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章 寿阳的沦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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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回说到裴叔业最终决定投降北魏，于是遣使和北魏新任豫州刺史薛真度联系，商讨投降的细节。这个决定对于裴叔业来说并不容易，其实我们通读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南朝的汉人和北朝的鲜卑人的仇恨以及隔阂还是极深的，虽然当时没有“汉奸”的说法，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贵族横行的社会，南方汉人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走到“投降异族”的这个地步。
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不像我们平民老百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已经是赤贫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也没啥可以牵挂的。政治家不同，他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他不是个“人”，而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如果我们把这个“利益集团”也看成是一个“生物”的话，政治家其实就是这个“生物”的大脑。我曾经在以前的篇章说过，政治家，或者说优秀的（成功的）政治家“没人性”，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由于政治家要时刻为他的“利益集团”服务，为了保证“利益集团”这个“大生物”的存活而殚精竭虑，于是在绝大多数时间，政治家们都要忽略掉他们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没人性，但却显示出部分的“神性”。（其实人性是丑陋的，丑陋的人性没了也罢）
有人可能会说：“神性的说法太抬举那些政治家了吧！”我不妨举个例子，大家没准就能产生共鸣了。就拿我们人类的个体来说吧，我们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胞，比如血红细胞，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我们这个机体提供“供氧服务”，如果某一天有一个血红细胞突变了（比如像夏娃那样吃了“智慧果”），它可以思索自己工作的意义，自己存在的价值，它想努力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工作，等等。而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整个机体，或者说“人”，其实在这个“觉醒的”血红细胞的想象中就是它的类似“神”一级别的存在（作为这些细胞的“神”，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完全可以决定血红细胞这个“群落”的生存状态，不过这可要冒生命危险，这一点没准用类似指甲这样的角质细胞举例更恰当）。
人的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胞，而人的差异性却存在于“意识”，也就是大脑的“思维能力”，这样一来，“脑细胞”就区别于其他类似“血红细胞”的细胞，是最接近“人的思维”或者说“神”的细胞了……
例子说到这里，估计大家已经明白我想表达的了，我们的优秀政治家们其实就像某个或者某一群“脑细胞”，于是他们身上沾染部分“神性”也就在所难免。
可政治家毕竟不是神，就像再多的脑细胞也代表不了整体意识，政治家毕竟还是个人，他们冲破不了身体的桎梏，午夜梦回之时，人性还是会逼迫他们反思自己的作为，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未来，从而控制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神学出奇的一致，圣人在“羽化成神”之前，必须要完全抛弃自己的肉体，这样才能到达另一个更加高阶的层次。耶稣、释迦牟尼、老子、等等，无不如此。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似乎扯的有点远了。对于我们本章的主题“裴叔业献寿阳”来说，其实我想说明的是裴叔业他并不是一个小老百姓，他也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在生死抉择的关头，这个“利益集团”的各色人等会从各个角度推动裴叔业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移动，裴叔业的决策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而是站在“利益集团”的高度，受到各方势力影响的，根植于利益取舍的综合决策。从这个角度讲，像裴叔业这种政治家眼中，“投降异族”当汉奸所承受的“心里谴责压力”在“各种压力占比”这个指标上，自然比一般“受主流舆论影响的老百姓”小很多。于是，在世俗评判标准看，政治家其实比平民百姓更加容易当“汉奸”啊。
史书记载，裴叔业的侄子裴植等人原先都在首都建康城任职，在裴叔业首鼠两端之际，萧宝卷的中央政府也对裴叔业猜忌倍增，在这种压力下，裴植等人内心感到惶恐，于是抛弃家眷，纷纷逃到寿阳，并警告裴叔业中央政府随时会突袭他的豫州，而一旦萧宝卷先动手，裴氏家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我们在上文书曾经说过，裴叔业原先和黄瑶起一起出卖了王肃的老爸王奂，导致王氏一家被灭门，而黄瑶起已经被王肃活捉并切成小片吃了，这使得裴叔业比起裴值等人来说又多了一层顾虑。
