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是最好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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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是最好的么？
在具体论题上，桑德尔教授这本书针对的是人类试图以科学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改善人自身之自然性质的问题，而从其深层问题去看，这本书处理的是关于“未来”的理解，即人类如何对待作为不确定可能性的未来，这同时也是人类应该如何接受自然之所与（the given by the nature）的问题，或者说，人应该如何接受自身作为一个偶然存在。www.Pinwenba.com我很荣幸能够为桑德尔教授这本讨论前沿问题的精彩著作中文版写一个导论。
3月初波士顿依然大雪纷飞，桑德尔教授与我约好在哈佛“教工会所”吃饭聊天。既然要给他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序，我本想主要讨论这本书涉及的问题，但结果我们却顺其自然地更多讨论了他另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的主题：金钱，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现实似乎显得比未来更迫切——尽管未必如此，如果有些现实问题使我们一筹莫展，我们就只好等着，什么也不做。按齐泽克（Zizek）的说法，我们不应该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我们就守株待兔！又怎么样？”金钱的统治正是人们深感不满而又无力以抗的现实，人们甚至屈服于金钱统治并与之共谋，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桑德尔相信，我们至少可以加以批判，所以他就进行了深入批判。不过此种批判只是指出了金钱统治的困境，却仍然未能指出摆脱金钱统治之路。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说法其实稍有歧义，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说“金钱不应该买什么”，至于“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乐观的余地。金钱能够购买一切，这是马克思早已确认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却一直都没有成功。桑德尔说他在十多个国家做过关于金钱问题的哲学报告，多数国家的听众都非常同意金钱必须有所不能，但是——他让我猜，哪两个国家有相对多的听众对他的金钱批判不以为然，我猜对了：美国和中国。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美国和中国是对资本主义最感兴趣的国家。
桑德尔这两本书的共同语境都是资本主义，而其核心问题却涉及整个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我愿意把它说成：现代性的宗教性。上帝死了（尼采）只是告别了宗教，却没有告别宗教性。换句话说，现代不再以宗教作为思想界限和价值来源，这只是脱离了宗教，却没有脱离宗教性，而是把现代性变成一种宗教性——我相信这是现代性的隐秘精神。现代性的宗教性集中表现为人定胜天的进步观和人权。进步观和人权意味着人的神权，意味着人决心把人变成神，尽管在现实上尚未实现为神，但已经在概念上先行自诩为神，而且以概念作为抵押而预支了神权。人权就是人的神权，按照人权概念，杀人就是杀神（当然，后现代的激进左派会揭露人权在实践上的虚伪：并非所有地方或所有人的人权都被一视同仁。在此不论）。人权被认为是最大的进步之一种：人被解放为不可杀的存在，因此具有了绝对的神圣性质。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的神性）意味着，人蕴含并且解释了一切价值，于是，人是万物的定价者。人用来自造神性的神迹，或者说人的神性的典型证据，就是“万能的”金钱和技术，这两者都使自然万物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我不敢肯定桑德尔教授是否同意关于现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尽管他批判了“万能的”金钱和技术。对此我想稍加论证。金钱的神性在于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现实的，金钱的本质意味着“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现实性，相反，它可以“万能地”兑换成任意某种现实性，因此金钱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质，一种超越的（transcendental）性质。类似地，技术是对自然所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类的欲求而“万能地”改变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变成它所不是的那样（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并非否认“人为”的意义，事实上，人为之事正是人类所以为人的证明，是人类作为伟大创造者的证明。但问题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变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会导致自我惩罚的灾难？会不会是人类过于自负的毁灭性冒险？技术的疑点在于：技术改变自然的依据是人的欲望，而不是关于自然的绝对知识，即上帝才拥有的那种“全知”，人显然缺乏此种全知，因此不可能给自然安排一种新的“先定和谐”（莱布尼兹），相反，往往只是了破坏自然的先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对自然的否定，因为技术是逆自然的；而工艺（arts）是对自然的致敬，因为工艺是顺自然的。
试图超越自然而证明人类的神权，这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而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共产主义。马克思要求人类解放自己，就是宣称人类具有神权，只不过其中的宗教性由原来被神拯救变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国际歌唱的：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现代对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对人类神权的追求，通常说成是对自由（liberty）的追求。只有彻底的自由才达到神性，于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则就仍然被某种桎梏所限制，因此，彻底解放不仅需要摆脱各种权力（王权、政府、教会、等级、习俗、传统价值观等等）的支配，还要摆脱自然的支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清解放与进步的内在关系：每一种进步都带来一种自由，都是走向最后解放的过程。
在进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论之前，每一种进步和解放都是主体性的凯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话、青霉素、X光、疫苗、个人权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当进步和解放最终遇到自身悖论，就可能由主体性的凯旋变成主体性的自我否定。这意味着，人的神话可能是有极限的，其实不可能化人为神。桑德尔集中讨论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话的一个极限。桑德尔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就是希望人的神话在其极限处能够停下来，不要去挑战自然的容忍底线。这样一种“及时刹车”的理智态度决非保守，而是“正常”。不过，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小心地理解这个日常词汇，否则会被质问：什么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确，就无法把任何事情说成不正常的了。为了避免误解，我愿意使用一个足够古老而不至于被“政治正确”所质问的词汇：中庸。桑德尔的立场可谓中庸之道，一方面是避免极端、留有余地的风险规避态度；另一面是对自然和传统智慧的敬意。
桑德尔试图说明，自然所给与我们的是足够好的礼物，包括我们的生命、身体和大脑，而随便修改自然之所与（the givens）是缺乏理由的冒险行为。不过，桑德尔没有拒绝那些合理的技术应用。那么，技术对自然进行什么样的改变算是合适的？这其中应该有个“度”——桑德尔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概念，但这个概念特别适合用来表达桑德尔要求的有节制的合理性。李泽厚论证过，“度”虽然难以一般地定义，但在具体实践中总是清楚明显的，因此“度”只能在具体语境下理解。以基因技术作为语境，桑德尔并不否认基因技术能够带来某些明显的好处，比如治疗多种疾病，这意味着他没有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而是反对滥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救死扶伤，那么是正当的；但如果基因技术被用来制造完美（所谓“比好更好”），那么就是可疑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正常状态就是“度”，纠正缺陷是正当的，而制造超常是可疑的。这种中庸之道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却未必被人们所接受呢？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有个著名论断：无人明知故犯（no one errs knowingly）。可是实际经验往往与之相反，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一个“反苏格拉底问题”：人们为何明知故犯？
