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八三章 破立之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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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捧杀式的政治隐喻之外，刘钰对于这场儒学争论的态度，则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来他水平有限，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
二来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顺皇权，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有“道统”。
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经的王莽。
军权的赵匡胤。
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水平极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有大儒站出来解经。
至于他自己，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
拆掉儒学的体系，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
寻章摘句。
断章取义。
拿出来一句话，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
至于说儒学道统、学派、孔孟、宋儒这些东西，他是“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用”。
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儒学，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土地税改革问题。
反对他改革的人，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一点不仁义。算下来，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了。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暴政啊。
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
说三十税一，是标准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没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
夷狄，五谷不生，没有城郭要营造、没有宫室要维护、没有宗庙要祭祀。也没有百官、有司。
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有了灾荒也不救济、出了问题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
所以，孟子说，税率过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
难道孟子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
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既不能管控基层，又不能抚育百姓，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
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基层只能搞摊派、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
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
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不然，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
这个，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颇为有限。
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
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
比如这番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番话的本源，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
但因为时代变迁，后世的重点，都放在了后面的“人与禽兽”的区别。
不过，如果想要解歪经，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简单。
即，孟子说的从大禹、到后稷，再到契的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先后顺序”的？
或者说，是有主次顺序的？
治水，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权、安全保障、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
然后，才去搞生产。
然后再去搞人伦教化？
如果有主次顺序，或者先后顺序，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在刘钰搞的工商业发展、盐政改革、土地政策，发展生产力，在儒学概念中，也是有巨大意义的。
或者换另一个角度，孟子这番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政府必须要承担诸如治水、保护人民、发展生产、教化百姓等等义务？
如果要承担的话，钱从哪来？是不是要收税？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加强朝廷的财政收入？
总之，把这些话都拆开的话，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
当然，要想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孔孟争端、儒学流派等等问题，并且再从新角度解读这些圣人之言，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
刘钰肯定是没这个本事的。
但他这种解经的角度，还真就确实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也真的是顺着刘钰预想的角度，来理解刘钰所进行的诸多改革。
甚至，人还不少。
但是……
但是，从惟新元年持续到惟新五年的江苏改革中，最开始支持刘钰的做法、甚至接近刘钰解经角度的一些大儒，终于还是和刘钰发生了分歧。
惟新元年改革之初，解决了废盐垦荒的基本规则之后，刘钰邀请了一些大儒前往海州晒盐工厂进行参观。
这些本来就倾向于刘钰改革的大儒们，很是支持，也很高兴。
觉得这样的好处确实很多。
朝廷可以控制盐税，这就可以有更多的钱赈灾、治水等等。
而且，成本降低，商人得利、朝廷亦得利的同时，还能把成本降下来，这确实是有利于百姓。最起码，百姓吃盐比以前便宜了。
然而，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终于还是爆发了。
惟新三年初，淮安、扬州的大约两万盐工，爆发了反抗朝廷更改盐产区的集会，或者叫起义。
伴随着盐产区的改变、盐业物流中心的改变，以及过于剧烈的改革速度，那边也确实无法安置容纳这么多的原本以盐为业的盐工。
这次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尤其是扬州、淮安本地人的同情和支持。
因为不只是他们，其实变革过程中，整个淮安、扬州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且因为变革的过于剧烈，扬州和淮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衰落。
运河加淮南盐，就是扬州和淮安的根。
刘钰把根直接刨了。
这么说吧，连扬州城的妓，都反对刘钰。甚至出了至少不下于四十部羞辱刘钰的戏剧。
盐工为主体的起事，得到了扬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还给予了大量的资助。一些儒生甚至也投身到起事之中。
这些人起义的口号，也不是造反，而是反奸臣。直奔海州，要毁灭海州的晒盐厂，给扬州、淮安的百万百姓，留一条活路。
然后……被刘钰这个刽子手，残酷地镇压了。
打死了七百余人，四千人被判处流放到南洋种植园、鲸海、锡兰等地。剩下的人，给了点活路，让他们去松江府那边做工，但房子什么的全都没了，去那边即便还做一样的工作，生活水平也是比起在扬州时候直线下降。
真正恶心的地方倒不是镇压本身，而是刘钰在击溃了起事队伍后，故意纵容一部分人做匪。
原本还算是有诉求、有儒生带领的起事者，被打散之后，配合江苏改革留下的不能全部覆盖的极端贫困化的盐户、盐丁等，迅速土匪化。
刘钰故意纵容，混乱造成了几年间，大量的富户、商贾，或者说，资本，向长江以南的松江府、苏州府等地迁徙。
短短数年，淮安、扬州的大量资本南迁。
之后的继续衰败，一次又一次的底层无法生存而导致的反抗，一次又一次的混乱。
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南迁。
唐朝时候，无数文人幻想的骑鹤下扬州的扬州；明朝时候，繁华之盛几近京城的淮安。
一千年的繁华，几年之内，被刘钰折腾的，半死不活。
一切都在从大顺废运河、兴海运、改盐政的数年之内，巨大的反差，而很多人是见证过大顺废运河之前扬州、淮安的繁华的。
