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七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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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做事的出发点，和甲申年改变的禁宫正殿匾额四个字里最后那个“民”字，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只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倾向小农就是维系皇权稳定这个道理的。自耕农才是皇权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卫皇权的，还得靠自耕农。
佃农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绅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这场血腥屠戮，在刘钰说出他会准备劣质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杂役政策、免地方摊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权、侵吞朝廷对国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动。刘钰在苏南搞改革，效果显著，尤其是亩税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苏南情况特殊，而且那是刘钰在动了他们的利益之后，又给了个可以投资的甜枣。
如今淮南苏北的这场变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为皇帝找到了一条“斜径”，虽不可复刻，但效果却可以达成最想要的结果。
踱步几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向南急转弯的黄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几圈，逐渐下移。
从阜宁、盐城，淮安，已到了扬州府、镇江府，又渐渐向东，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苏州府……
伴随着漕运改革，镇江府的驻军也可以裁撤或者调换了。
漕运时代，镇江府要是被人打下来，距离中央集权崩溃也就不远了。
而现在，镇江府的地位伴随着漕运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变天下震动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为海运起点，又是沟通日本、南洋的中转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镇江又不同。
镇江府只是运河的起点，守住镇江，若是因外敌，或敌从东南来，运河仍能通畅。
但松江府不是走运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权没了，也是卵用没有。
当然这也不全是坏处。
好处也有。
外敌不想，考虑内患。
比如农民起义，可能切断运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断运河。
但是，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变出来一支海军。
就算他们变出来一支海军，可也变出来一群能够海战的军官。
海军是技术兵种，至少相对于陆军来说是的。
只要他们变不出来海军，也就意味着朝廷不会因为财政崩溃。
钱袋子、米袋子在手里，总就能镇压下去。
朝廷的战略，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运河、保漕运、保这个、保那个，被人牵着鼻子走，很容易来一场“攻其所必救”的计略——这对当年玩过攻打藩王调动敌军的大顺来说，是开国史，记得清楚。
好的也有，坏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这个李家从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国，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不得不继续发展海军、继续扩张保证足够安全的南洋缓冲区的地步了。
伴随着南洋成为产米基地，某种程度上讲，马六甲已经接替了镇江府的地位。
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运河一旦被废，真要海上出了事，那运河可不是三年两年能修好的。
运河被废，是破釜沉舟的举动，没有回头路了。
海军不行，连夜修运河，哪怕有的是银子，那也得修几年，到时候怎么样呢？
科学院倒是搞出一些铁轨车，但那玩意儿皇帝去看了，也就还只是个玩物，要到真正变成“不需要水的大运河”，皇帝怀疑自己都未必能够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无可退。
帝国在慢慢滑向一条之前的二十余史无史可鉴的路上。
一时间，皇帝很是理解了刘钰为什么对钱银兑换那么紧张的原因，那种不知未来的莫名恐惧、无法预测、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断的事物，总是叫人慌的。
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变化，又伴随着必须重视海军，引发了更多的新问题。
海军，就需要一群新学军官。读十三经的当不了海军，经纬度都算不明白，怎么当海军军官？
哪怕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许多地方的新学学生，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无法科举，但他们还有学问——可现在帝国已经被逼到不得不重视海军和贸易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缔新学，只能任其“泛滥”。
的确不能科举，那会天下震动。
然而也得给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苏北淮南地区，也就是刘钰准备杀许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将当地劣绅屠戮干净，朝廷是不是可以学一下秦时制度，选拔新学学生，让他们作为小吏，填补乡绅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苏北？
一来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须要有人承担原本乡绅的位置——修黄河，国家出钱，那维护当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来组织。
二来新学学生里，一流的进科学院，次一等的入海军，再次一等的做商贸职员，可这些仍旧无法给优秀的人才上升空间。南洋是一个方向，淮南亦可为一个容纳的水池。
三就是收税问题了。
十税一甚至八税一，在土地分给小农、取缔了那些地方摊派之后，百姓依旧是负担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来维系运转。
靠收上来的税，给那些新学学生做薪水，朝廷依旧还是赚的。
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统治深入到县以下，也就意味着要管很多的事。
统治统治，只管收税，那不叫统治。
这不是皇帝爱民如子，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高利贷也是贷，最起码是贷。
一方面，把乡绅一扫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担起乡绅在乡间的一些身份，乡村很快就会混乱。
最简单的例子，荒年放贷。
小农是很脆弱的，万一哪年有灾、万一哪年有水、万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烧了……
甚至万一爹妈死了，总得买个棺材、吹个响器吧？这不都需要急钱。
既是准备用毒计将淮南劣绅一扫而空，最简单的乡绅所承担的放贷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担？
承担，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问题多多。商人、乡绅，可以让还不起贷的卖媳妇、卖女儿，朝廷能这么干？
不放青苗贷，小农如此之脆弱，万一出点什么灾情，乡绅又被一扫而空，这些百姓又该怎么办？