一种观点是否有理是一回事，而是否有效又是另一回事。是否“有理”取决于理性论证，而是否“有效”却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时代需要。桑德尔论点虽然有理，但对于当代现实却未必有效，尽管人们不会反对明显有理的观点，但更可能以实际行动去拒绝或漠视它。为什么有理的观念不能必然成为有效的？为什么人类神话不能见好就收，及时刹车以避免陷于无法控制的灾难？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限发展、无限解放所蕴含的危险，但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发展和解放的巨大诱惑，即使是饮鸩止渴，也宁可飞蛾扑火。这个困境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在于整个现代性的逻辑——化人为神——所蕴含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的主体神性有其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作为人类整体的主体神性，就好像人类是一体化的神；另一面是作为独立、自主、平等个体的众人，类似于诸神。问题就在于主体性的两面并不一致，于是人的神性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于硬币两面的面值不一致所导致的混乱。人类主体性的一元神权如果不落实为个人主体诸神的神权，就等于没有解放任何一个人，就仍然是对人的专制，可是当把人类主体神权落实为个人主体的神权，却形成了互相矛盾的诸神，人的神性就在诸神的互相冲突中消散了。表现为实践的结果就是，对于人类整体的合理选择却未必是每个人的合理选择，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一个无法摆脱的基本困境：个人理性选择无法形成集体理性选择。
无限发展、无限进步、无限解放的现代神学所产生的错误即便是致命的，也并非不可救药，理性就被认为是解药。真正导致现代社会无法自身纠错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无法导致集体理性，这使得理性与理性的运用是矛盾的。既然现代的价值和利益的生效单位是个人，理性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定优先于理性用于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其逻辑结果就是使得合理或最优的集体选择成为不可能。于是，审慎的道德呼声就只是呼声而已，几乎不可能化为人们的集体选择。也许我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只能等待物极必反，等待人的神话的破灭，只有当人的神性被颠覆，人才能认清人的有限地位，从而乐意承担起人的责任，而不再把人伪装成神。
可是，人追求完美难道有错吗？但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完美”。对于古代人来说，完美是个完成式的概念，上帝或者自然就是完美的标准和榜样，人之所思所为都必须符合自然，才有可能接近完美。现代却把观念与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要求自然符合观念，完美就势必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开放概念，就像失去奥运精神的奥运会那样不断追求“更高更强更快”。根据人的观念去修改自然，意味着人能够定义什么是完美的，而无须听从自然，这正是人类试图自证其神性的追求。可问题是，当失去了自然的外在标准或参照，人就反而无从知道什么是完美了，对完美的想象和追求变成了一种无边的自由冒险。
人因为自由而好像具有了神性，但仍然存在着一个可以质疑人的神性的事实：人身就是一个未经选择的被给予的自然事实。这一点一直是主体神性的一个绝对界限，直到基因工程能够把人身也变成创作的材料和对象，因此，基因工程就成为证明人的神性的决定性最后一役（也许还需要加上电脑技术），但这将是最后审判还是最后解放，还有待未来去证实——所以说，有些事情只能等待，等待临界点。对于基因工程，科学家通常会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对于“这件事”能够获得足够可信的知识，但哲学家往往倾向于悲观或保守态度，因为关于“这件事”的充分知识相对于整个自然来说仍然非常有限。在此类事情上，知识论的争论其实没有很大意义，反正在最后的事实证明之前不可能见分晓。眼前的问题是，既然最终结果未卜，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质疑技术进步的意义吗？
技术进步能够减少生老病死、饥寒劳作的痛苦，特别是医药技术能够救死扶伤，可以说，减少痛苦就是技术进步的显然意义。不过，技术进步未必能够增加幸福。只要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不公和不平也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的一切矛盾将照原样存在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里。但这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不能因此怀疑技术进步的意义，政治和伦理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和伦理去解决。然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支付技术费用），因此，技术进步的一个可能的附带后果是扩大了强制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而间接地加深了政治问题。网络共产主义者Aaron Swartz在其“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o）里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网络上以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资源，把科学和学术这些本来应该共享的非商业资源变成商业谋利的资本，从而把相对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而既然“信息就是权力”，那么，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权力。可以想象，其他技术的享用也存在类似问题。
那么，假如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社会，公正、自由而平等，以至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能够公平而平等地得到皆大欢喜的分配和分享，又怎么样呢？桑德尔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桑德尔说，有一种据说能够避免种族主义或社会歧视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认为，如果社会是公平和自由的，那么基因改良的优生学就是显然的进步，因为人人都将得到改善。这种主张得到德沃金、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支持，诺齐克还想象了人人受惠的“基因超市”。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真实，事实上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并不足以实现公正、公平和平等，甚至人们名义上拥有的自由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能兑现为真实拥有的自由，即实质自由。这是自由主义自身的内在问题所致：只要社会的运行方式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那么，公正、公平和平等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近年来的“点共主义”，都已经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无需多论。但这个乌托邦假设仍然具有理论意义（或许未来可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公正而平等的社会，基因技术普遍惠及了所有人，在“基因超市”里，人人都吃了长命200岁的“彭祖仙丹”，人人都吃了智商200的“爱因斯坦灵丹”，人人都吃了“阿基里斯神药”或者“美人药片”，于是人人同样漂亮、聪明、强壮，社会游戏又会怎么样？
不妨先考虑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情况：假定法律允许每个运动员都吃药，每个人的记录都提高了，又怎么样？可以想象，按比例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比赛的变化。那么，以此类推，基因神药的情况必也类似，人人都获得生理改进，但人们的社会位置和社会竞争的情况并没有变化。可是，既然所有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这已经是一种超常的帕累托改进了，人们理应满意才对。在这样情况下，当然应该说，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还不能说，社会变得更好了，因为社会游戏并没有变化。假如人类能够对此状况感到满意，那么人类有福了，但是，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故事不可能就此止步，这个神话的逻辑注定了，人类必定试图把技术发展到“全知全能”的地步，于是人们就能够实现彻底的平等，只有彻底的平等才是进步和解放的结束语。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彻底平等”有两种可能性，人们会对哪一种比较满意呢？或者都不满意？
彻底平等的一种可能性是：基因神药让人不仅变得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让每个人变得同样聪明、同样健康、同样漂亮，千人一面，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也就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结局会令人不安？也许应该思考的是：人类会因此损失什么呢？我无法罗列人类的可能损失，但有一点大概可以预见：人类将失去文化。一旦人类统一于一个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动消失了。这一点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万能的神没有文化？因为神不需要外在标准，不需要任何批评标准，因此，主观就成为客观，文化就化为心理。可以说，万物齐一就不再有文化，物我为一就不再有文化。
