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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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启蒙运动里的重农学派，你要搞自由贸易，你就搞自由贸易。结果偏偏打着“中国的经验”的旗号来说事，弄出来一大堆的麻烦。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顺这边推波助澜的结果，事物总是两面的嘛，哪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
其实原本历史上，当初67年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出过一次粮食危机了，那时候好像还是舒瓦瑟尔执政的时候，他是倾向启蒙运动和重农主义的。
结果，出饥荒的时候，重农学派的普遍态度，是“不管”、“无为”，要依靠自然秩序来恢复，不要任何的国家干涉。
所谓：
【1768年，当法国在近乎饥荒中崩溃时，重农主义者仍然呼吁“不采取行动”，喃喃自语他们的自然秩序，和魁奈的东方智慧】
出了事之后，很多启蒙派里，包括说国外的，甚至于意大利那边的启蒙运动领袖人物加利亚尼，迅速和他们做了切割。
这也太吓人了。
别的玩意儿，自然秩序自发调节也就罢了，粮食你居然也敢这么说，确实过于吓人了。
别的玩意儿，比方说棉布，搞不搞自由贸易，法国还有麻布和呢绒穿、搞得话呢最多也就是麻纺织和呢绒纺织失业。最后调节调节，也不是不行。
粮食这玩意儿不一样啊。历史上，68年的那场粮食危机，和重农学派的态度，真的直接助长了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复兴。
重农学派不是说种地的学派，不是后来的农学院、育种专业、农业专业……不是的。
而是说，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工业什么的都只是把土地里的东西加工一下换个模样根本不产生价值。所以，税收就从土地里出，工商业根本别收税，最后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秩序”，靠无形之手来调节一切。
既然说，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那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在无私地提高土地拥有者的财富和利润，所以工商业资本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土地所有者，也即地主贵族的。
所以说，管他们干什么呀？压根不用管他们，让他们自发无序成长就是了。
说的再明白点。
重农学派，推出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推出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推出自由贸易。
所以，历史上，68年、75年，两次粮食危机的时候，重农学派主流的态度都是“不管”，“不干涉”、“不采取行动”，靠自然秩序自己调节。
杜尔哥实质上终究受法国传统的影响，在76年上了25000多军队镇压面粉混乱、打击投机商、国家调拨粮食调控、给缺粮地区以运粮补贴的时候，是“背叛”或者“修正”了重农主义的。
当然，其实，大顺这边也挺崩溃的。
谁谁他妈的跟你说的，无为而治，无为是这么个意思？谁跟你说，道法自然，就是要全靠自然秩序，等着粮价自己恢复毫不干涉？
可能，后世很多人想象不到。
历史上，在18世纪中后期，也即法革之前法国“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之间疯狂左右横跳的时候，法国人嘴里的“中国经验”，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依靠自然秩序、和没有工商税只收土地税。
而67年的事，也确实让重农学派很丢分。
到了75年，杜尔哥改革，历史上直接搞出来了面粉战争、囤货居奇、粮价暴涨的时候，已然注定了如果不法革，则法国肯定要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之间来回横跳了。
重农学派带着中国经验的名号，在那推自然秩序和无形之手、自由贸易，弄得大顺这边相当的被动。
再加上法国这边盛传的【饥荒阴谋】的阴谋论，配上大顺这边鼓吹的自由贸易，以及大顺作为“异教徒”以及强烈的反基督倾向和政策……
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猜到，会产生什么样的阴谋论，以及会激发如何强大的遍布整个欧洲的反大顺的情绪。
这很正常。
本来嘛，历史上【饥荒阴谋】就是个法国着名的大屎盆子。是转型期旧时代的农民和底层，无法适应资本主义道德的反动——这里的反动，和剥削一样，不具备任何道德色彩，只是描绘社会意识或者生产关系。