小农积累的那点东西，也就够每年吃的。稍微遇到点灾情，就扛不住。乡绅固然可恶，但乡绅也确实承担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天朝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统治百姓了，只能选择间接统治，用乡绅做代理人——很类似于英国计划在爪哇搞的殖民统治，由乡绅作为小农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皇帝、皇族、勋贵，类像是一群殖民者，靠着军队的暴力，维系和士绅阶层的和平。士绅作为殖民者的中间人，负责管辖广大的农村。
谁来当这个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来的规矩即可。
官方放贷、调节、平粜、打压豪强强制卖地、民间赈灾、小灾下的救济……这些手段，现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捡不起了。
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填补这个空缺。
看似朝廷赚了，不用承担太多的麻烦事。
实则就造就了朝廷现在一年只能收个两三千万两白银，折合一下白银通胀下的购买力，有没有明朝前期的实物税多都难说。
对比一下可以执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证授权垄断、可以征收各种间接税直接税的英国；对比一下能搞统制经济、能官方把对外贸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国；再对比一下只管战争、治水，其余在经济方面几乎毫无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买卖、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铸币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全凭市场决定——哪个才像是传说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农学派拿中国说事，不是没原因的。
英国可没说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镑的兑换，全凭市场决定。
哪怕是整天被刘钰嘲笑的荷兰，也没混到发行的铜币和荷兰盾的兑换，不走币值，而走自由市场兑换吧？
当然，刘钰的评价是朝廷无能，废物，而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这么做。
和大顺的“贸易顺差”类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锢”类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无能到根本不会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虽然刘钰对大顺朝廷“无能、废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说出来。
但皇帝这些年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内心也是有类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国的税收国库岁入，知道了英国的土地税和乱七八糟的各种税能收成什么样后，这种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对来说，其实无能的程度没有数据对比的那么严重。
只看白银不对，还得算上两边粮食、布匹等西欧物价革命导致的将近三倍的差异。虽然都是白银，但大顺的20两，和伦敦的20两，真不是一回事。大顺的种种奇葩政策，虽然制定政策的时候根本没意识，但客观上也确确实实延缓了美洲白银带来的世界性的物价革命。
不过，皇帝哪懂这个，看到国库白银收入数据对比，自然胆战心惊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这般，皇帝就想着在淮南苏北、苏南地区，尝试种种集权改革。苏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苏北则要走上下直辖模式。
既要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税，就不得不把乡绅原本承担的一些事，承担起来。
所以青苗贷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得有人放贷，以度灾年，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败阴影，让皇帝内心很是犹豫。
皇帝做事的出发点，和甲申年改变的禁宫正殿匾额四个字里最后那个“民”字，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只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倾向小农就是维系皇权稳定这个道理的。自耕农才是皇权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卫皇权的，还得靠自耕农。
佃农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绅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这场血腥屠戮，在刘钰说出他会准备劣质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杂役政策、免地方摊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权、侵吞朝廷对国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动。刘钰在苏南搞改革，效果显著，尤其是亩税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苏南情况特殊，而且那是刘钰在动了他们的利益之后，又给了个可以投资的甜枣。
如今淮南苏北的这场变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为皇帝找到了一条“斜径”，虽不可复刻，但效果却可以达成最想要的结果。
踱步几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向南急转弯的黄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几圈，逐渐下移。
从阜宁、盐城，淮安，已到了扬州府、镇江府，又渐渐向东，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苏州府……
伴随着漕运改革，镇江府的驻军也可以裁撤或者调换了。
漕运时代，镇江府要是被人打下来，距离中央集权崩溃也就不远了。
而现在，镇江府的地位伴随着漕运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变天下震动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为海运起点，又是沟通日本、南洋的中转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镇江又不同。
镇江府只是运河的起点，守住镇江，若是因外敌，或敌从东南来，运河仍能通畅。
但松江府不是走运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权没了，也是卵用没有。
当然这也不全是坏处。
好处也有。
外敌不想，考虑内患。
比如农民起义，可能切断运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断运河。
但是，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变出来一支海军。
就算他们变出来一支海军，可也变出来一群能够海战的军官。
海军是技术兵种，至少相对于陆军来说是的。
只要他们变不出来海军，也就意味着朝廷不会因为财政崩溃。
钱袋子、米袋子在手里，总就能镇压下去。
朝廷的战略，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运河、保漕运、保这个、保那个，被人牵着鼻子走，很容易来一场“攻其所必救”的计略——这对当年玩过攻打藩王调动敌军的大顺来说，是开国史，记得清楚。
好的也有，坏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这个李家从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国，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不得不继续发展海军、继续扩张保证足够安全的南洋缓冲区的地步了。
伴随着南洋成为产米基地，某种程度上讲，马六甲已经接替了镇江府的地位。
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运河一旦被废，真要海上出了事，那运河可不是三年两年能修好的。
