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五三章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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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刘钰来淮南不是巡查垦荒，而是来查办私盐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和垦荒公司有争执的场商，顿时就慌了。
因为……阜宁也在黄河南边，距离这边并不远。
他们知道刘钰是真敢杀人的，而且会“网罗罪名”去杀人。
虽然那些煮盐的灶户、灶丁还在外面斗争，而这些场商却已经准备投降了。
只要他们投降，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或者说，剩下的事，至少理论上可以算作“依法办案”了。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场商选择了投降，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出动军队了。
这里面的纠葛，就要从大宋建炎二年扒黄河大堤开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严苛的灶户制度，再到商品经济发展这种严苛的人身控制制度撑不住了说起了。
范仲淹修范公堤，不会闲着没事干，在距离大海百余里的地方修。
黄河南迁，海岸线不断东移，这是整个的地理大背景。
然后还需要知道两个背景。
第一：淮南煮盐，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盐。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涨，盐润土地，再把土地里的盐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这些草荡，不是耕地，所有灶户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这两个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现几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制力还算不错，灶户作为国家的“佃户”，煮盐。
每个灶户都有自己的草场——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和耕地不一样，这些煮盐地的所有权是归属朝廷的。
海岸线不断东移，能够煮盐的淤土也不断东移，浸润泥滩的海潮，在明朝开国时候使使劲儿能冲到范公堤，而现在除非有风暴潮天灾，否则得多大的劲儿能冲一百多里？
所以，明朝的灶户体制下，不谈什么小生产者是生产力低下之类，只说最基本的东西。
海岸不断东迁，需要一个强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时间考察海岸东迁的情况，然后将灶户也一并东迁，重新划分煮盐的燃料草场。
比如说，甲这个灶户，这几年发现，自己场内的淤土已经没办法煮盐了。而海岸不断东迁，东边也长出来荒草芦苇地了。
要注意，如果这时候，甲这个灶户不经朝廷允许，就去东边煮盐，这叫“私煎”，是私盐，是犯罪。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非常强力的基层官僚机构，通过每隔几年一次的统计，由朝廷的核算部门重新划定每一个盐户的迁徙。
所以……所以，这一套东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这样的行政能力，别说一个萨尔浒了，二十场萨尔浒也打得起。
因为没有这样的行政能力，而盐又是国家运转所必须维持的。
这种情况下，商人阶层就会必然出现，由商人组织盐的生产。
换句话说，就是由商人的资本，消灭小盐户小生产制度，虽然生产力上没有革新技术，但调整后的生产关系是可以维系盐的产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战胜了朝廷统计和分配的滞后性。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其实不合法、但实际上大家都默认其合法”的特殊群体。
比如说，海岸东移，在朝廷盐户草荡范围之外的一些草场，这里其实比被海岸线甩在身后的原来盐场更适合煮盐。
那么，商人出资，承包这一片草荡，然后他们煮盐生产。
每隔一段时间，朝廷这边考察盐场，需要“升荡”——也就是，将原本非盐户草荡而无主草荡，升格为有煮盐价值、并且课税价值的草荡——的时候，盐商会非常主动的缴税。
因为，如果他们不交税，那么他们就是搞私盐。
而如果他们交了税……要搞私盐，一定不能全搞私盐，那是没事找事作死。必须要有官盐生产许可，至于私下里搞多少私煎，这就叫掺在一起浑水摸鱼，最是难查。
这种事，其实地方官和上面都已经默许了。
因为小盐户太容易破产了，生产能力也真的太低下了，年年有逃亡的，年年还得到处找人来补。
一方面，是天灾。
另一方面，是盐引制导致盐商对这些小户的压榨。
