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章 科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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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常常觉得科举考试这种东西，就该是秀才、举人、进士这样一级级考上去的。但是追溯科举制度本源的隋唐时期，为何会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呢？可见进士，只不过是隋唐五代时候科举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罢了。四书五经，也绝不是隋唐五代时候科举考试的唯一“大纲书”。
可以说，从科目设置上，隋唐五代比后来自宋以后进士科独大的状态要优越一些，比再后来严格限制八股考试方式的明清又优越一些。但是从公平程度、“不患寡而患不均”方面来说，从唐到宋到明清，又是逐步细化明确、以示公允的。
先代的科举，往往重实用而轻公平——那是因为隋唐时候，科举虽然产生了，但是五姓七望之类的门阀望族还没衰退，科举考试归科举考试，国家选官归国家选官。不通过科举而得以出任高官的，在朝廷中还占到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下，科举题目和考试内容是否容易避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公正性扯皮，并不会动摇政府的公信力。
比如晚唐牛李党争当中的李德裕党，便是官僚势族出身派系的代表，到了晚唐依然逆历史潮流而动，觉得科举考试考出来的官，实际行政上手能力不如世代门阀家族的子弟高效，结果与科举正途出身的牛僧孺党互相攻讦，朝政不宁数十年。
后来自宋以后，科举制度的设计在实用价值和社会公平价值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上，愈来愈重视公平，而宁可牺牲一些实用性。这其实是滥觞于五代十国时期一次次兵过如洗的屠杀洗地，把五姓七望门阀势族统统连根拔起，举荐时代的盘根错节一扫而空，把所有的贵族都打落尘泥，让所有人都回复到富不到三代的**丝或者暴发户状态，自然为“绝大多数官员都必须走科举正途才能出仕”的社会制度铺平了道路。
那么，既然科举已经是国之重器、选官的绝对主力，公平与否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政府能否存续的根本上。宋的进士科独大也好，明清的八股文什么也好，不就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主考官的“自由裁量权”操作空间，从制度上尽可能避免营私舞弊、主官专断么？
钱惟昱很庆幸，他活在一个变革转折的历史时间点。宋还没有出现，北方的五代都是军人政权，还没来得及思考科举制度的变革，大多是能够抄袭大唐制度便算不错了。这让他把中国科举引向另一个方向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大唐时候，科举当中稍微有名一些的考试，有多少科呢？细算一下，其实吓死人。除了考诗赋文章的进士科、考死记硬背四书九经的明经科之外（注意：当时考的可不止五经，而有九经，也就是冯道刻印的《九经字样》当中涵盖的九经）；
还有为选拔史官准备地明史科（唐穆宗时候才首次开设，当时距离黄巢起义已经只有四十多年了）、为选拔礼部主祭和刑名律令而设的明法科（明法科包含刑名律法和礼仪礼法）、选拔户部钱粮赋税统计官员的明算科（唐朝时未曾设置，五代时后唐、后晋两朝设置，后汉后又废除，后世再未设置）、甚至专门为选拔礼部下属的祠部司官员（掌管僧道宗教）而设置的明道科（考试内容是道家典籍，偶尔也有佛经。相当于是神学文凭的考试）。
两年前，吴越刚刚得到常设“乡试”的资格时，钱惟昱便开始研究这些大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成法，当看到唐朝居然就有这么多实用主义的公务员考试时，心中着实是惊喜莫名，对于把科举制度引入正途，也着实多了几分信心。
……
想着容易，要具体实施便存在很多问题了。当了大王一个多月，除了安抚内部、收拢军权之外，钱惟昱便每天扑在这个事情上，尤其是很多东西还不好和那些旧制度出身的官僚商量，充其量只有素为钱惟昱亲善的通儒院大学士林克己可以一起谋划，另外便是刚刚被钱惟昱拔擢了礼部尚书头衔的十三叔钱弘俨正当其事。
