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审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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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杀了多少人
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了多少人？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
最早统计张献忠杀人数字的是清初文人毛奇龄，他在《后鉴录》一书中记载：“岁丙戌（1646年）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挨户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
平东将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
安西将军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
抚南将军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
定北将军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
献忠自领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
初读这段文字，我有些眼花缭乱，赶紧拿出计算器一顿按键，不禁瞠目结舌：仅仅张献忠派出的四路人马，五个月时间内竟屠杀了川民六亿九千九百四十八万，这还不包括张献忠御府老营的杀戮数字以及前后杀害的儒绅，士兵。
清初文人毛奇龄在这里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据明万历六年（1578）统计，四川全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全国人口也不过六千零六十九万，张献忠的大西军竟然在四川杀出了近七亿人。真是笑话！
更可笑的是，清廷任命的编纂官还将这一荒唐数字煞有其事的郑重记载在钦定《明史》里，说：“将官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为了妖魔化张献忠的大西军，清初的某些文人真是竭尽了全力，虽然他们的手法是拙劣愚笨的。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人义愤填膺的心理。毕竟张献忠是十恶不赦的反贼，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给他们提供俸禄的清朝政府也喜欢这些数字。
……虽然人们对“六万万有奇”的“无厘头”数字嗤之以鼻，但却不能就此得出“张献忠没有杀人”的另一个极端结论，因为杀儒士，杀降官，杀百姓，杀士卒，几乎在所有相关史著上都白纸黑字，言之凿凿。
因此，严肃的历史学家开始从古籍的字里行间探索真相。对于张献忠屠杀的川人，有人分析为六十万，有人推测是一百万，还有人说，最多不超过一百四十万。因为在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派兵四出时，“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吴梅村先生在《绥寇纪略》里也只是说，“成都属邑之人俱尽，而非全川百姓被杀光”。
这里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万历六年（1578），四川人口是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可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人口却陡减至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假设每名男丁平均拥有四名家人，也只有九万余口（《四川通志》）。“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从三百一十多万到九万，那么多人如果不是被张献忠杀光了，又去了哪里呢？如果都被杀光了，谁又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呢？
首先是战乱，连绵不绝的战乱。
有位当代学者指出：张献忠之死尽管对苦难深重的四川人民来讲是一大幸事，但这一大幸事却无法冲淡那个乱世的血腥和残酷。
确实，张献忠的死亡并没有给曾经富庶繁荣的四川带来任何和平的曙光，四川大地接着又延续了二十五年惨烈的战争，苦难和死亡像甩不掉的阴影死死的缠绕着四川的百姓。
这里有一张时间表：
1644至1646年（约三年），大西军与曾英，杨展，王祥等率领的明军在四川展开激烈攻防战，大量平民被屠杀，最后清兵进入川北，张献忠遇袭身亡。
1647至1650年8月（约四年），南明诸将在四川拥兵自雄，争权夺地，在凶残的“窝里斗”中，名将杨展被害身亡。1650年9月至1659年（约九年），大西军余部与南明军，大清军拼力争夺川南，川东，最后以失败告终。
1660至1664年8月（约五年），清军镇压农民军余部和搜捕南明残余力量，取得辉煌战果。
1664年9月至1673年10月（约九年），四川境内大规模军事活动基本停止，局势相对安定。
1673年11月至1680年（约七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占领四川，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叛乱才基本平定，开始走向太平。
从张献忠入川称帝的崇祯十七年（1644）算起，直到37年后的康熙十九（1680）年，四川由乱而治，这才迎来和平的曙光。在这三十七年里，除了有九年时间相对平静外，其他二十八年都处于激烈残酷的战争状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中，张献忠与南明军打了三年，南明军之间自相残杀四年，清军消灭农民军余部，南明残余和镇压川民的反抗，打了十四年，最后为平定吴三桂叛乱，又用了大约七年时间。
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和死亡，除少量川民逃亡外省，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不是被无辜屠戮，就是被拉兵抓夫，在战场上成了炮灰。“死于锋镝者，皆百姓也”，战场上敌我双方阵亡的士兵，其实都是强征入伍的百姓。
