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 我的中国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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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5年12月1日，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新都洛阳新落成的光极殿召见文武百官，宣布帝国开始实施九品等级的官员制度。孝文帝推行的这项制度就是魏晋史上大名鼎鼎的“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脱胎于汉代的“察举制”。汉代还没有产生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各级官吏的选拔都是由地方官员推荐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遴选，这就是所谓的“察举制”，通常要求被推举之人德才兼备，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学识和口碑，所以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基本在坊间都有名人的背书（这是通往仕途的镀金名片），像曹操被名士许邵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能看到汉代“察举制”的遗风。
不过聪明的读者可以想见，在中国官场一贯的腐败作风影响下，“察举制”运行到后来，就会出现徇私舞弊的行为，在同等条件下，必然会优先推荐自己的好友或者家族的青年才俊到朝廷为官，久而久之，中国官场上必然形成一些巨大的家族势力，像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些“大家族”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个正式的诨号“门阀世族”。
在三国战乱时期，曹操为了平定天下的需要，主张“唯才是举”，政府选材不拘一格，“门阀世族”的势头受到打压。但在曹丕时代，在大臣陈群的主张建议下，曹魏帝国于黃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制定了有利于“门阀世族”掌控政府权利的“九品中正制”。
简单来讲，这个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置“中正官”这一职务，负责掌管某一地区的人物的品评，而国家就根据品评结果任用官员。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设小中正官，依据本地方人物的家世出身以及个人品行，对其进行“定品”，也就是定级别。级别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品，其中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二品至三品为上品；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
这个制度在制定之初，定品原则上还依据的是个人品行，家世只作参考。但逐渐就变了味，到了晋朝以后就完全以家世出身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能力再强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能力不怎么样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一品至三品的官位完全把控在“世家大族”子弟的手中，而如果家世不好，就算再有才能，也不会进入政府核心领导岗位。显然，在“九品中正制”的体制下，常委才真是生出来的啊。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保护了帝王的绝对权威，官员都由国家任命，以此进行中央集权，但实际上整个官僚机构却把控在“世家大族”手里，这些“世家大族”就是新时代贵族，他们虽没有先秦时代“封建制”下“裂土分封”之名，但他们却有控制国家之实。可以想象，国家控制在一群并不拥有这个国家的人手里（国家只是皇帝一人的），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没错，就是腐败，官员们歇斯底里，穷凶极恶的腐败。
这就像一个100%个人控股的企业，老板却把公司的管理权完全交于一个高管团队，在没有股权奖励机制下，高管团队必然通过控制企业经营的便利为自己牟利，老板则兴高采烈地在“泡妞”“登山”“拍广告”等悠闲生活中被高管团队绑架，如果老板那天不爽了，高管们就集体罢工，看你怎么办，最终还得把这些高管大爷们请回来，继续战斗，继续腐败。在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拟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的时候，尽职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看这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是否匹配。企业要良性发展，对于重要岗位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必须的，于是形形色色的“高管团队持股方案”就成了企业上市前的必修课。