从这个角度讲，北魏帝国的决策层（元恪此时才刚刚登基，估计还不能独立作出决策）派车骑将军王肃协助彭城王元勰率领十万军兵去接收寿阳，似乎有些欠考虑。按王肃生吃黄瑶起的架势，以他“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性格特质，就算王肃忌惮于军令国法，他也大可派出心腹家丁刺客去刺杀裴叔业，报仇雪耻。东窗事发，王肃也不过杀掉刺客，糊弄过去了事。可一旦王肃怒气冲昏了头脑，真的这样操作的话，裴叔业的被杀，必然会动摇裴植等人投降的决心，如果又有裴家人要反过来报仇，最后激起兵变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北魏大张旗鼓地让王肃前往寿阳，无疑给这次受降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我们的忧虑是多余的，史载当北魏帝国受降部队的先锋官奚康生和杨大眼率领的精锐“羽林军”刚刚到达淮HB岸，和寿阳遥遥相望之时，裴叔业突然病死在寿阳城中……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总是在你万万想不到的地方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奇。裴叔业的“自然死亡”，无疑使得“王肃报仇”的风险又烟消云散了。但裴叔业死亡的时间是如此的耐人寻味，到底当真是裴叔业大限已到，还是他为了保全家族的“舍己为人”之举，亦或又是一起被“精美包装”的谋杀，这也只有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裴叔业的突然死亡，却让另一个棘手的难题又摆在寿阳城内的军兵面前，“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这个投降的关键时刻，选择谁来担任“代理豫州刺史”呢？
史书记载，将佐们多数要推举参谋长李元护为“代理刺史”，这很好理解，豫州军团的一号人物已死，二号人物李元护熟悉寿阳军政全局，自然是“话事人”的不二人选。可是在原建安戍所（寿阳的支点军镇）戍主席发友等人的建议下，最终大家还是推选了裴叔业的侄子裴植做了“代理刺史”。
裴植以一个刚刚从建康城跑出来的裴家家属的身份，一举获得众人的推举并不是偶然现象。李元护虽然是二号人物，熟悉寿阳军政全局，但是李元护不是本地人（他是辽东人），大家并不知道李元护是否坚定地站在“投降派”的立场上，而从先前裴叔业决定“投降”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裴叔业所代表的这个“利益集团”对于“投降”的决策，在那个时点上，必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这就是政治）。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维护这个决策不动摇，坚定地“投降派”裴植无疑是“代理刺史”的最佳人选（裴叔业投降已经坐实，裴家人再无回头路可走），而李元护在这一点上的变数就大了很多。在此时此刻，“稳定地去投降”成为了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
裴叔业的突然死亡似乎并没有影响“寿阳献降”的进程，但此时南齐中央怎会坐视寿阳的叛变？北魏是否能安全接受寿阳？南北双方围绕寿阳又要进行怎样的角力呢？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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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回说到裴叔业最终决定投降北魏，于是遣使和北魏新任豫州刺史薛真度联系，商讨投降的细节。这个决定对于裴叔业来说并不容易，其实我们通读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南朝的汉人和北朝的鲜卑人的仇恨以及隔阂还是极深的，虽然当时没有“汉奸”的说法，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贵族横行的社会，南方汉人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走到“投降异族”的这个地步。
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不像我们平民老百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已经是赤贫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也没啥可以牵挂的。政治家不同，他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他不是个“人”，而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如果我们把这个“利益集团”也看成是一个“生物”的话，政治家其实就是这个“生物”的大脑。我曾经在以前的篇章说过，政治家，或者说优秀的（成功的）政治家“没人性”，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由于政治家要时刻为他的“利益集团”服务，为了保证“利益集团”这个“大生物”的存活而殚精竭虑，于是在绝大多数时间，政治家们都要忽略掉他们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没人性，但却显示出部分的“神性”。（其实人性是丑陋的，丑陋的人性没了也罢）
有人可能会说：“神性的说法太抬举那些政治家了吧！”我不妨举个例子，大家没准就能产生共鸣了。就拿我们人类的个体来说吧，我们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胞，比如血红细胞，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我们这个机体提供“供氧服务”，如果某一天有一个血红细胞突变了（比如像夏娃那样吃了“智慧果”），它可以思索自己工作的意义，自己存在的价值，它想努力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工作，等等。而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整个机体，或者说“人”，其实在这个“觉醒的”血红细胞的想象中就是它的类似“神”一级别的存在（作为这些细胞的“神”，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完全可以决定血红细胞这个“群落”的生存状态，不过这可要冒生命危险，这一点没准用类似指甲这样的角质细胞举例更恰当）。