运河被废，是破釜沉舟的举动，没有回头路了。
海军不行，连夜修运河，哪怕有的是银子，那也得修几年，到时候怎么样呢？
科学院倒是搞出一些铁轨车，但那玩意儿皇帝去看了，也就还只是个玩物，要到真正变成“不需要水的大运河”，皇帝怀疑自己都未必能够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无可退。
帝国在慢慢滑向一条之前的二十余史无史可鉴的路上。
一时间，皇帝很是理解了刘钰为什么对钱银兑换那么紧张的原因，那种不知未来的莫名恐惧、无法预测、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断的事物，总是叫人慌的。
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变化，又伴随着必须重视海军，引发了更多的新问题。
海军，就需要一群新学军官。读十三经的当不了海军，经纬度都算不明白，怎么当海军军官？
哪怕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许多地方的新学学生，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无法科举，但他们还有学问——可现在帝国已经被逼到不得不重视海军和贸易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缔新学，只能任其“泛滥”。
的确不能科举，那会天下震动。
然而也得给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苏北淮南地区，也就是刘钰准备杀许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将当地劣绅屠戮干净，朝廷是不是可以学一下秦时制度，选拔新学学生，让他们作为小吏，填补乡绅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苏北？
一来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须要有人承担原本乡绅的位置——修黄河，国家出钱，那维护当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来组织。
二来新学学生里，一流的进科学院，次一等的入海军，再次一等的做商贸职员，可这些仍旧无法给优秀的人才上升空间。南洋是一个方向，淮南亦可为一个容纳的水池。
三就是收税问题了。
十税一甚至八税一，在土地分给小农、取缔了那些地方摊派之后，百姓依旧是负担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来维系运转。
靠收上来的税，给那些新学学生做薪水，朝廷依旧还是赚的。
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统治深入到县以下，也就意味着要管很多的事。
统治统治，只管收税，那不叫统治。
这不是皇帝爱民如子，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高利贷也是贷，最起码是贷。
一方面，把乡绅一扫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担起乡绅在乡间的一些身份，乡村很快就会混乱。
最简单的例子，荒年放贷。
小农是很脆弱的，万一哪年有灾、万一哪年有水、万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烧了……
甚至万一爹妈死了，总得买个棺材、吹个响器吧？这不都需要急钱。
既是准备用毒计将淮南劣绅一扫而空，最简单的乡绅所承担的放贷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担？
承担，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问题多多。商人、乡绅，可以让还不起贷的卖媳妇、卖女儿，朝廷能这么干？
不放青苗贷，小农如此之脆弱，万一出点什么灾情，乡绅又被一扫而空，这些百姓又该怎么办？
小农积累的那点东西，也就够每年吃的。稍微遇到点灾情，就扛不住。乡绅固然可恶，但乡绅也确实承担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天朝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统治百姓了，只能选择间接统治，用乡绅做代理人——很类似于英国计划在爪哇搞的殖民统治，由乡绅作为小农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皇帝、皇族、勋贵，类像是一群殖民者，靠着军队的暴力，维系和士绅阶层的和平。士绅作为殖民者的中间人，负责管辖广大的农村。
谁来当这个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来的规矩即可。
官方放贷、调节、平粜、打压豪强强制卖地、民间赈灾、小灾下的救济……这些手段，现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捡不起了。
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填补这个空缺。
看似朝廷赚了，不用承担太多的麻烦事。
实则就造就了朝廷现在一年只能收个两三千万两白银，折合一下白银通胀下的购买力，有没有明朝前期的实物税多都难说。
对比一下可以执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证授权垄断、可以征收各种间接税直接税的英国；对比一下能搞统制经济、能官方把对外贸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国；再对比一下只管战争、治水，其余在经济方面几乎毫无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买卖、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铸币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全凭市场决定——哪个才像是传说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农学派拿中国说事，不是没原因的。
英国可没说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镑的兑换，全凭市场决定。
哪怕是整天被刘钰嘲笑的荷兰，也没混到发行的铜币和荷兰盾的兑换，不走币值，而走自由市场兑换吧？
当然，刘钰的评价是朝廷无能，废物，而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这么做。
和大顺的“贸易顺差”类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锢”类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无能到根本不会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虽然刘钰对大顺朝廷“无能、废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说出来。
但皇帝这些年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内心也是有类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国的税收国库岁入，知道了英国的土地税和乱七八糟的各种税能收成什么样后，这种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对来说，其实无能的程度没有数据对比的那么严重。
只看白银不对，还得算上两边粮食、布匹等西欧物价革命导致的将近三倍的差异。虽然都是白银，但大顺的20两，和伦敦的20两，真不是一回事。大顺的种种奇葩政策，虽然制定政策的时候根本没意识，但客观上也确确实实延缓了美洲白银带来的世界性的物价革命。
不过，皇帝哪懂这个，看到国库白银收入数据对比，自然胆战心惊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这般，皇帝就想着在淮南苏北、苏南地区，尝试种种集权改革。苏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苏北则要走上下直辖模式。
既要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税，就不得不把乡绅原本承担的一些事，承担起来。
所以青苗贷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得有人放贷，以度灾年，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败阴影，让皇帝内心很是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