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目标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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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在钱惟昱从大食人那里弄来纬度定位航海法之前，汉人海商去耽罗和日本一般都是五月末六月初才启航的——
再早的话，风向不足以让海船在无需逆风抢风的情况下一路到达；再晚的话，东海台风季的到来，会让危险很容易发生。历史上吴越人别说远航日本，即使是去北方的后周、北宋登陆入贡的贡使也偶有没于海中的，其危险就主要来自于东海上夏秋季节的台风。
如今，钱惟昱自己准备这一行的时候，也是本着宁早不晚的态度来筹备的，早了无非是不顺风，开慢一些，也总比被不可预测的台风威胁到的要好。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白龙鱼服的事情，以钱惟昱的谨慎是不会去做的。他是一个深沉的人，冒险的血液，在他血管里根本不存在。
所以，在五月初七那天，三十几艘苏州海船水师麾下的新式战船就在昆山大寨拔锚起航了，向着东北方的耽罗岛方向缓缓驶去。这三十艘战船中，有1艘五千料的巨舰、10艘两千料的大舰、剩下20几艘也全部是一千料的。足见这几年来吴越造船工业规模和质量的底蕴。除了这30条属于水师的战船之外，还有20条钱惟昱本身的王室商会的商船，其中大部分也都是一千料的新式大福船。
钱惟昱的旗舰上，有顾长风亲率的一百名内牙亲兵护卫。30艘水师战船的统帅者则是飞鱼都都指挥使陈诲，20条王室商船组成的船队，则由蒋衮的堂弟蒋正明带领。
四百料的福船在别的国家或许还是一种难求的越海利器，但是在如今的吴越国，却已经是二线小海商才用的了。这一差距，足见这数年来吴越一方航海贸易利润的膨胀、和民间资本自发性地对造船业的巨大追加投资和显著进步。
数年之前，两千料左右的规模（也就是载重量两千石）已经是福船这类船型的体积极限了，再往大里造，就存在一个中式硬帆海船受风面积的瓶颈——海船的重量，是和船的长宽等尺寸成立方比例的；而风帆的受风表面积，则是和船宽成平方比的。如果桅杆材质和技术受限、导致桅杆无法做的更高的话，风帆帆力的提升会受到更大的制约。
在船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船体的重量增速要比风帆受风风力大一个次方，所以中式硬帆福船在不改变结构比例的情况下，一般两千料就是极限了。再往上，就要付出同等风速情况下航速明显减缓的代价；抑或是虽然靠加密桅杆的办法提升了受风面，但是整体来说风推力并无法线性提升。
后来的欧洲软帆船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靠的是加宽大海船的横帆宽度——比如一艘十米宽的海船，风帆的宽度有可能有二十米，甚至最宽三十米，足足是船体宽度的两三倍。这样的话，相对于船的自重，风帆所能利用的风力就会大几倍，足以驱动大海船。越是庞大的横帆软帆船，其帆宽和船宽倍数比例就越大。
中式硬帆不仅缺少横帆的桁架，索具也要简洁得多。再加上用草席作为船帆的中式硬帆分量比西洋软帆要重很多，不适合伸出船舷太宽——因为那样会导致船体的重心上升，船体不稳，很容易在风浪中倾覆。自古中式硬帆船遇到风暴只要落帆就能避害，而软帆船则必须砍倒桅杆才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除了船帆的架构方式之外，硬帆船受风面积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西洋帆船那样起到张力线作用的桅杆支撑索，以及由此带来的桅杆木材拼接技术的落后——