“九品中正制”就是介乎于“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中间的这样一个皇帝和贵族的相互妥协的制度，皇帝对于“国家所有权”的集中，以及对“国家管理权”的最大限度之下放，使得国家的“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很难匹配，国家的混乱指日可待。
另外，无论是先秦的“封建制”和隋唐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平民都有进入政府为官的上升通道，而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却阻断了这个上升通道，社会的精英人士看到自己前途的“天花板”，自然心有不满，如遇风云聚会，必将酿成大祸。
拓跋宏对于汉人世家大族创造的“九品中正制”顶礼膜拜似的无条件生搬套用，破坏了北魏帝国原本的官员制度。尤其对于开疆扩土的将领们来说，原来通过积累军功，就能封王封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但现如今的“九品中正制”，上述一切愿景都成了泡影，让有能力之人失去了发挥能力的冲动，明珠暗投，帝国的战斗力必将大大下降。
根据上述描述，和“九品中正制”配套的就是“世家大族”，北魏帝国原本没有所谓的世家大族，没有关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拓跋宏可以造出“世家大族”来适应“九品中正制”。
公元496年春正月，拓跋宏认为北魏帝国继承“土德”，而“土”，是万种颜色中最纯正的颜色—黄色，更是万物的元始，所以把皇家的“拓跋”姓氏改为“元”。而其他鲜卑多音节的姓氏全部按照汉姓的单音节姓氏进行改姓，如拨拨改为长孙、丘穆陵改为穆、达奚改为奚、步六孤改为陆、尉迟改为尉、勿忸于改为于，其他所改姓氏，多到难以记载。
我们前面章节提到的穆崇、长孙嵩、陆俟、尉元等人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应该姓上述听起来十分“西洋化”的多音节姓氏，穆崇应该叫丘穆陵崇、尉元应该叫尉迟元、等等，只不过史书中为了统一标准，都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改的汉姓，所以我们在连载中除了拓跋皇家，其余为了避免混乱，都用了改革后的姓氏。
当然，对于名字，拓跋宏也要求进行单音节的改革，像太祖拓跋珪，其实当时南朝史书记载他叫拓跋什翼珪或拓跋涉珪（“什翼”“涉”其实类似于英语里“?”的发音，鲜卑语和汉语的区别真是不小）。而《魏书》记载的“拓跋珪”也是因为孝文帝的这次改革，才把他们拓跋家列祖列宗的名字都改成了模仿汉语单音节的“尊称”。（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连载对于“拓跋氏”正式改称“元氏”，而孝文帝拓跋宏从今往后我们称他为元宏）
改姓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孝文帝元宏紧接着再下诏：“鲜卑人原本没有姓氏，也不讲究家世，虽然是功臣贤才的后代，和贫寒卑贱的小民后裔没有区别。现在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奚、尉，为功臣八姓，和汉人四大家族，卢、崔、郑、王，同时列入高贵世家，除这十二姓外，应列入高贵门第、世家的，政府另外制定细则进行规定。我特别指派司空穆亮、尚书陆琇详细审定，务求公平。”
这项规定加上“九品中正制”，基本把北魏朝廷的高官全部垄断在宗室十姓“元、胡、周、长孙、奚、伊、丘、亥、叔孙、车”以及上述的贵族十二姓中。紧接着，拓跋宏就要求所有亲王的王妃和姬妾都必须来自上述贵族家庭，贵族家庭不允许和平民通婚。而自己身为表率，遴选汉人四大家族女子入宫为妃。
不过当时可不是所有王爷都遵纪守法，史载孝文帝二弟咸阳王元禧就娶了任城王的包衣奴才家的女儿当王妃，元宏大为震惊，遂严加斥责。为了防患于未然，元宏紧急下诏，强行为他6个弟弟改娶贵族家庭的女子为王妃，在此之前已有王妃的，一律降级为小老婆。孝文帝的这个做法真是简单粗暴，违背人伦，疯狂的让人不禁咂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元宏身上的一股“极为偏执”的感性思想完全占据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权衡天下的理性头脑。
不过从另一角度讲，所谓的“理性”只是适应于当代世俗以及当代科技的“理性”，“理性思维”只能维持社会的慢慢“进化”，而“感性思维”却可以引爆社会的“突变”和“升华”。所以，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不被他所在的时代所理解，在世俗的眼光里艺术家也就和“疯子”差不多。
但是，如果一个秉持着艺术家“感性思维”的人不幸投胎到了“帝王”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上，假如他的能量足够强大，那他就能成为功比“三皇五帝”的“神”一级别的存在；但一般人哪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所以绝大多数有着“艺术家情怀”的“帝王”最终都带领人民走向了毁灭，被后世所谩骂和讥笑，哪怕他距离“神化”只有一步之遥。
而我们的皇帝元宏，就是一个有着“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极具艺术家感性思维特质的帝王。在元宏看来，“汉化改革”是自己完成“统一大业”的灵丹妙药。公元494年，当帝国南迁洛阳的“新都建设工地上”一片吵杂沸腾之时，孝文帝元宏已经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南征大计，憧憬着自己“一统天下”的辉煌。