最后就是朝廷的不作为，理论上，朝廷有义务为这些盐户提供生产物资、提供贷款的。但是，万里四十五年的盐引制改革后，实际上连煮盐的盘铁，都是商人在搞……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口子，后续几乎就是崩塌式的溃烂。
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盐引制出现的翻版：
原来的运输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商。原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户。
而伴随着盐引制出现的，是朝廷——垄断特权大承包商。商人介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盐业运输销售承包商——生产商——生产商下辖的雇工或者依附他们的原盐户小生产者。
可以理解为朝廷的行政能力的严重退化，也可以理解为朝廷的基层控制力在逐渐瓦解。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工商业的发展。
比如，现在正在和垦荒公司对抗的那些女人、灶户后面的真正组织者，现在已经怕刘钰杀人而准备投降的这个场主，就非常典型。
豪商。有钱。
朝廷升荡，招不到盐户，他主动包场，纳税，产盐。
如果，按照大明和大顺的正规法度，这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
但是，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原本的灶户模式已经崩了，所以这是上下默许的。
地方官已经无法管控了。
不准商人入场，盐直接崩掉，可能退化成万历四十五年时候，有引无盐的情况。
准许商人入场，谁都知道，下一步必然是兼并草荡，放贷灶户，制造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早在刘钰动盐政之前，朝廷内部因为盐业生产的问题，已经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严禁商人入场派、准许商人入场派，天天吵、日日吵，也不是啥新闻。
刘钰是大力飞砖的技术碾压派，因为他就知道，只要生产力还是淋卤煮盐这一套，那争吵就是扯王八犊子，毫无意义。
大型晒盐法是降维打击。
而在这个降维打击之前，官员是以淮南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在论事，不管是商人入场派、还是商人不得入场派，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后世最像这事的，就是俄国的1861农奴改革。
民粹派、传统派反对改革，因为【村社的土地所有权被破坏，个人的自私自利因素占了首要地位，私有和土地买卖之下，地主开始兼并土地，富农形式的粗暴利己主义兴盛起来】。
【农民获得了土地买卖的人身自由，成为了‘自由人’，但是土地使用权没了，沦为佃户、赤贫雇工了……】
这种反动思潮的生命力之顽强，直到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还在坚持这一套，并且上书苏共，希望放弃工业发展，恢复村社田园乡村之仁美，找回真正的俄罗斯，村社配圣君，保持传统。
这边类似的思潮，也差毬不多，生命力极其顽强。
而就具体的盐政问题，仅从经济上来讲，是很类似的，只是因为这是副业不是农本，少了点井田圣王的幻想。
仅从经济上讲，和俄国农奴解放的情况有点类似，草荡，盐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存在被兼并的可能，理论上兼并是不合法的。
盐户其实就是大明的国家农奴。前期也是由朝廷划定草荡，发给生产工具，盐户不能迁徙，要在领取生产工具后履行在规定场地卖盐的义务且不得外出私卖。
大顺这边放松了人身控制之后，也是一样的状态：盐户有自由了，但是他妈的草荡没了。
这户典型的场商，入场之后就是老三样。
盐户撑不住的时候，他放贷，然后盐户还不起钱了，他把盐户的草荡收了：税我出，你依附于我，你生产的盐把租子交给我。
盐户不想继续干这一行了，就逃亡、脱籍，去那些无主荒地割草，卖给场商煮盐。
显然，按照朝廷的计划，是一户盐户配几百亩的草荡，每年煮多少盐都是有数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些无主荒地的草割来卖给场商，是煮计划外的私盐的。商人是乐于买草煮私盐的。
理论上，仅仅是理论上，这些草荡，盐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是无法出售的，也没资格出售的。
但，这就和后世农村基层土地确权时候的问题一样。之前土地也不让卖呢，但私下里卖的可多了去了，在给农业补贴之后，每年去围各地基层政府讨说法的人有的是。
之前不是没有地方官、盐政官，尤其是反对商人入场派的盐政官希望解决此事。
但怎么解决？
所有契约，一概不认，暴力机器迫使场商把兼并的草荡退还？
刘钰或许敢这么玩，是因为他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且皇帝是支持的。小小地方官敢这么玩，敢直接不认契约，这不是作死吗？
再说，小盐户那一套，朝廷根本玩不转，盐业不想崩，就只能默许商人入场。
这户典型的场商，在入场后，通过放贷、行贿等等方式，拿到了大量的“不合法”但朝廷承认的草荡。