支撑索的问题，钱惟昱去年在刚刚结束人质生涯，回到吴越国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一次他在去大琉球岛巡查的时候，就因为思考中式船升帆固定方面的问题，顺带想到了中式帆船桅杆支撑索的缺失。这一缺失导致了中式帆船一旦桅杆造的太高就容易倾覆，制约了船帆的垂直尺寸。
同时因为桅杆一贯不高，所以中国古代造船工匠也就忽视了桅杆拼接技术——因为桅杆都是控制在一颗大树的高度以内的，所以可以找到足够高的单棵树木来削成桅杆。而西式帆船后来因为桅杆高度远远超出了大部分单棵树木的高度极限，才不得不在几百年里发展出了桅杆的多段拼接技术。
不过，如今钱惟昱乘坐的这艘巨舰既然可以有五千料，那就说明钱惟昱是有了金刚钻、才揽瓷器活儿的。在钱惟昱看来，前面说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了解决的意识和方向之后，其他的细节对于这个时代华夏的能工巧匠来说只是一个体力活而已。
蒋家帮助钱惟昱扩建的明州水师造船厂里有足够多的精良柚木、橡木和雪松木料，也有足够的熟铁铁材锻造铁龙骨。桅杆支索和桅杆中部的架索平台只要钱惟昱提出了设计方案之后，造船工匠马上就可以了解怎么做——虽然不了解其物理原理，而且钱惟昱也不需要这些工匠去了解物理原理。
有了桅杆支索的协助，剩下的就是拼接高桅杆的事情了。钱惟昱只知道大型西洋帆船的主桅杆一般是靠9环法冷杉木材拼接而成的，至于具体怎么拼，钱惟昱只知道其中有一节节圆柱形的芯材、外面还有八段扇环柱状的包材——就这点常识，还是他后世玩一款叫做《海盗信条》，哦不是《刺客信条3》的育逼骗钱游戏的时候学到的。
幸好中国古代的木匠比西洋古代的木匠要水平高的多。在欧洲人还普遍依靠船钉固定板材的年代，中国木匠就已经深谙榫接的精妙了。所以遇到这种只能在浅表扎钉子、在西洋人看来需要高深技术才能解决的拼接活儿，吴越造船匠们稍微一试手就知道如何让榫接技术在这上面大显神威了。
用包材榫接的上等冷杉木材制成了分段桅杆，再在芯材连接部装上了桅杆平台兼任望楼的角色——传统的中式帆船是没有西洋帆船那样的桅杆中部平台的，因为在没有支索的情况下，突兀的平台不仅起不到固定支索、分担扭矩应力的效果，反而是导致重心抬升、扭矩加大的累赘。要想在中式帆船桅杆上瞭望，原本只能靠滑轮升降的箩筐，或者干脆靠爬杆。
剩下的最终活计，也就是在改造后的帆船桅杆横桁上加挂折叠式横桁支索帆。这一番改良下来，钱惟昱总算是拥有了一台瞭望距离比普通船远上十里地、而且速度丝毫不比两千料大福船慢的五千料巨舰了。虽然这艘船本身价值还不足以消化第一次建造它所投入的“科研成本”，但是这毕竟是中式帆船突破大型化瓶颈的一个巨大创新。
（说句题外话，其实后来明朝所谓的郑和宝船，如果还是靠那种一根桅杆挂一面主帆的形式。那么就算有铁龙骨，结构强度够，造出来也是艘龟速船。中式帆装的受风极限摆在那儿，注定了传统中式硬帆船最多只适合中型船。）
……
五十艘大船，总计有三千余人的规模。各船水手总计1000人、陈诲麾下精锐飞鱼都水鬼1200人，顾长风亲率的内牙亲兵侍卫500人；另外就是船队中的商人、账房、文吏、对外交涉的各级使节、通译、工匠，还有钱惟昱本人的亲随、丫鬟、小厮等闲杂人等，总计300人——其中，为了和如今崇信佛教的日本人和高丽人更好的沟通，钱惟昱还按照蒋洁茹的建议，在船队里面带了几十个和尚！