彻底平等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对统一的完美概念不感兴趣，人人都宁愿是唯一的，而基因神药使得人人能够自由创作自身，于是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这听起来有些类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想象），人人都按照自己独特的偏好把自己创作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人的存在和价值都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人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样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也是彻底解放的故事的一个可能结局。那么，这种结局是否好过第一种呢？也许，但取消一切比较标准的结局同样也是文化的终结，这一点倒是殊途同归。彻底多元化同样导致标准的丧失，它不否认任何事物的价值，而是通过承认一切事物的平等价值而达到取消任何价值：既然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自证，平等而不可通约，那么，也就无所谓价值了，一切价值在得到普遍承认的同时也就被普遍否定了。
这里我愿意提到桑德尔开篇就讨论的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对夫妇是后天聋人，他们想要一个也耳聋的小孩。他们认为，耳聋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文化身份，而且与其他任何身份同等好，是一种值得自豪的身份。为了确保小孩是聋人，他们找到数代天生的聋人进行人工授精而得到了聋小孩。这个例子已经预示了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的故事结局。未来人类是否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
无论人类有了多少知识，未来依然永不可测（休谟原理），因此科学无法确保人类故事不会有一个自食其果的坏结局，所以桑德尔不断强调人有必要尊重自然之道、尊重自然的礼物、尊重自然的偶然创造、尊重自然的界限。这虽是令人敬重的观点，却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科学主义的完美梦想。德沃金就暗示说，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替上帝去改进自然而使之更加完美，既然人类有能力追求完美，又有可能实现平等，怎么就不可以呢？正因为未来不可知，因此我们既无法证明科学冒险必将成功，也无法证明它必将失败，于是，桑德尔的自然主义观点不足以驳倒人定胜天的完美主义，我在这里所表达的也只是一种怀疑论的疑问，也不足以驳倒人类追求完美的冒险。不过，桑德尔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经验，特殊的个人经历，无法预制的生命经验，在不确定性中成长的经验，才是生活意义的基础。因此，即使科学总是节节胜利，也仍然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基因工程以及各种技术在预制人生时，计划剥夺了经验，同时也就剥夺了生命历程无法还原的意义。因此，桑德尔可以这样回应德沃金：如果完美不是一个偶然生成的故事，而是一种预订的产品，那么完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每个人的经验。
前言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并不是他最有名或最畅销的著作，然而却可能是争议性最大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作品。
公平、正义原本就是个不容易有完美答案的议题，若是再加上尚未被明确而妥善规范的新科技所衍生出的规范，就显得更加棘手。而当我们遇上的高科技是足以改变我们自身遗传物质的基因科技时，所引发的争议与论战就更不是能从现今的状况、科技的应用范围、政府的规范、宗教与哲学、伦理道德等的角度来解决的了。于是，常常产生各说各话而无法充分沟通的状况，以至于成为有心的政治人物误导人民的工具，或无知的决策者祸延子孙的无心之举。
然而，纯粹的公平、正义真的存在吗？换句话说，有可能从任何角度看起来都是公平与正义的吗？我相信，就算有，也只是在极少数的特例中，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中应该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那遇到关系重大的议题时，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此外，在追求重大议题的公平与正义时，到底要追求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极致吗？而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吗？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作者却在一波又一波的论证中阐述他的立场。由于作者论理流畅，所以笔者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读完了一遍；然而读后在脑中萦绕的思绪却久久无法散去。例如，笔者服务的公司最近有同事喜获麟儿，所有的父母当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因此当读到书中提到的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听不到并不是一种一般人认为的缺憾，而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时，我感到震惊不已！作者马上就问：“为何世人觉得父母愿意花钱利用科技选择生男生女，或找优质精子或卵子的捐赠者是合理而可接受的尝试，然而当听到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呢？”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
基因科技有别于先前的优生学观念之处，在于这个新的科技虽然发展的初衷是为了要医治或改善疾病，然而它似乎也带来了令人们困扰的副作用，即使父母可以决定或选取子女的基因组成，来达到原本可能要经过长时间努力才能获得的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基因科技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可能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情形下改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或现今达成的平衡。许多人可能认为，基因科技的出现就像运动员使用禁药的问题，要从对运动员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对其他选手的公平性问题着手来探讨；然而作者却是从生命是一个特别的礼物的观点为基础，从而阐述生命的不可全然掌握及不可预知的多样性。若是父母可以通过基因科技来设计或订做子女，原本两者存在的生育及养育的关系似乎也可能成为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从属关系，当然也会衍生出新的责任与义务问题。
遗传工程如何让人感到不安？
苏东坡有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千百年来，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子女能才华出众、功成名就。但正如苏东坡的这首诗中所描述的，世间的事情其实很难说，再聪明的人也难逃命运的玩弄。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中，作者先以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聋的小孩所引发的反对言论，以及许多父母愿意花大把钞票来获得他们主观认定的优质精子或卵子，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现象来讨论基因改良的一些相关道德问题。遗传工程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使我们能操控我们的自然状态。作者列举了几项已经引发强烈争议的问题，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强化肌肉的努力、与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的记忆力及身高问题，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性别选择，来试图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道德不安。然而，在这个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虽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确地表达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却并不容易。最有可能让人思考的方向有：被设计者的自主权问题、共同参与者的公平问题、个体健康安全问题、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差异，以及胚胎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是个有人权的个体等等。
运动精神渐渐转变成表演？
接下来，作者在第二章（生化运动员）中指出：在基因科技的推进中，备受人们喜爱的体育和艺术表现中颂扬天分和禀赋的那个部分已一步步被侵蚀了。运动赛事中最能激励人心的，莫过于运动员经过长年的苦练继而在国际赛事中脱颖而出；但是运动赛事的商业利益很大，再加上社会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赢者全拿的心态，许多人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然而为了能强化与彰显运动项目的核心价值，许多增强表现的媒介也逐渐不再被允许，似乎在低科技辅助下的高技术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例如，虽然功能性的球鞋与服装可以使用，但是希望借由模拟高山缺氧训练环境来提高心肺功能的“高原屋”，却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考虑是否应该禁止，原因是奥委会早已经禁止运动员借由其他增加红血球浓度以提升耐力的方法，包括输血和注射原本用于洗肾病人的红血球生成素（EPO）。作者不禁要问：“我们如何区分这些新科技所带来的增进比赛和败坏比赛的改变呢？”他认为答案需着眼于运动的本质，并取决于新科技是突显还是扭曲最佳选手的天分和技能。当然这个争论并不只限于体育界，在音乐界的困境一样发人深省！据说，有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为了在台上能消除紧张，使用乙型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来镇定神经。反对的人主张，靠药物镇定的表演是一种欺骗行为；赞成的人则认为，药物只是单纯地消除与主要表演较无关的麻烦，表演者反而因此更能展现真正的音乐天赋。遗传工程这个新科技，已让许多原本要彰显长期努力的特定核心本质的比重降低，继之而起的却是表演成分的提高。