什么叫理想状态下的资本主义道德？巴黎缺粮，但是阿姆斯特丹粮价更贵，那我一个法国省的粮食，谁出钱多就给谁，凭啥因为我是法国人就得先卖给巴黎？当地的百姓觉得粮食都往外运，导致本地粮价高了，去砸仓库、砸马车、砸面包店，你们这群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懂不懂什么叫自由贸易啊？什么叫私有制啊？什么叫市场啊？
什么叫【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美德，取代了旧国家的道德义务】啊？
如今，这个大屎盆子，更是和大顺这边绑的这么紧密，那真是黄泥巴掉裤裆，是屎不是屎你都说不清楚了。
法国重农学派、意大利伦巴第改革派、英国自由贸易派，这几个启蒙运动中的经济派别，他们整体上都倾向于自然秩序。
即：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的，自然的秩序。
亦即，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型。
这种模型，很快就在法国、意大利等，遭到了反对、修正，激发了极大的反弹。
包括说，历史上支持自然秩序的意大利的那几个启蒙运动旗手，加利亚尼、博德罗·维利等人，历史上都在这场思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一个国家不能在没有另一个国家失败的情况下受益】。
后世，把这个说法，叫零和博弈。
意大利的自然秩序派，很快就对原教旨的重农主义做出了修正，因为加利亚尼发现：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是他妈的现在世界连成一片了，意大利边境产粮区更喜欢把粮食运到国外，也导致了意大利的饥荒。
历史上，加利亚尼率先对重农学派的理论做出了修正：国家应该适当干涉，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应该禁止出口。而且，应该先完成国内的粮食贸易自由流通，然后再琢磨出口。
然而，很显然，这种修正后的“半吊子”的理论，按照欧洲这边的信仰魔怔程度，很快就遭到了攻击——自然秩序不彻底，就是彻底不自然秩序。
正统重农学派，先开始喷意大利启蒙派，你们懂什么叫自然秩序吗？懂什么叫人不应该设计秩序，而应该让秩序成为人行为的结果吗？
法国内部的科尔贝尔派，自然大喜过望。他们喷完了本国的重农学派，立刻向意大利的启蒙派开炮，雅克·内克尔，喷完了杜尔哥后，又冲着加利亚尼一通喷。
这里面，有点像是盐铁之论时候的争论：国家到底要不要干涉经济？干涉的话，哪些要干涉、哪些不干涉、哪些应该完全放任？钱是否可以由私人铸？盐是否可以私人搞？粮食之类的东西，是否应该调控，亦或者依靠自然秩序自发调节？
而法国的政治格局，有是和大顺这边不同的。
理论上说，大顺这边，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朝廷通过漕米、赈灾等手段，要控制粮食价格的；而且，至少在刘玉改革之前，大顺按照传统的路子走，对外出口管制也很严格：大米、战马、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出口的。
问题在于，法国没有一个科举制的官僚集团，也没有郡县制，更没有一个真正的朝廷。
这就使得，法国其实很难学大顺。至少现在学不了，法革之后搞一搞，还有可能，但现在肯定不行。
要么，自由贸易。
要么，重商主义。
就真的没办法全靠自己搞成一个混合态。
法国有君主，但无政府官僚体系；有内朝，但无外朝；有官员，但无考试制度。
政治构建上，缺了点东西。
缺的这点东西，非常关键。
缺的这点东西，就是大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到拿三那一步的经济改革；而法国旧制度下，只能在重农主义和科尔贝尔主义之间，左右横跳，无法弄出稳定的中间态。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也很好理解。
重农学派的改革，依仗的是君权，或者叫中央集权以君权的形式表现。
是以，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加强集权。
而法国的君权，和大顺这边的皇权，还不一样。
法国的君权，是依托于贵族旧制度的。
而要改革，就要损害贵族利益。
这事，或者通过激进的革命，大西王附体，杀杀杀杀杀杀杀，把旧贵族杀个干净顺带把国王也弄死，搞个不需要君主这个形式的中央集权，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的法兰西。
要退回旧制度？杀。
要搞最高限价？杀。
反对最高限价？杀。
不分地？杀。
分地？杀。
重农主义自然秩序？杀。
科尔贝尔国家管控？杀。
保王党？杀。
立宪派？杀。
温和共和？杀。
激进共和？杀。
空想社？杀。
杀到最后，把两边极端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都杀没了，只剩下老葛朗台那样的了，也就稳定了。
地的原主基本都被杀没了，除了小农分到了点地，大部分土地是被拍卖的。既是卖，总得有人买不是。
