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四章 战前舆论准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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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教国家的“诋毁”，刘钰也就是点到即止，无非就顺便再说了说新教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都死光了这点事。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啥好鸟，但有一说一，旧教殖民地的人确实没死光。
五十步笑百步，偏偏有时候是真能笑的。
他说的这种“人与畜生”的感觉，也算是解开了齐国公在欧洲这几年一直心存的诸多疑惑。
回想这几年在欧洲的点点滴滴，那些有意无意中的文明冲突的细节，一个差不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也渐渐在齐国公的脑中成型。
同时也似乎更加理解刘钰为什么早早就把目标定在了那些新教国家，不管是荷兰还是英国，甚至在计划中要被推到英国那边的普鲁士。
齐国公心想，似乎按这个说法，这些新教国家更极端，更容易拿别人不当人？
然而这普鲁士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过拿人不当人当畜生的事，暂时看着挺正常的啊。
将这个疑惑一说，刘钰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道那都不是看做人和畜生了，直接往肥皂上奔了，连畜生都不是了。
苦笑了半晌才道：“普鲁士？且看将来吧，若它能在这场纠结了儒、旧天主两姐妹、东正罗刹的反新教大同盟活下来，日后也未可知。”
渐后，齐国公似是想到了什么，笑道：“守常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你要拉的合纵连横，倒是有些意思。”
“等于是拉上东正、旧天主、本朝名教，对抗新教？”
“可见你对新教着实警惕啊。你觉得其实天主教威胁反而没那么大？”
刘钰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是也不是。”
“我自警惕天主，但天主教成不得事。教条颇多，便难在本朝传播。东正更不必提。”
“但于新教，这就另有说法。”
“凡有圣人之学，欲要变革，必称复古。”
“所谓新者，往往就是极旧。”
“也非是欧罗巴如此，本朝、日本、朝鲜，其几道新学，或者‘宋儒不灭、真儒不兴’；或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那他们到底算是新学？还是旧旧学？宋在春秋之前，他们要回先秦之学，却称自己是新学；而在先秦之后的宋学，倒成了旧学。”
“代之以新教、旧教，虽不一样，道理却是一样的。改新、改新、越改越旧，越改越原。”
“倒是旧教，日后可能会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事，不知道会把经文解成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更老的东正，多半也就儒教化了，封个衍圣公置于皇权之下；更近的新教，反倒最可能原教化，最是狂信难改，半点动不得。”
“耶稣会这边，和东正教，走的都是‘附儒辟佛’的路子。但听起来新、便觉得似乎一定更宽容的新教，是绝不可能走‘附儒辟佛’这条路的。”
“哪种危害大，不好说。可能附儒辟佛，比狂信狂热危害更大，藏得更深。”
“但因各有教廷、牧首管着，其实也是戴着枷锁。若不本土化，便难传播；若本土化，其内部又不许。”
“是以其在美洲等文明原始之地，或许传播。但于本朝，实则极难。”
“此其一也。”
齐国公对此倒是不担心，挥手笑道：“附儒辟佛的路子，倒真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自前朝末，便多有大儒觉得宋儒为释家所污，非要正本清源，否则被天竺释家所染的儒学不改，早晚必要重蹈明末之祸。”
“利玛窦倒是会见缝插针，抓得一手好时机。但再这么附儒辟佛，有些东西终究是冲突的。”
“他是附儒辟佛，然后重注六经，重解上帝之名号。但那些反宋儒、为祛除释家所染的，岂能分不清这个？”
“祛了旧污、却添新染？”
“无非就是本朝对宋明儒学破而未立新，却少个大儒破后立新悟道。但越是这么僵着，他们想要附儒辟佛就越难做。”
“你这么说，确实有理。本朝只要禁绝，罗马教廷依旧尚有指示，便难传播。”
“我于法国时候，法国有号伏尔泰者，闻天朝禁教，亦言：天朝的天主教徒是听皇帝的？还是听教廷的呢？若是听教廷的，哪一个皇帝会允许自己的臣民侍奉另一个皇帝呢？”
