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审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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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和李自成不是历史上的个别存在。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先后爆发过大大小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正如一位伟人所说，“这是世界历史中所仅见的”。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农民起义最频发的国度？或许根源就在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独裁和腐朽。尤其在每一个王朝的后期，皇帝或昏庸或暴虐，是一蟹不如一蟹，官僚腐朽透顶，几乎无官不贪，横行霸道，土地高度集中，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如果再赶上个天灾**，到处是饿殍哀鸿，人民卖儿鬻女，为了生存，农民的暴动和起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明朝末年就是这样一幅图景：“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富户）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的起义者被官府抓获后，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无所畏惧地说：“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俗话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
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但多数情况下，缺少的正是一个领头的人，一根“出头的椽子”。
而能充当出头椽子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好勇斗狠的绿林好汉，强梁蛮横的流氓无赖，真正安分守己的善良之民是没有这份胆量和勇气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这些领导农民起义的所谓领袖们，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行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由于出身社会底层，难以接受到好的教育，他们往往难以具备治国的本领和政治家的谋略。
素质问题，是农民领袖取得更大成就的瓶颈。
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能都是好的革命家，知道如何打天下，但绝不是好的政治家，因为不懂得怎样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还是前面那句老话：他们只懂得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会建成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的陕北老乡李健侯先生曾写有一部奇书《大顺帝李自成秘传》，“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语），而我则与之相反，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合理性，但却不特别恭维其领袖人物。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由低到高大致有四种类型：
最低层次的是打家劫户，占山为王。这些“山大王”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是小股的流寇，扰民的土匪，不具备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比如明末的“摇黄十三家”。
第二类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底层百姓能有几人具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这些造反者满足于啸聚江湖，大口吃肉，也能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心中却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封妻荫子。比如北宋的宋江，明末的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当然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无可厚非。
第三类是兴王图霸，建立政权。这些人一般都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也能够打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他们或偏处一隅，与旧的王朝分庭抗礼，比如张献忠，洪秀全，或者推翻前朝，距离统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遥，比如李自成，黄巢，最后却都因素质问题，提不出比较成熟的治国方略，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沉湎享受，鼠目寸光，肆意妄为，一败涂地，国灭身死。
第四类即最高层次，能够建国登基，一统华夏，开创一代新王朝，最成功的范例就是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人胸怀大志，胆识超凡，谋略过人，并注意延揽人才，发挥群策群力，他们是所处时代最卓越的人杰。
成功者从来都不是侥幸的！“成则王侯败者贼”，败亡总有败亡的原因，成功自有成功的道理。
新中国建立后，农民起义一直是史学研究的热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推崇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
但新时期以来，有人则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原因是所谓农民战争的破坏性，“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
有人还据此总结出一个精练的结论：造反有理，起义无功。
农民起义有功无功我不确定，但我却发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封建王朝的更替不外乎起义成功，权臣篡位，异族入侵三种方式。大凡未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疾风暴雨猛烈扫荡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比如秦朝，晋朝，隋朝，元朝……
因为没有一个旧王朝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即使它已腐朽透顶。只要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毁灭一个腐朽透顶的旧王朝，迎来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王朝，虽然同是**的封建王朝，但往往新升起的太阳总比落山的那个更光亮鲜艳一些，特别是刚刚离开地平线的时候。
有人或许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即有见识的统治者主动调整权利的分配形式，即生产关系，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以及近代的康有为变法，但在独裁**，缺乏民主的封建社会里，自身的调节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局部改革，也容易伤害到当权者自身的利益，并且早晚也会转嫁到穷苦百姓身上。因此温和的改良也许能一时延缓矛盾的激化，但最终却难以阻挡未来的革命洪流。
看成败人生豪迈，索性不如重新再来。
当然因为农民起义最后总是陷于失败，所以旧历史学家有种说法是，“寇盗之祸，天所以开圣人也”，也就是替圣明的君主开道，荡涤干净前朝的污泥浊水。