上面是一大群老葛朗台；下面是一群迷迷湖湖的只能寄希望于凯撒的小农。
《我的冰山美女老婆》
要么，就和大顺这边一样，有先人的遗产：有商鞅变法、有法家集权郡县、有黄巢屠世族、有科举、有印刷术和纸张打破文化垄断……
当然，这两件事，也基本可以看成一件事。
只不过，大顺这边花了千百年，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抗争、改革、政变等等，最终走完了。
而法国这边，在短短几十年内，把这一切走完，注定了只能是杀杀杀杀杀。
大顺这边的葛朗台，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和土地私有制绑定的——我不管谁当皇帝，谁保护私有制、谁承认地契、谁能带来秩序，我就支持谁。
所以，复古者、死；均田者、死；王田者、死；井田者，死；退回分封者，死；天朝田亩者，死……
而法国这边，不过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一切还不稳定，还需要有个人来守护这一切新的东西、守护葛朗台们从旧贵族手里拿到的地产、守护私有制、守护新秩序。
谁来守护？拿破仑。拿破仑没了怎么办？找个像拿破仑的。
拿破仑守护的是什么？守护的，是私有制，也即在法革中拿到了利益的那群人的利益，他们需要用把这些东西，变成“神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否则的话，贵族复辟，往回要咋办？
比如说，老葛朗台的葡萄园，低价买的，属于被抄没的贵族产业。那万一贵族回来要咋办？
经书要念私有制神圣。花钱买的，就是我的，你甭管我买的时候是不是贿赂了、是不是用阴暗手段了，那没有用。因为这是道德问题，不涉及到私有制最高神圣权。
但念经也念不死贵族。
葛朗台虽然发财了，但是钱多人少啊。
没人，那这不得找小农帮忙？
一方面，靠念经，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
一方面，念经是念不死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需要一个战神：来要地的贵族，干死；外国干涉，干死；教会要地产，干死；国王的亲戚，干死。
毕竟，念经是需要时间的。
吟唱时间比较长，施法前摇得个二三十年吧，容易被打断。
所以，念经的时候，得有个人在外面挡住可能的打断，直到吟唱完成。这个人得贼能打。
等把私有制的神性已经念出来后，这不反手就变成老马说的【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了嘛。
所以，这也注定了，法国要出大事。
因为走到这一步了、生产力到了这一步了。
大顺这边，用数百上千年的例子告诉了欧洲和北美：到了亩产一百来斤、高炉铁技术、印刷术已定、土地有利可图的时候，明确的、土地排他性的、土地可交易的、私有制必须要确定下来了。
谁反对、谁就得死。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你是先依靠第一种私有制拉人，先把私有制定下来，然后再用第二种私有制谋杀掉第一种私有制。
还是说跟英国似的，圈地运动的时候，既确定了私有制，又确定了第二种私有制，省略私有制下合法合理的慢慢兼并的过程。
那就各看本事了。
而旧秩序下的法国改革，肯定会搞成左右横跳的形式，要么激进到粮食贸易完全自由闹出全国性的饥荒；饥荒之后，重农学派肯定下去，换上科尔贝尔主义，反着再退回去。
毕竟，重农主义这一套，太激进了。
在法国，真行不通。英国那边，是靠杀、屠、宗教的迫害、润北美、对外扩张、贸易、重商主义、保护主义，顶过去了圈地的疼。
法国重农学派这套东西，激进的无以复加，以至于老马都感叹这套东西简直是在封建法国走当时最激进的资本主义。
你这么搞，别说贵族，先问问各地的贫民、小农、庞大的永佃权法理非自耕农、佃农、城市无套裤汉、买不起面包的、手工业者们，他们同意不同意。
大顺是可以承认重农主义这套东西的，但问题是大顺有之前的历代王朝、历代起义者，给解决了很多东西，使之达成了一个“基本完善的、符合亩产百十来斤和高炉铁生产力水平的、小地产私有制下”的稳态结构。
而且，大顺这边也确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粮食市场”。
法国的粮食能卖到阿姆斯特丹、卖到柏林，这都是国外；大顺的粮食，往国外哪里卖？卖粮价比大顺低得多的暹罗？还是卖还谷制下指望着卖粮食维系的朝鲜国？还是卖给有红河三角洲的安南？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大顺这边的“重农主义”，更倾向于意大利启蒙派嘴里的“重农主义”，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并且，因为运输的因素，和内陆条件的“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使得大顺以一种“不管控而管控”的状态，事实上保持了一个个“区域性的市场”——也即之前在松苏发展之后，之前太子在湖北的经济作物改革搞出来“米禁”的原因，他没有考虑到粮食的区域性市场，和大顺因为物流条件而导致的“假”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问题。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启蒙运动里的重农学派，你要搞自由贸易，你就搞自由贸易。结果偏偏打着“中国的经验”的旗号来说事，弄出来一大堆的麻烦。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顺这边推波助澜的结果，事物总是两面的嘛，哪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
