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零二章 凡尔赛和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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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实学一派的人越来越多的前往南大洋、北美，一些在明末“大觉醒”中讨论了许多次的东西，再也遮盖不住。
最开始，很多人讽刺儒家复古激进改革派，说他们“连算术都不懂，数也是君子六艺，还号称通儒呢按照你们的想法，一户丁，田五十亩，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这么多田？”
一开始颜元过于激进，被人指责为“伤富户之业、夺富户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这个激进的想法改进，再到王源，最终拿出了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三十年赎买”方桉。
如果说，在科技水平达到之前，这个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李塨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设想里自己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工为商恐难容纳如此多人口”而反动，是说这一套方桉的背后，还涉及到非常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惟农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许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枫林湾再怎么差，也比甘肃那等少雨的地方强，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点点能种玉米的平地强。
比如工商，伴随着产业发展，李塨生前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业无法容纳过多人口”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当技术，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航海术、造船术、导航术、数学和天文学，也是生产力已经达到理论上可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就会让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顺的人地矛盾，已经即将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历史上，黄河决口之后，围绕着微山湖，山东江苏的农民，动辄武装数万开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赶苗拓业、垦蒙导致的蒙古贵族地主化引发牧民起义和佃户相杀、还有那场影响极大的白莲教起义。
松苏不是尼德兰，也做不成尼德兰。
大顺普遍的“天下”思维，使得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装着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兰和西班牙模式。
这天下，自然包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甘肃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别处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怀天下，那么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一处地处温带、北半球、气候湿润、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度、有枫树桦树杨树、能种小麦种包米种蔬菜、有河流、非常适合搞水利堤坝灌既、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实际上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金矿搭台、移民唱戏的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还是慢了，何不争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或者说，以最暴烈、最激进的手段，来减少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从当初米子明送瑞典战俘回哥德堡开始，大顺和欧洲的交流逐渐加深，对于欧洲的了解越多，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为鉴、以夷为鉴也罢。
甚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顺实学派的这些人，鉴来鉴去、攻来攻去，攻的方向，直奔着“强化集权”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过来。
顺承于明。
有些东西，叫影射史学也罢、叫托古言志也罢，总归，很多人借着明朝的事，来抒发自己的想法。
说前朝朝廷，连发钞权都没有，在白银改革之后，确定了用白银为税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发钞权让给了东南沿海大商人。莫说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发钞权发铜钱，收税却收白银，并不叫发钞权。因为铜钱不是辅币，而是类似于内币和外币的关系，兑换价格是按照汇率波动的，并不是固定额辅币，所以实际上就是没有发钞权，而是“自由”到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这不是扯犊子吗？
说前朝朝廷，连海关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贸易额，能把铜钱冲到白银货币化的程度，税收能力和英国差了八条街。
说普鲁士这等国家，都知道用财政补贴纺织业，这边可倒好，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
“国家强力”。
这和1848欧洲之春之后，再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各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台，甚至再往后几年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堪堪能和有大洋运费阻隔的机械工业不相上下不甚有优势。
那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样子。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毕竟，连正牌的国富论，都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而出现之后也并不是英国的政策，而是反英国政策的。
这时候，双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义、加强集权、强力干涉重商主义只要不去“望文生义”，就应该知道这个“重农轻商”的“轻商”，并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再配合上一直以来的传统，很多实学派中的激进派，就认为“师夷长技”的长，应该去其外壳，取其内核。
比如英国之长，在于能征税养出那么大一支舰队。小小岛国，愣是靠征税能憋出来一支和大顺规模差不多的舰队。