和尚这种东西，在隋唐宋等数朝的对日交往当中，是有非常独到的作用的。当初日本人在大唐三百年间十四次派出正式遣唐使（日本派出遣唐使历史上总共是十七次，但是有三次不是正式使节，而是迎送使。）次次都是由僧人担任其中的最重要角色，而且日本在大唐三百年间派往唐朝留学的，也九成九都是僧人。可以说这个年代的和尚，在日本就是扮演的那些占据了舆论主导权的公知阶级。
因为船队庞大，总计超过六万石的有效载重让这支船队除了运输三千人员和对应的兵甲器械、粮秣箭矢、辎重补给之外，还运输了五万石的华夏货物。
其中最大的重头是钱惟昱今年在苏杭湖秀严五州范围内大肆收购的春茶，总数超过了一万五千石，占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原本这个时期远洋贩售的茶叶，上等的是团茶，中等的是珠茶，下等的是茶砖。如今钱惟昱手上，却有蒋洁茹那素心巧手炮制出来的“炒茶”。
炒茶之外，其次重要的是书籍和文房四宝——汉造书籍的质量一直是碾压日本和高丽图书的存在，而且日本人至今连雕版印刷术都没有，所有书都是手抄的，价钱更是腾贵。
至于其他大宗的货品无非是各色品相的绸缎织物，又分为苏绣、杭锦、胡丝……总数也超过万石；再次之还有瓷器、象牙、珊瑚等货品，这些东西卖给大食人和辽人本是非常走俏的，只是日本人自己也颇懂一些制瓷工艺，所以粗制的瓷器卖不出好价，只能在对日贸易中占到第三等的地位。
最后则是南洋香药、雪盐等吴越国自己也要从南洋采买、倒腾的二道贩子转口贸易品。
这些东西，也不一定都是卖给日本人和高丽人的。毕竟他们如今也都是穷人的国家，一次性卖的太多，他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说不定还会冲低这些中土特产在这些国度的价钱。所以钱惟昱此行的目的，有些东西只能是作为礼品用来结交这些国家某些值得拉拢的人，或者说卖剩下的只能以物易物换一堆倭刀回来了。
五代时期，在钱惟昱从大食人那里弄来纬度定位航海法之前，汉人海商去耽罗和日本一般都是五月末六月初才启航的——
再早的话，风向不足以让海船在无需逆风抢风的情况下一路到达；再晚的话，东海台风季的到来，会让危险很容易发生。历史上吴越人别说远航日本，即使是去北方的后周、北宋登陆入贡的贡使也偶有没于海中的，其危险就主要来自于东海上夏秋季节的台风。
如今，钱惟昱自己准备这一行的时候，也是本着宁早不晚的态度来筹备的，早了无非是不顺风，开慢一些，也总比被不可预测的台风威胁到的要好。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白龙鱼服的事情，以钱惟昱的谨慎是不会去做的。他是一个深沉的人，冒险的血液，在他血管里根本不存在。
所以，在五月初七那天，三十几艘苏州海船水师麾下的新式战船就在昆山大寨拔锚起航了，向着东北方的耽罗岛方向缓缓驶去。这三十艘战船中，有1艘五千料的巨舰、10艘两千料的大舰、剩下20几艘也全部是一千料的。足见这几年来吴越造船工业规模和质量的底蕴。除了这30条属于水师的战船之外，还有20条钱惟昱本身的王室商会的商船，其中大部分也都是一千料的新式大福船。
钱惟昱的旗舰上，有顾长风亲率的一百名内牙亲兵护卫。30艘水师战船的统帅者则是飞鱼都都指挥使陈诲，20条王室商船组成的船队，则由蒋衮的堂弟蒋正明带领。
四百料的福船在别的国家或许还是一种难求的越海利器，但是在如今的吴越国，却已经是二线小海商才用的了。这一差距，足见这数年来吴越一方航海贸易利润的膨胀、和民间资本自发性地对造船业的巨大追加投资和显著进步。