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
接下来在第三章“父母打造订做的孩子”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念：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虽然对于任何人而言，亲子关系都胜过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但因为天赋的不可预知性，我们并不期待父母为子女的一切全负责；这也就是神学家威廉·梅所谓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不过，为了求取下一代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父母聘请升学顾问的比例大为提高。这些收费昂贵的升学顾问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不是指导入学申请，而是“指引人生！”；反观台湾的父母也不遑多让，孩子从小就有各种学科与术科的补习。前些时日，国外媒体甚至报导了内地学生为了准备高考，全班同学集体打点滴以增强体力的怪异现象。然而生物医药科技的知识又给了父母另一项选择，也就是求助于强化专心与注意力的兴奋剂，如利他能及阿迪罗等。这一类药物在过去十多年来的产量需求都增长了几十倍，彰显出这种唯利是图的制药产业与父母师长求好心切的扭曲现象。虽说父母有栽培孩子的天职，以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和天分，但正如文中专家所指出的，这样的爱有两个面向：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肯定孩子的本质（也就是接受子女先天的组成），而转化的爱则追求孩子的福利（也就是极力促进子女后天发展的机会）。然而上面许多扭曲的情况表明，野心过度的父母很容易在转化的爱上得意忘形——从孩子身上敦促和要求各式各样的成就，极力追求完美。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个恩赐，他们是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代表。”
我们想过擦枪走火可能引发的代价吗？
追求后代的优越若是越过了个人与家庭的层次，又可能到什么程度？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社会与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件，例如，20世纪初，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写信给长岛冷泉港优生学改革者达文波特时说：“ ……我们没有职责允许错误类型的公民生育后代”；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恶名昭彰的巴克对贝尔诉讼案件中，支持绝育法律符合宪法；二战期间，希特勒推行的优生学超过了绝育范畴，直指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些旧优生学的严重问题是，社会国家的不中立，导致沉重的责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势者的身上，让他们不公正且非自愿地受到隔离或被迫绝育。于是，自由市场优生学或者自由主义的优生学继之而起，让人们有意识地通过所谓的“基因超市”自行构思所欲订制的子女，以协助孩子取得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能有所成就的条件。
作者认为假如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也不指引孩子向特定的职业或生活计划，在道德上是容许的。虽不完全同意，但他引述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反对新优生学的观点：基因干预用来选择或改良孩子直接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则；之所以违反自主权，是由于基因计划养成的人无法把自己看待为“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而逐渐削弱了的平等，则是因为破坏了亲子之间“人与人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对称关系”。这种不对称关系的产生是因为，一旦父母成为孩子的设计者，就会无可避免地带来对孩子的人生责任，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这说明为什么经过基因设计的孩子，在某个程度上对设计孩子的父母有义务和附属的关系；而生命起点是非经基因设计的孩子则没有这个问题。
过度积极（普罗米修斯式）的父母是否会剥夺孩子原本的天赋与人类社会原有的平衡？
作者其实想要传达的是更广义的概念：想要排除偶发性和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贬低了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并破坏了父母养育子女的、由无条件的爱所规范的社会实践的那一份亲情；而这将会改变我们道德观中的三大关键——谦卑、责任与团结。作者认为：“假如大家习惯于基因上的自我改进，社会谦卑的基础也会被削弱；父母必须为帮孩子选择（或是没有选择）对的特质负责，而这责任会扩张到令人畏惧的规模；然后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我们跟比我们不幸的人团结的意识，终而让长久以来维系共同大我整体利益与团结的各种保险系统彻底瓦解。”
激荡出对现今自身问题的想法
作者对这个跨物种、跨时代、跨越自身限制议题的多重论证，也让我们不由得考虑当今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一些与公平、正义有关的议题，例如：关系到投资人自身权益的证所税（公平正义若是使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进而引发恐慌与系统性崩盘该怎么办？）、濒临破产但却想到抽取补充保费的二代医保（医疗体系捉襟见肘，却由与健康不直接相关的存款、加班费等来源课征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以及媒体人宣告只领起薪2.2万的失落的一代。（以制造业为核心思维的政府，与企业为了维持短期的成本优势的竞争力，却一步步地让我们的薪资水平几乎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吊车尾，甚至让许多高阶人力背井离乡，踏上与家人长期分离的不归路！这种用未来几代人的命运换来短暂的且已过去的成本优势是值得的吗？是合乎公平正义的吗？）
不要急着帮未来做决定！
作者在这本书中引述了在这场基因科技论战中的许多论点，也毫不留情地对他反对的论点提出了强烈的批判。笔者认为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作者的论点，因为基因科技对我们各个层面的影响还在不断地发生，许多新的证据或决策很可能会让之前的想法与决策显得不符合时宜。然而，笔者觉得经过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跨越个人、社会、国家、宗教、物种，甚至于深沉到宇宙中平衡定位的论战中所需拥有的胸怀。
因为在现今的台湾，我们已经习惯于只关心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物，而对间接或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影响的事情的关切程度都很低。所以，笔者希望读者们能在读这本书之前以及之后都能停下来想想下面的几个议题。也许这些议题可以在您读这本书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也许能在读完之后持续激发新的想法。
一、现在的好等于未来的好吗：我们当下认定是好的、优越的、成功的因素、条件或目标，在未来也是好的吗？简单来说，我们真的这么有信心自己有能力帮后代决定他们的未来？笔者记得，在读书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诫再三要努力向上，看能不能考上医学院日后做个医生。但是任谁也没想到，能全面普及的医保，在台湾让医疗体系势力的平衡在多年运作后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现在的医生工时长、责任重，还常常面临法律的风险，导致许多医生都酝酿出走。所以，之前认定的好，不见得等于现在的好，更不一定会是未来的好。
二、好的基因Vs.好的神经：先天有好的基因比较容易成功吗？其实后天的环境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同卵的双胞胎出生后若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命运也会大不同的道理。许多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也发现，神经的连结与裁剪受到我们的经验、文化、价值观等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即使拥有相同的基因，但后天环境不同也会造就不同的未来。所以，与其费心地改善不好的基因，还不如以健康快乐的人生观来迎接各种挑战！
三、适者生存Vs.强者胜出：想用基因科技以现在认定的好坏来设计下一代其实是缘木求鱼的。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关于征求优质精子或卵子的例子，这些父母以体型或学习成果作为筛选生殖细胞的标准，姑且假设这些特质都可以完全地表现在子女的身上，而且维持此优势也不需额外的投入，结果却是产生了充其量只能在所选定项目中占优势的后代。也就是说，这些被设计的子女在这些特质上比未经特殊设计的人表现得好。然而问题是，从古至今没有什么特质可以长期而稳定地保持优势；而且，常常在某一时空下的优势，到了另一个时空下反而成了劣势！生物界的优胜劣败从来就不是指向某些特质的强者胜出，反而总是适者生存！
