘。
但他不是很同意齐国公想的解决方法，这方法在土地矛盾集中的地方能用，在巴达维亚这种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下，不是万能的。
此时他也没直接反对，对巴达维亚的具体土地政策、荷兰人的种种制度，连怀观也只是从他的视角直观去介绍，感性有余，理性不足，这还是要再议。
好在齐国公的话，也解开了他心里的另一个心结。
他之前是担心朝廷直接复刻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统治方式，为了省事而延续旧制。
现在看来，齐国公的想法认为朝廷不可能允许当地维持旧制。只要在遏制当地豪强的大思路上一致，山高皇帝远，将来还是有很多的可操作空间的。
想着自己应该变一变在朝中的固有形象，刘钰也没再和齐国公深入讨论这个事，心道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别让连怀观寒了心就好。
事后问一问，要真的露出寒心之意，那也只好心狠一狠，把他扣住，以免走漏风声。
“国公应该自有打算，这本来也是外交部该管的事，小子也就不多说了。”
“还有就是，还是要提醒国公一句，早做准备。我估计，明年不只是罗刹使团要来，可能瑞典人也会来、英国人也可能来。英法世仇，而且英国自从前明时候就想派人来京城，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如今我朝变化，罗刹人来了、法国人也来了，英国人可能也会来。这罗刹特使是个特例，陛下恩准常驻京城，以便勘界、平西域等事宜。其余使团，估计想要驻京，怕是办不成。我看，不如叫他们把商馆使馆，都迁至松江，以便管辖、也便外交联络？”
大顺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可是对内还是要假装是天朝上国的。既是天朝上国，平等外交这种事，就不要做得太显眼，譬如在京城开使馆之类。
再者，朝廷对这些西洋人也是充满警惕的，又有禁教的风潮，按照西洋规矩在京城开使馆，根本不太现实。
且不说百姓怎么看，让朝鲜这个忠臣孝子怎么看？
罗刹人特殊，因为之前要勘界、要解决蒙古、要平定西域，这都需要和罗刹的使节直接沟通，故而是恩准在京城常驻，却终究没有一个正式的大使馆。
现在搞出来了外交部，想要外交，当然是要派驻使节了。
聚在一起，方便管理，无非也就是这几个口岸。松江最好，广东太远。
满清时候，太平天国起事，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有一样也要考虑到，便是在南京条约之前，广东一口通商，导致许多江南的货，要运到广东，这就导致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人。
南京条约之后，上海成为了口岸和买办中心，导致了很多搞运输的、借助一口通商发达的人失业，为天平天国贡献了不少核心人员和核心力量。
大顺倒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开放了许多口岸，这种变迁引发的影响不会太大。
使馆好说，主要是商馆，扎堆一起也便于监管。海军跑不到欧洲，也暂时没能力在欧洲耀武扬威，唯一能和西洋人听懂的外交，就只剩下一个关税。
齐国公道：“这事我自是考虑过，西洋人有驻派使节的习惯，要显得我这外交部有用，我当然会考虑驻派使节的事。但是，松江是不可能的。”
“一则那里终究更远，沟通不便；二来松江地处江南，是朝廷的腹心，这使节团只怕都是细作，哪里是不可能允许驻派使节的。我的意思，是在天津。”
“天津？”刘钰有些惊住了，天津固然好，毕竟更近一些，方便沟通。但是，这能行吗？
天津，离着京城太近了，朝中能同意？
齐国公见刘钰惊奇，笑道：“陛下已经同意了。但需得海军立威之后，方可建馆。”
“放置天津，沟通方便，此其一也。”
“我回来后，陛下叫我去看了看军改后的京营，问我与西洋诸国相较如何？我说胜之！海军与西洋人相差略远，陆军却不用惧，放在天津，天津也要驻扎一军，叫西洋人知我朝军阵不弱。”
“商馆不动，使馆驻于天津。那倭人不是每年让荷兰人参江户吗？这边也让西洋人每年入京参觐，若真有事也好处置。”
“至于松江，你就不要想了。那里商贾众多，又是江南腹地，朝廷担心商贾和西洋人勾结。而且那里又是长江口，漕运之始，西洋人把那里摸清楚了，将来真要有事，对国朝大为不利。”
“京城不能驻，退一步在天津，也正好。凡要抵达天津的西洋船，都需报备，使馆报备，朝廷派船去南边接，而不能让西洋船入渤海。”
闻言，刘钰嘴角浮出笑意，看来朝廷终于在自负之后，有了一丝真正的自信。除却考虑到和西洋人勾结、江南腹心等问题外，这一次允许西洋使节驻扎天津，就在于皇帝真的相信军改后的陆军很强，这是询问了出访欧洲的齐国公后产生的比较后的自信，而非是之前那种极端的自负。
皇帝特意询问了去过欧洲观战过的齐国公，刘钰觉得这是自己之前那些吓唬人的话，把皇帝从天朝的自负吓成了不自信，这回确认之后扔了自负，真正自信了。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自信就好，自信才能包容，越不自信越封闭。
敢在天津设使馆，皇帝的心态真的变了。