数年之前，两千料左右的规模（也就是载重量两千石）已经是福船这类船型的体积极限了，再往大里造，就存在一个中式硬帆海船受风面积的瓶颈——海船的重量，是和船的长宽等尺寸成立方比例的；而风帆的受风表面积，则是和船宽成平方比的。如果桅杆材质和技术受限、导致桅杆无法做的更高的话，风帆帆力的提升会受到更大的制约。
在船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船体的重量增速要比风帆受风风力大一个次方，所以中式硬帆福船在不改变结构比例的情况下，一般两千料就是极限了。再往上，就要付出同等风速情况下航速明显减缓的代价；抑或是虽然靠加密桅杆的办法提升了受风面，但是整体来说风推力并无法线性提升。
后来的欧洲软帆船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靠的是加宽大海船的横帆宽度——比如一艘十米宽的海船，风帆的宽度有可能有二十米，甚至最宽三十米，足足是船体宽度的两三倍。这样的话，相对于船的自重，风帆所能利用的风力就会大几倍，足以驱动大海船。越是庞大的横帆软帆船，其帆宽和船宽倍数比例就越大。
中式硬帆不仅缺少横帆的桁架，索具也要简洁得多。再加上用草席作为船帆的中式硬帆分量比西洋软帆要重很多，不适合伸出船舷太宽——因为那样会导致船体的重心上升，船体不稳，很容易在风浪中倾覆。自古中式硬帆船遇到风暴只要落帆就能避害，而软帆船则必须砍倒桅杆才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除了船帆的架构方式之外，硬帆船受风面积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西洋帆船那样起到张力线作用的桅杆支撑索，以及由此带来的桅杆木材拼接技术的落后——
支撑索的问题，钱惟昱去年在刚刚结束人质生涯，回到吴越国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一次他在去大琉球岛巡查的时候，就因为思考中式船升帆固定方面的问题，顺带想到了中式帆船桅杆支撑索的缺失。这一缺失导致了中式帆船一旦桅杆造的太高就容易倾覆，制约了船帆的垂直尺寸。
同时因为桅杆一贯不高，所以中国古代造船工匠也就忽视了桅杆拼接技术——因为桅杆都是控制在一颗大树的高度以内的，所以可以找到足够高的单棵树木来削成桅杆。而西式帆船后来因为桅杆高度远远超出了大部分单棵树木的高度极限，才不得不在几百年里发展出了桅杆的多段拼接技术。
不过，如今钱惟昱乘坐的这艘巨舰既然可以有五千料，那就说明钱惟昱是有了金刚钻、才揽瓷器活儿的。在钱惟昱看来，前面说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了解决的意识和方向之后，其他的细节对于这个时代华夏的能工巧匠来说只是一个体力活而已。
蒋家帮助钱惟昱扩建的明州水师造船厂里有足够多的精良柚木、橡木和雪松木料，也有足够的熟铁铁材锻造铁龙骨。桅杆支索和桅杆中部的架索平台只要钱惟昱提出了设计方案之后，造船工匠马上就可以了解怎么做——虽然不了解其物理原理，而且钱惟昱也不需要这些工匠去了解物理原理。
有了桅杆支索的协助，剩下的就是拼接高桅杆的事情了。钱惟昱只知道大型西洋帆船的主桅杆一般是靠9环法冷杉木材拼接而成的，至于具体怎么拼，钱惟昱只知道其中有一节节圆柱形的芯材、外面还有八段扇环柱状的包材——就这点常识，还是他后世玩一款叫做《海盗信条》，哦不是《刺客信条3》的育逼骗钱游戏的时候学到的。
