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当假装外面世界不存在已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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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李欗还不能理解其中博弈的阴暗。
大顺要南洋，要巴达维亚，要班达，要锡兰，这都需要华人。没有人口的占领，是毫无意义的。
大顺自己移民，花钱不说，热带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强制移民去台湾都有哭声，劝君莫要去台湾的歌谣，传唱在闽南各地，况于南洋？
可以逼到百姓活不下去而自己“主动而自由”地下南洋，但官方移民只能是辅助，这一点英国就做的很好。
以大顺这悲催的基层控制力、官僚惯性，搞大规模官方行动，必然要成为一场灾难。
正如馒头所担忧的那样，英国可以对新闻报纸和舆论管控到那种程度，无论是基层控制力、还是行政手段，大顺都差的太远。行政管理本身也是一种科学。
大顺朝廷所能真正管控的人口，其实也就几百万，剩下的实际上根本管不到，也控制不了。
此时当然不可能允许荷兰人把巴达维亚的华人都送回来。
从明朝就开始的移民，让人打包送回来，且不说回来无事可做必要造反、大顺也没官田给他们……便是这数百年的南洋人口积累毁于一旦，也绝不可能接受。
让荷兰人花钱把人送到锡兰、班达，这年月强制移民，还是在热带，必是要死至少三分之一的。
这一点刘钰知道、齐国公也知道，但李欗根本不懂，年轻小伙儿以为移民这种事往那一送就行。
送去锡兰、安汶，则仇恨让荷兰背着，移民的钱让荷兰花着。
这对大顺和荷兰而言，是一场双赢。
大顺是赢。
荷兰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赢。
荷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抛开种种迷雾，单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巴达维亚的事，也可以很清晰。
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是一家公司。
公司要以盈利为目的，要以回馈股东为第一目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不准非公司的荷兰人在荷兰的巴达维亚自由的贸易、荷兰不欢迎非公司的荷兰人在荷兰的巴达维亚定居。
巴达维亚的华人困境，也源于此。
当初蔗糖这个产业很挣钱，所以公司董事会决定了，大力扩张蔗糖业，确实有补贴和贷款支持，百分之九十五的蔗糖业也是华人在经营。
爪哇本地人……且不说有没有种甘蔗的技术，村社还未解体，自己还有土地，稍微干一干就饿不死的热带环境，给钱少了谁肯去砍甘蔗？
华人要的钱少，下南洋到这里还没有地，技术好、工资低、效率高，自然是尽可能雇佣华人。
荷兰人知道华人种植园主私下买卖华人奴工的事，但却假装不知道，从而配合华人种植园主压低工资：要么接受契约奴的低工资，要么高等华人举报华人奴工没有居留证，你不接受最低工资就去给荷兰人服劳役判刑。
董事会脑子不好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蔗糖行业扩张的太大。
然而，到现在，原本的第一大客户欧洲吃上了加勒比糖；第二大客户萨菲波斯爆炸了；第三大客户日本锁国了。
结果，可想而知。
董事会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过度扩张，没有提前部署转型，但这后果自然不可能让董事会来承担，而是必然转嫁给雇工。
第一选择自然也是解雇工人。
如果是一个经济多样化繁荣的地方，解雇之后，雇工或是可以当小贩，或是可以找些别的活混口饭，社会还能保持稳定。
但若是整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忽然垮掉，解雇之后，雇工一分钱没有，找别的活也找不到，自然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做安安饿殍，乖乖饿死。
要么，加入巴达维亚的华人乌衫党，吃他娘、喝他娘，打下巴城自称王，快快活活做一场。
其实东印度公司也有两个选择。
要么，雇工之前为公司出力颇多，解雇之后每人发一笔钱，保证饿不死，然后慢慢转型。
要么，杀。死了，不就不需要吃饭了吗？
东印度公司的选择，决定了当地华人的选择，而不是反过来。
然而随着大顺开始逐渐变革，外交部的出现，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了另外一个选择。
把这些雇工扔还给大顺：利润我来拿、救济你来办。
单就大顺朝廷而言，荷兰人这一招反将一军还是有杀伤力的。