“既有此等道理，确实还是可以管住的。其二呢？”
刘钰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其二，而是问道：“岳父大人觉得，佛教、白莲弥勒，此二者哪个为大患？”
白莲教那是造反专业户，谁都反，这问题齐国公只笑了笑，连回答都没回答。
刘钰又道：“新教所谓因信称义、各印经书，自旧教脱离，没有教廷管束，其实很容易走向由佛而为白莲弥勒的路子上去。”
说到这个，齐国公不由吸了口凉气，细细一想，似乎好像确实有可能。
齐国公虽然去欧洲次数颇多，从罗刹到法国，东正旧教新教国家全都去过，但要说真正分清楚这几个教派间的区别，却是极难。
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
这和白莲弥勒不一样。
不过刘钰也不只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打着改革革新、实在原教复古的新教，是非常容易衍生出诸多奇葩教派的。
这时候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版本圣经。
但历史上新教版本却闹出过一个著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应该说，在大顺禁教、英国也能用放开茶税做筹码的背景下。
刘钰的“人与畜生”、“佛转弥勒”、“英荷制度”这一套素质三连，将会极大地影响皇帝做出判断。
那些不知情的西洋人，说刘钰是大顺的“幕后外相”，实则刘钰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自己最多也就是个类似于法王路易手底下那个“国王的秘密”的小圈子外交国务的成员而已。
真正决定大顺政策走向的，还是皇帝。
他只能引诱皇帝，却无法自行决定。
这一点从始至终他都想的很清楚，田贞仪说想要做事就要摆正心态做“阉党”，便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素质三连的加持下，联法反英，就不只是印度的财税、贸易的争端，而是更加上了一种“神圣同盟”的特殊光环。
俄国、法国、中国，这三个君主制最“坚固”、看起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最不可能皇冠落地的国家，将联合起来，展开对英荷模式的“神圣围剿”。
而且，看似大顺禁绝天主教，但实际上这种禁绝反而加深了和法国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法国后续驱逐耶稣会做了一些铺垫。
因为齐国公说起大顺禁绝天主教却又联盟法国的事，谈到了法国国王的态度。
“以我观之，本朝驱逐耶稣会、多明我会，法王嘴上虽不说，但心里未必不支持。”
“本朝说的明白，只要教廷允许天朝教徒祭祖、拜神、祭周公儒庙。效和尚道士度牒制度，由礼政府监管本国天主教徒，由礼政府任命中华教区大主教而非归罗马管，那么也不是不能允许传教。”
“法王路易也多次问我，本朝是如何解决‘大儒携大义而欺帝’这个问题的。”
刘钰笑笑，问道：“岳父大人如何回答的？”
齐国公也笑了，摇头道：“我能怎么说？法国人囚过教皇，本朝降衍圣公为奉祀侯、主祭周公、仲尼替颜回，依次往下降。立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匾羞辱、开国公侯自成武德宫体系分庭抗礼呗。”
“当时我便说了，即便佛陀复生，来到本朝，亦要老老实实做个伯爵必要在奉祀侯之下。”
“且，要么世袭，要么由礼政府加封挑选弟子继承。”
“你也知道，因为其好美姬、宠爱妾的事，法王当年被主教扣下忏悔，强迫其认错。此事，我在法国这些日子，法王提了不止一次，可见心多有恨。”
“本朝禁教之法，法国民间大儒名士如伏尔泰者，亦是支持；而其宫廷之内，法王的态度亦是如此，虽不明言，但以我观之，他日法国必也会有类似之事。”
“我此番去，陛下也正要我看看法国对本朝禁教驱逐耶稣会一事的真实态度。本想着要多结好，以备长远结盟之用。如今看来，似无甚问题。”
刘钰哈哈大笑道：“本来就不会有问题。法国与那鲁密国亦曾结盟，能有什么问题？”
“岳父此番回京，陛下面前，还是要说说新教诸国的事啊。”
“朝中多有人言，说我是最喜欢好治不病以为功。”
“这英人不是什么好鸟，鸦片的事，现在确实不严重。真要严重了，必深恨之，方知其狼子野心。”
“然而我宁可好治不病以为功，也不想等着真的病的厉害了再做杏林事。”
“伐日如此，征准如此，此番联法、夺印、反英亦是如此。”
“吾宁被人嘲笑好治不病以为功，也绝不想学伍员非要悬头证明自己说得对。”
“宁在史书上扣个好战求功、屡开边衅、求利无义的帽子，也不做被人感叹悲剧可惜的千古诗篇常客。”