我想，即使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也就并非毫无价值了。
张献忠和李自成不是历史上的个别存在。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先后爆发过大大小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正如一位伟人所说，“这是世界历史中所仅见的”。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农民起义最频发的国度？或许根源就在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独裁和腐朽。尤其在每一个王朝的后期，皇帝或昏庸或暴虐，是一蟹不如一蟹，官僚腐朽透顶，几乎无官不贪，横行霸道，土地高度集中，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如果再赶上个天灾**，到处是饿殍哀鸿，人民卖儿鬻女，为了生存，农民的暴动和起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明朝末年就是这样一幅图景：“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富户）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的起义者被官府抓获后，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无所畏惧地说：“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俗话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
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但多数情况下，缺少的正是一个领头的人，一根“出头的椽子”。
而能充当出头椽子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好勇斗狠的绿林好汉，强梁蛮横的流氓无赖，真正安分守己的善良之民是没有这份胆量和勇气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这些领导农民起义的所谓领袖们，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行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由于出身社会底层，难以接受到好的教育，他们往往难以具备治国的本领和政治家的谋略。
素质问题，是农民领袖取得更大成就的瓶颈。
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能都是好的革命家，知道如何打天下，但绝不是好的政治家，因为不懂得怎样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还是前面那句老话：他们只懂得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会建成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的陕北老乡李健侯先生曾写有一部奇书《大顺帝李自成秘传》，“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语），而我则与之相反，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合理性，但却不特别恭维其领袖人物。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由低到高大致有四种类型：
最低层次的是打家劫户，占山为王。这些“山大王”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是小股的流寇，扰民的土匪，不具备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比如明末的“摇黄十三家”。
第二类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底层百姓能有几人具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这些造反者满足于啸聚江湖，大口吃肉，也能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心中却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封妻荫子。比如北宋的宋江，明末的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当然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无可厚非。
第三类是兴王图霸，建立政权。这些人一般都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也能够打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他们或偏处一隅，与旧的王朝分庭抗礼，比如张献忠，洪秀全，或者推翻前朝，距离统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遥，比如李自成，黄巢，最后却都因素质问题，提不出比较成熟的治国方略，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沉湎享受，鼠目寸光，肆意妄为，一败涂地，国灭身死。
第四类即最高层次，能够建国登基，一统华夏，开创一代新王朝，最成功的范例就是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人胸怀大志，胆识超凡，谋略过人，并注意延揽人才，发挥群策群力，他们是所处时代最卓越的人杰。
成功者从来都不是侥幸的！“成则王侯败者贼”，败亡总有败亡的原因，成功自有成功的道理。
新中国建立后，农民起义一直是史学研究的热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推崇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
但新时期以来，有人则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原因是所谓农民战争的破坏性，“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
有人还据此总结出一个精练的结论：造反有理，起义无功。
农民起义有功无功我不确定，但我却发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封建王朝的更替不外乎起义成功，权臣篡位，异族入侵三种方式。大凡未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疾风暴雨猛烈扫荡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比如秦朝，晋朝，隋朝，元朝……
因为没有一个旧王朝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即使它已腐朽透顶。只要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毁灭一个腐朽透顶的旧王朝，迎来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王朝，虽然同是**的封建王朝，但往往新升起的太阳总比落山的那个更光亮鲜艳一些，特别是刚刚离开地平线的时候。
有人或许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即有见识的统治者主动调整权利的分配形式，即生产关系，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以及近代的康有为变法，但在独裁**，缺乏民主的封建社会里，自身的调节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局部改革，也容易伤害到当权者自身的利益，并且早晚也会转嫁到穷苦百姓身上。因此温和的改良也许能一时延缓矛盾的激化，但最终却难以阻挡未来的革命洪流。
看成败人生豪迈，索性不如重新再来。
当然因为农民起义最后总是陷于失败，所以旧历史学家有种说法是，“寇盗之祸，天所以开圣人也”，也就是替圣明的君主开道，荡涤干净前朝的污泥浊水。
我想，即使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也就并非毫无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