二十八年啊，整整打了二十八年！在战争中，家园毁掉了，亲朋死光了，原本繁荣富庶的天府之国只剩下了一片废墟。残存的川民发出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哀鸣。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扭曲下，敌我双方军人都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在战争的最后审判中，应该被谴责和制裁的凶手，首先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另外还有凶残的摇黄军，明军，清军和吴三桂的叛军。
活跃在四川东北边界的“摇黄贼”又称“摇黄十三家”，成分极其复杂，有饥民，有无赖，有地主家奴，也有土豪恶霸。争天王袁韬就是因奸婶事发，才跑出来参加“摇黄军”的。他们没有目标，没有志向，唯一喜欢做的就是抢劫杀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而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土寇，土匪。
据欧阳直《蜀乱》记载，“摇黄”所过，“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欧阳直发现：张献忠的大西军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而摇黄军杀人，纯粹是作为玩乐。他亲眼看到“摇黄军”士兵将幼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承接，把幼儿穿在枪头上，幼儿手脚抓刨仿佛要飞翔的样子，众军人看得哄然大笑。
欧阳直还见过摇黄军将人绑在树干上，然后在其腋下戳出个窟窿，拽出肠子，在其身上缠来绕去，以为笑乐。有的“摇黄军”士兵提着婴孩的手脚，拿小孩的脑袋撞钟，铜钟嗡嗡作响，小孩脑浆迸裂，军士们却拍手称快。
土寇如此，官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崇祯十七年，“四川各隘兵乱，遍行劫抢”，“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明军在长江两岸“打粮”一个月，“地方残破，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武胜县新志》卷七说，定远县民“死于明兵者亦半”。
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又“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烤，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被清军淫污而死的妇人，“尸在草野，经月不收”，“乱兵杀掠淫掳，真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吴三桂的叛军也不示弱，“伪将军何德驻雅州，征调烦苛，愁怨之气，酿成瘟疫，上川南之人，死亡甚众”。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陷入了“民不堪命”的绝境。
张献忠杀了多少人
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了多少人？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
最早统计张献忠杀人数字的是清初文人毛奇龄，他在《后鉴录》一书中记载：“岁丙戌（1646年）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挨户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
平东将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
安西将军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
抚南将军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
定北将军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
献忠自领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
初读这段文字，我有些眼花缭乱，赶紧拿出计算器一顿按键，不禁瞠目结舌：仅仅张献忠派出的四路人马，五个月时间内竟屠杀了川民六亿九千九百四十八万，这还不包括张献忠御府老营的杀戮数字以及前后杀害的儒绅，士兵。
清初文人毛奇龄在这里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据明万历六年（1578）统计，四川全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全国人口也不过六千零六十九万，张献忠的大西军竟然在四川杀出了近七亿人。真是笑话！
更可笑的是，清廷任命的编纂官还将这一荒唐数字煞有其事的郑重记载在钦定《明史》里，说：“将官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为了妖魔化张献忠的大西军，清初的某些文人真是竭尽了全力，虽然他们的手法是拙劣愚笨的。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人义愤填膺的心理。毕竟张献忠是十恶不赦的反贼，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给他们提供俸禄的清朝政府也喜欢这些数字。
……虽然人们对“六万万有奇”的“无厘头”数字嗤之以鼻，但却不能就此得出“张献忠没有杀人”的另一个极端结论，因为杀儒士，杀降官，杀百姓，杀士卒，几乎在所有相关史著上都白纸黑字，言之凿凿。
因此，严肃的历史学家开始从古籍的字里行间探索真相。对于张献忠屠杀的川人，有人分析为六十万，有人推测是一百万，还有人说，最多不超过一百四十万。因为在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派兵四出时，“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吴梅村先生在《绥寇纪略》里也只是说，“成都属邑之人俱尽，而非全川百姓被杀光”。