那么，这个长的内核，并不是说大顺要造一支更大的舰队，而是说“要用英国搂钱造舰的手段，来推行移民”，既然英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出一支这样的舰队，那么大顺师夷长技，难道就不能集中力量大规模移民吗？
不同时代的“师夷长技”，是不同的。就像此时，师夷长技，是怎么也不可能师到自由贸易、开放包容这些东西的，因为夷自己此时也根本就没这些玩意，怎么师？
怎么可能师一个此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
所以此时师，比后来师，更适合。后来师的，是富了之后的上层建筑现在师的，是如何富时期的上层建筑。
即便不需要仔细分辨，透过现象看本质，只看现象，也不至于被忽悠瘸了。
而学诸如什么异端审判、政教合一、女巫审判之类的东西，也实在不用学。
本土就有非常极端的儒家一派，颜元等人是明确提出，要对异教徒“物理消灭”的60岁以上，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还可以轻判60岁以下，甚至连和尚道士都要若不还俗就物理清除的。
所以，要说对外交流，一定要学点什么不可。
那么除了军事技术、理科而非工科，恐怕此时能学的除此之外，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想办法收税、想办法用大量的税收干一些要干的事，加强管控、加强监管、加强集权和行政效率。
简言之，刘玉在大顺原本是激进派。
但是，现在，一些实学派的中的激进派，认为刘玉过于保守，是保守派、甚至是老保守派了。
“兴国公老了”
这句话，在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流传，并不是在陈诉一个年岁上的事实，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
就像此时在北美西海岸既找金子又勘探绘图的这些人。
这年月，勘探、测绘，家里有钱有势的子弟是不可能学的。因为要去的地方，要么是雪山高原、要么是茫茫沙漠、要么就是热带雨林、要么是土着遍地的异域。
而没钱的子弟，才会学诸如测绘之类的行业，就是弄口饭吃。
而偏偏，大量外派到各处测绘的，能看到海外的大量平原、沃土、良田千里潜力之地的，又是这些穷人家的子弟。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想想自己的父母那点地、过的是什么日子，自然而然就认为，朝廷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集中力量移民，实现“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愿想。
但刘玉在干什么？
在慢悠悠地做事，不管是在山东做的，还是在此时正在引导北美挖金子移民的办法，在他们看来，都太慢了。总觉得，刘玉现在做事，比起当年在松苏和盐改漕改的雷厉风行，大约的确是老了。
即便出于惯性，很多人依旧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朝廷的做法，甚至愿意说诸如“这是必要的代价”之类的话。
这种想法在年青一代的实学派心中逐渐萌发。
具体到探矿队的人这边，伴随着探矿队沿着河流而上寻找金矿，看到那茂密的丛林、肥沃的土地，享受着温暖但不过于炎热的夏季，让他们心中的冲动更加强烈。
很多测绘的人，是去过南洋、甚至非洲的。
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会喜欢南洋还是北美西海岸？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温带出生的人，都喜欢四季分明，爱枫树远胜过椰子树、虎豹远胜过疟疾和热病。
探矿队里年轻人，也学过简单的经济学，虽然是简化版的简化版。
所以他们也知道，广袤的大洋在这隔着，效彷南洋模式是不行的南洋模式，是以国家强力强制开发、促进移民的。比如转移漕米到南洋的稻米种植园，等同于朝廷用江南的漕米税，以及取缔了运河漕运后的损耗收取等，投资到了南洋，支持了南洋大开发和大移民。
而南洋模式的前提，是南洋米，确实比江南米便宜。
可用在北美，这套模式就用不上。除非北美能种白银草、黄金树，否则是无法用南洋模式的。
所以他们也明白，金矿搭台的办法，是对的。
可问题在于，很多人在想：为啥一定要赚钱呢？为啥一定是经济驱动呢？为啥不用国家强力这个特殊的经济力，直接扭曲，不以盈利为目的而进行屯垦移民呢？
这就是他们觉得，刘玉已经老了、已经保守了的原因。甚至一些人想着，圣天子也老了，以后的太子若是个更保守的，那可怎么办？
而随着实学一派的人越来越多的前往南大洋、北美，一些在明末“大觉醒”中讨论了许多次的东西，再也遮盖不住。
最开始，很多人讽刺儒家复古激进改革派，说他们“连算术都不懂，数也是君子六艺，还号称通儒呢按照你们的想法，一户丁，田五十亩，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这么多田？”
一开始颜元过于激进，被人指责为“伤富户之业、夺富户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这个激进的想法改进，再到王源，最终拿出了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三十年赎买”方桉。
如果说，在科技水平达到之前，这个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李塨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设想里自己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工为商恐难容纳如此多人口”而反动，是说这一套方桉的背后，还涉及到非常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惟农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许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枫林湾再怎么差，也比甘肃那等少雨的地方强，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点点能种玉米的平地强。
比如工商，伴随着产业发展，李塨生前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业无法容纳过多人口”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当技术，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航海术、造船术、导航术、数学和天文学，也是生产力已经达到理论上可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就会让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顺的人地矛盾，已经即将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历史上，黄河决口之后，围绕着微山湖，山东江苏的农民，动辄武装数万开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赶苗拓业、垦蒙导致的蒙古贵族地主化引发牧民起义和佃户相杀、还有那场影响极大的白莲教起义。
松苏不是尼德兰，也做不成尼德兰。
大顺普遍的“天下”思维，使得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装着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兰和西班牙模式。