完美是最好的么？
在具体论题上，桑德尔教授这本书针对的是人类试图以科学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改善人自身之自然性质的问题，而从其深层问题去看，这本书处理的是关于“未来”的理解，即人类如何对待作为不确定可能性的未来，这同时也是人类应该如何接受自然之所与（the given by the nature）的问题，或者说，人应该如何接受自身作为一个偶然存在。www.Pinwenba.com我很荣幸能够为桑德尔教授这本讨论前沿问题的精彩著作中文版写一个导论。
3月初波士顿依然大雪纷飞，桑德尔教授与我约好在哈佛“教工会所”吃饭聊天。既然要给他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序，我本想主要讨论这本书涉及的问题，但结果我们却顺其自然地更多讨论了他另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的主题：金钱，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现实似乎显得比未来更迫切——尽管未必如此，如果有些现实问题使我们一筹莫展，我们就只好等着，什么也不做。按齐泽克（Zizek）的说法，我们不应该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我们就守株待兔！又怎么样？”金钱的统治正是人们深感不满而又无力以抗的现实，人们甚至屈服于金钱统治并与之共谋，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桑德尔相信，我们至少可以加以批判，所以他就进行了深入批判。不过此种批判只是指出了金钱统治的困境，却仍然未能指出摆脱金钱统治之路。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说法其实稍有歧义，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说“金钱不应该买什么”，至于“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乐观的余地。金钱能够购买一切，这是马克思早已确认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却一直都没有成功。桑德尔说他在十多个国家做过关于金钱问题的哲学报告，多数国家的听众都非常同意金钱必须有所不能，但是——他让我猜，哪两个国家有相对多的听众对他的金钱批判不以为然，我猜对了：美国和中国。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美国和中国是对资本主义最感兴趣的国家。
桑德尔这两本书的共同语境都是资本主义，而其核心问题却涉及整个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我愿意把它说成：现代性的宗教性。上帝死了（尼采）只是告别了宗教，却没有告别宗教性。换句话说，现代不再以宗教作为思想界限和价值来源，这只是脱离了宗教，却没有脱离宗教性，而是把现代性变成一种宗教性——我相信这是现代性的隐秘精神。现代性的宗教性集中表现为人定胜天的进步观和人权。进步观和人权意味着人的神权，意味着人决心把人变成神，尽管在现实上尚未实现为神，但已经在概念上先行自诩为神，而且以概念作为抵押而预支了神权。人权就是人的神权，按照人权概念，杀人就是杀神（当然，后现代的激进左派会揭露人权在实践上的虚伪：并非所有地方或所有人的人权都被一视同仁。在此不论）。人权被认为是最大的进步之一种：人被解放为不可杀的存在，因此具有了绝对的神圣性质。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的神性）意味着，人蕴含并且解释了一切价值，于是，人是万物的定价者。人用来自造神性的神迹，或者说人的神性的典型证据，就是“万能的”金钱和技术，这两者都使自然万物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我不敢肯定桑德尔教授是否同意关于现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尽管他批判了“万能的”金钱和技术。对此我想稍加论证。金钱的神性在于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现实的，金钱的本质意味着“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现实性，相反，它可以“万能地”兑换成任意某种现实性，因此金钱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质，一种超越的（transcendental）性质。类似地，技术是对自然所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类的欲求而“万能地”改变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变成它所不是的那样（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并非否认“人为”的意义，事实上，人为之事正是人类所以为人的证明，是人类作为伟大创造者的证明。但问题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变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会导致自我惩罚的灾难？会不会是人类过于自负的毁灭性冒险？技术的疑点在于：技术改变自然的依据是人的欲望，而不是关于自然的绝对知识，即上帝才拥有的那种“全知”，人显然缺乏此种全知，因此不可能给自然安排一种新的“先定和谐”（莱布尼兹），相反，往往只是了破坏自然的先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对自然的否定，因为技术是逆自然的；而工艺（arts）是对自然的致敬，因为工艺是顺自然的。
试图超越自然而证明人类的神权，这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而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共产主义。马克思要求人类解放自己，就是宣称人类具有神权，只不过其中的宗教性由原来被神拯救变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国际歌唱的：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现代对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对人类神权的追求，通常说成是对自由（liberty）的追求。只有彻底的自由才达到神性，于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则就仍然被某种桎梏所限制，因此，彻底解放不仅需要摆脱各种权力（王权、政府、教会、等级、习俗、传统价值观等等）的支配，还要摆脱自然的支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清解放与进步的内在关系：每一种进步都带来一种自由，都是走向最后解放的过程。
在进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论之前，每一种进步和解放都是主体性的凯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话、青霉素、X光、疫苗、个人权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当进步和解放最终遇到自身悖论，就可能由主体性的凯旋变成主体性的自我否定。这意味着，人的神话可能是有极限的，其实不可能化人为神。桑德尔集中讨论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话的一个极限。桑德尔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就是希望人的神话在其极限处能够停下来，不要去挑战自然的容忍底线。这样一种“及时刹车”的理智态度决非保守，而是“正常”。不过，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小心地理解这个日常词汇，否则会被质问：什么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确，就无法把任何事情说成不正常的了。为了避免误解，我愿意使用一个足够古老而不至于被“政治正确”所质问的词汇：中庸。桑德尔的立场可谓中庸之道，一方面是避免极端、留有余地的风险规避态度；另一面是对自然和传统智慧的敬意。
桑德尔试图说明，自然所给与我们的是足够好的礼物，包括我们的生命、身体和大脑，而随便修改自然之所与（the givens）是缺乏理由的冒险行为。不过，桑德尔没有拒绝那些合理的技术应用。那么，技术对自然进行什么样的改变算是合适的？这其中应该有个“度”——桑德尔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概念，但这个概念特别适合用来表达桑德尔要求的有节制的合理性。李泽厚论证过，“度”虽然难以一般地定义，但在具体实践中总是清楚明显的，因此“度”只能在具体语境下理解。以基因技术作为语境，桑德尔并不否认基因技术能够带来某些明显的好处，比如治疗多种疾病，这意味着他没有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而是反对滥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救死扶伤，那么是正当的；但如果基因技术被用来制造完美（所谓“比好更好”），那么就是可疑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正常状态就是“度”，纠正缺陷是正当的，而制造超常是可疑的。这种中庸之道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却未必被人们所接受呢？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有个著名论断：无人明知故犯（no one errs knowingly）。可是实际经验往往与之相反，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一个“反苏格拉底问题”：人们为何明知故犯？