但是，盐户和场商又不是纯粹的雇佣关系，甚至也不完全是租佃关系。
这就又有点像是英国圈地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主把地租给开价更高的资本家，佃户咋办？
英国那边，是资本家开高价地租，地主主动卖地。
这边是场商办私盐，垦荒公司开不起价，人家一年办私盐赚多少钱？你得开出多高的价，才肯把地卖出去？况且，垦荒公司圈占的无主地，就是在断他们煎私盐的根本，这个价，是无论如何开不起的。
刘钰则是魔法对魔法，你不是不卖吗？好，咱不谈契约问题，咱谈私盐问题。你既知我名头，亦当知我最善于网罗罪名，你觉得你之前办私盐的事，我能给你定个多大的罪？你认识地方官？你觉得地方官是向着你还是向着我？
理论上，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草荡地法理上所有权在朝廷，盐户从来都是只有使用权，甚至私下卖草荡都是违法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官员反对商人入场，会提出让场商退还盐户草荡的法理。
理论上，这也算是土地国有化，真要能依法办事，那倒简单了：依法办事，拍卖土地使用权，垦荒公司拿到。盐户的锅碗瓢盆、盐坑房屋、再按照每年纳税的税额反推煎盐数给补偿，滚蛋。
但，这只能是理论上。
刘钰这个国公，也不敢这么玩，也完全不敢不认这些契约。
所以，场商怕了，只要把契约交出来，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直接动暴力手段了。
契约是堵天下悠悠之口的。或者说，是给皇帝留面子的，找台阶的。不然，从地方官到节度使再到刘钰再到皇帝，是要被人喷死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小生产时代的道德、是非标准，以及空想的制民恒产，是无法兼容工业时代的，哪怕刚起步的这几步，都是此时道德下的罪恶脏脏且吃人的恶行。
这件事的根本矛盾，不是圈地不圈地，而是淮北大盐场生产模式和淮南小生产模式的斗争。
刘钰不圈地，这些盐户也得失业，只要淮北大盐场模式不被拆掉。
圈地，只是这种斗争的附属品，区别只在于刘钰要抢时间，等不及这些盐户自己破产的过程。
因为刘钰可以明确的说，淮北盐加上税，也能把淮南盐逼死，那么这些小盐户的命运在海州盐场建起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这些小盐户、小资产者的斗争方向都搞错了。
他们不应该在这边和圈地的闹，而是应该直接武装起义，冲向海州，捣毁蒸汽机、毁灭大盐场。
这也是除了自然条件、雨热条件、海水浓度条件、煤产区条件之外，刘钰坚决反对把大盐场建在淮南的原因之一。
他怕，这些小生产者，真的找对了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方向，去拆机器、砸烟囱。
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刘钰来淮南不是巡查垦荒，而是来查办私盐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和垦荒公司有争执的场商，顿时就慌了。
因为……阜宁也在黄河南边，距离这边并不远。
他们知道刘钰是真敢杀人的，而且会“网罗罪名”去杀人。
虽然那些煮盐的灶户、灶丁还在外面斗争，而这些场商却已经准备投降了。
只要他们投降，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或者说，剩下的事，至少理论上可以算作“依法办案”了。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场商选择了投降，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出动军队了。
这里面的纠葛，就要从大宋建炎二年扒黄河大堤开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严苛的灶户制度，再到商品经济发展这种严苛的人身控制制度撑不住了说起了。
范仲淹修范公堤，不会闲着没事干，在距离大海百余里的地方修。
黄河南迁，海岸线不断东移，这是整个的地理大背景。
然后还需要知道两个背景。
第一：淮南煮盐，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盐。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涨，盐润土地，再把土地里的盐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这些草荡，不是耕地，所有灶户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这两个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现几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制力还算不错，灶户作为国家的“佃户”，煮盐。
每个灶户都有自己的草场——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和耕地不一样，这些煮盐地的所有权是归属朝廷的。