周娥皇和钱惟昱聊完了纳侧妃的事情，便顺便看着钱惟昱在卷轴上反复涂抹筛改之处，不解问道：“大王此法删除了大唐时候积弊臃冗的明经科、明史科等死记硬背，无助于治理实用的科目。又加入了兵科、工部科，修正了明算、明法。按说已经日臻完善，究竟还有何事难决断呢。”
“爱妃却是有所不知。师法大唐旧制，略所筛改增补，设置刑名、算学、工程、兵科容易。但是要形成梯度的考试制度，却着实难以和现有成法相加——大唐时候，到中央朝廷集中考最后一轮之前，前置的程序着实随意不一。固然有按部就班、不肯营私舞弊的州道选用‘省试’、‘解试’的办法，也有直接采用策问、举荐形成贡举考试候选人的办法。
而如今，我吴越已经实行了‘乡试’制度两年，突然新增一级科举，那么参考人必然也要从乡试中举的举人当中产生。如果绕过乡试，让特殊人才走捷径直接到朝廷考取刑名、兵事、户部钱粮筹算、工部营作的官职，又不免损了乡试制度的信用，使怀有侥幸心理的幸进之徒心思活泛，不好好读书专想着钻制度的空子，实在不是教民为善的办法啊。”
娥皇恍然，很显然钱惟昱看得很远，不仅考虑到了所录取官员知识才能的实用性，还尽可能兼顾了制度的公平性。
“臣妾明白了，如果不采用此法、而是让通过了乡试的举人才有资格参加最后一轮考试的话，又会存在大量的举人在乡试阶段考的是诗词文章、而到了杭州这最后一轮考试的时候，却要从读了一辈子文章诗词的读书人当中选出懂算学统筹、兵法战策的人才，倒是殊为不易了。不过，此事也不算为难，大不了将来把举人乡试的科目再略微细分，每道各设两道三科，假以数年徐徐变革，便可成事了。”
钱惟昱听了眉头一簇：“只分两三科？那便如何够用？最后的朝廷取士，足有五六科，难道还要归并。”
“大王居然不知道么？臣妾虽然少知世故，但是昔年在金陵时，家父身为太傅，又执掌礼部多年。因南唐从不尊奉中原，且文教大昌，科举制度比之大唐及中原各代完备不少。南唐科举旧制，便是把明经、明法、明史的初级解试选拔并为一科由各州取解送选，入京后再各依照考生本人意向选取参举科目。唯有武举需要单独分科初选。如今大王的制度，依臣妾之见，无非算学统筹为常人所少习，不如再多设一科，其举人可报考工部科、钱粮筹算科。”
“哦，南唐科举制度居然已经如此先进明晰了？哎呀，寡人真是空入宝山而不自知了。想来也是，北朝五代更迭，武人掌国，打仗都还来不及呢，哪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科举制度的改良。想不到倒是南唐走在了前面，真是舍近求远了。”
钱惟昱哑然失笑，发现自己走了弯路——自己的老婆，就是南唐太傅的女儿，自己的岳丈周宗，执掌南唐礼部多年。乱世当中，文治本就是南方明显强于北方。吴越在科举之道上走得慢，不过是因为不敢僭越而已。而南唐和中原素来敌对，多年来以文教治国，科举改革上早就走到了前面，不去学南唐却想着怎么在后周的制度上修修补补，那不是问道于盲了么。
念及此处，钱惟昱欣喜地把周娥皇紧紧搂住，温存一番，然后才细心请教起来，什么妇人不得干政之类的古训早就丢到了脑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正道；所谓妇人不得干政，无非是对于一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以及太有野心的女人而言的。周娥皇出身太傅之家，学问在当世女子中也算冠绝天下了，遇到这种恰好专业对口的问题，怎能不好好利用？
“南唐旧法，以为所谓明法、明经、明史无非是在进士科所试诗赋文章等通才之学上，略略加了几门专精的学问罢了。考明法的，都是从初级文贡举中产生，并且在最后多考十五道律、令、判文，尽皆以朝廷疏议、案情待判模拟。明史则考给予案情掌故、择录为史的能耐。这些学问，普通读书士子中，每百人总有十数人出于爱好平素自学，完全是可以选拔出来的……”
娥皇侃侃而谈，指着钱惟昱的卷轴上细细剖析，说了数千言上下。也着实让钱惟昱感受到了一个事实：如今的科举，还不算太残酷，也不是明清时候白首为功名的时代。读书人中，读“进士科所无用”的杂书的人还是很多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读书局面，才有读书人可以懂得如何按照“朝廷疏议”编写“司法解释”、如何从虚拟案件当中讲论法条和“论心定罪”，写出文理优美、法理严密的虚拟判决书……
钱惟昱和娥皇相对共坐，指摘讲论，不觉日头西沉，已经是深夜时分。看着已经成就了法则的新科举改革方案，钱惟昱心怀大肠。
“从此而后，童子秀才之试，便不得偏科，通才施教，但求知其大略即可。乡试举人一级，分文科、理科、武科三类。朝廷选官，再分文科为文赋、刑名；理科分为钱粮会计、工程统筹、后勤供给；兵科专考兵法武艺。这几日正好明诏发文：明年正月便正式加恩科春闱，此后三年一选；最先两届除文赋外，其余各科可破格拔擢参考人员。六年之内，再逐步把初级考试的分科教育搭建起来。”