其实原本历史上，当初67年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出过一次粮食危机了，那时候好像还是舒瓦瑟尔执政的时候，他是倾向启蒙运动和重农主义的。
结果，出饥荒的时候，重农学派的普遍态度，是“不管”、“无为”，要依靠自然秩序来恢复，不要任何的国家干涉。
所谓：
【1768年，当法国在近乎饥荒中崩溃时，重农主义者仍然呼吁“不采取行动”，喃喃自语他们的自然秩序，和魁奈的东方智慧】
出了事之后，很多启蒙派里，包括说国外的，甚至于意大利那边的启蒙运动领袖人物加利亚尼，迅速和他们做了切割。
这也太吓人了。
别的玩意儿，自然秩序自发调节也就罢了，粮食你居然也敢这么说，确实过于吓人了。
别的玩意儿，比方说棉布，搞不搞自由贸易，法国还有麻布和呢绒穿、搞得话呢最多也就是麻纺织和呢绒纺织失业。最后调节调节，也不是不行。
粮食这玩意儿不一样啊。历史上，68年的那场粮食危机，和重农学派的态度，真的直接助长了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复兴。
重农学派不是说种地的学派，不是后来的农学院、育种专业、农业专业……不是的。
而是说，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工业什么的都只是把土地里的东西加工一下换个模样根本不产生价值。所以，税收就从土地里出，工商业根本别收税，最后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秩序”，靠无形之手来调节一切。
既然说，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那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在无私地提高土地拥有者的财富和利润，所以工商业资本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土地所有者，也即地主贵族的。
所以说，管他们干什么呀？压根不用管他们，让他们自发无序成长就是了。
说的再明白点。
重农学派，推出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推出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推出自由贸易。
所以，历史上，68年、75年，两次粮食危机的时候，重农学派主流的态度都是“不管”，“不干涉”、“不采取行动”，靠自然秩序自己调节。
杜尔哥实质上终究受法国传统的影响，在76年上了25000多军队镇压面粉混乱、打击投机商、国家调拨粮食调控、给缺粮地区以运粮补贴的时候，是“背叛”或者“修正”了重农主义的。
当然，其实，大顺这边也挺崩溃的。
谁谁他妈的跟你说的，无为而治，无为是这么个意思？谁跟你说，道法自然，就是要全靠自然秩序，等着粮价自己恢复毫不干涉？
可能，后世很多人想象不到。
历史上，在18世纪中后期，也即法革之前法国“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之间疯狂左右横跳的时候，法国人嘴里的“中国经验”，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依靠自然秩序、和没有工商税只收土地税。
而67年的事，也确实让重农学派很丢分。
到了75年，杜尔哥改革，历史上直接搞出来了面粉战争、囤货居奇、粮价暴涨的时候，已然注定了如果不法革，则法国肯定要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之间来回横跳了。
重农学派带着中国经验的名号，在那推自然秩序和无形之手、自由贸易，弄得大顺这边相当的被动。
再加上法国这边盛传的【饥荒阴谋】的阴谋论，配上大顺这边鼓吹的自由贸易，以及大顺作为“异教徒”以及强烈的反基督倾向和政策……
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猜到，会产生什么样的阴谋论，以及会激发如何强大的遍布整个欧洲的反大顺的情绪。
这很正常。
本来嘛，历史上【饥荒阴谋】就是个法国着名的大屎盆子。是转型期旧时代的农民和底层，无法适应资本主义道德的反动——这里的反动，和剥削一样，不具备任何道德色彩，只是描绘社会意识或者生产关系。