先和大顺说：要遣返。
大顺同意，则打包扔给大顺，当地完成蔗糖业削减，转型，把这些逃离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华人再扔回人口早已饱和的福建，顺带清理了当地华人，免除后患。
大顺不同意，屠杀出现，大顺就得背这个“不顾子民”的大黑锅，想来大顺也只能自己淡化此事，不会借机生事。
但当刘钰带着一艘战列舰、四艘巡航舰抵达天津之后，事情就又有了另一种答案。
杀，这个选项，在大顺战列舰的炮口下，已经可以被东印度公司排出了。
军舰去巴达维亚宣慰，原本一盘散沙的华人在炮舰射程之内，定会知道自己“不是谁”。
那就只能捏着鼻子，拿出一点点钱，安排这些雇工去锡兰、安汶“再就业”。
这里面的博弈过于阴暗，牵扯到数万人的生死，不用和李欗讲清楚。
但整件事的视角，刘钰还是用了资本主义公司的视角去讲，之所以没有单纯地用民族视角去讲，因为这里面绕不过一个问题。
大顺拿下南洋，仍旧无法扭转蔗糖过剩的事实，华人雇工还是要求活。不是说大顺把巴达维亚一占，那些华人雇工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相反中转港地位一消失，不只是蔗糖产业要完，巴达维亚的其余一些依靠中转贸易为生的人，日子也不会好过。
现在巴达维亚的蔗糖产业就是一颗马上要炸的雷，是炸在荷兰人手里？还是炸在大顺手里？
炸在大顺手里，结局就是当地华人中上层无不怀念荷兰统治。
炸在荷兰手里，结局就是当地华人上中下层皆箪食壶浆以迎天子之师。
这里面的区别，大了去了。
这些东西李欗可以理解，也正是刘钰希望李欗去看事物的角度。
唯独没说的，便是如果促成荷兰人迁民往锡兰、安汶，以现在的死亡率，至少要死个七八千人，这还是很保守的去说。
随便几句话就决定了近万同胞的生死，终究有些过于黑暗，还是假装移民无关生死的好。
齐国公也是老油子，见刘钰避而不谈迁到锡兰、安汶肯定会死人的事，心道你既不说，我亦不说破便是。
李欗此时顺着刘钰解读的视角去思考这件事，只是喃喃道：“人皆趋利而避害，于是当年奉祀侯府剃发上表，而今日南洋天朝子民，也未必一心，还要用这等手段……哎。”
“是以宋儒言：以利和义。仁政与否，要用百姓是否得利表现出来。利，实是仁义的外化。南洋百姓之利，在于何处？”
刘钰笑道：“七皇子，只要将来海军能逼得波斯、印度都买南洋的糖，那就是对南洋子民的仁政啊。所谓内仁而外霸也。”
这完全曲解了内外的含义。内圣外王，是说内心圣而行为王，可生生被刘钰曲解成了对国人仁、而对外国人霸。
齐国公虽非大儒，却也明白刘钰在曲解内外之意，不禁莞尔，心道你小子倒是会真唱歪经。
在这件事上，他本也是支持刘钰的想法的，既不希望荷兰人将当地华人屠杀干净，也不希望荷兰人把这些人真的遣回福建。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以宣慰恐吓”的想法，仍存疑虑。
“七皇子、守常，我看此事宜急不宜缓。若荷兰人说遣返回闽，我们直接拒绝，到时候他们于南洋散播，倒是叫当地天朝子民寒了心。宣慰是假，以宣慰为条件，坐地起价是真。只怕荷兰人觉察我朝征倭之意，知我朝不可同日开战两国，以致荷兰占了谈判先机。”
刘钰笑道：“国公差矣。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荷兰人是个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不想鱼死网破。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南洋，本朝要假装的底线，是天朝颜面。”
“荷兰人久在中国贸易，本朝变革初始，他们仍旧以为本朝的政策还是之前的政策。”
“知道了不去管，便是不仁；假装不知道，便不是不仁。”
“不是不仁不是仁，但却至少不是不仁。”
“一旦我们真的去宣慰了，那么我们假装不知道的机会也没了。这反倒是荷兰人所不愿意见到的。”
“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天朝要的，只是颜面而已。只要可以假装不知道，天朝不会关心外面的事。”
“可若连假装不知道的机会都没了，天朝为了颜面仁义，总要出手的，哪怕走个形式。荷兰人可并不想打仗。”
“所以，先机不在荷兰，而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先说要去宣慰、派出官员去看看当地情况与传闻是否为真，荷兰人必要退缩。”
“他们眼中，天朝一贯如此，能假装不知道就尽可能假装不知道。但一旦无法假装，就总会要个说法。”
说到这，刘钰起身，冲着齐国公行了一礼道：“只是这件事要做好，便要齐国公做个吕宋事时候的窝囊派，七皇子与我做个激昂壮志的少壮派。”
“七皇子与我，怒发冲冠，冲进谈判处怒斥荷兰，非要宣慰。齐国公却老成谋国，只求荷兰人留些面子，不要闹得沸沸扬扬，这边假装不知道任他们处置便是。”
“七皇子与我怒发冲冠做激进派，荷兰人便不敢屠戮，但又不可能让其继续全留在巴达维亚种甘蔗，只能选择迁民别处。去锡兰修城、或去安汶种咖啡香料。”