后人常常觉得科举考试这种东西，就该是秀才、举人、进士这样一级级考上去的。但是追溯科举制度本源的隋唐时期，为何会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呢？可见进士，只不过是隋唐五代时候科举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罢了。四书五经，也绝不是隋唐五代时候科举考试的唯一“大纲书”。
可以说，从科目设置上，隋唐五代比后来自宋以后进士科独大的状态要优越一些，比再后来严格限制八股考试方式的明清又优越一些。但是从公平程度、“不患寡而患不均”方面来说，从唐到宋到明清，又是逐步细化明确、以示公允的。
先代的科举，往往重实用而轻公平——那是因为隋唐时候，科举虽然产生了，但是五姓七望之类的门阀望族还没衰退，科举考试归科举考试，国家选官归国家选官。不通过科举而得以出任高官的，在朝廷中还占到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下，科举题目和考试内容是否容易避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公正性扯皮，并不会动摇政府的公信力。
比如晚唐牛李党争当中的李德裕党，便是官僚势族出身派系的代表，到了晚唐依然逆历史潮流而动，觉得科举考试考出来的官，实际行政上手能力不如世代门阀家族的子弟高效，结果与科举正途出身的牛僧孺党互相攻讦，朝政不宁数十年。
后来自宋以后，科举制度的设计在实用价值和社会公平价值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上，愈来愈重视公平，而宁可牺牲一些实用性。这其实是滥觞于五代十国时期一次次兵过如洗的屠杀洗地，把五姓七望门阀势族统统连根拔起，举荐时代的盘根错节一扫而空，把所有的贵族都打落尘泥，让所有人都回复到富不到三代的**丝或者暴发户状态，自然为“绝大多数官员都必须走科举正途才能出仕”的社会制度铺平了道路。
那么，既然科举已经是国之重器、选官的绝对主力，公平与否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政府能否存续的根本上。宋的进士科独大也好，明清的八股文什么也好，不就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主考官的“自由裁量权”操作空间，从制度上尽可能避免营私舞弊、主官专断么？
钱惟昱很庆幸，他活在一个变革转折的历史时间点。宋还没有出现，北方的五代都是军人政权，还没来得及思考科举制度的变革，大多是能够抄袭大唐制度便算不错了。这让他把中国科举引向另一个方向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大唐时候，科举当中稍微有名一些的考试，有多少科呢？细算一下，其实吓死人。除了考诗赋文章的进士科、考死记硬背四书九经的明经科之外（注意：当时考的可不止五经，而有九经，也就是冯道刻印的《九经字样》当中涵盖的九经）；
还有为选拔史官准备地明史科（唐穆宗时候才首次开设，当时距离黄巢起义已经只有四十多年了）、为选拔礼部主祭和刑名律令而设的明法科（明法科包含刑名律法和礼仪礼法）、选拔户部钱粮赋税统计官员的明算科（唐朝时未曾设置，五代时后唐、后晋两朝设置，后汉后又废除，后世再未设置）、甚至专门为选拔礼部下属的祠部司官员（掌管僧道宗教）而设置的明道科（考试内容是道家典籍，偶尔也有佛经。相当于是神学文凭的考试）。
两年前，吴越刚刚得到常设“乡试”的资格时，钱惟昱便开始研究这些大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成法，当看到唐朝居然就有这么多实用主义的公务员考试时，心中着实是惊喜莫名，对于把科举制度引入正途，也着实多了几分信心。
……
想着容易，要具体实施便存在很多问题了。当了大王一个多月，除了安抚内部、收拢军权之外，钱惟昱便每天扑在这个事情上，尤其是很多东西还不好和那些旧制度出身的官僚商量，充其量只有素为钱惟昱亲善的通儒院大学士林克己可以一起谋划，另外便是刚刚被钱惟昱拔擢了礼部尚书头衔的十三叔钱弘俨正当其事。
周娥皇和钱惟昱聊完了纳侧妃的事情，便顺便看着钱惟昱在卷轴上反复涂抹筛改之处，不解问道：“大王此法删除了大唐时候积弊臃冗的明经科、明史科等死记硬背，无助于治理实用的科目。又加入了兵科、工部科，修正了明算、明法。按说已经日臻完善，究竟还有何事难决断呢。”