什么叫理想状态下的资本主义道德？巴黎缺粮，但是阿姆斯特丹粮价更贵，那我一个法国省的粮食，谁出钱多就给谁，凭啥因为我是法国人就得先卖给巴黎？当地的百姓觉得粮食都往外运，导致本地粮价高了，去砸仓库、砸马车、砸面包店，你们这群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懂不懂什么叫自由贸易啊？什么叫私有制啊？什么叫市场啊？
什么叫【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美德，取代了旧国家的道德义务】啊？
如今，这个大屎盆子，更是和大顺这边绑的这么紧密，那真是黄泥巴掉裤裆，是屎不是屎你都说不清楚了。
法国重农学派、意大利伦巴第改革派、英国自由贸易派，这几个启蒙运动中的经济派别，他们整体上都倾向于自然秩序。
即：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的，自然的秩序。
亦即，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型。
这种模型，很快就在法国、意大利等，遭到了反对、修正，激发了极大的反弹。
包括说，历史上支持自然秩序的意大利的那几个启蒙运动旗手，加利亚尼、博德罗·维利等人，历史上都在这场思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一个国家不能在没有另一个国家失败的情况下受益】。
后世，把这个说法，叫零和博弈。
意大利的自然秩序派，很快就对原教旨的重农主义做出了修正，因为加利亚尼发现：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是他妈的现在世界连成一片了，意大利边境产粮区更喜欢把粮食运到国外，也导致了意大利的饥荒。
历史上，加利亚尼率先对重农学派的理论做出了修正：国家应该适当干涉，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应该禁止出口。而且，应该先完成国内的粮食贸易自由流通，然后再琢磨出口。
然而，很显然，这种修正后的“半吊子”的理论，按照欧洲这边的信仰魔怔程度，很快就遭到了攻击——自然秩序不彻底，就是彻底不自然秩序。
正统重农学派，先开始喷意大利启蒙派，你们懂什么叫自然秩序吗？懂什么叫人不应该设计秩序，而应该让秩序成为人行为的结果吗？
法国内部的科尔贝尔派，自然大喜过望。他们喷完了本国的重农学派，立刻向意大利的启蒙派开炮，雅克·内克尔，喷完了杜尔哥后，又冲着加利亚尼一通喷。
这里面，有点像是盐铁之论时候的争论：国家到底要不要干涉经济？干涉的话，哪些要干涉、哪些不干涉、哪些应该完全放任？钱是否可以由私人铸？盐是否可以私人搞？粮食之类的东西，是否应该调控，亦或者依靠自然秩序自发调节？
而法国的政治格局，有是和大顺这边不同的。
理论上说，大顺这边，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朝廷通过漕米、赈灾等手段，要控制粮食价格的；而且，至少在刘玉改革之前，大顺按照传统的路子走，对外出口管制也很严格：大米、战马、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出口的。
问题在于，法国没有一个科举制的官僚集团，也没有郡县制，更没有一个真正的朝廷。
这就使得，法国其实很难学大顺。至少现在学不了，法革之后搞一搞，还有可能，但现在肯定不行。
要么，自由贸易。
要么，重商主义。
就真的没办法全靠自己搞成一个混合态。
法国有君主，但无政府官僚体系；有内朝，但无外朝；有官员，但无考试制度。
政治构建上，缺了点东西。
缺的这点东西，非常关键。
缺的这点东西，就是大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到拿三那一步的经济改革；而法国旧制度下，只能在重农主义和科尔贝尔主义之间，左右横跳，无法弄出稳定的中间态。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也很好理解。
重农学派的改革，依仗的是君权，或者叫中央集权以君权的形式表现。
是以，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加强集权。
而法国的君权，和大顺这边的皇权，还不一样。
法国的君权，是依托于贵族旧制度的。
而要改革，就要损害贵族利益。
这事，或者通过激进的革命，大西王附体，杀杀杀杀杀杀杀，把旧贵族杀个干净顺带把国王也弄死，搞个不需要君主这个形式的中央集权，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的法兰西。
要退回旧制度？杀。
要搞最高限价？杀。
反对最高限价？杀。
不分地？杀。
分地？杀。
重农主义自然秩序？杀。
科尔贝尔国家管控？杀。
保王党？杀。
立宪派？杀。
温和共和？杀。
激进共和？杀。
空想社？杀。
杀到最后，把两边极端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都杀没了，只剩下老葛朗台那样的了，也就稳定了。
地的原主基本都被杀没了，除了小农分到了点地，大部分土地是被拍卖的。既是卖，总得有人买不是。
上面是一大群老葛朗台；下面是一群迷迷湖湖的只能寄希望于凯撒的小农。
《我的冰山美女老婆》