“使馆和常驻使节的事，这都定下了。倒是你那边，瑞典人、英国人，明年真的会来？莫要我在这摆了一桌子菜，客人却不来。”
刘钰想了想，也不敢说满，只道：“七成把握吧。”
说罢，心道馒头应该快要从欧洲那边返航了吧？
“你既把那样比作本朝的‘西域’，则朝廷若开南洋，比效安西四镇。巴达维亚，或可为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军是要驻的，官是要流的，至于四镇之外的诸多南洋国，则可效西域诸国。”
“这些人自明时便迁居海外，对天朝离心，不可只用恩德而不用威仪。今日荷兰人压迫颇深，心慕故国；若将来天朝改制，如改土归流，当地豪族只怕未必不叛。”
“我对巴达维亚的情况所知不多，但以史为鉴，却知本朝开国之初，也是靠分了朱明皇庄和藩王的土地、后金东虏的圈地。巴达维亚没有朱明的皇庄和藩王，但却有当地的豪族；巴达维亚没有后金东虏的圈地，却有荷兰人的圈地。”
齐国公并不是太了解连怀观的背景，但却本能地想到连怀观也是当地豪族。既为豪族，首鼠两端，两头下注的事，也是常有的。
朝廷不会允许一个“中华联邦”的形式，只要出了兵、出了力，一定不会允许当地的华人拥有太强的自主势力。
正如刘钰相信的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南洋的经济基础很诡异，种植园经济为主，也就注定了当地的宗族、豪族们若不收拾，肯定拿捏着华人社会的全部活力。
改变当地的经济基础，才能够解巴达维亚等地“山高皇帝远、随时想自立”的想法。
以齐国公的想法，或者说以朝廷的想法，最好还是瓦解成华北地区这种小农的状态：没有宗族或者庄园主士大夫这样的天然组织，而是被官僚统治所替代。
“守常，你应知道，闽粤两地，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人出海外谋生，下南洋。南洋人口必是越来越多，故而从一开始，就要让南洋的‘安西四镇’没有豪族势力。”
“这连怀观既能来此，也算是个壮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为壮士，日后有功朝廷自然封赏，封赏之后既有品级也该遵守规矩。”
刘钰答应一声，心里盘算了一下巴达维亚的情况，心道南洋的事，与华北还真不太一样。
这巴达维亚的制糖业完蛋了，除非大顺这边的蔗糖消耗量暴涨，否则控制巴达维亚后还是无法解决庄园经济破产的情况。
估计大顺也不太可能放着台湾福建的糖不要，高价收购巴达维亚的糖。
加上正赶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估计欧洲那边乱成一团，蔗糖的消耗量也必受影响。
荷兰人一走，短时间内去欧洲贸易都很危险，荷兰人可能半途劫船……蔗糖销量只会更低。
思来想去，想要救巴达维亚的蔗糖业，就得看日本开国之后，对蔗糖有多大的需求了。
这是唯一一个短时内的增长点，反正大顺的内需不能指望，也基本饱和了。
甘蔗园毕竟不是华北的耕地，分成小块也没问题。
日本市场，撑得起巴达维亚甘蔗园的蔗糖业吗？现在还说不准，估计就算有涨幅，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且巴达维亚除了甘蔗业，真正的豪强都是靠包税和放贷的，土地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
朝廷想到的抑制豪强，肯定以为巴达维亚都是靠种地为生，豪强都是大地主。
然而并不是，至少在华人内部并不是。
对于遏制当地豪强的想法，刘钰是支持的。但怎么遏制，他觉得不是现如今的朝廷那群小农脑子能想明白的。
齐国公见刘钰在那闷着不说话，笑道：“你不要以为此事很难。此事，我看也简单。江南等地，豪强难制，因为他们读书为官，胥吏一体，朝中有人。”
“本朝取天下，从均田免粮，到保天下驱鞑虏，其中变迁你是明白的。巴达维亚的豪强，何德何能，有资格做江南士绅吗？有资格让朝廷妥协吗？”
他以为刘钰考虑到朝廷连文登的“士绅纳粮、摊丁入亩、永佃权”等政策要在全国推广都难，担忧朝廷能不能在南洋控制住，便说破了其中的关窍：巴达维亚的当地豪绅，连荷兰人都打不过，若是天朝赶走了荷兰，那些豪绅算什么？
各省士绅，都是读书人，朝中有人有关系，动不得；那巴达维亚的豪绅，朝中有关系吗？有代言人吗？
还不是想揉就揉，想捏就捏？
刘钰喔了一声，不置可否。
对朝廷整体上动豪绅的大方向，是支持的，本来他也认为南洋最可靠的人是那群最底层的雇工和巴城中的小贩；而当包税人的甲必丹雷珍兰们，天朝控制后，日子只怕比荷兰人在的时候过的要差，他们可不是基本盘。
但他不是很同意齐国公想的解决方法，这方法在土地矛盾集中的地方能用，在巴达维亚这种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下，不是万能的。
此时他也没直接反对，对巴达维亚的具体土地政策、荷兰人的种种制度，连怀观也只是从他的视角直观去介绍，感性有余，理性不足，这还是要再议。
