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八五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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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鲸业，以及煤油的起步发展，都和纺织业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工厂固然是希望一天劳作14个小时的。
而即便松江府这种分包制下，农村妇女在农忙时候白天也是要干活的。晚上纺纱线，就需要灯光。
一家人点灯肯定贵，灯油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今天张家、明天李家的情况。
每家点一次灯，每日轮换。
这大抵才是此时真实的中农级别的生活，一些里的吝啬鬼死前还是伸出两根手指为了节省灯油蜡烛，因为这玩意儿也确实贵。
寻常人家，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这都算是好生活了。
就像是此时农村的厨房里，普遍会有一枚铜钱。
这铜钱上面，会绑一根木棍。若是来客人了，熬汤的时候，会用这枚铜钱探入香油瓶里。谁都知道，孔方兄中间是空的、露的。也正因空心，才用这玩意勾香油，保证每次就加一点点。并且此时大顺农村普遍有一个“善意的伪生活常识”，那就是：香油加多了，一点不香，越少越香。
吃油尚且如此，又怎么舍得点灯呢？
饶是这家人的佃农身份是假的，实际上是个中农化的佃农，可也是舍不得晚上点灯的。
然而即便如此，也比刘钰在文登州那里见到的北方农村的佃户生活上要强得多。
听着这农户说起将来要种棉花，又担心将来种棉种桑获利太多以至于地主把低价抬高，刘钰心道此事多半也有可能，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这也让刘钰想到了一件事，那便是大顺这边的特殊情况，小地主或许可以自主经营，但大地主是不太可能自主经营的。
这么搞，也不是不行。大量的有技术的中农，成为押租包地的主力。排挤真正的下农、贫农、佃农破产，或是去做工，或是顶着50%的死亡率下南洋。
而这，又和他之前设想的一些计划相悖。
本来，他想着欧洲的贷款利息那么低，大顺民间的借贷利息这么高，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利息差，搞一些助农贷款。
王安石的青苗法，全面推广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小农的偿还能力是最低的。但刘钰觉得或许可以在一些经济略微发达的地区尝试一下，以欧洲的低息贷款，只要能保证15%的利息，给欧洲的金融资本10%的回报率，两边都能接受。
他对王荆公还是颇含敬意的，虽然知道他搞得那一套实践起来确实难，而且连后世银行都知道贷款最好不贷给小农这种无偿付能力的。但有时候想想，看看小农的苦难生活，终究还是想要尝试做点什么的。
然而只怕搞出来后，钱不是去了土地，而是流向了利润率更高的地方。使得押租制需要的押金急速上升。
这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若是搞赎买、垦荒、均田、永佃，甚至搞类似于俄国那边的农奴解放，这种面向农村的助农的银行，应该都是可行的。
但若是搞押租、典押、土地出让经营权，这好像就没用：拿到经营权的假佃农，不会盲目去贷款，也基本不需要；而没钱押租的真佃户贫农，只怕也根本还不起贷款，哪怕给15%的利息这么低，怕也难。
刘钰自己心里也清楚，搞什么三十年赎买之类的制度，也就是过过嘴瘾。
如果上层制度不能动的话，那么这种银行就毫无意义。真要搞三十年赎买，搞青苗法用处是很大的。
大顺延续前朝末年的“永佃”呼声，想要实行，只能依靠政府官僚的力量强制推广。
但政府官僚又都是反对永佃的，因为他们是收地租的阶层。
如此一来，似乎松江府出现的这种押租制，不需要政府强制，而是地主主动的选择，似乎可行性更高一些。
刘钰没有造反，而是在体制内，这就导致他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在一些政策上不得不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能否接受。
是否有办法让这种押租制更快推广呢？是不是可以借用西欧的金融资本承办一个面向中农的银行，贷款给中农，押租给地主，从而让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地主那、再从地主那转移到工商业投资呢，顺便完成押租制的一府推广，加速贫下佃农破产、去做工或者下南洋呢？