“齐国公只说不欲起争端于南洋万里之外，只要个天朝颜面，也不准荷兰人再提遣返福建的事，只当此事不曾发生便是。”
单纯的李欗还不能理解其中博弈的阴暗。
大顺要南洋，要巴达维亚，要班达，要锡兰，这都需要华人。没有人口的占领，是毫无意义的。
大顺自己移民，花钱不说，热带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强制移民去台湾都有哭声，劝君莫要去台湾的歌谣，传唱在闽南各地，况于南洋？
可以逼到百姓活不下去而自己“主动而自由”地下南洋，但官方移民只能是辅助，这一点英国就做的很好。
以大顺这悲催的基层控制力、官僚惯性，搞大规模官方行动，必然要成为一场灾难。
正如馒头所担忧的那样，英国可以对新闻报纸和舆论管控到那种程度，无论是基层控制力、还是行政手段，大顺都差的太远。行政管理本身也是一种科学。
大顺朝廷所能真正管控的人口，其实也就几百万，剩下的实际上根本管不到，也控制不了。
此时当然不可能允许荷兰人把巴达维亚的华人都送回来。
从明朝就开始的移民，让人打包送回来，且不说回来无事可做必要造反、大顺也没官田给他们……便是这数百年的南洋人口积累毁于一旦，也绝不可能接受。
让荷兰人花钱把人送到锡兰、班达，这年月强制移民，还是在热带，必是要死至少三分之一的。
这一点刘钰知道、齐国公也知道，但李欗根本不懂，年轻小伙儿以为移民这种事往那一送就行。
送去锡兰、安汶，则仇恨让荷兰背着，移民的钱让荷兰花着。
这对大顺和荷兰而言，是一场双赢。
大顺是赢。
荷兰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赢。
荷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抛开种种迷雾，单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巴达维亚的事，也可以很清晰。
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是一家公司。
公司要以盈利为目的，要以回馈股东为第一目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不准非公司的荷兰人在荷兰的巴达维亚自由的贸易、荷兰不欢迎非公司的荷兰人在荷兰的巴达维亚定居。
巴达维亚的华人困境，也源于此。
当初蔗糖这个产业很挣钱，所以公司董事会决定了，大力扩张蔗糖业，确实有补贴和贷款支持，百分之九十五的蔗糖业也是华人在经营。
爪哇本地人……且不说有没有种甘蔗的技术，村社还未解体，自己还有土地，稍微干一干就饿不死的热带环境，给钱少了谁肯去砍甘蔗？
华人要的钱少，下南洋到这里还没有地，技术好、工资低、效率高，自然是尽可能雇佣华人。
荷兰人知道华人种植园主私下买卖华人奴工的事，但却假装不知道，从而配合华人种植园主压低工资：要么接受契约奴的低工资，要么高等华人举报华人奴工没有居留证，你不接受最低工资就去给荷兰人服劳役判刑。
董事会脑子不好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蔗糖行业扩张的太大。
然而，到现在，原本的第一大客户欧洲吃上了加勒比糖；第二大客户萨菲波斯爆炸了；第三大客户日本锁国了。
结果，可想而知。
董事会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过度扩张，没有提前部署转型，但这后果自然不可能让董事会来承担，而是必然转嫁给雇工。
第一选择自然也是解雇工人。
如果是一个经济多样化繁荣的地方，解雇之后，雇工或是可以当小贩，或是可以找些别的活混口饭，社会还能保持稳定。
但若是整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忽然垮掉，解雇之后，雇工一分钱没有，找别的活也找不到，自然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做安安饿殍，乖乖饿死。
要么，加入巴达维亚的华人乌衫党，吃他娘、喝他娘，打下巴城自称王，快快活活做一场。
其实东印度公司也有两个选择。
要么，雇工之前为公司出力颇多，解雇之后每人发一笔钱，保证饿不死，然后慢慢转型。
要么，杀。死了，不就不需要吃饭了吗？
东印度公司的选择，决定了当地华人的选择，而不是反过来。
然而随着大顺开始逐渐变革，外交部的出现，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了另外一个选择。
把这些雇工扔还给大顺：利润我来拿、救济你来办。
单就大顺朝廷而言，荷兰人这一招反将一军还是有杀伤力的。
先和大顺说：要遣返。
大顺同意，则打包扔给大顺，当地完成蔗糖业削减，转型，把这些逃离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华人再扔回人口早已饱和的福建，顺带清理了当地华人，免除后患。