好在齐国公的话，也解开了他心里的另一个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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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齐国公的想法认为朝廷不可能允许当地维持旧制。只要在遏制当地豪强的大思路上一致，山高皇帝远，将来还是有很多的可操作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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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问一问，要真的露出寒心之意，那也只好心狠一狠，把他扣住，以免走漏风声。
“国公应该自有打算，这本来也是外交部该管的事，小子也就不多说了。”
“还有就是，还是要提醒国公一句，早做准备。我估计，明年不只是罗刹使团要来，可能瑞典人也会来、英国人也可能来。英法世仇，而且英国自从前明时候就想派人来京城，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如今我朝变化，罗刹人来了、法国人也来了，英国人可能也会来。这罗刹特使是个特例，陛下恩准常驻京城，以便勘界、平西域等事宜。其余使团，估计想要驻京，怕是办不成。我看，不如叫他们把商馆使馆，都迁至松江，以便管辖、也便外交联络？”
大顺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可是对内还是要假装是天朝上国的。既是天朝上国，平等外交这种事，就不要做得太显眼，譬如在京城开使馆之类。
再者，朝廷对这些西洋人也是充满警惕的，又有禁教的风潮，按照西洋规矩在京城开使馆，根本不太现实。
且不说百姓怎么看，让朝鲜这个忠臣孝子怎么看？
罗刹人特殊，因为之前要勘界、要解决蒙古、要平定西域，这都需要和罗刹的使节直接沟通，故而是恩准在京城常驻，却终究没有一个正式的大使馆。
现在搞出来了外交部，想要外交，当然是要派驻使节了。
聚在一起，方便管理，无非也就是这几个口岸。松江最好，广东太远。
满清时候，太平天国起事，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有一样也要考虑到，便是在南京条约之前，广东一口通商，导致许多江南的货，要运到广东，这就导致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人。
南京条约之后，上海成为了口岸和买办中心，导致了很多搞运输的、借助一口通商发达的人失业，为天平天国贡献了不少核心人员和核心力量。
大顺倒是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开放了许多口岸，这种变迁引发的影响不会太大。
使馆好说，主要是商馆，扎堆一起也便于监管。海军跑不到欧洲，也暂时没能力在欧洲耀武扬威，唯一能和西洋人听懂的外交，就只剩下一个关税。
齐国公道：“这事我自是考虑过，西洋人有驻派使节的习惯，要显得我这外交部有用，我当然会考虑驻派使节的事。但是，松江是不可能的。”
“一则那里终究更远，沟通不便；二来松江地处江南，是朝廷的腹心，这使节团只怕都是细作，哪里是不可能允许驻派使节的。我的意思，是在天津。”
“天津？”刘钰有些惊住了，天津固然好，毕竟更近一些，方便沟通。但是，这能行吗？
天津，离着京城太近了，朝中能同意？
齐国公见刘钰惊奇，笑道：“陛下已经同意了。但需得海军立威之后，方可建馆。”
“放置天津，沟通方便，此其一也。”
“我回来后，陛下叫我去看了看军改后的京营，问我与西洋诸国相较如何？我说胜之！海军与西洋人相差略远，陆军却不用惧，放在天津，天津也要驻扎一军，叫西洋人知我朝军阵不弱。”
“商馆不动，使馆驻于天津。那倭人不是每年让荷兰人参江户吗？这边也让西洋人每年入京参觐，若真有事也好处置。”
“至于松江，你就不要想了。那里商贾众多，又是江南腹地，朝廷担心商贾和西洋人勾结。而且那里又是长江口，漕运之始，西洋人把那里摸清楚了，将来真要有事，对国朝大为不利。”
“京城不能驻，退一步在天津，也正好。凡要抵达天津的西洋船，都需报备，使馆报备，朝廷派船去南边接，而不能让西洋船入渤海。”
闻言，刘钰嘴角浮出笑意，看来朝廷终于在自负之后，有了一丝真正的自信。除却考虑到和西洋人勾结、江南腹心等问题外，这一次允许西洋使节驻扎天津，就在于皇帝真的相信军改后的陆军很强，这是询问了出访欧洲的齐国公后产生的比较后的自信，而非是之前那种极端的自负。
皇帝特意询问了去过欧洲观战过的齐国公，刘钰觉得这是自己之前那些吓唬人的话，把皇帝从天朝的自负吓成了不自信，这回确认之后扔了自负，真正自信了。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自信就好，自信才能包容，越不自信越封闭。
敢在天津设使馆，皇帝的心态真的变了。
“使馆和常驻使节的事，这都定下了。倒是你那边，瑞典人、英国人，明年真的会来？莫要我在这摆了一桌子菜，客人却不来。”
刘钰想了想，也不敢说满，只道：“七成把握吧。”
说罢，心道馒头应该快要从欧洲那边返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