要么，就和大顺这边一样，有先人的遗产：有商鞅变法、有法家集权郡县、有黄巢屠世族、有科举、有印刷术和纸张打破文化垄断……
当然，这两件事，也基本可以看成一件事。
只不过，大顺这边花了千百年，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抗争、改革、政变等等，最终走完了。
而法国这边，在短短几十年内，把这一切走完，注定了只能是杀杀杀杀杀。
大顺这边的葛朗台，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和土地私有制绑定的——我不管谁当皇帝，谁保护私有制、谁承认地契、谁能带来秩序，我就支持谁。
所以，复古者、死；均田者、死；王田者、死；井田者，死；退回分封者，死；天朝田亩者，死……
而法国这边，不过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一切还不稳定，还需要有个人来守护这一切新的东西、守护葛朗台们从旧贵族手里拿到的地产、守护私有制、守护新秩序。
谁来守护？拿破仑。拿破仑没了怎么办？找个像拿破仑的。
拿破仑守护的是什么？守护的，是私有制，也即在法革中拿到了利益的那群人的利益，他们需要用把这些东西，变成“神圣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否则的话，贵族复辟，往回要咋办？
比如说，老葛朗台的葡萄园，低价买的，属于被抄没的贵族产业。那万一贵族回来要咋办？
经书要念私有制神圣。花钱买的，就是我的，你甭管我买的时候是不是贿赂了、是不是用阴暗手段了，那没有用。因为这是道德问题，不涉及到私有制最高神圣权。
但念经也念不死贵族。
葛朗台虽然发财了，但是钱多人少啊。
没人，那这不得找小农帮忙？
一方面，靠念经，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
一方面，念经是念不死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需要一个战神：来要地的贵族，干死；外国干涉，干死；教会要地产，干死；国王的亲戚，干死。
毕竟，念经是需要时间的。
吟唱时间比较长，施法前摇得个二三十年吧，容易被打断。
所以，念经的时候，得有个人在外面挡住可能的打断，直到吟唱完成。这个人得贼能打。
等把私有制的神性已经念出来后，这不反手就变成老马说的【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了嘛。
所以，这也注定了，法国要出大事。
因为走到这一步了、生产力到了这一步了。
大顺这边，用数百上千年的例子告诉了欧洲和北美：到了亩产一百来斤、高炉铁技术、印刷术已定、土地有利可图的时候，明确的、土地排他性的、土地可交易的、私有制必须要确定下来了。
谁反对、谁就得死。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你是先依靠第一种私有制拉人，先把私有制定下来，然后再用第二种私有制谋杀掉第一种私有制。
还是说跟英国似的，圈地运动的时候，既确定了私有制，又确定了第二种私有制，省略私有制下合法合理的慢慢兼并的过程。
那就各看本事了。
而旧秩序下的法国改革，肯定会搞成左右横跳的形式，要么激进到粮食贸易完全自由闹出全国性的饥荒；饥荒之后，重农学派肯定下去，换上科尔贝尔主义，反着再退回去。
毕竟，重农主义这一套，太激进了。
在法国，真行不通。英国那边，是靠杀、屠、宗教的迫害、润北美、对外扩张、贸易、重商主义、保护主义，顶过去了圈地的疼。
法国重农学派这套东西，激进的无以复加，以至于老马都感叹这套东西简直是在封建法国走当时最激进的资本主义。
你这么搞，别说贵族，先问问各地的贫民、小农、庞大的永佃权法理非自耕农、佃农、城市无套裤汉、买不起面包的、手工业者们，他们同意不同意。
大顺是可以承认重农主义这套东西的，但问题是大顺有之前的历代王朝、历代起义者，给解决了很多东西，使之达成了一个“基本完善的、符合亩产百十来斤和高炉铁生产力水平的、小地产私有制下”的稳态结构。
而且，大顺这边也确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粮食市场”。
法国的粮食能卖到阿姆斯特丹、卖到柏林，这都是国外；大顺的粮食，往国外哪里卖？卖粮价比大顺低得多的暹罗？还是卖还谷制下指望着卖粮食维系的朝鲜国？还是卖给有红河三角洲的安南？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大顺这边的“重农主义”，更倾向于意大利启蒙派嘴里的“重农主义”，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并且，因为运输的因素，和内陆条件的“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使得大顺以一种“不管控而管控”的状态，事实上保持了一个个“区域性的市场”——也即之前在松苏发展之后，之前太子在湖北的经济作物改革搞出来“米禁”的原因，他没有考虑到粮食的区域性市场，和大顺因为物流条件而导致的“假”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