幸好中国古代的木匠比西洋古代的木匠要水平高的多。在欧洲人还普遍依靠船钉固定板材的年代，中国木匠就已经深谙榫接的精妙了。所以遇到这种只能在浅表扎钉子、在西洋人看来需要高深技术才能解决的拼接活儿，吴越造船匠们稍微一试手就知道如何让榫接技术在这上面大显神威了。
用包材榫接的上等冷杉木材制成了分段桅杆，再在芯材连接部装上了桅杆平台兼任望楼的角色——传统的中式帆船是没有西洋帆船那样的桅杆中部平台的，因为在没有支索的情况下，突兀的平台不仅起不到固定支索、分担扭矩应力的效果，反而是导致重心抬升、扭矩加大的累赘。要想在中式帆船桅杆上瞭望，原本只能靠滑轮升降的箩筐，或者干脆靠爬杆。
剩下的最终活计，也就是在改造后的帆船桅杆横桁上加挂折叠式横桁支索帆。这一番改良下来，钱惟昱总算是拥有了一台瞭望距离比普通船远上十里地、而且速度丝毫不比两千料大福船慢的五千料巨舰了。虽然这艘船本身价值还不足以消化第一次建造它所投入的“科研成本”，但是这毕竟是中式帆船突破大型化瓶颈的一个巨大创新。
（说句题外话，其实后来明朝所谓的郑和宝船，如果还是靠那种一根桅杆挂一面主帆的形式。那么就算有铁龙骨，结构强度够，造出来也是艘龟速船。中式帆装的受风极限摆在那儿，注定了传统中式硬帆船最多只适合中型船。）
……
五十艘大船，总计有三千余人的规模。各船水手总计1000人、陈诲麾下精锐飞鱼都水鬼1200人，顾长风亲率的内牙亲兵侍卫500人；另外就是船队中的商人、账房、文吏、对外交涉的各级使节、通译、工匠，还有钱惟昱本人的亲随、丫鬟、小厮等闲杂人等，总计300人——其中，为了和如今崇信佛教的日本人和高丽人更好的沟通，钱惟昱还按照蒋洁茹的建议，在船队里面带了几十个和尚！
和尚这种东西，在隋唐宋等数朝的对日交往当中，是有非常独到的作用的。当初日本人在大唐三百年间十四次派出正式遣唐使（日本派出遣唐使历史上总共是十七次，但是有三次不是正式使节，而是迎送使。）次次都是由僧人担任其中的最重要角色，而且日本在大唐三百年间派往唐朝留学的，也九成九都是僧人。可以说这个年代的和尚，在日本就是扮演的那些占据了舆论主导权的公知阶级。
因为船队庞大，总计超过六万石的有效载重让这支船队除了运输三千人员和对应的兵甲器械、粮秣箭矢、辎重补给之外，还运输了五万石的华夏货物。
其中最大的重头是钱惟昱今年在苏杭湖秀严五州范围内大肆收购的春茶，总数超过了一万五千石，占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原本这个时期远洋贩售的茶叶，上等的是团茶，中等的是珠茶，下等的是茶砖。如今钱惟昱手上，却有蒋洁茹那素心巧手炮制出来的“炒茶”。
炒茶之外，其次重要的是书籍和文房四宝——汉造书籍的质量一直是碾压日本和高丽图书的存在，而且日本人至今连雕版印刷术都没有，所有书都是手抄的，价钱更是腾贵。
至于其他大宗的货品无非是各色品相的绸缎织物，又分为苏绣、杭锦、胡丝……总数也超过万石；再次之还有瓷器、象牙、珊瑚等货品，这些东西卖给大食人和辽人本是非常走俏的，只是日本人自己也颇懂一些制瓷工艺，所以粗制的瓷器卖不出好价，只能在对日贸易中占到第三等的地位。
最后则是南洋香药、雪盐等吴越国自己也要从南洋采买、倒腾的二道贩子转口贸易品。
这些东西，也不一定都是卖给日本人和高丽人的。毕竟他们如今也都是穷人的国家，一次性卖的太多，他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买，说不定还会冲低这些中土特产在这些国度的价钱。所以钱惟昱此行的目的，有些东西只能是作为礼品用来结交这些国家某些值得拉拢的人，或者说卖剩下的只能以物易物换一堆倭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