一种观点是否有理是一回事，而是否有效又是另一回事。是否“有理”取决于理性论证，而是否“有效”却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时代需要。桑德尔论点虽然有理，但对于当代现实却未必有效，尽管人们不会反对明显有理的观点，但更可能以实际行动去拒绝或漠视它。为什么有理的观念不能必然成为有效的？为什么人类神话不能见好就收，及时刹车以避免陷于无法控制的灾难？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限发展、无限解放所蕴含的危险，但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发展和解放的巨大诱惑，即使是饮鸩止渴，也宁可飞蛾扑火。这个困境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在于整个现代性的逻辑——化人为神——所蕴含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的主体神性有其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作为人类整体的主体神性，就好像人类是一体化的神；另一面是作为独立、自主、平等个体的众人，类似于诸神。问题就在于主体性的两面并不一致，于是人的神性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于硬币两面的面值不一致所导致的混乱。人类主体性的一元神权如果不落实为个人主体诸神的神权，就等于没有解放任何一个人，就仍然是对人的专制，可是当把人类主体神权落实为个人主体的神权，却形成了互相矛盾的诸神，人的神性就在诸神的互相冲突中消散了。表现为实践的结果就是，对于人类整体的合理选择却未必是每个人的合理选择，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一个无法摆脱的基本困境：个人理性选择无法形成集体理性选择。
无限发展、无限进步、无限解放的现代神学所产生的错误即便是致命的，也并非不可救药，理性就被认为是解药。真正导致现代社会无法自身纠错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无法导致集体理性，这使得理性与理性的运用是矛盾的。既然现代的价值和利益的生效单位是个人，理性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定优先于理性用于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其逻辑结果就是使得合理或最优的集体选择成为不可能。于是，审慎的道德呼声就只是呼声而已，几乎不可能化为人们的集体选择。也许我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只能等待物极必反，等待人的神话的破灭，只有当人的神性被颠覆，人才能认清人的有限地位，从而乐意承担起人的责任，而不再把人伪装成神。
可是，人追求完美难道有错吗？但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完美”。对于古代人来说，完美是个完成式的概念，上帝或者自然就是完美的标准和榜样，人之所思所为都必须符合自然，才有可能接近完美。现代却把观念与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要求自然符合观念，完美就势必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开放概念，就像失去奥运精神的奥运会那样不断追求“更高更强更快”。根据人的观念去修改自然，意味着人能够定义什么是完美的，而无须听从自然，这正是人类试图自证其神性的追求。可问题是，当失去了自然的外在标准或参照，人就反而无从知道什么是完美了，对完美的想象和追求变成了一种无边的自由冒险。
人因为自由而好像具有了神性，但仍然存在着一个可以质疑人的神性的事实：人身就是一个未经选择的被给予的自然事实。这一点一直是主体神性的一个绝对界限，直到基因工程能够把人身也变成创作的材料和对象，因此，基因工程就成为证明人的神性的决定性最后一役（也许还需要加上电脑技术），但这将是最后审判还是最后解放，还有待未来去证实——所以说，有些事情只能等待，等待临界点。对于基因工程，科学家通常会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对于“这件事”能够获得足够可信的知识，但哲学家往往倾向于悲观或保守态度，因为关于“这件事”的充分知识相对于整个自然来说仍然非常有限。在此类事情上，知识论的争论其实没有很大意义，反正在最后的事实证明之前不可能见分晓。眼前的问题是，既然最终结果未卜，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质疑技术进步的意义吗？
技术进步能够减少生老病死、饥寒劳作的痛苦，特别是医药技术能够救死扶伤，可以说，减少痛苦就是技术进步的显然意义。不过，技术进步未必能够增加幸福。只要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不公和不平也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的一切矛盾将照原样存在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里。但这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不能因此怀疑技术进步的意义，政治和伦理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和伦理去解决。然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支付技术费用），因此，技术进步的一个可能的附带后果是扩大了强制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而间接地加深了政治问题。网络共产主义者Aaron Swartz在其“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o）里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网络上以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资源，把科学和学术这些本来应该共享的非商业资源变成商业谋利的资本，从而把相对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而既然“信息就是权力”，那么，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权力。可以想象，其他技术的享用也存在类似问题。
那么，假如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社会，公正、自由而平等，以至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能够公平而平等地得到皆大欢喜的分配和分享，又怎么样呢？桑德尔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桑德尔说，有一种据说能够避免种族主义或社会歧视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认为，如果社会是公平和自由的，那么基因改良的优生学就是显然的进步，因为人人都将得到改善。这种主张得到德沃金、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支持，诺齐克还想象了人人受惠的“基因超市”。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真实，事实上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并不足以实现公正、公平和平等，甚至人们名义上拥有的自由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能兑现为真实拥有的自由，即实质自由。这是自由主义自身的内在问题所致：只要社会的运行方式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那么，公正、公平和平等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近年来的“点共主义”，都已经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无需多论。但这个乌托邦假设仍然具有理论意义（或许未来可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公正而平等的社会，基因技术普遍惠及了所有人，在“基因超市”里，人人都吃了长命200岁的“彭祖仙丹”，人人都吃了智商200的“爱因斯坦灵丹”，人人都吃了“阿基里斯神药”或者“美人药片”，于是人人同样漂亮、聪明、强壮，社会游戏又会怎么样？
不妨先考虑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情况：假定法律允许每个运动员都吃药，每个人的记录都提高了，又怎么样？可以想象，按比例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比赛的变化。那么，以此类推，基因神药的情况必也类似，人人都获得生理改进，但人们的社会位置和社会竞争的情况并没有变化。可是，既然所有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这已经是一种超常的帕累托改进了，人们理应满意才对。在这样情况下，当然应该说，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还不能说，社会变得更好了，因为社会游戏并没有变化。假如人类能够对此状况感到满意，那么人类有福了，但是，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故事不可能就此止步，这个神话的逻辑注定了，人类必定试图把技术发展到“全知全能”的地步，于是人们就能够实现彻底的平等，只有彻底的平等才是进步和解放的结束语。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彻底平等”有两种可能性，人们会对哪一种比较满意呢？或者都不满意？
彻底平等的一种可能性是：基因神药让人不仅变得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让每个人变得同样聪明、同样健康、同样漂亮，千人一面，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也就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结局会令人不安？也许应该思考的是：人类会因此损失什么呢？我无法罗列人类的可能损失，但有一点大概可以预见：人类将失去文化。一旦人类统一于一个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动消失了。这一点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万能的神没有文化？因为神不需要外在标准，不需要任何批评标准，因此，主观就成为客观，文化就化为心理。可以说，万物齐一就不再有文化，物我为一就不再有文化。
