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死亡行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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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圣经》
公元451年春2月的一个傍晚,一支北魏骑兵正在黄淮平原上缓慢行军。尽管已到初春时节,日头一旦落山,寒风依然刺骨。在这支军队中间,夹杂裹挟着众多破衣烂衫的南方俘虏,主要是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南方人在萧瑟的寒风中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抱怨,都在勉励支撑着向前行进。
统领这支魏军的正是北魏洛阳镇将永昌王拓跋仁,此时正奉皇帝拓跋焘的命令带领这支精锐骑兵断后,以保障主力兵团在“瓜步之役”后安全撤回黄河以北。
说起这个拓跋仁的祖上可不简单,他的父亲拓跋健是拓跋焘的堂弟,在北魏国中可是大名鼎鼎,世人都说拓跋健是“桓王”式的人物(参见第九章),其用兵谋略甚至还高过桓王。拓跋健跟随拓跋焘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永昌王。拓跋仁作为世子,世袭了这一爵位,镇守洛阳。
拓跋仁虽然没有老爸那么威武,但也是一员有勇有谋的骁将,当年还参与镇压过关中的“盖吴起义”。拓跋仁镇守洛阳中规中矩,在刚刚结束的“瓜步之役”中,他放弃刘宋西路、中路北进大军于不顾,带领洛阳主力袭取悬瓠城,歼灭无数宋军,导致宋军溃败,大大地在皇帝面前露了脸。于是皇帝把“掩护大军后撤”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拓跋仁。
由于在“瓜步之役”中,宋兵已经大大领教了北魏骑兵强悍的野战能力,所以并未大举阻击北魏退兵。拓跋仁没有遇见有力的阻击,于是搂草打兔子,掳掠了一万多南方民众,准备回国献给皇帝。可这些俘虏无疑拖慢了拓跋仁的行军速度,此时他已经远远落在军主力后面。
拓跋仁见天色已晚,俘虏已经无力再前行,回头问一名偏将,“这里是什么地方,我看不如在此宿营。”偏将赶紧回答,“禀告将军,此地名叫安王陂,距离宋军重镇彭城只有几十里,在此扎营不太安全啊。”拓跋仁冷笑一声,“那些岛夷早就被我们吓破了胆,谅他们也不敢出城突击。恩,安王陂,这个地名好,就在此扎营,明日再走!”尽管把大话说出了口,拓跋仁到底是名将之后,还是派出几十个哨探,散布四方打探消息,尤其注意监视彭城宋军动向。
与此同时,一匹宋军探马飞也似的进入彭城,向北伐军总司令江夏王刘义恭汇报,“有一支北魏孤军裹挟大量我国民众,目前就在彭城附近安王陂扎营!”彭城众将领早就对“龟缩战术”颇有怨言,如今看到机会,无不雀跃请战,要求出击,解救被俘虏的民众。
但刘义恭确实如拓跋仁所料,已经吓破了胆,他严辞拒绝了众将的请求,“佛狸前几日刚从彭城路过,声称夏天再来我们这里收割小麦,可见图谋我彭城之心未死,谁知道他们在附近有没有埋伏大军?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才能确保无虞!”彭城诸将只有仰天长叹,坐视机会的流逝。
第二天,刘义隆的特使来到彭城,皇帝严令刘义恭要抓住各种机会,出击撤退的魏军。这下,刘义恭不敢怠慢,马上派出军队,追击拓跋仁。可是拓跋仁一早就拔营起寨,要想追上谈何容易。
北魏这边,宋军追击部队一出城,拓跋仁派出的探马就得到消息,立即飞马将情报报告拓跋仁。拓跋仁心中合计:尽管宋军都是步兵,不可能很快到达,但总比这些俘虏走的快,此地离国境线还远,如果宋兵坚持追击,迟早追上,一旦和我们接上火,情况可就复杂了。
想到此处,拓跋仁眼中戾气大增,对传令兵说道,“传我将令,全军从前方山谷穿行,让俘虏散开走在前面,等他们全部进入谷地,骑兵就从后面冲锋掩杀,全部杀光后,迅速撤离!”