“爱妃却是有所不知。师法大唐旧制，略所筛改增补，设置刑名、算学、工程、兵科容易。但是要形成梯度的考试制度，却着实难以和现有成法相加——大唐时候，到中央朝廷集中考最后一轮之前，前置的程序着实随意不一。固然有按部就班、不肯营私舞弊的州道选用‘省试’、‘解试’的办法，也有直接采用策问、举荐形成贡举考试候选人的办法。
而如今，我吴越已经实行了‘乡试’制度两年，突然新增一级科举，那么参考人必然也要从乡试中举的举人当中产生。如果绕过乡试，让特殊人才走捷径直接到朝廷考取刑名、兵事、户部钱粮筹算、工部营作的官职，又不免损了乡试制度的信用，使怀有侥幸心理的幸进之徒心思活泛，不好好读书专想着钻制度的空子，实在不是教民为善的办法啊。”
娥皇恍然，很显然钱惟昱看得很远，不仅考虑到了所录取官员知识才能的实用性，还尽可能兼顾了制度的公平性。
“臣妾明白了，如果不采用此法、而是让通过了乡试的举人才有资格参加最后一轮考试的话，又会存在大量的举人在乡试阶段考的是诗词文章、而到了杭州这最后一轮考试的时候，却要从读了一辈子文章诗词的读书人当中选出懂算学统筹、兵法战策的人才，倒是殊为不易了。不过，此事也不算为难，大不了将来把举人乡试的科目再略微细分，每道各设两道三科，假以数年徐徐变革，便可成事了。”
钱惟昱听了眉头一簇：“只分两三科？那便如何够用？最后的朝廷取士，足有五六科，难道还要归并。”
“大王居然不知道么？臣妾虽然少知世故，但是昔年在金陵时，家父身为太傅，又执掌礼部多年。因南唐从不尊奉中原，且文教大昌，科举制度比之大唐及中原各代完备不少。南唐科举旧制，便是把明经、明法、明史的初级解试选拔并为一科由各州取解送选，入京后再各依照考生本人意向选取参举科目。唯有武举需要单独分科初选。如今大王的制度，依臣妾之见，无非算学统筹为常人所少习，不如再多设一科，其举人可报考工部科、钱粮筹算科。”
“哦，南唐科举制度居然已经如此先进明晰了？哎呀，寡人真是空入宝山而不自知了。想来也是，北朝五代更迭，武人掌国，打仗都还来不及呢，哪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科举制度的改良。想不到倒是南唐走在了前面，真是舍近求远了。”
钱惟昱哑然失笑，发现自己走了弯路——自己的老婆，就是南唐太傅的女儿，自己的岳丈周宗，执掌南唐礼部多年。乱世当中，文治本就是南方明显强于北方。吴越在科举之道上走得慢，不过是因为不敢僭越而已。而南唐和中原素来敌对，多年来以文教治国，科举改革上早就走到了前面，不去学南唐却想着怎么在后周的制度上修修补补，那不是问道于盲了么。
念及此处，钱惟昱欣喜地把周娥皇紧紧搂住，温存一番，然后才细心请教起来，什么妇人不得干政之类的古训早就丢到了脑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正道；所谓妇人不得干政，无非是对于一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以及太有野心的女人而言的。周娥皇出身太傅之家，学问在当世女子中也算冠绝天下了，遇到这种恰好专业对口的问题，怎能不好好利用？
“南唐旧法，以为所谓明法、明经、明史无非是在进士科所试诗赋文章等通才之学上，略略加了几门专精的学问罢了。考明法的，都是从初级文贡举中产生，并且在最后多考十五道律、令、判文，尽皆以朝廷疏议、案情待判模拟。明史则考给予案情掌故、择录为史的能耐。这些学问，普通读书士子中，每百人总有十数人出于爱好平素自学，完全是可以选拔出来的……”
娥皇侃侃而谈，指着钱惟昱的卷轴上细细剖析，说了数千言上下。也着实让钱惟昱感受到了一个事实：如今的科举，还不算太残酷，也不是明清时候白首为功名的时代。读书人中，读“进士科所无用”的杂书的人还是很多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读书局面，才有读书人可以懂得如何按照“朝廷疏议”编写“司法解释”、如何从虚拟案件当中讲论法条和“论心定罪”，写出文理优美、法理严密的虚拟判决书……
钱惟昱和娥皇相对共坐，指摘讲论，不觉日头西沉，已经是深夜时分。看着已经成就了法则的新科举改革方案，钱惟昱心怀大肠。
“从此而后，童子秀才之试，便不得偏科，通才施教，但求知其大略即可。乡试举人一级，分文科、理科、武科三类。朝廷选官，再分文科为文赋、刑名；理科分为钱粮会计、工程统筹、后勤供给；兵科专考兵法武艺。这几日正好明诏发文：明年正月便正式加恩科春闱，此后三年一选；最先两届除文赋外，其余各科可破格拔擢参考人员。六年之内，再逐步把初级考试的分科教育搭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