若说单纯的商业上的考虑，只需要让这个银行的利息，比欧洲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期待高即可。这倒挺简单的。
可理论上考虑没啥问题的事，往往现实里问题大大的有。
谁来负责挑选谁有资格拿贷款？谁来保证地主不会拿到这些低息的贷款去投资，而不是让真正需要贷款的土地经营者拿不到这笔钱？
政府放贷款，如何让贷款流向政府想要的方向，这是一个后世都头疼的难题。
以此时大顺的基层组织能力，恐怕能把现实世界搞成魔幻世界。
想到这，刘钰试探着问那农户道：“若是朝廷办个钱庄，按照每年15的利，放贷给你们。你可愿意贷钱去押租更多的地？”
这户主连忙摇头。
“大人，俺们小户人家，讲究的是捧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勤勤恳恳地干，若是遇到粮价高了，再积攒一些钱，便可以押租更多的地。浑家再做些纺织，平日里再节省下，若得年岁好，也能积攒下几文钱。”
“可若贷债，这心里就不踏实。粮价又贱，实不敢贷。”
“如今这年月，既怕丰年，又怕灾年啊。丰年粮贱，灾年无收……”
“至于说种棉种桑，棉少种些还好，若种多了，如何忙得过来？一旦收棉的时候一场雨，忙不过来，忙活一年就全扔了。种桑，又哪里是二三年能收入的？若是借贷，这三五年的利钱，便要翻番，谁知道三五年后的行情？”
“是以，若有余钱，就押租；若无余钱，也不想着借贷去发财。”
“况且来说了，凡借贷，总得有抵押才行。我等皆是佃田的，连田皮田骨都不是。手里并无半分地，地都是别人的，如何能贷的出来？”
看来稍微有点能力的中农，也不想要贷款。也可能是天朝自古以来的高利贷传统，使得普遍性的对贷款有些害怕。
九出十三归这个词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因为宋朝的官方合法年利是72%，不必九出十三归。自古以来的能叫人家破人亡的利息，想来农户对这种新事物的担忧是必然的心理，社会意识的扭转没那么容易。
刘钰知道再聊下去，只怕就要又聊到农户最关心的粮价问题，便只好将话题叉开。
也确实如此，棉花虽好，但大顺既没有奴隶，也不是太流行那种专职打工的人群，除非是转型的农业资本经营者雇佣长工短工，否则小农家庭确实种不了多少棉花。
种多了，一旦棉桃裂开后下雨了，全完。
蚕桑比棉花更麻烦。
小农是承担不了这里面的成本的。
所以到头来主要收入，还是要粮食。粮食进口保证工商业低成本，小农阶层若无不满，那就见鬼了。
松江府虽然工商业发达，可真正脱离土地的城镇人口，还是少于小农的。虽然单纯的经济总量，工商业已经高于农业了，可是数人头的话，小农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还是要温水煮青蛙，渐渐把小农要么逼成土地经营者，要么逼破产，否则粮价问题始终都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又闲扯了几句，去置办酒菜的随从便回来了。
吃饭之前，刘钰又看了看这家佃农抱养的弃婴，小女孩粉嘟嘟的，并没有裂唇之类的毛病，也没有任何的残疾，只是家里养不起了。
许是这家女人的奶足，这小女孩长得也还算健康，并没有那么凄惨。只是这命运已然注定，若不出意外，自小就当是儿媳妇养着，将来难免受气。别说没有爹妈兄舅撑腰，就算有的，婆媳关系又有几个好的呢？
用饭之后，刘钰本想着扔点银子的。但想了想，最终还是什么都没留下。
出了这家佃农的门，离了村子，松江府尹听出来刘钰自始至终都没有问粮价的事，他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
之后几日，刘钰又去附近的几个村子转了转。既去了地主的家，也去了自耕农的家，还去了那些真正佃户的家。
转过之后，随行的要一同回京复命的一个海军的军官忽然说道：“鲸侯，我倒是想出了个办法。如今朝廷的税虽低，可是民间的税却重。既如此，朝廷何不直接征收十一税？仍旧按照原本的数额上缴国库，剩下的大多数，便留在地方。在此数额之上，不得乱征。如此，地方发役、迎差、车马等费用，皆从截留的那部分出，这不就得了？”
“古人云，慕虚名而处实祸。朝廷又何必非要这个三十税一的仁政之名？我想，若真能做到十而税一、甚至八税一、五税一，这对百姓都算是减了负担。”
“之前攻打倭国，这倭国动辄五公五民，可即便这样，只要能保证真的五公五民，我看他们的日子过得也未必比本朝真正的佃农差。”
“现如今朝廷三十税一，十亿亩土地，按说一亩地收0.03两白银，这就是3000万两的农税。可实际上，朝廷哪收的这么多？”
“朝廷一年农税不过2000万，可民间负担，竟不比倭国的五公五民轻。如此，恐是社稷大患。”
“既说地方官和乡绅的都贪污、加派、借国税之名增税，那直接十一税，八一税，还是原本的押解国库。剩下的，只让他们自贪了去、用了去，我看也比现如今顶着三十税一的仁义名声，搞得民不聊生要强。”