彻底平等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对统一的完美概念不感兴趣，人人都宁愿是唯一的，而基因神药使得人人能够自由创作自身，于是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这听起来有些类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想象），人人都按照自己独特的偏好把自己创作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人的存在和价值都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人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样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也是彻底解放的故事的一个可能结局。那么，这种结局是否好过第一种呢？也许，但取消一切比较标准的结局同样也是文化的终结，这一点倒是殊途同归。彻底多元化同样导致标准的丧失，它不否认任何事物的价值，而是通过承认一切事物的平等价值而达到取消任何价值：既然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自证，平等而不可通约，那么，也就无所谓价值了，一切价值在得到普遍承认的同时也就被普遍否定了。
这里我愿意提到桑德尔开篇就讨论的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对夫妇是后天聋人，他们想要一个也耳聋的小孩。他们认为，耳聋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文化身份，而且与其他任何身份同等好，是一种值得自豪的身份。为了确保小孩是聋人，他们找到数代天生的聋人进行人工授精而得到了聋小孩。这个例子已经预示了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的故事结局。未来人类是否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
无论人类有了多少知识，未来依然永不可测（休谟原理），因此科学无法确保人类故事不会有一个自食其果的坏结局，所以桑德尔不断强调人有必要尊重自然之道、尊重自然的礼物、尊重自然的偶然创造、尊重自然的界限。这虽是令人敬重的观点，却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科学主义的完美梦想。德沃金就暗示说，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替上帝去改进自然而使之更加完美，既然人类有能力追求完美，又有可能实现平等，怎么就不可以呢？正因为未来不可知，因此我们既无法证明科学冒险必将成功，也无法证明它必将失败，于是，桑德尔的自然主义观点不足以驳倒人定胜天的完美主义，我在这里所表达的也只是一种怀疑论的疑问，也不足以驳倒人类追求完美的冒险。不过，桑德尔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经验，特殊的个人经历，无法预制的生命经验，在不确定性中成长的经验，才是生活意义的基础。因此，即使科学总是节节胜利，也仍然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基因工程以及各种技术在预制人生时，计划剥夺了经验，同时也就剥夺了生命历程无法还原的意义。因此，桑德尔可以这样回应德沃金：如果完美不是一个偶然生成的故事，而是一种预订的产品，那么完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每个人的经验。
前言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并不是他最有名或最畅销的著作，然而却可能是争议性最大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作品。
公平、正义原本就是个不容易有完美答案的议题，若是再加上尚未被明确而妥善规范的新科技所衍生出的规范，就显得更加棘手。而当我们遇上的高科技是足以改变我们自身遗传物质的基因科技时，所引发的争议与论战就更不是能从现今的状况、科技的应用范围、政府的规范、宗教与哲学、伦理道德等的角度来解决的了。于是，常常产生各说各话而无法充分沟通的状况，以至于成为有心的政治人物误导人民的工具，或无知的决策者祸延子孙的无心之举。
然而，纯粹的公平、正义真的存在吗？换句话说，有可能从任何角度看起来都是公平与正义的吗？我相信，就算有，也只是在极少数的特例中，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中应该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那遇到关系重大的议题时，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此外，在追求重大议题的公平与正义时，到底要追求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极致吗？而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吗？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作者却在一波又一波的论证中阐述他的立场。由于作者论理流畅，所以笔者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读完了一遍；然而读后在脑中萦绕的思绪却久久无法散去。例如，笔者服务的公司最近有同事喜获麟儿，所有的父母当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因此当读到书中提到的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听不到并不是一种一般人认为的缺憾，而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时，我感到震惊不已！作者马上就问：“为何世人觉得父母愿意花钱利用科技选择生男生女，或找优质精子或卵子的捐赠者是合理而可接受的尝试，然而当听到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呢？”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
基因科技有别于先前的优生学观念之处，在于这个新的科技虽然发展的初衷是为了要医治或改善疾病，然而它似乎也带来了令人们困扰的副作用，即使父母可以决定或选取子女的基因组成，来达到原本可能要经过长时间努力才能获得的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基因科技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可能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情形下改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或现今达成的平衡。许多人可能认为，基因科技的出现就像运动员使用禁药的问题，要从对运动员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对其他选手的公平性问题着手来探讨；然而作者却是从生命是一个特别的礼物的观点为基础，从而阐述生命的不可全然掌握及不可预知的多样性。若是父母可以通过基因科技来设计或订做子女，原本两者存在的生育及养育的关系似乎也可能成为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从属关系，当然也会衍生出新的责任与义务问题。
遗传工程如何让人感到不安？
苏东坡有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千百年来，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子女能才华出众、功成名就。但正如苏东坡的这首诗中所描述的，世间的事情其实很难说，再聪明的人也难逃命运的玩弄。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中，作者先以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聋的小孩所引发的反对言论，以及许多父母愿意花大把钞票来获得他们主观认定的优质精子或卵子，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现象来讨论基因改良的一些相关道德问题。遗传工程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使我们能操控我们的自然状态。作者列举了几项已经引发强烈争议的问题，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强化肌肉的努力、与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的记忆力及身高问题，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性别选择，来试图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道德不安。然而，在这个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虽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确地表达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却并不容易。最有可能让人思考的方向有：被设计者的自主权问题、共同参与者的公平问题、个体健康安全问题、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差异，以及胚胎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是个有人权的个体等等。
运动精神渐渐转变成表演？
接下来，作者在第二章（生化运动员）中指出：在基因科技的推进中，备受人们喜爱的体育和艺术表现中颂扬天分和禀赋的那个部分已一步步被侵蚀了。运动赛事中最能激励人心的，莫过于运动员经过长年的苦练继而在国际赛事中脱颖而出；但是运动赛事的商业利益很大，再加上社会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赢者全拿的心态，许多人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然而为了能强化与彰显运动项目的核心价值，许多增强表现的媒介也逐渐不再被允许，似乎在低科技辅助下的高技术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例如，虽然功能性的球鞋与服装可以使用，但是希望借由模拟高山缺氧训练环境来提高心肺功能的“高原屋”，却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考虑是否应该禁止，原因是奥委会早已经禁止运动员借由其他增加红血球浓度以提升耐力的方法，包括输血和注射原本用于洗肾病人的红血球生成素（EPO）。作者不禁要问：“我们如何区分这些新科技所带来的增进比赛和败坏比赛的改变呢？”他认为答案需着眼于运动的本质，并取决于新科技是突显还是扭曲最佳选手的天分和技能。当然这个争论并不只限于体育界，在音乐界的困境一样发人深省！据说，有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为了在台上能消除紧张，使用乙型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来镇定神经。反对的人主张，靠药物镇定的表演是一种欺骗行为；赞成的人则认为，药物只是单纯地消除与主要表演较无关的麻烦，表演者反而因此更能展现真正的音乐天赋。遗传工程这个新科技，已让许多原本要彰显长期努力的特定核心本质的比重降低，继之而起的却是表演成分的提高。