元宏坚信自己可以“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可历史却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元宏的人生以及他“悉心呵护”的这个庞大帝国必将以悲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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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脱胎于汉代的“察举制”。汉代还没有产生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各级官吏的选拔都是由地方官员推荐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遴选，这就是所谓的“察举制”，通常要求被推举之人德才兼备，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学识和口碑，所以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基本在坊间都有名人的背书（这是通往仕途的镀金名片），像曹操被名士许邵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能看到汉代“察举制”的遗风。
不过聪明的读者可以想见，在中国官场一贯的腐败作风影响下，“察举制”运行到后来，就会出现徇私舞弊的行为，在同等条件下，必然会优先推荐自己的好友或者家族的青年才俊到朝廷为官，久而久之，中国官场上必然形成一些巨大的家族势力，像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些“大家族”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个正式的诨号“门阀世族”。
在三国战乱时期，曹操为了平定天下的需要，主张“唯才是举”，政府选材不拘一格，“门阀世族”的势头受到打压。但在曹丕时代，在大臣陈群的主张建议下，曹魏帝国于黃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制定了有利于“门阀世族”掌控政府权利的“九品中正制”。
简单来讲，这个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置“中正官”这一职务，负责掌管某一地区的人物的品评，而国家就根据品评结果任用官员。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设小中正官，依据本地方人物的家世出身以及个人品行，对其进行“定品”，也就是定级别。级别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品，其中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二品至三品为上品；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
这个制度在制定之初，定品原则上还依据的是个人品行，家世只作参考。但逐渐就变了味，到了晋朝以后就完全以家世出身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能力再强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能力不怎么样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一品至三品的官位完全把控在“世家大族”子弟的手中，而如果家世不好，就算再有才能，也不会进入政府核心领导岗位。显然，在“九品中正制”的体制下，常委才真是生出来的啊。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保护了帝王的绝对权威，官员都由国家任命，以此进行中央集权，但实际上整个官僚机构却把控在“世家大族”手里，这些“世家大族”就是新时代贵族，他们虽没有先秦时代“封建制”下“裂土分封”之名，但他们却有控制国家之实。可以想象，国家控制在一群并不拥有这个国家的人手里（国家只是皇帝一人的），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没错，就是腐败，官员们歇斯底里，穷凶极恶的腐败。
这就像一个100%个人控股的企业，老板却把公司的管理权完全交于一个高管团队，在没有股权奖励机制下，高管团队必然通过控制企业经营的便利为自己牟利，老板则兴高采烈地在“泡妞”“登山”“拍广告”等悠闲生活中被高管团队绑架，如果老板那天不爽了，高管们就集体罢工，看你怎么办，最终还得把这些高管大爷们请回来，继续战斗，继续腐败。在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拟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的时候，尽职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看这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是否匹配。企业要良性发展，对于重要岗位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必须的，于是形形色色的“高管团队持股方案”就成了企业上市前的必修课。
“九品中正制”就是介乎于“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中间的这样一个皇帝和贵族的相互妥协的制度，皇帝对于“国家所有权”的集中，以及对“国家管理权”的最大限度之下放，使得国家的“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很难匹配，国家的混乱指日可待。