刘钰忍不住笑道：“狗屁的办法！得了吧，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画画海图、研究下军舰阵型得了。这等事，你们出的主意，和北方大儒那一套均田法，差毬不多。听起来美好，做起来一塌糊涂。”
捕鲸业，以及煤油的起步发展，都和纺织业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工厂固然是希望一天劳作14个小时的。
而即便松江府这种分包制下，农村妇女在农忙时候白天也是要干活的。晚上纺纱线，就需要灯光。
一家人点灯肯定贵，灯油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今天张家、明天李家的情况。
每家点一次灯，每日轮换。
这大抵才是此时真实的中农级别的生活，一些里的吝啬鬼死前还是伸出两根手指为了节省灯油蜡烛，因为这玩意儿也确实贵。
寻常人家，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这都算是好生活了。
就像是此时农村的厨房里，普遍会有一枚铜钱。
这铜钱上面，会绑一根木棍。若是来客人了，熬汤的时候，会用这枚铜钱探入香油瓶里。谁都知道，孔方兄中间是空的、露的。也正因空心，才用这玩意勾香油，保证每次就加一点点。并且此时大顺农村普遍有一个“善意的伪生活常识”，那就是：香油加多了，一点不香，越少越香。
吃油尚且如此，又怎么舍得点灯呢？
饶是这家人的佃农身份是假的，实际上是个中农化的佃农，可也是舍不得晚上点灯的。
然而即便如此，也比刘钰在文登州那里见到的北方农村的佃户生活上要强得多。
听着这农户说起将来要种棉花，又担心将来种棉种桑获利太多以至于地主把低价抬高，刘钰心道此事多半也有可能，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这也让刘钰想到了一件事，那便是大顺这边的特殊情况，小地主或许可以自主经营，但大地主是不太可能自主经营的。
这么搞，也不是不行。大量的有技术的中农，成为押租包地的主力。排挤真正的下农、贫农、佃农破产，或是去做工，或是顶着50%的死亡率下南洋。
而这，又和他之前设想的一些计划相悖。
本来，他想着欧洲的贷款利息那么低，大顺民间的借贷利息这么高，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利息差，搞一些助农贷款。
王安石的青苗法，全面推广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小农的偿还能力是最低的。但刘钰觉得或许可以在一些经济略微发达的地区尝试一下，以欧洲的低息贷款，只要能保证15%的利息，给欧洲的金融资本10%的回报率，两边都能接受。
他对王荆公还是颇含敬意的，虽然知道他搞得那一套实践起来确实难，而且连后世银行都知道贷款最好不贷给小农这种无偿付能力的。但有时候想想，看看小农的苦难生活，终究还是想要尝试做点什么的。
然而只怕搞出来后，钱不是去了土地，而是流向了利润率更高的地方。使得押租制需要的押金急速上升。
这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若是搞赎买、垦荒、均田、永佃，甚至搞类似于俄国那边的农奴解放，这种面向农村的助农的银行，应该都是可行的。
但若是搞押租、典押、土地出让经营权，这好像就没用：拿到经营权的假佃农，不会盲目去贷款，也基本不需要；而没钱押租的真佃户贫农，只怕也根本还不起贷款，哪怕给15%的利息这么低，怕也难。
刘钰自己心里也清楚，搞什么三十年赎买之类的制度，也就是过过嘴瘾。
如果上层制度不能动的话，那么这种银行就毫无意义。真要搞三十年赎买，搞青苗法用处是很大的。
大顺延续前朝末年的“永佃”呼声，想要实行，只能依靠政府官僚的力量强制推广。
但政府官僚又都是反对永佃的，因为他们是收地租的阶层。
如此一来，似乎松江府出现的这种押租制，不需要政府强制，而是地主主动的选择，似乎可行性更高一些。
刘钰没有造反，而是在体制内，这就导致他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在一些政策上不得不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他们能否接受。
是否有办法让这种押租制更快推广呢？是不是可以借用西欧的金融资本承办一个面向中农的银行，贷款给中农，押租给地主，从而让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地主那、再从地主那转移到工商业投资呢，顺便完成押租制的一府推广，加速贫下佃农破产、去做工或者下南洋呢？
若说单纯的商业上的考虑，只需要让这个银行的利息，比欧洲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期待高即可。这倒挺简单的。
可理论上考虑没啥问题的事，往往现实里问题大大的有。