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
接下来在第三章“父母打造订做的孩子”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念：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虽然对于任何人而言，亲子关系都胜过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但因为天赋的不可预知性，我们并不期待父母为子女的一切全负责；这也就是神学家威廉·梅所谓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不过，为了求取下一代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父母聘请升学顾问的比例大为提高。这些收费昂贵的升学顾问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不是指导入学申请，而是“指引人生！”；反观台湾的父母也不遑多让，孩子从小就有各种学科与术科的补习。前些时日，国外媒体甚至报导了内地学生为了准备高考，全班同学集体打点滴以增强体力的怪异现象。然而生物医药科技的知识又给了父母另一项选择，也就是求助于强化专心与注意力的兴奋剂，如利他能及阿迪罗等。这一类药物在过去十多年来的产量需求都增长了几十倍，彰显出这种唯利是图的制药产业与父母师长求好心切的扭曲现象。虽说父母有栽培孩子的天职，以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和天分，但正如文中专家所指出的，这样的爱有两个面向：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肯定孩子的本质（也就是接受子女先天的组成），而转化的爱则追求孩子的福利（也就是极力促进子女后天发展的机会）。然而上面许多扭曲的情况表明，野心过度的父母很容易在转化的爱上得意忘形——从孩子身上敦促和要求各式各样的成就，极力追求完美。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个恩赐，他们是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代表。”
我们想过擦枪走火可能引发的代价吗？
追求后代的优越若是越过了个人与家庭的层次，又可能到什么程度？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社会与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件，例如，20世纪初，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写信给长岛冷泉港优生学改革者达文波特时说：“ ……我们没有职责允许错误类型的公民生育后代”；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恶名昭彰的巴克对贝尔诉讼案件中，支持绝育法律符合宪法；二战期间，希特勒推行的优生学超过了绝育范畴，直指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些旧优生学的严重问题是，社会国家的不中立，导致沉重的责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势者的身上，让他们不公正且非自愿地受到隔离或被迫绝育。于是，自由市场优生学或者自由主义的优生学继之而起，让人们有意识地通过所谓的“基因超市”自行构思所欲订制的子女，以协助孩子取得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能有所成就的条件。
作者认为假如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也不指引孩子向特定的职业或生活计划，在道德上是容许的。虽不完全同意，但他引述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反对新优生学的观点：基因干预用来选择或改良孩子直接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则；之所以违反自主权，是由于基因计划养成的人无法把自己看待为“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而逐渐削弱了的平等，则是因为破坏了亲子之间“人与人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对称关系”。这种不对称关系的产生是因为，一旦父母成为孩子的设计者，就会无可避免地带来对孩子的人生责任，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这说明为什么经过基因设计的孩子，在某个程度上对设计孩子的父母有义务和附属的关系；而生命起点是非经基因设计的孩子则没有这个问题。
过度积极（普罗米修斯式）的父母是否会剥夺孩子原本的天赋与人类社会原有的平衡？
作者其实想要传达的是更广义的概念：想要排除偶发性和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贬低了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并破坏了父母养育子女的、由无条件的爱所规范的社会实践的那一份亲情；而这将会改变我们道德观中的三大关键——谦卑、责任与团结。作者认为：“假如大家习惯于基因上的自我改进，社会谦卑的基础也会被削弱；父母必须为帮孩子选择（或是没有选择）对的特质负责，而这责任会扩张到令人畏惧的规模；然后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我们跟比我们不幸的人团结的意识，终而让长久以来维系共同大我整体利益与团结的各种保险系统彻底瓦解。”
激荡出对现今自身问题的想法
作者对这个跨物种、跨时代、跨越自身限制议题的多重论证，也让我们不由得考虑当今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一些与公平、正义有关的议题，例如：关系到投资人自身权益的证所税（公平正义若是使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进而引发恐慌与系统性崩盘该怎么办？）、濒临破产但却想到抽取补充保费的二代医保（医疗体系捉襟见肘，却由与健康不直接相关的存款、加班费等来源课征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以及媒体人宣告只领起薪2.2万的失落的一代。（以制造业为核心思维的政府，与企业为了维持短期的成本优势的竞争力，却一步步地让我们的薪资水平几乎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吊车尾，甚至让许多高阶人力背井离乡，踏上与家人长期分离的不归路！这种用未来几代人的命运换来短暂的且已过去的成本优势是值得的吗？是合乎公平正义的吗？）
不要急着帮未来做决定！
作者在这本书中引述了在这场基因科技论战中的许多论点，也毫不留情地对他反对的论点提出了强烈的批判。笔者认为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作者的论点，因为基因科技对我们各个层面的影响还在不断地发生，许多新的证据或决策很可能会让之前的想法与决策显得不符合时宜。然而，笔者觉得经过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跨越个人、社会、国家、宗教、物种，甚至于深沉到宇宙中平衡定位的论战中所需拥有的胸怀。
因为在现今的台湾，我们已经习惯于只关心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物，而对间接或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影响的事情的关切程度都很低。所以，笔者希望读者们能在读这本书之前以及之后都能停下来想想下面的几个议题。也许这些议题可以在您读这本书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也许能在读完之后持续激发新的想法。
一、现在的好等于未来的好吗：我们当下认定是好的、优越的、成功的因素、条件或目标，在未来也是好的吗？简单来说，我们真的这么有信心自己有能力帮后代决定他们的未来？笔者记得，在读书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诫再三要努力向上，看能不能考上医学院日后做个医生。但是任谁也没想到，能全面普及的医保，在台湾让医疗体系势力的平衡在多年运作后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现在的医生工时长、责任重，还常常面临法律的风险，导致许多医生都酝酿出走。所以，之前认定的好，不见得等于现在的好，更不一定会是未来的好。
二、好的基因Vs.好的神经：先天有好的基因比较容易成功吗？其实后天的环境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同卵的双胞胎出生后若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命运也会大不同的道理。许多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也发现，神经的连结与裁剪受到我们的经验、文化、价值观等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即使拥有相同的基因，但后天环境不同也会造就不同的未来。所以，与其费心地改善不好的基因，还不如以健康快乐的人生观来迎接各种挑战！
三、适者生存Vs.强者胜出：想用基因科技以现在认定的好坏来设计下一代其实是缘木求鱼的。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关于征求优质精子或卵子的例子，这些父母以体型或学习成果作为筛选生殖细胞的标准，姑且假设这些特质都可以完全地表现在子女的身上，而且维持此优势也不需额外的投入，结果却是产生了充其量只能在所选定项目中占优势的后代。也就是说，这些被设计的子女在这些特质上比未经特殊设计的人表现得好。然而问题是，从古至今没有什么特质可以长期而稳定地保持优势；而且，常常在某一时空下的优势，到了另一个时空下反而成了劣势！生物界的优胜劣败从来就不是指向某些特质的强者胜出，反而总是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