另外，无论是先秦的“封建制”和隋唐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平民都有进入政府为官的上升通道，而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却阻断了这个上升通道，社会的精英人士看到自己前途的“天花板”，自然心有不满，如遇风云聚会，必将酿成大祸。
拓跋宏对于汉人世家大族创造的“九品中正制”顶礼膜拜似的无条件生搬套用，破坏了北魏帝国原本的官员制度。尤其对于开疆扩土的将领们来说，原来通过积累军功，就能封王封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但现如今的“九品中正制”，上述一切愿景都成了泡影，让有能力之人失去了发挥能力的冲动，明珠暗投，帝国的战斗力必将大大下降。
根据上述描述，和“九品中正制”配套的就是“世家大族”，北魏帝国原本没有所谓的世家大族，没有关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拓跋宏可以造出“世家大族”来适应“九品中正制”。
公元496年春正月，拓跋宏认为北魏帝国继承“土德”，而“土”，是万种颜色中最纯正的颜色—黄色，更是万物的元始，所以把皇家的“拓跋”姓氏改为“元”。而其他鲜卑多音节的姓氏全部按照汉姓的单音节姓氏进行改姓，如拨拨改为长孙、丘穆陵改为穆、达奚改为奚、步六孤改为陆、尉迟改为尉、勿忸于改为于，其他所改姓氏，多到难以记载。
我们前面章节提到的穆崇、长孙嵩、陆俟、尉元等人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应该姓上述听起来十分“西洋化”的多音节姓氏，穆崇应该叫丘穆陵崇、尉元应该叫尉迟元、等等，只不过史书中为了统一标准，都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改的汉姓，所以我们在连载中除了拓跋皇家，其余为了避免混乱，都用了改革后的姓氏。
当然，对于名字，拓跋宏也要求进行单音节的改革，像太祖拓跋珪，其实当时南朝史书记载他叫拓跋什翼珪或拓跋涉珪（“什翼”“涉”其实类似于英语里“?”的发音，鲜卑语和汉语的区别真是不小）。而《魏书》记载的“拓跋珪”也是因为孝文帝的这次改革，才把他们拓跋家列祖列宗的名字都改成了模仿汉语单音节的“尊称”。（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连载对于“拓跋氏”正式改称“元氏”，而孝文帝拓跋宏从今往后我们称他为元宏）
改姓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孝文帝元宏紧接着再下诏：“鲜卑人原本没有姓氏，也不讲究家世，虽然是功臣贤才的后代，和贫寒卑贱的小民后裔没有区别。现在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奚、尉，为功臣八姓，和汉人四大家族，卢、崔、郑、王，同时列入高贵世家，除这十二姓外，应列入高贵门第、世家的，政府另外制定细则进行规定。我特别指派司空穆亮、尚书陆琇详细审定，务求公平。”
这项规定加上“九品中正制”，基本把北魏朝廷的高官全部垄断在宗室十姓“元、胡、周、长孙、奚、伊、丘、亥、叔孙、车”以及上述的贵族十二姓中。紧接着，拓跋宏就要求所有亲王的王妃和姬妾都必须来自上述贵族家庭，贵族家庭不允许和平民通婚。而自己身为表率，遴选汉人四大家族女子入宫为妃。
不过当时可不是所有王爷都遵纪守法，史载孝文帝二弟咸阳王元禧就娶了任城王的包衣奴才家的女儿当王妃，元宏大为震惊，遂严加斥责。为了防患于未然，元宏紧急下诏，强行为他6个弟弟改娶贵族家庭的女子为王妃，在此之前已有王妃的，一律降级为小老婆。孝文帝的这个做法真是简单粗暴，违背人伦，疯狂的让人不禁咂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元宏身上的一股“极为偏执”的感性思想完全占据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权衡天下的理性头脑。
不过从另一角度讲，所谓的“理性”只是适应于当代世俗以及当代科技的“理性”，“理性思维”只能维持社会的慢慢“进化”，而“感性思维”却可以引爆社会的“突变”和“升华”。所以，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不被他所在的时代所理解，在世俗的眼光里艺术家也就和“疯子”差不多。
但是，如果一个秉持着艺术家“感性思维”的人不幸投胎到了“帝王”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上，假如他的能量足够强大，那他就能成为功比“三皇五帝”的“神”一级别的存在；但一般人哪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所以绝大多数有着“艺术家情怀”的“帝王”最终都带领人民走向了毁灭，被后世所谩骂和讥笑，哪怕他距离“神化”只有一步之遥。
而我们的皇帝元宏，就是一个有着“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极具艺术家感性思维特质的帝王。在元宏看来，“汉化改革”是自己完成“统一大业”的灵丹妙药。公元494年，当帝国南迁洛阳的“新都建设工地上”一片吵杂沸腾之时，孝文帝元宏已经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南征大计，憧憬着自己“一统天下”的辉煌。
元宏坚信自己可以“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可历史却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元宏的人生以及他“悉心呵护”的这个庞大帝国必将以悲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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