海岸线不断东移，能够煮盐的淤土也不断东移，浸润泥滩的海潮，在明朝开国时候使使劲儿能冲到范公堤，而现在除非有风暴潮天灾，否则得多大的劲儿能冲一百多里？
所以，明朝的灶户体制下，不谈什么小生产者是生产力低下之类，只说最基本的东西。
海岸不断东迁，需要一个强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时间考察海岸东迁的情况，然后将灶户也一并东迁，重新划分煮盐的燃料草场。
比如说，甲这个灶户，这几年发现，自己场内的淤土已经没办法煮盐了。而海岸不断东迁，东边也长出来荒草芦苇地了。
要注意，如果这时候，甲这个灶户不经朝廷允许，就去东边煮盐，这叫“私煎”，是私盐，是犯罪。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个非常强力的基层官僚机构，通过每隔几年一次的统计，由朝廷的核算部门重新划定每一个盐户的迁徙。
所以……所以，这一套东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这样的行政能力，别说一个萨尔浒了，二十场萨尔浒也打得起。
因为没有这样的行政能力，而盐又是国家运转所必须维持的。
这种情况下，商人阶层就会必然出现，由商人组织盐的生产。
换句话说，就是由商人的资本，消灭小盐户小生产制度，虽然生产力上没有革新技术，但调整后的生产关系是可以维系盐的产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战胜了朝廷统计和分配的滞后性。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其实不合法、但实际上大家都默认其合法”的特殊群体。
比如说，海岸东移，在朝廷盐户草荡范围之外的一些草场，这里其实比被海岸线甩在身后的原来盐场更适合煮盐。
那么，商人出资，承包这一片草荡，然后他们煮盐生产。
每隔一段时间，朝廷这边考察盐场，需要“升荡”——也就是，将原本非盐户草荡而无主草荡，升格为有煮盐价值、并且课税价值的草荡——的时候，盐商会非常主动的缴税。
因为，如果他们不交税，那么他们就是搞私盐。
而如果他们交了税……要搞私盐，一定不能全搞私盐，那是没事找事作死。必须要有官盐生产许可，至于私下里搞多少私煎，这就叫掺在一起浑水摸鱼，最是难查。
这种事，其实地方官和上面都已经默许了。
因为小盐户太容易破产了，生产能力也真的太低下了，年年有逃亡的，年年还得到处找人来补。
一方面，是天灾。
另一方面，是盐引制导致盐商对这些小户的压榨。
最后就是朝廷的不作为，理论上，朝廷有义务为这些盐户提供生产物资、提供贷款的。但是，万里四十五年的盐引制改革后，实际上连煮盐的盘铁，都是商人在搞……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口子，后续几乎就是崩塌式的溃烂。
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盐引制出现的翻版：
原来的运输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商。原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一个个小盐户。
而伴随着盐引制出现的，是朝廷——垄断特权大承包商。商人介入的生产模式，是朝廷——盐业运输销售承包商——生产商——生产商下辖的雇工或者依附他们的原盐户小生产者。
可以理解为朝廷的行政能力的严重退化，也可以理解为朝廷的基层控制力在逐渐瓦解。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工商业的发展。
比如，现在正在和垦荒公司对抗的那些女人、灶户后面的真正组织者，现在已经怕刘钰杀人而准备投降的这个场主，就非常典型。
豪商。有钱。
朝廷升荡，招不到盐户，他主动包场，纳税，产盐。
如果，按照大明和大顺的正规法度，这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
但是，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原本的灶户模式已经崩了，所以这是上下默许的。
地方官已经无法管控了。
不准商人入场，盐直接崩掉，可能退化成万历四十五年时候，有引无盐的情况。
准许商人入场，谁都知道，下一步必然是兼并草荡，放贷灶户，制造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实，早在刘钰动盐政之前，朝廷内部因为盐业生产的问题，已经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严禁商人入场派、准许商人入场派，天天吵、日日吵，也不是啥新闻。
刘钰是大力飞砖的技术碾压派，因为他就知道，只要生产力还是淋卤煮盐这一套，那争吵就是扯王八犊子，毫无意义。
大型晒盐法是降维打击。
而在这个降维打击之前，官员是以淮南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在论事，不管是商人入场派、还是商人不得入场派，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后世最像这事的，就是俄国的1861农奴改革。
民粹派、传统派反对改革，因为【村社的土地所有权被破坏，个人的自私自利因素占了首要地位，私有和土地买卖之下，地主开始兼并土地，富农形式的粗暴利己主义兴盛起来】。
