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唐强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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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通隋唐大运河是不可能的。
即便在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隋唐大运河做了准备。
隋文帝时期，通过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开了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
到了隋炀帝时期，修的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而隋朝修运河，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南方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以，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
当然，隋炀帝修运河，还有政治上的考量。与迁都一样，也是想甩脱关陇贵族的控制。
而历史就是这样讽刺，秦始皇修长城被骂劳民伤财、不恤民力，但长城却成为世界奇迹之一，成为后代炎黄子孙的骄傲。
大运河也是一样，隋炀帝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修运河也成为他亡国之因，但大运河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却绵延千年，数个朝代因此受惠。
当徐齐霖乘船在大运河上航行时，也不由得发出感慨，开通大运河，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隋炀帝这个人的功罪评论，也真是复杂。
对此，徐齐霖倒是比较赞同一位哲人所说：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长了，这个朝代就圣人辈出，因为写史的都是本朝的史官，多是歌功颂德。
而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短，那么大抵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因为写史的都是他朝的史官怎么会有好话呢？像司马迁这样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除了感慨，徐齐霖看到的还有将来繁荣的运河经济。开发的潜力如此巨大，但现在还远未达到。
沟通南北经济，促进南北交流，消除南北差异，就在当时，也只有大运河能够做到。
说起来，别人以为在外奔波辛苦，徐齐霖却把这当成一种历练，当成欣赏美好风光的旅游。
从穿越而来的迷茫，到适应，乃至融入其中，徐齐霖发现自己爱大唐，爱这片悠久而古老的土地，爱这里的淳朴人民，爱这里的秀美风光。
尽管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完美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他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为人民的安居乐业，为家人的幸福安乐，为国家的强大兴盛。
“阿郎，既有各地官吏的报告，为何还要亲自走一趟。”伍菘蹲在甲板上，有些不解地问道：“这一来一回，两三个月时间也不止。”
徐齐霖挑了挑眉毛，反问道：“怎么，这就想家了？”
“那，那倒不是。”伍菘嗫嚅着，但表情说明他确实想家了。
徐齐霖呵呵笑了两声，说道：“光看那些报告，并不能准确了解情况。没看我还带着很多人嘛，码头装卸、运输的设备，还有各个航段需要的船只，成立航运公司所要招募的船工，这些都需要我来先作个规范。”
这倒是没说错，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除了徐齐霖，别人恐怕拿不准其中的关键。而运费的节省，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大的小的都不能忽略，那才能把成本削减到骨子里。
朝廷对用盐利雇佣船工，而不是征召，还没有明确的答复，可能也是要看这运费到底能节省到何种程度。
如果节省得多，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捞个爱民的好名声，李二陛下多半会答应，朝中群臣也不会太过反对。
而一些并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利用起重设备装卸，粮食改散运为标准麻袋或木箱盛装，进行集装化系统化运输。按徐齐霖的计算，每斗米的运费便能削减十七文。
这是什么概念，向长安运百万石粮食，只此一项，便能节省一百七十贯。而通过绕道三门峡的陆路，每斗米又能节省百文，百万石便是千贯。
而节级转运，则是运费削减的大头，也是关键。既减轻了江南船工的负担，又减少了沿途等待的无谓消耗，再精打细算的话，省出近三成运费，也是可能。
这还不算完，如果航运公司成立起来，南货北运，北货南输，合理调度，船不跑空，效益将更加显著。
