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六章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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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雄县看看，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直觉告诉朱慈烺，雄县那边是出了大问题的。
登记造册的人口是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缴纳赋税的仅有五万零六人。
之前是绝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自朱慈烺平寇之后，朝廷开始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开始安置这些流民。
如何安置，说白了就是打破之前大地主侵占的土地，进行重新洗牌。
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流寇的肆虐未必是坏事。它可以使得大地主们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
若是没有李自成等人的作乱，朝廷想改革。既然动了那些大地主们的利益，他们肯定决不罢休。为什么历史上的数次变法改革，到最后都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就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凡是改革派最后的下场都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为平民进入上层打通了通道，使秦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但却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的世袭制，因此得罪了贵族势力。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使秦国内部权力斗争激化。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秦惠文君派兵征伐，结果商鞅在彤地失败战死。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商鞅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再就是大明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作为明朝少有的几个权相之一，对于明朝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解决了明朝国库不足的问题，使得衰弱的明朝有一次焕发了活力。
可是，历史上这些变法都是褒贬不一。比如说商鞅变法，执行严酷。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旧唐书》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
而王安石变法更是遭人诟病，王安石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等等。
至于张居正，一条鞭法虽然有利于增加税收，但是也使得当时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地、卖儿女才能筹够税收的银子。张居正改革最大的失败，就是没能解决藩王和土地兼并的问题。
别说是这些历史上的变法人物，就算是朱慈烺自己，想要解决藩王和土地兼并的问题，他也难以做到。
如果没有流寇作乱，朱慈烺想改革大明王朝的弊政，不是说不可能。至少短时间不行，很可能会最终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缓慢的过程，最终才能使得改革成功。
问题是有了流寇作乱，李自成和张献忠在中原大地四处烧杀抢掠。他们抢劫大户，靠着吃大户壮大自己。
这就无形中，重新洗牌了贫富阶层。这样，就给朝廷的改革带来了便利。只要官兵能够打败流寇，接下来的改革任务就简单的多了。
即便是改革触动了那些大地主的利益，总比被流寇打过来将这些大地主们杀光要强。
所以说，即便是崇祯改革，实行安置流民，均分土地的政策。更是严禁大地主兼并土地，严格限制了土地兼并政策。使得土地国有化，百姓们只有种植经营权而没有买卖权。
这样最大限度的防止了土地的兼并政策，虽然那些大地主们依旧抵触。可是，总比乱成一锅粥后被流寇挨个杀了强。
至少在安置流民，均分土地这方面的政策上，地方官府不敢作弊。这也是为什么，雄县会出现登记在册的人口达到了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缴纳赋税的仅有五万零六人的原因了。
一个有着二十多万人口的大县，竟然有十八万多人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这其中，不能说明问题么。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单拿一个雄县来举例，这五万缴纳赋税的百姓，要承担着全县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的赋税总和。
这不等于是，活活的逼死他们么。即便是他们再怎么勤劳能干，再怎么朴实敦厚，一年辛苦下来还得倒欠着赋税。一旦遇到灾年，他们这些贫苦百姓的日子更加的难过。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历史再次的重演。剩下的十八万多人都不缴纳赋税，他们就富足了么？
并不会，真正富足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庇佑在大户人家名下，逃避税收的百姓们依旧逃脱不了被大地主盘剥的命运。
真正受益的，永远都是那些特权阶层，是那些皇亲贵胄，是那些达官显贵是那些大地主阶层。
所以朱慈烺要带着老爹崇祯皇帝去看看，去雄县看看，那里的百姓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光景。
实际上不必到达雄县，在雄县县城之外就能看到。那些勤劳朴实的百姓，流淌着汗水，在田间地头辛勤的劳作着。
县里来的衙役，手持长鞭耀武扬威，在征收赋税。
他们就像是一群强盗，冲进了那些原本就破败的百姓家里。抢走他们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大到一头耕牛，小到一只鸡一只鹅。