谁来负责挑选谁有资格拿贷款？谁来保证地主不会拿到这些低息的贷款去投资，而不是让真正需要贷款的土地经营者拿不到这笔钱？
政府放贷款，如何让贷款流向政府想要的方向，这是一个后世都头疼的难题。
以此时大顺的基层组织能力，恐怕能把现实世界搞成魔幻世界。
想到这，刘钰试探着问那农户道：“若是朝廷办个钱庄，按照每年15的利，放贷给你们。你可愿意贷钱去押租更多的地？”
这户主连忙摇头。
“大人，俺们小户人家，讲究的是捧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勤勤恳恳地干，若是遇到粮价高了，再积攒一些钱，便可以押租更多的地。浑家再做些纺织，平日里再节省下，若得年岁好，也能积攒下几文钱。”
“可若贷债，这心里就不踏实。粮价又贱，实不敢贷。”
“如今这年月，既怕丰年，又怕灾年啊。丰年粮贱，灾年无收……”
“至于说种棉种桑，棉少种些还好，若种多了，如何忙得过来？一旦收棉的时候一场雨，忙不过来，忙活一年就全扔了。种桑，又哪里是二三年能收入的？若是借贷，这三五年的利钱，便要翻番，谁知道三五年后的行情？”
“是以，若有余钱，就押租；若无余钱，也不想着借贷去发财。”
“况且来说了，凡借贷，总得有抵押才行。我等皆是佃田的，连田皮田骨都不是。手里并无半分地，地都是别人的，如何能贷的出来？”
看来稍微有点能力的中农，也不想要贷款。也可能是天朝自古以来的高利贷传统，使得普遍性的对贷款有些害怕。
九出十三归这个词只能出现在明朝以后，因为宋朝的官方合法年利是72%，不必九出十三归。自古以来的能叫人家破人亡的利息，想来农户对这种新事物的担忧是必然的心理，社会意识的扭转没那么容易。
刘钰知道再聊下去，只怕就要又聊到农户最关心的粮价问题，便只好将话题叉开。
也确实如此，棉花虽好，但大顺既没有奴隶，也不是太流行那种专职打工的人群，除非是转型的农业资本经营者雇佣长工短工，否则小农家庭确实种不了多少棉花。
种多了，一旦棉桃裂开后下雨了，全完。
蚕桑比棉花更麻烦。
小农是承担不了这里面的成本的。
所以到头来主要收入，还是要粮食。粮食进口保证工商业低成本，小农阶层若无不满，那就见鬼了。
松江府虽然工商业发达，可真正脱离土地的城镇人口，还是少于小农的。虽然单纯的经济总量，工商业已经高于农业了，可是数人头的话，小农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还是要温水煮青蛙，渐渐把小农要么逼成土地经营者，要么逼破产，否则粮价问题始终都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又闲扯了几句，去置办酒菜的随从便回来了。
吃饭之前，刘钰又看了看这家佃农抱养的弃婴，小女孩粉嘟嘟的，并没有裂唇之类的毛病，也没有任何的残疾，只是家里养不起了。
许是这家女人的奶足，这小女孩长得也还算健康，并没有那么凄惨。只是这命运已然注定，若不出意外，自小就当是儿媳妇养着，将来难免受气。别说没有爹妈兄舅撑腰，就算有的，婆媳关系又有几个好的呢？
用饭之后，刘钰本想着扔点银子的。但想了想，最终还是什么都没留下。
出了这家佃农的门，离了村子，松江府尹听出来刘钰自始至终都没有问粮价的事，他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
之后几日，刘钰又去附近的几个村子转了转。既去了地主的家，也去了自耕农的家，还去了那些真正佃户的家。
转过之后，随行的要一同回京复命的一个海军的军官忽然说道：“鲸侯，我倒是想出了个办法。如今朝廷的税虽低，可是民间的税却重。既如此，朝廷何不直接征收十一税？仍旧按照原本的数额上缴国库，剩下的大多数，便留在地方。在此数额之上，不得乱征。如此，地方发役、迎差、车马等费用，皆从截留的那部分出，这不就得了？”
“古人云，慕虚名而处实祸。朝廷又何必非要这个三十税一的仁政之名？我想，若真能做到十而税一、甚至八税一、五税一，这对百姓都算是减了负担。”
“之前攻打倭国，这倭国动辄五公五民，可即便这样，只要能保证真的五公五民，我看他们的日子过得也未必比本朝真正的佃农差。”
“现如今朝廷三十税一，十亿亩土地，按说一亩地收0.03两白银，这就是3000万两的农税。可实际上，朝廷哪收的这么多？”
“朝廷一年农税不过2000万，可民间负担，竟不比倭国的五公五民轻。如此，恐是社稷大患。”
“既说地方官和乡绅的都贪污、加派、借国税之名增税，那直接十一税，八一税，还是原本的押解国库。剩下的，只让他们自贪了去、用了去，我看也比现如今顶着三十税一的仁义名声，搞得民不聊生要强。”
刘钰忍不住笑道：“狗屁的办法！得了吧，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画画海图、研究下军舰阵型得了。这等事，你们出的主意，和北方大儒那一套均田法，差毬不多。听起来美好，做起来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