楼台倾颓、花木凋零、蜗涎蛛网、衰草颓垣，旧城风景叹凋零。
荒城围败瓦，穷贾坐空桐。
昔日繁华今日衰，观之不堕泪者，非人哉。
这种捧杀式的政治隐喻之外，刘钰对于这场儒学争论的态度，则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来他水平有限，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
二来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顺皇权，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有“道统”。
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经的王莽。
军权的赵匡胤。
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水平极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有大儒站出来解经。
至于他自己，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
拆掉儒学的体系，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
寻章摘句。
断章取义。
拿出来一句话，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
至于说儒学道统、学派、孔孟、宋儒这些东西，他是“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用”。
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儒学，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土地税改革问题。
反对他改革的人，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一点不仁义。算下来，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了。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暴政啊。
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
说三十税一，是标准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没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
夷狄，五谷不生，没有城郭要营造、没有宫室要维护、没有宗庙要祭祀。也没有百官、有司。
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有了灾荒也不救济、出了问题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
所以，孟子说，税率过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
难道孟子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
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既不能管控基层，又不能抚育百姓，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
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基层只能搞摊派、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
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
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不然，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
这个，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颇为有限。
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
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
比如这番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番话的本源，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
但因为时代变迁，后世的重点，都放在了后面的“人与禽兽”的区别。
不过，如果想要解歪经，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简单。
即，孟子说的从大禹、到后稷，再到契的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先后顺序”的？
或者说，是有主次顺序的？
治水，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权、安全保障、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
然后，才去搞生产。
然后再去搞人伦教化？
如果有主次顺序，或者先后顺序，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在刘钰搞的工商业发展、盐政改革、土地政策，发展生产力，在儒学概念中，也是有巨大意义的。
或者换另一个角度，孟子这番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政府必须要承担诸如治水、保护人民、发展生产、教化百姓等等义务？
如果要承担的话，钱从哪来？是不是要收税？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加强朝廷的财政收入？
总之，把这些话都拆开的话，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
当然，要想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孔孟争端、儒学流派等等问题，并且再从新角度解读这些圣人之言，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
刘钰肯定是没这个本事的。
但他这种解经的角度，还真就确实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也真的是顺着刘钰预想的角度，来理解刘钰所进行的诸多改革。
甚至，人还不少。
但是……
但是，从惟新元年持续到惟新五年的江苏改革中，最开始支持刘钰的做法、甚至接近刘钰解经角度的一些大儒，终于还是和刘钰发生了分歧。
惟新元年改革之初，解决了废盐垦荒的基本规则之后，刘钰邀请了一些大儒前往海州晒盐工厂进行参观。
这些本来就倾向于刘钰改革的大儒们，很是支持，也很高兴。
觉得这样的好处确实很多。
朝廷可以控制盐税，这就可以有更多的钱赈灾、治水等等。
而且，成本降低，商人得利、朝廷亦得利的同时，还能把成本降下来，这确实是有利于百姓。最起码，百姓吃盐比以前便宜了。
然而，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终于还是爆发了。
惟新三年初，淮安、扬州的大约两万盐工，爆发了反抗朝廷更改盐产区的集会，或者叫起义。
伴随着盐产区的改变、盐业物流中心的改变，以及过于剧烈的改革速度，那边也确实无法安置容纳这么多的原本以盐为业的盐工。
这次起义，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尤其是扬州、淮安本地人的同情和支持。
因为不只是他们，其实变革过程中，整个淮安、扬州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且因为变革的过于剧烈，扬州和淮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衰落。
运河加淮南盐，就是扬州和淮安的根。
刘钰把根直接刨了。
这么说吧，连扬州城的妓，都反对刘钰。甚至出了至少不下于四十部羞辱刘钰的戏剧。
盐工为主体的起事，得到了扬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还给予了大量的资助。一些儒生甚至也投身到起事之中。
这些人起义的口号，也不是造反，而是反奸臣。直奔海州，要毁灭海州的晒盐厂，给扬州、淮安的百万百姓，留一条活路。
然后……被刘钰这个刽子手，残酷地镇压了。
打死了七百余人，四千人被判处流放到南洋种植园、鲸海、锡兰等地。剩下的人，给了点活路，让他们去松江府那边做工，但房子什么的全都没了，去那边即便还做一样的工作，生活水平也是比起在扬州时候直线下降。
真正恶心的地方倒不是镇压本身，而是刘钰在击溃了起事队伍后，故意纵容一部分人做匪。
原本还算是有诉求、有儒生带领的起事者，被打散之后，配合江苏改革留下的不能全部覆盖的极端贫困化的盐户、盐丁等，迅速土匪化。
刘钰故意纵容，混乱造成了几年间，大量的富户、商贾，或者说，资本，向长江以南的松江府、苏州府等地迁徙。
短短数年，淮安、扬州的大量资本南迁。
之后的继续衰败，一次又一次的底层无法生存而导致的反抗，一次又一次的混乱。
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南迁。
唐朝时候，无数文人幻想的骑鹤下扬州的扬州；明朝时候，繁华之盛几近京城的淮安。
一千年的繁华，几年之内，被刘钰折腾的，半死不活。
一切都在从大顺废运河、兴海运、改盐政的数年之内，巨大的反差，而很多人是见证过大顺废运河之前扬州、淮安的繁华的。
楼台倾颓、花木凋零、蜗涎蛛网、衰草颓垣，旧城风景叹凋零。
荒城围败瓦，穷贾坐空桐。
昔日繁华今日衰，观之不堕泪者，非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