【农民获得了土地买卖的人身自由，成为了‘自由人’，但是土地使用权没了，沦为佃户、赤贫雇工了……】
这种反动思潮的生命力之顽强，直到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都还在坚持这一套，并且上书苏共，希望放弃工业发展，恢复村社田园乡村之仁美，找回真正的俄罗斯，村社配圣君，保持传统。
这边类似的思潮，也差毬不多，生命力极其顽强。
而就具体的盐政问题，仅从经济上来讲，是很类似的，只是因为这是副业不是农本，少了点井田圣王的幻想。
仅从经济上讲，和俄国农奴解放的情况有点类似，草荡，盐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存在被兼并的可能，理论上兼并是不合法的。
盐户其实就是大明的国家农奴。前期也是由朝廷划定草荡，发给生产工具，盐户不能迁徙，要在领取生产工具后履行在规定场地卖盐的义务且不得外出私卖。
大顺这边放松了人身控制之后，也是一样的状态：盐户有自由了，但是他妈的草荡没了。
这户典型的场商，入场之后就是老三样。
盐户撑不住的时候，他放贷，然后盐户还不起钱了，他把盐户的草荡收了：税我出，你依附于我，你生产的盐把租子交给我。
盐户不想继续干这一行了，就逃亡、脱籍，去那些无主荒地割草，卖给场商煮盐。
显然，按照朝廷的计划，是一户盐户配几百亩的草荡，每年煮多少盐都是有数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些无主荒地的草割来卖给场商，是煮计划外的私盐的。商人是乐于买草煮私盐的。
理论上，仅仅是理论上，这些草荡，盐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是无法出售的，也没资格出售的。
但，这就和后世农村基层土地确权时候的问题一样。之前土地也不让卖呢，但私下里卖的可多了去了，在给农业补贴之后，每年去围各地基层政府讨说法的人有的是。
之前不是没有地方官、盐政官，尤其是反对商人入场派的盐政官希望解决此事。
但怎么解决？
所有契约，一概不认，暴力机器迫使场商把兼并的草荡退还？
刘钰或许敢这么玩，是因为他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且皇帝是支持的。小小地方官敢这么玩，敢直接不认契约，这不是作死吗？
再说，小盐户那一套，朝廷根本玩不转，盐业不想崩，就只能默许商人入场。
这户典型的场商，在入场后，通过放贷、行贿等等方式，拿到了大量的“不合法”但朝廷承认的草荡。
但是，盐户和场商又不是纯粹的雇佣关系，甚至也不完全是租佃关系。
这就又有点像是英国圈地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主把地租给开价更高的资本家，佃户咋办？
英国那边，是资本家开高价地租，地主主动卖地。
这边是场商办私盐，垦荒公司开不起价，人家一年办私盐赚多少钱？你得开出多高的价，才肯把地卖出去？况且，垦荒公司圈占的无主地，就是在断他们煎私盐的根本，这个价，是无论如何开不起的。
刘钰则是魔法对魔法，你不是不卖吗？好，咱不谈契约问题，咱谈私盐问题。你既知我名头，亦当知我最善于网罗罪名，你觉得你之前办私盐的事，我能给你定个多大的罪？你认识地方官？你觉得地方官是向着你还是向着我？
理论上，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草荡地法理上所有权在朝廷，盐户从来都是只有使用权，甚至私下卖草荡都是违法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官员反对商人入场，会提出让场商退还盐户草荡的法理。
理论上，这也算是土地国有化，真要能依法办事，那倒简单了：依法办事，拍卖土地使用权，垦荒公司拿到。盐户的锅碗瓢盆、盐坑房屋、再按照每年纳税的税额反推煎盐数给补偿，滚蛋。
但，这只能是理论上。
刘钰这个国公，也不敢这么玩，也完全不敢不认这些契约。
所以，场商怕了，只要把契约交出来，那么刘钰理论上就可以直接动暴力手段了。
契约是堵天下悠悠之口的。或者说，是给皇帝留面子的，找台阶的。不然，从地方官到节度使再到刘钰再到皇帝，是要被人喷死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小生产时代的道德、是非标准，以及空想的制民恒产，是无法兼容工业时代的，哪怕刚起步的这几步，都是此时道德下的罪恶脏脏且吃人的恶行。
这件事的根本矛盾，不是圈地不圈地，而是淮北大盐场生产模式和淮南小生产模式的斗争。
刘钰不圈地，这些盐户也得失业，只要淮北大盐场模式不被拆掉。
圈地，只是这种斗争的附属品，区别只在于刘钰要抢时间，等不及这些盐户自己破产的过程。
因为刘钰可以明确的说，淮北盐加上税，也能把淮南盐逼死，那么这些小盐户的命运在海州盐场建起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这些小盐户、小资产者的斗争方向都搞错了。
他们不应该在这边和圈地的闹，而是应该直接武装起义，冲向海州，捣毁蒸汽机、毁灭大盐场。
这也是除了自然条件、雨热条件、海水浓度条件、煤产区条件之外，刘钰坚决反对把大盐场建在淮南的原因之一。
他怕，这些小生产者，真的找对了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方向，去拆机器、砸烟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