按徐齐霖的粗略计算，连省带赚，每年十万贯还是保守数字。
伍菘当保镖是尽职的，却哪里知道徐齐霖的筹划，只觉得这般辛苦，还有点想家了。
徐齐霖当然也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要混吃等吃，怎么也对不起自己这个年龄，也对不起老姐、大哥，还有小妹。
至于升官，徐齐霖表面上又讨又要，其实倒并不是很热衷。朝堂上都是人精，也并不是一团和气，要想立得稳，并不是很容易。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皇帝决定一切，看你不顺眼，轻则发配，重则赐死，你有什么招儿？
就象现在这样就挺好，自己管一摊，不就是赚钱嘛，后世的脑瓜，还能被这难住。
“阿郎说那《相会》的戏很受欢迎，等咱们回去能看上吧？”伍菘不好意思提郑团团，就拿徐齐霖告诉他的事情来说。
徐齐霖不以为意，也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说道：“自家的戏班，啥时想会啥时演，这还算个事儿？你别胡思乱想，安心跟着某走，少不了你的好处。”
伍菘嘿然一笑，又开始想这好处是什么，要不要求阿郎帮忙向郑娘子说媒。
徐齐霖的目光已经移到一艘逆流而上的小船，看那船老头已是年纪不小，操船的手法熟练，旁边还有个女子，手中持篙，用力撑船。
那女子年纪也不算大，脸庞晒得挺黑，光着两只脚，汗水从鬓边流下。隔得挺远，只是向这边望了一下，便又专心撑船。
生活不易啊，自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象他们这般辛苦。
徐齐霖感叹一声，再度转移目光，望向沿岸的风光。
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光秃秃的，树木的葱绿也大半被枯黄代替。秋高气爽，行人寥寥。
农忙已过，多数人要等到明年开春才能再操锄把犁。如果能有个冬天操持的营生，最好是在家里，收入会增长，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
光是指着种地，没有灾害的情况不，能得温饱已是不错。若是有个副业，奔向小康岂不更快？
徐齐霖垂下眼睑，又陷入了沉思。
…………….
长安千秋殿。
前几日出去散了心，听了歌，看了戏，李二陛下的心情还是有所舒缓。
今天，李二陛下的心情依旧不错，特别是看到了胖儿子的来信，以及通过正常渠道呈上的奏报。
显然，李四胖是真的悟了。不仅给老爹写信问安，奉上礼物，还给在京的兄弟也写了信，同样表示了心意。
对此，李二陛下表示很欣慰。尽管他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宰弟上的位，可谁又希望自己的儿子再演骨肉相残呢？
看过胖儿子的书信，再看胖儿子的奏报，李二陛下更觉舒畅。他没想到，这胖儿子不仅文采出众，还对大唐的民生有着深刻的见解。
说到大唐的强盛的衰落，恐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府兵制的兴起和废弃，以及均田制的实施与瓦解。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制瓦解，导致府兵制废弃，接下来便是大唐军力的衰落，以及军阀割据的产生。
所以，均田制在历史上被看作大唐兴衰的关键因素。
而李四胖的奏报，正是针对均田制的弊端，以及百姓由狭乡向宽乡迁徙的困难。
均田制的起源很早，自北魏起，至唐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平民能有土地维持生存，而让富豪不足以构成侵凌之势。
而在唐朝，采用均田制也是有历史原因，以及实施的基础的。隋末之乱，战事频繁，造成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的景象。
这便使得初唐时期，国家有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百姓在受让田地后，并不是永远占有，而是要在死后将其大部分归还给国家，再由国家分配别人。
表面上，这似乎没有问题。只要大唐疆域足够广，有足够的土地分配，便可以把这个制度长久地实施下去。
但事实上，到了高宗时期，均田制便已经濒于瓦解，实在是因为均田制有着难以避免的弊病。
因为唐代的土地分为永业田与口分田，前者一般包括宅地与桑地等，为私有性质，可以传给子孙或者进行买卖；后者是根据人口分配的，人一出生就有权分配，一故去就要收回。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有的土地再也就不能满足需要，人口多的地区，能分到的土地所来越少，远远达不到政府所规定的水平。
而且，由于退田分田频繁发生，使得土地呈现碎片化。一户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常常分散各地。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代步和运输工具，农民要耕种相距很远的田地，那是相当的困难。
据史料记载，唐代有人拥有的土地，最远距离达到了百里之遥。一百里啊，有汽车还凑和，在古代，那真是没法耕种。
再者，长安有多少官僚，又要占多少田地，那可是个巨大的数了。
按照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
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