……
就这样,北魏军给彭城追兵留下了一万多具百姓的尸体,扬长而去。而宋军看到拓跋仁“抛”掉了俘虏的包袱轻装撤退,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追击无望,只好退回彭城。
魏军的这种暴行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一定是拓跋焘的纵容,甚至是授意导致的。史载拓跋焘在“瓜步之役”后裹挟着5万多俘虏回到首都平城,并把他们安置在平城近郊屯垦。可以想见,从长江边到桑干河的漫漫长征路上,得有多少缺衣少食的俘虏倒毙在路途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虐俘事件“巴丹死亡行军”,8万美菲战俘在日军押解下前往100公里外的战俘营,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最终只有4万人到达,死亡比例为1/2。而1500年前拓跋焘导演的“死亡行军”,行程上千公里,又是在寒冷的冬季。那5万到达平城的俘虏身后,又何止几十万冤魂?
有人说战争是政治家的游戏,玩过象棋的朋友应该深知“舍车保帅”的真谛,为了获得胜利,“车”尚能舍弃,何况小“兵”;为了攫取资源,己方百姓尚能牺牲,何况敌方民众。提起“诺曼底”、“D-Day”、“奥马哈海滩”,军迷们耳熟能详,对双方军力对比,战略战术如数家珍,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盟军登陆之时,上万法国平民死于盟军轰炸?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说过:“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而产生的错误思想是最为有害的。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同时,必然会取得优势。由于厌恶暴力而忽视其性质的做法毫无益处,甚至是错误的。”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到如今,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哭泣早已被人们遗忘,大家只是记住了胜利的将军们的一颗颗染血的将星罢了。拓跋焘、刘义隆、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以及历史上那些“已经成功”或“差点成功”的政治家都一样,无一不是克劳塞维茨笔下那些“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
P.S.史籍中记载的魏军杀死一万多南朝百姓的事件中,并未提及领军的魏将名字。本篇把这个“屎盆子”扣给拓跋仁纯属在史料基础上的想象,拓跋仁也没得善终,后来和外戚闾若文谋划作乱,事发后被赐自杀,封国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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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圣经》
公元451年春2月的一个傍晚,一支北魏骑兵正在黄淮平原上缓慢行军。尽管已到初春时节,日头一旦落山,寒风依然刺骨。在这支军队中间,夹杂裹挟着众多破衣烂衫的南方俘虏,主要是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南方人在萧瑟的寒风中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抱怨,都在勉励支撑着向前行进。
统领这支魏军的正是北魏洛阳镇将永昌王拓跋仁,此时正奉皇帝拓跋焘的命令带领这支精锐骑兵断后,以保障主力兵团在“瓜步之役”后安全撤回黄河以北。
说起这个拓跋仁的祖上可不简单,他的父亲拓跋健是拓跋焘的堂弟,在北魏国中可是大名鼎鼎,世人都说拓跋健是“桓王”式的人物(参见第九章),其用兵谋略甚至还高过桓王。拓跋健跟随拓跋焘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永昌王。拓跋仁作为世子,世袭了这一爵位,镇守洛阳。
拓跋仁虽然没有老爸那么威武,但也是一员有勇有谋的骁将,当年还参与镇压过关中的“盖吴起义”。拓跋仁镇守洛阳中规中矩,在刚刚结束的“瓜步之役”中,他放弃刘宋西路、中路北进大军于不顾,带领洛阳主力袭取悬瓠城,歼灭无数宋军,导致宋军溃败,大大地在皇帝面前露了脸。于是皇帝把“掩护大军后撤”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拓跋仁。
由于在“瓜步之役”中,宋兵已经大大领教了北魏骑兵强悍的野战能力,所以并未大举阻击北魏退兵。拓跋仁没有遇见有力的阻击,于是搂草打兔子,掳掠了一万多南方民众,准备回国献给皇帝。可这些俘虏无疑拖慢了拓跋仁的行军速度,此时他已经远远落在军主力后面。