大顺不同意，屠杀出现，大顺就得背这个“不顾子民”的大黑锅，想来大顺也只能自己淡化此事，不会借机生事。
但当刘钰带着一艘战列舰、四艘巡航舰抵达天津之后，事情就又有了另一种答案。
杀，这个选项，在大顺战列舰的炮口下，已经可以被东印度公司排出了。
军舰去巴达维亚宣慰，原本一盘散沙的华人在炮舰射程之内，定会知道自己“不是谁”。
那就只能捏着鼻子，拿出一点点钱，安排这些雇工去锡兰、安汶“再就业”。
这里面的博弈过于阴暗，牵扯到数万人的生死，不用和李欗讲清楚。
但整件事的视角，刘钰还是用了资本主义公司的视角去讲，之所以没有单纯地用民族视角去讲，因为这里面绕不过一个问题。
大顺拿下南洋，仍旧无法扭转蔗糖过剩的事实，华人雇工还是要求活。不是说大顺把巴达维亚一占，那些华人雇工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相反中转港地位一消失，不只是蔗糖产业要完，巴达维亚的其余一些依靠中转贸易为生的人，日子也不会好过。
现在巴达维亚的蔗糖产业就是一颗马上要炸的雷，是炸在荷兰人手里？还是炸在大顺手里？
炸在大顺手里，结局就是当地华人中上层无不怀念荷兰统治。
炸在荷兰手里，结局就是当地华人上中下层皆箪食壶浆以迎天子之师。
这里面的区别，大了去了。
这些东西李欗可以理解，也正是刘钰希望李欗去看事物的角度。
唯独没说的，便是如果促成荷兰人迁民往锡兰、安汶，以现在的死亡率，至少要死个七八千人，这还是很保守的去说。
随便几句话就决定了近万同胞的生死，终究有些过于黑暗，还是假装移民无关生死的好。
齐国公也是老油子，见刘钰避而不谈迁到锡兰、安汶肯定会死人的事，心道你既不说，我亦不说破便是。
李欗此时顺着刘钰解读的视角去思考这件事，只是喃喃道：“人皆趋利而避害，于是当年奉祀侯府剃发上表，而今日南洋天朝子民，也未必一心，还要用这等手段……哎。”
“是以宋儒言：以利和义。仁政与否，要用百姓是否得利表现出来。利，实是仁义的外化。南洋百姓之利，在于何处？”
刘钰笑道：“七皇子，只要将来海军能逼得波斯、印度都买南洋的糖，那就是对南洋子民的仁政啊。所谓内仁而外霸也。”
这完全曲解了内外的含义。内圣外王，是说内心圣而行为王，可生生被刘钰曲解成了对国人仁、而对外国人霸。
齐国公虽非大儒，却也明白刘钰在曲解内外之意，不禁莞尔，心道你小子倒是会真唱歪经。
在这件事上，他本也是支持刘钰的想法的，既不希望荷兰人将当地华人屠杀干净，也不希望荷兰人把这些人真的遣回福建。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以宣慰恐吓”的想法，仍存疑虑。
“七皇子、守常，我看此事宜急不宜缓。若荷兰人说遣返回闽，我们直接拒绝，到时候他们于南洋散播，倒是叫当地天朝子民寒了心。宣慰是假，以宣慰为条件，坐地起价是真。只怕荷兰人觉察我朝征倭之意，知我朝不可同日开战两国，以致荷兰占了谈判先机。”
刘钰笑道：“国公差矣。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荷兰人是个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不想鱼死网破。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南洋，本朝要假装的底线，是天朝颜面。”
“荷兰人久在中国贸易，本朝变革初始，他们仍旧以为本朝的政策还是之前的政策。”
“知道了不去管，便是不仁；假装不知道，便不是不仁。”
“不是不仁不是仁，但却至少不是不仁。”
“一旦我们真的去宣慰了，那么我们假装不知道的机会也没了。这反倒是荷兰人所不愿意见到的。”
“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天朝要的，只是颜面而已。只要可以假装不知道，天朝不会关心外面的事。”
“可若连假装不知道的机会都没了，天朝为了颜面仁义，总要出手的，哪怕走个形式。荷兰人可并不想打仗。”
“所以，先机不在荷兰，而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先说要去宣慰、派出官员去看看当地情况与传闻是否为真，荷兰人必要退缩。”
“他们眼中，天朝一贯如此，能假装不知道就尽可能假装不知道。但一旦无法假装，就总会要个说法。”
说到这，刘钰起身，冲着齐国公行了一礼道：“只是这件事要做好，便要齐国公做个吕宋事时候的窝囊派，七皇子与我做个激昂壮志的少壮派。”
“七皇子与我，怒发冲冠，冲进谈判处怒斥荷兰，非要宣慰。齐国公却老成谋国，只求荷兰人留些面子，不要闹得沸沸扬扬，这边假装不知道任他们处置便是。”
“七皇子与我怒发冲冠做激进派，荷兰人便不敢屠戮，但又不可能让其继续全留在巴达维亚种甘蔗，只能选择迁民别处。去锡兰修城、或去安汶种咖啡香料。”
“齐国公只说不欲起争端于南洋万里之外，只要个天朝颜面，也不准荷兰人再提遣返福建的事，只当此事不曾发生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