而田地不足的现象在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关中人口越来越多，还有朝廷分给大臣的田地，使得关中农民所分到的田地越来越少。
没有足额的田地，可丁口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这个负担很是沉重。等达到一定程度，农民负担不起，也就只剩下了逃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也出台了狭乡向宽乡迁徙的政策，允许人多地少的地区百姓向人少地多的地区迁徙。
可政策是政策，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空头文件，没有实施的可能。
你想啊，地少的农民和无地的流民，当然想得到足额的田地，可迁徙到远方却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说是危险也不为过。
首先，是没有具体的指向。这在后世是不存在的，打开电脑上网一查，哪个地方有优惠政策，又给田来又给房；哪个地方田地多，要招多少人耕种，可谓一目了然。
可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是两眼一抹黑。能走出所在地方圆百里，已经算是出过远门，有见识的人了，谁又可能知道更远的地方的具体情况。
不知道去哪里，更不知道路怎么走，拖家带口的奔向远方，饿死在路上都是大有可能。
就象历史上自发的“闯关东”和“走西口”，那真是被逼得没招儿，只能用命去闯一下。
而且，“闯关东”和“走西口”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到了目的地，又有多少能在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所以，让老百姓自由迁徙，那就是扯淡，有政策也没用。但凡饿不死，宁肯在本地要饭当乞丐，也不愿背井离乡，去奔那希望渺茫的未来。
所以，没有政府的支助和引导，要百姓自发地向宽乡迁徙，那就是一句空话。所谓的政策，也是扯淡，没有实施的可能。
而李四胖的奏报恰恰是针对这些而写，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却能够缓解关中地狭人多的弊病。
说实话，这个奏报中虽然有徐齐霖的想法和建议，但连他也不能一功永逸地解决困难。尽管他认为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大唐强盛的基础。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通隋唐大运河是不可能的。
即便在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隋唐大运河做了准备。
隋文帝时期，通过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开了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
到了隋炀帝时期，修的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而隋朝修运河，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南方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以，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
当然，隋炀帝修运河，还有政治上的考量。与迁都一样，也是想甩脱关陇贵族的控制。
而历史就是这样讽刺，秦始皇修长城被骂劳民伤财、不恤民力，但长城却成为世界奇迹之一，成为后代炎黄子孙的骄傲。
大运河也是一样，隋炀帝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修运河也成为他亡国之因，但大运河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却绵延千年，数个朝代因此受惠。
当徐齐霖乘船在大运河上航行时，也不由得发出感慨，开通大运河，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隋炀帝这个人的功罪评论，也真是复杂。
对此，徐齐霖倒是比较赞同一位哲人所说：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长了，这个朝代就圣人辈出，因为写史的都是本朝的史官，多是歌功颂德。
而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短，那么大抵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因为写史的都是他朝的史官怎么会有好话呢？像司马迁这样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除了感慨，徐齐霖看到的还有将来繁荣的运河经济。开发的潜力如此巨大，但现在还远未达到。
沟通南北经济，促进南北交流，消除南北差异，就在当时，也只有大运河能够做到。
说起来，别人以为在外奔波辛苦，徐齐霖却把这当成一种历练，当成欣赏美好风光的旅游。