拓跋仁见天色已晚,俘虏已经无力再前行,回头问一名偏将,“这里是什么地方,我看不如在此宿营。”偏将赶紧回答,“禀告将军,此地名叫安王陂,距离宋军重镇彭城只有几十里,在此扎营不太安全啊。”拓跋仁冷笑一声,“那些岛夷早就被我们吓破了胆,谅他们也不敢出城突击。恩,安王陂,这个地名好,就在此扎营,明日再走!”尽管把大话说出了口,拓跋仁到底是名将之后,还是派出几十个哨探,散布四方打探消息,尤其注意监视彭城宋军动向。
与此同时,一匹宋军探马飞也似的进入彭城,向北伐军总司令江夏王刘义恭汇报,“有一支北魏孤军裹挟大量我国民众,目前就在彭城附近安王陂扎营!”彭城众将领早就对“龟缩战术”颇有怨言,如今看到机会,无不雀跃请战,要求出击,解救被俘虏的民众。
但刘义恭确实如拓跋仁所料,已经吓破了胆,他严辞拒绝了众将的请求,“佛狸前几日刚从彭城路过,声称夏天再来我们这里收割小麦,可见图谋我彭城之心未死,谁知道他们在附近有没有埋伏大军?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才能确保无虞!”彭城诸将只有仰天长叹,坐视机会的流逝。
第二天,刘义隆的特使来到彭城,皇帝严令刘义恭要抓住各种机会,出击撤退的魏军。这下,刘义恭不敢怠慢,马上派出军队,追击拓跋仁。可是拓跋仁一早就拔营起寨,要想追上谈何容易。
北魏这边,宋军追击部队一出城,拓跋仁派出的探马就得到消息,立即飞马将情报报告拓跋仁。拓跋仁心中合计:尽管宋军都是步兵,不可能很快到达,但总比这些俘虏走的快,此地离国境线还远,如果宋兵坚持追击,迟早追上,一旦和我们接上火,情况可就复杂了。
想到此处,拓跋仁眼中戾气大增,对传令兵说道,“传我将令,全军从前方山谷穿行,让俘虏散开走在前面,等他们全部进入谷地,骑兵就从后面冲锋掩杀,全部杀光后,迅速撤离!”
……
就这样,北魏军给彭城追兵留下了一万多具百姓的尸体,扬长而去。而宋军看到拓跋仁“抛”掉了俘虏的包袱轻装撤退,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追击无望,只好退回彭城。
魏军的这种暴行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一定是拓跋焘的纵容,甚至是授意导致的。史载拓跋焘在“瓜步之役”后裹挟着5万多俘虏回到首都平城,并把他们安置在平城近郊屯垦。可以想见,从长江边到桑干河的漫漫长征路上,得有多少缺衣少食的俘虏倒毙在路途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虐俘事件“巴丹死亡行军”,8万美菲战俘在日军押解下前往100公里外的战俘营,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最终只有4万人到达,死亡比例为1/2。而1500年前拓跋焘导演的“死亡行军”,行程上千公里,又是在寒冷的冬季。那5万到达平城的俘虏身后,又何止几十万冤魂?
有人说战争是政治家的游戏,玩过象棋的朋友应该深知“舍车保帅”的真谛,为了获得胜利,“车”尚能舍弃,何况小“兵”;为了攫取资源,己方百姓尚能牺牲,何况敌方民众。提起“诺曼底”、“D-Day”、“奥马哈海滩”,军迷们耳熟能详,对双方军力对比,战略战术如数家珍,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盟军登陆之时,上万法国平民死于盟军轰炸?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说过:“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而产生的错误思想是最为有害的。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同时,必然会取得优势。由于厌恶暴力而忽视其性质的做法毫无益处,甚至是错误的。”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到如今,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哭泣早已被人们遗忘,大家只是记住了胜利的将军们的一颗颗染血的将星罢了。拓跋焘、刘义隆、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以及历史上那些“已经成功”或“差点成功”的政治家都一样,无一不是克劳塞维茨笔下那些“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
P.S.史籍中记载的魏军杀死一万多南朝百姓的事件中,并未提及领军的魏将名字。本篇把这个“屎盆子”扣给拓跋仁纯属在史料基础上的想象,拓跋仁也没得善终,后来和外戚闾若文谋划作乱,事发后被赐自杀,封国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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