百姓们哭爹喊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这些衙役们就像是土匪一般，将百姓们暴打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这一切，崇祯皇帝都看在眼里，他登时怒不可遏：“骆养性！”
去雄县看看，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直觉告诉朱慈烺，雄县那边是出了大问题的。
登记造册的人口是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缴纳赋税的仅有五万零六人。
之前是绝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自朱慈烺平寇之后，朝廷开始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开始安置这些流民。
如何安置，说白了就是打破之前大地主侵占的土地，进行重新洗牌。
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流寇的肆虐未必是坏事。它可以使得大地主们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
若是没有李自成等人的作乱，朝廷想改革。既然动了那些大地主们的利益，他们肯定决不罢休。为什么历史上的数次变法改革，到最后都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就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凡是改革派最后的下场都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为平民进入上层打通了通道，使秦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但却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的世袭制，因此得罪了贵族势力。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使秦国内部权力斗争激化。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秦惠文君派兵征伐，结果商鞅在彤地失败战死。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商鞅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再就是大明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作为明朝少有的几个权相之一，对于明朝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解决了明朝国库不足的问题，使得衰弱的明朝有一次焕发了活力。
可是，历史上这些变法都是褒贬不一。比如说商鞅变法，执行严酷。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旧唐书》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
而王安石变法更是遭人诟病，王安石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等等。
至于张居正，一条鞭法虽然有利于增加税收，但是也使得当时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地、卖儿女才能筹够税收的银子。张居正改革最大的失败，就是没能解决藩王和土地兼并的问题。
别说是这些历史上的变法人物，就算是朱慈烺自己，想要解决藩王和土地兼并的问题，他也难以做到。
如果没有流寇作乱，朱慈烺想改革大明王朝的弊政，不是说不可能。至少短时间不行，很可能会最终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缓慢的过程，最终才能使得改革成功。
问题是有了流寇作乱，李自成和张献忠在中原大地四处烧杀抢掠。他们抢劫大户，靠着吃大户壮大自己。
这就无形中，重新洗牌了贫富阶层。这样，就给朝廷的改革带来了便利。只要官兵能够打败流寇，接下来的改革任务就简单的多了。
即便是改革触动了那些大地主的利益，总比被流寇打过来将这些大地主们杀光要强。
所以说，即便是崇祯改革，实行安置流民，均分土地的政策。更是严禁大地主兼并土地，严格限制了土地兼并政策。使得土地国有化，百姓们只有种植经营权而没有买卖权。
这样最大限度的防止了土地的兼并政策，虽然那些大地主们依旧抵触。可是，总比乱成一锅粥后被流寇挨个杀了强。
至少在安置流民，均分土地这方面的政策上，地方官府不敢作弊。这也是为什么，雄县会出现登记在册的人口达到了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缴纳赋税的仅有五万零六人的原因了。
一个有着二十多万人口的大县，竟然有十八万多人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这其中，不能说明问题么。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单拿一个雄县来举例，这五万缴纳赋税的百姓，要承担着全县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人的赋税总和。
这不等于是，活活的逼死他们么。即便是他们再怎么勤劳能干，再怎么朴实敦厚，一年辛苦下来还得倒欠着赋税。一旦遇到灾年，他们这些贫苦百姓的日子更加的难过。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历史再次的重演。剩下的十八万多人都不缴纳赋税，他们就富足了么？
并不会，真正富足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庇佑在大户人家名下，逃避税收的百姓们依旧逃脱不了被大地主盘剥的命运。
真正受益的，永远都是那些特权阶层，是那些皇亲贵胄，是那些达官显贵是那些大地主阶层。
所以朱慈烺要带着老爹崇祯皇帝去看看，去雄县看看，那里的百姓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光景。
实际上不必到达雄县，在雄县县城之外就能看到。那些勤劳朴实的百姓，流淌着汗水，在田间地头辛勤的劳作着。
县里来的衙役，手持长鞭耀武扬威，在征收赋税。
他们就像是一群强盗，冲进了那些原本就破败的百姓家里。抢走他们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大到一头耕牛，小到一只鸡一只鹅。
百姓们哭爹喊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这些衙役们就像是土匪一般，将百姓们暴打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这一切，崇祯皇帝都看在眼里，他登时怒不可遏：“骆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