这里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万历六年（1578），四川人口是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可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人口却陡减至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假设每名男丁平均拥有四名家人，也只有九万余口（《四川通志》）。“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从三百一十多万到九万，那么多人如果不是被张献忠杀光了，又去了哪里呢？如果都被杀光了，谁又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呢？
首先是战乱，连绵不绝的战乱。
有位当代学者指出：张献忠之死尽管对苦难深重的四川人民来讲是一大幸事，但这一大幸事却无法冲淡那个乱世的血腥和残酷。
确实，张献忠的死亡并没有给曾经富庶繁荣的四川带来任何和平的曙光，四川大地接着又延续了二十五年惨烈的战争，苦难和死亡像甩不掉的阴影死死的缠绕着四川的百姓。
这里有一张时间表：
1644至1646年（约三年），大西军与曾英，杨展，王祥等率领的明军在四川展开激烈攻防战，大量平民被屠杀，最后清兵进入川北，张献忠遇袭身亡。
1647至1650年8月（约四年），南明诸将在四川拥兵自雄，争权夺地，在凶残的“窝里斗”中，名将杨展被害身亡。1650年9月至1659年（约九年），大西军余部与南明军，大清军拼力争夺川南，川东，最后以失败告终。
1660至1664年8月（约五年），清军镇压农民军余部和搜捕南明残余力量，取得辉煌战果。
1664年9月至1673年10月（约九年），四川境内大规模军事活动基本停止，局势相对安定。
1673年11月至1680年（约七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占领四川，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叛乱才基本平定，开始走向太平。
从张献忠入川称帝的崇祯十七年（1644）算起，直到37年后的康熙十九（1680）年，四川由乱而治，这才迎来和平的曙光。在这三十七年里，除了有九年时间相对平静外，其他二十八年都处于激烈残酷的战争状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中，张献忠与南明军打了三年，南明军之间自相残杀四年，清军消灭农民军余部，南明残余和镇压川民的反抗，打了十四年，最后为平定吴三桂叛乱，又用了大约七年时间。
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和死亡，除少量川民逃亡外省，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不是被无辜屠戮，就是被拉兵抓夫，在战场上成了炮灰。“死于锋镝者，皆百姓也”，战场上敌我双方阵亡的士兵，其实都是强征入伍的百姓。
二十八年啊，整整打了二十八年！在战争中，家园毁掉了，亲朋死光了，原本繁荣富庶的天府之国只剩下了一片废墟。残存的川民发出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哀鸣。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扭曲下，敌我双方军人都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在战争的最后审判中，应该被谴责和制裁的凶手，首先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另外还有凶残的摇黄军，明军，清军和吴三桂的叛军。
活跃在四川东北边界的“摇黄贼”又称“摇黄十三家”，成分极其复杂，有饥民，有无赖，有地主家奴，也有土豪恶霸。争天王袁韬就是因奸婶事发，才跑出来参加“摇黄军”的。他们没有目标，没有志向，唯一喜欢做的就是抢劫杀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而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土寇，土匪。
据欧阳直《蜀乱》记载，“摇黄”所过，“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欧阳直发现：张献忠的大西军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而摇黄军杀人，纯粹是作为玩乐。他亲眼看到“摇黄军”士兵将幼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承接，把幼儿穿在枪头上，幼儿手脚抓刨仿佛要飞翔的样子，众军人看得哄然大笑。
欧阳直还见过摇黄军将人绑在树干上，然后在其腋下戳出个窟窿，拽出肠子，在其身上缠来绕去，以为笑乐。有的“摇黄军”士兵提着婴孩的手脚，拿小孩的脑袋撞钟，铜钟嗡嗡作响，小孩脑浆迸裂，军士们却拍手称快。
土寇如此，官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崇祯十七年，“四川各隘兵乱，遍行劫抢”，“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明军在长江两岸“打粮”一个月，“地方残破，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武胜县新志》卷七说，定远县民“死于明兵者亦半”。
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又“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烤，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被清军淫污而死的妇人，“尸在草野，经月不收”，“乱兵杀掠淫掳，真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吴三桂的叛军也不示弱，“伪将军何德驻雅州，征调烦苛，愁怨之气，酿成瘟疫，上川南之人，死亡甚众”。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陷入了“民不堪命”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