人的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胞，而人的差异性却存在于“意识”，也就是大脑的“思维能力”，这样一来，“脑细胞”就区别于其他类似“血红细胞”的细胞，是最接近“人的思维”或者说“神”的细胞了……
例子说到这里，估计大家已经明白我想表达的了，我们的优秀政治家们其实就像某个或者某一群“脑细胞”，于是他们身上沾染部分“神性”也就在所难免。
可政治家毕竟不是神，就像再多的脑细胞也代表不了整体意识，政治家毕竟还是个人，他们冲破不了身体的桎梏，午夜梦回之时，人性还是会逼迫他们反思自己的作为，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未来，从而控制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神学出奇的一致，圣人在“羽化成神”之前，必须要完全抛弃自己的肉体，这样才能到达另一个更加高阶的层次。耶稣、释迦牟尼、老子、等等，无不如此。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似乎扯的有点远了。对于我们本章的主题“裴叔业献寿阳”来说，其实我想说明的是裴叔业他并不是一个小老百姓，他也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在生死抉择的关头，这个“利益集团”的各色人等会从各个角度推动裴叔业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移动，裴叔业的决策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而是站在“利益集团”的高度，受到各方势力影响的，根植于利益取舍的综合决策。从这个角度讲，像裴叔业这种政治家眼中，“投降异族”当汉奸所承受的“心里谴责压力”在“各种压力占比”这个指标上，自然比一般“受主流舆论影响的老百姓”小很多。于是，在世俗评判标准看，政治家其实比平民百姓更加容易当“汉奸”啊。
史书记载，裴叔业的侄子裴植等人原先都在首都建康城任职，在裴叔业首鼠两端之际，萧宝卷的中央政府也对裴叔业猜忌倍增，在这种压力下，裴植等人内心感到惶恐，于是抛弃家眷，纷纷逃到寿阳，并警告裴叔业中央政府随时会突袭他的豫州，而一旦萧宝卷先动手，裴氏家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我们在上文书曾经说过，裴叔业原先和黄瑶起一起出卖了王肃的老爸王奂，导致王氏一家被灭门，而黄瑶起已经被王肃活捉并切成小片吃了，这使得裴叔业比起裴值等人来说又多了一层顾虑。
从这个角度讲，北魏帝国的决策层（元恪此时才刚刚登基，估计还不能独立作出决策）派车骑将军王肃协助彭城王元勰率领十万军兵去接收寿阳，似乎有些欠考虑。按王肃生吃黄瑶起的架势，以他“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性格特质，就算王肃忌惮于军令国法，他也大可派出心腹家丁刺客去刺杀裴叔业，报仇雪耻。东窗事发，王肃也不过杀掉刺客，糊弄过去了事。可一旦王肃怒气冲昏了头脑，真的这样操作的话，裴叔业的被杀，必然会动摇裴植等人投降的决心，如果又有裴家人要反过来报仇，最后激起兵变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北魏大张旗鼓地让王肃前往寿阳，无疑给这次受降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我们的忧虑是多余的，史载当北魏帝国受降部队的先锋官奚康生和杨大眼率领的精锐“羽林军”刚刚到达淮HB岸，和寿阳遥遥相望之时，裴叔业突然病死在寿阳城中……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总是在你万万想不到的地方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奇。裴叔业的“自然死亡”，无疑使得“王肃报仇”的风险又烟消云散了。但裴叔业死亡的时间是如此的耐人寻味，到底当真是裴叔业大限已到，还是他为了保全家族的“舍己为人”之举，亦或又是一起被“精美包装”的谋杀，这也只有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裴叔业的突然死亡，却让另一个棘手的难题又摆在寿阳城内的军兵面前，“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这个投降的关键时刻，选择谁来担任“代理豫州刺史”呢？
史书记载，将佐们多数要推举参谋长李元护为“代理刺史”，这很好理解，豫州军团的一号人物已死，二号人物李元护熟悉寿阳军政全局，自然是“话事人”的不二人选。可是在原建安戍所（寿阳的支点军镇）戍主席发友等人的建议下，最终大家还是推选了裴叔业的侄子裴植做了“代理刺史”。
裴植以一个刚刚从建康城跑出来的裴家家属的身份，一举获得众人的推举并不是偶然现象。李元护虽然是二号人物，熟悉寿阳军政全局，但是李元护不是本地人（他是辽东人），大家并不知道李元护是否坚定地站在“投降派”的立场上，而从先前裴叔业决定“投降”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裴叔业所代表的这个“利益集团”对于“投降”的决策，在那个时点上，必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这就是政治）。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维护这个决策不动摇，坚定地“投降派”裴植无疑是“代理刺史”的最佳人选（裴叔业投降已经坐实，裴家人再无回头路可走），而李元护在这一点上的变数就大了很多。在此时此刻，“稳定地去投降”成为了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
裴叔业的突然死亡似乎并没有影响“寿阳献降”的进程，但此时南齐中央怎会坐视寿阳的叛变？北魏是否能安全接受寿阳？南北双方围绕寿阳又要进行怎样的角力呢？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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