这天下，自然包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甘肃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别处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怀天下，那么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一处地处温带、北半球、气候湿润、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度、有枫树桦树杨树、能种小麦种包米种蔬菜、有河流、非常适合搞水利堤坝灌既、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实际上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金矿搭台、移民唱戏的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还是慢了，何不争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或者说，以最暴烈、最激进的手段，来减少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从当初米子明送瑞典战俘回哥德堡开始，大顺和欧洲的交流逐渐加深，对于欧洲的了解越多，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为鉴、以夷为鉴也罢。
甚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顺实学派的这些人，鉴来鉴去、攻来攻去，攻的方向，直奔着“强化集权”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过来。
顺承于明。
有些东西，叫影射史学也罢、叫托古言志也罢，总归，很多人借着明朝的事，来抒发自己的想法。
说前朝朝廷，连发钞权都没有，在白银改革之后，确定了用白银为税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发钞权让给了东南沿海大商人。莫说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发钞权发铜钱，收税却收白银，并不叫发钞权。因为铜钱不是辅币，而是类似于内币和外币的关系，兑换价格是按照汇率波动的，并不是固定额辅币，所以实际上就是没有发钞权，而是“自由”到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这不是扯犊子吗？
说前朝朝廷，连海关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贸易额，能把铜钱冲到白银货币化的程度，税收能力和英国差了八条街。
说普鲁士这等国家，都知道用财政补贴纺织业，这边可倒好，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
“国家强力”。
这和1848欧洲之春之后，再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各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台，甚至再往后几年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堪堪能和有大洋运费阻隔的机械工业不相上下不甚有优势。
那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样子。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毕竟，连正牌的国富论，都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而出现之后也并不是英国的政策，而是反英国政策的。
这时候，双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义、加强集权、强力干涉重商主义只要不去“望文生义”，就应该知道这个“重农轻商”的“轻商”，并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再配合上一直以来的传统，很多实学派中的激进派，就认为“师夷长技”的长，应该去其外壳，取其内核。
比如英国之长，在于能征税养出那么大一支舰队。小小岛国，愣是靠征税能憋出来一支和大顺规模差不多的舰队。
那么，这个长的内核，并不是说大顺要造一支更大的舰队，而是说“要用英国搂钱造舰的手段，来推行移民”，既然英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出一支这样的舰队，那么大顺师夷长技，难道就不能集中力量大规模移民吗？
不同时代的“师夷长技”，是不同的。就像此时，师夷长技，是怎么也不可能师到自由贸易、开放包容这些东西的，因为夷自己此时也根本就没这些玩意，怎么师？
怎么可能师一个此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
所以此时师，比后来师，更适合。后来师的，是富了之后的上层建筑现在师的，是如何富时期的上层建筑。
即便不需要仔细分辨，透过现象看本质，只看现象，也不至于被忽悠瘸了。
而学诸如什么异端审判、政教合一、女巫审判之类的东西，也实在不用学。
本土就有非常极端的儒家一派，颜元等人是明确提出，要对异教徒“物理消灭”的60岁以上，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还可以轻判60岁以下，甚至连和尚道士都要若不还俗就物理清除的。
所以，要说对外交流，一定要学点什么不可。
那么除了军事技术、理科而非工科，恐怕此时能学的除此之外，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想办法收税、想办法用大量的税收干一些要干的事，加强管控、加强监管、加强集权和行政效率。
简言之，刘玉在大顺原本是激进派。
但是，现在，一些实学派的中的激进派，认为刘玉过于保守，是保守派、甚至是老保守派了。
“兴国公老了”
这句话，在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流传，并不是在陈诉一个年岁上的事实，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
就像此时在北美西海岸既找金子又勘探绘图的这些人。
这年月，勘探、测绘，家里有钱有势的子弟是不可能学的。因为要去的地方，要么是雪山高原、要么是茫茫沙漠、要么就是热带雨林、要么是土着遍地的异域。
而没钱的子弟，才会学诸如测绘之类的行业，就是弄口饭吃。
而偏偏，大量外派到各处测绘的，能看到海外的大量平原、沃土、良田千里潜力之地的，又是这些穷人家的子弟。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想想自己的父母那点地、过的是什么日子，自然而然就认为，朝廷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集中力量移民，实现“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愿想。
但刘玉在干什么？
在慢悠悠地做事，不管是在山东做的，还是在此时正在引导北美挖金子移民的办法，在他们看来，都太慢了。总觉得，刘玉现在做事，比起当年在松苏和盐改漕改的雷厉风行，大约的确是老了。
即便出于惯性，很多人依旧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朝廷的做法，甚至愿意说诸如“这是必要的代价”之类的话。
这种想法在年青一代的实学派心中逐渐萌发。
具体到探矿队的人这边，伴随着探矿队沿着河流而上寻找金矿，看到那茂密的丛林、肥沃的土地，享受着温暖但不过于炎热的夏季，让他们心中的冲动更加强烈。
很多测绘的人，是去过南洋、甚至非洲的。
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会喜欢南洋还是北美西海岸？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温带出生的人，都喜欢四季分明，爱枫树远胜过椰子树、虎豹远胜过疟疾和热病。
探矿队里年轻人，也学过简单的经济学，虽然是简化版的简化版。
所以他们也知道，广袤的大洋在这隔着，效彷南洋模式是不行的南洋模式，是以国家强力强制开发、促进移民的。比如转移漕米到南洋的稻米种植园，等同于朝廷用江南的漕米税，以及取缔了运河漕运后的损耗收取等，投资到了南洋，支持了南洋大开发和大移民。
而南洋模式的前提，是南洋米，确实比江南米便宜。
可用在北美，这套模式就用不上。除非北美能种白银草、黄金树，否则是无法用南洋模式的。
所以他们也明白，金矿搭台的办法，是对的。
可问题在于，很多人在想：为啥一定要赚钱呢？为啥一定是经济驱动呢？为啥不用国家强力这个特殊的经济力，直接扭曲，不以盈利为目的而进行屯垦移民呢？
这就是他们觉得，刘玉已经老了、已经保守了的原因。甚至一些人想着，圣天子也老了，以后的太子若是个更保守的，那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