“万请陛下知西洋国势日盛，不可停战舰建设。自古京长安者，未有不经略西域的，今南洋既定、漕米南迁，马六甲为玉门，春风当度，不可反复犹疑，必应定死国略不当修改，任那些人大义如雪反对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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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教国家的“诋毁”，刘钰也就是点到即止，无非就顺便再说了说新教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原住民都死光了这点事。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啥好鸟，但有一说一，旧教殖民地的人确实没死光。
五十步笑百步，偏偏有时候是真能笑的。
他说的这种“人与畜生”的感觉，也算是解开了齐国公在欧洲这几年一直心存的诸多疑惑。
回想这几年在欧洲的点点滴滴，那些有意无意中的文明冲突的细节，一个差不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也渐渐在齐国公的脑中成型。
同时也似乎更加理解刘钰为什么早早就把目标定在了那些新教国家，不管是荷兰还是英国，甚至在计划中要被推到英国那边的普鲁士。
齐国公心想，似乎按这个说法，这些新教国家更极端，更容易拿别人不当人？
然而这普鲁士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太过拿人不当人当畜生的事，暂时看着挺正常的啊。
将这个疑惑一说，刘钰实在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道那都不是看做人和畜生了，直接往肥皂上奔了，连畜生都不是了。
苦笑了半晌才道：“普鲁士？且看将来吧，若它能在这场纠结了儒、旧天主两姐妹、东正罗刹的反新教大同盟活下来，日后也未可知。”
渐后，齐国公似是想到了什么，笑道：“守常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你要拉的合纵连横，倒是有些意思。”
“等于是拉上东正、旧天主、本朝名教，对抗新教？”
“可见你对新教着实警惕啊。你觉得其实天主教威胁反而没那么大？”
刘钰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是也不是。”
“我自警惕天主，但天主教成不得事。教条颇多，便难在本朝传播。东正更不必提。”
“但于新教，这就另有说法。”
“凡有圣人之学，欲要变革，必称复古。”
“所谓新者，往往就是极旧。”
“也非是欧罗巴如此，本朝、日本、朝鲜，其几道新学，或者‘宋儒不灭、真儒不兴’；或言‘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那他们到底算是新学？还是旧旧学？宋在春秋之前，他们要回先秦之学，却称自己是新学；而在先秦之后的宋学，倒成了旧学。”
“代之以新教、旧教，虽不一样，道理却是一样的。改新、改新、越改越旧，越改越原。”
“倒是旧教，日后可能会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事，不知道会把经文解成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更老的东正，多半也就儒教化了，封个衍圣公置于皇权之下；更近的新教，反倒最可能原教化，最是狂信难改，半点动不得。”
“耶稣会这边，和东正教，走的都是‘附儒辟佛’的路子。但听起来新、便觉得似乎一定更宽容的新教，是绝不可能走‘附儒辟佛’这条路的。”
“哪种危害大，不好说。可能附儒辟佛，比狂信狂热危害更大，藏得更深。”
“但因各有教廷、牧首管着，其实也是戴着枷锁。若不本土化，便难传播；若本土化，其内部又不许。”
“是以其在美洲等文明原始之地，或许传播。但于本朝，实则极难。”
“此其一也。”
齐国公对此倒是不担心，挥手笑道：“附儒辟佛的路子，倒真是这么回事。但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自前朝末，便多有大儒觉得宋儒为释家所污，非要正本清源，否则被天竺释家所染的儒学不改，早晚必要重蹈明末之祸。”
“利玛窦倒是会见缝插针，抓得一手好时机。但再这么附儒辟佛，有些东西终究是冲突的。”
“他是附儒辟佛，然后重注六经，重解上帝之名号。但那些反宋儒、为祛除释家所染的，岂能分不清这个？”
“祛了旧污、却添新染？”
“无非就是本朝对宋明儒学破而未立新，却少个大儒破后立新悟道。但越是这么僵着，他们想要附儒辟佛就越难做。”
“你这么说，确实有理。本朝只要禁绝，罗马教廷依旧尚有指示，便难传播。”
“我于法国时候，法国有号伏尔泰者，闻天朝禁教，亦言：天朝的天主教徒是听皇帝的？还是听教廷的呢？若是听教廷的，哪一个皇帝会允许自己的臣民侍奉另一个皇帝呢？”
“既有此等道理，确实还是可以管住的。其二呢？”
刘钰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其二，而是问道：“岳父大人觉得，佛教、白莲弥勒，此二者哪个为大患？”
白莲教那是造反专业户，谁都反，这问题齐国公只笑了笑，连回答都没回答。
刘钰又道：“新教所谓因信称义、各印经书，自旧教脱离，没有教廷管束，其实很容易走向由佛而为白莲弥勒的路子上去。”
说到这个，齐国公不由吸了口凉气，细细一想，似乎好像确实有可能。
齐国公虽然去欧洲次数颇多，从罗刹到法国，东正旧教新教国家全都去过，但要说真正分清楚这几个教派间的区别，却是极难。
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
这和白莲弥勒不一样。
不过刘钰也不只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打着改革革新、实在原教复古的新教，是非常容易衍生出诸多奇葩教派的。
这时候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版本圣经。
但历史上新教版本却闹出过一个著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应该说，在大顺禁教、英国也能用放开茶税做筹码的背景下。
刘钰的“人与畜生”、“佛转弥勒”、“英荷制度”这一套素质三连，将会极大地影响皇帝做出判断。
那些不知情的西洋人，说刘钰是大顺的“幕后外相”，实则刘钰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自己最多也就是个类似于法王路易手底下那个“国王的秘密”的小圈子外交国务的成员而已。
真正决定大顺政策走向的，还是皇帝。
他只能引诱皇帝，却无法自行决定。
这一点从始至终他都想的很清楚，田贞仪说想要做事就要摆正心态做“阉党”，便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素质三连的加持下，联法反英，就不只是印度的财税、贸易的争端，而是更加上了一种“神圣同盟”的特殊光环。
俄国、法国、中国，这三个君主制最“坚固”、看起来最不可能发生革命、最不可能皇冠落地的国家，将联合起来，展开对英荷模式的“神圣围剿”。
而且，看似大顺禁绝天主教，但实际上这种禁绝反而加深了和法国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法国后续驱逐耶稣会做了一些铺垫。
因为齐国公说起大顺禁绝天主教却又联盟法国的事，谈到了法国国王的态度。
“以我观之，本朝驱逐耶稣会、多明我会，法王嘴上虽不说，但心里未必不支持。”
“本朝说的明白，只要教廷允许天朝教徒祭祖、拜神、祭周公儒庙。效和尚道士度牒制度，由礼政府监管本国天主教徒，由礼政府任命中华教区大主教而非归罗马管，那么也不是不能允许传教。”
“法王路易也多次问我，本朝是如何解决‘大儒携大义而欺帝’这个问题的。”
刘钰笑笑，问道：“岳父大人如何回答的？”
齐国公也笑了，摇头道：“我能怎么说？法国人囚过教皇，本朝降衍圣公为奉祀侯、主祭周公、仲尼替颜回，依次往下降。立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匾羞辱、开国公侯自成武德宫体系分庭抗礼呗。”
“当时我便说了，即便佛陀复生，来到本朝，亦要老老实实做个伯爵必要在奉祀侯之下。”
“且，要么世袭，要么由礼政府加封挑选弟子继承。”
“你也知道，因为其好美姬、宠爱妾的事，法王当年被主教扣下忏悔，强迫其认错。此事，我在法国这些日子，法王提了不止一次，可见心多有恨。”
“本朝禁教之法，法国民间大儒名士如伏尔泰者，亦是支持；而其宫廷之内，法王的态度亦是如此，虽不明言，但以我观之，他日法国必也会有类似之事。”
“我此番去，陛下也正要我看看法国对本朝禁教驱逐耶稣会一事的真实态度。本想着要多结好，以备长远结盟之用。如今看来，似无甚问题。”
刘钰哈哈大笑道：“本来就不会有问题。法国与那鲁密国亦曾结盟，能有什么问题？”
“岳父此番回京，陛下面前，还是要说说新教诸国的事啊。”
“朝中多有人言，说我是最喜欢好治不病以为功。”
“这英人不是什么好鸟，鸦片的事，现在确实不严重。真要严重了，必深恨之，方知其狼子野心。”
“然而我宁可好治不病以为功，也不想等着真的病的厉害了再做杏林事。”
“伐日如此，征准如此，此番联法、夺印、反英亦是如此。”
“吾宁被人嘲笑好治不病以为功，也绝不想学伍员非要悬头证明自己说得对。”
“宁在史书上扣个好战求功、屡开边衅、求利无义的帽子，也不做被人感叹悲剧可惜的千古诗篇常客。”
“万请陛下知西洋国势日盛，不可停战舰建设。自古京长安者，未有不经略西域的，今南洋既定、漕米南迁，马六甲为玉门，春风当度，不可反复犹疑，必应定死国略不当修改，任那些人大义如雪反对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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