从穿越而来的迷茫，到适应，乃至融入其中，徐齐霖发现自己爱大唐，爱这片悠久而古老的土地，爱这里的淳朴人民，爱这里的秀美风光。
尽管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完美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他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为人民的安居乐业，为家人的幸福安乐，为国家的强大兴盛。
“阿郎，既有各地官吏的报告，为何还要亲自走一趟。”伍菘蹲在甲板上，有些不解地问道：“这一来一回，两三个月时间也不止。”
徐齐霖挑了挑眉毛，反问道：“怎么，这就想家了？”
“那，那倒不是。”伍菘嗫嚅着，但表情说明他确实想家了。
徐齐霖呵呵笑了两声，说道：“光看那些报告，并不能准确了解情况。没看我还带着很多人嘛，码头装卸、运输的设备，还有各个航段需要的船只，成立航运公司所要招募的船工，这些都需要我来先作个规范。”
这倒是没说错，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除了徐齐霖，别人恐怕拿不准其中的关键。而运费的节省，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大的小的都不能忽略，那才能把成本削减到骨子里。
朝廷对用盐利雇佣船工，而不是征召，还没有明确的答复，可能也是要看这运费到底能节省到何种程度。
如果节省得多，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捞个爱民的好名声，李二陛下多半会答应，朝中群臣也不会太过反对。
而一些并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利用起重设备装卸，粮食改散运为标准麻袋或木箱盛装，进行集装化系统化运输。按徐齐霖的计算，每斗米的运费便能削减十七文。
这是什么概念，向长安运百万石粮食，只此一项，便能节省一百七十贯。而通过绕道三门峡的陆路，每斗米又能节省百文，百万石便是千贯。
而节级转运，则是运费削减的大头，也是关键。既减轻了江南船工的负担，又减少了沿途等待的无谓消耗，再精打细算的话，省出近三成运费，也是可能。
这还不算完，如果航运公司成立起来，南货北运，北货南输，合理调度，船不跑空，效益将更加显著。
按徐齐霖的粗略计算，连省带赚，每年十万贯还是保守数字。
伍菘当保镖是尽职的，却哪里知道徐齐霖的筹划，只觉得这般辛苦，还有点想家了。
徐齐霖当然也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要混吃等吃，怎么也对不起自己这个年龄，也对不起老姐、大哥，还有小妹。
至于升官，徐齐霖表面上又讨又要，其实倒并不是很热衷。朝堂上都是人精，也并不是一团和气，要想立得稳，并不是很容易。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皇帝决定一切，看你不顺眼，轻则发配，重则赐死，你有什么招儿？
就象现在这样就挺好，自己管一摊，不就是赚钱嘛，后世的脑瓜，还能被这难住。
“阿郎说那《相会》的戏很受欢迎，等咱们回去能看上吧？”伍菘不好意思提郑团团，就拿徐齐霖告诉他的事情来说。
徐齐霖不以为意，也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说道：“自家的戏班，啥时想会啥时演，这还算个事儿？你别胡思乱想，安心跟着某走，少不了你的好处。”
伍菘嘿然一笑，又开始想这好处是什么，要不要求阿郎帮忙向郑娘子说媒。
徐齐霖的目光已经移到一艘逆流而上的小船，看那船老头已是年纪不小，操船的手法熟练，旁边还有个女子，手中持篙，用力撑船。
那女子年纪也不算大，脸庞晒得挺黑，光着两只脚，汗水从鬓边流下。隔得挺远，只是向这边望了一下，便又专心撑船。
生活不易啊，自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象他们这般辛苦。
徐齐霖感叹一声，再度转移目光，望向沿岸的风光。
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光秃秃的，树木的葱绿也大半被枯黄代替。秋高气爽，行人寥寥。
农忙已过，多数人要等到明年开春才能再操锄把犁。如果能有个冬天操持的营生，最好是在家里，收入会增长，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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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齐霖垂下眼睑，又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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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千秋殿。
前几日出去散了心，听了歌，看了戏，李二陛下的心情还是有所舒缓。
今天，李二陛下的心情依旧不错，特别是看到了胖儿子的来信，以及通过正常渠道呈上的奏报。
显然，李四胖是真的悟了。不仅给老爹写信问安，奉上礼物，还给在京的兄弟也写了信，同样表示了心意。
对此，李二陛下表示很欣慰。尽管他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宰弟上的位，可谁又希望自己的儿子再演骨肉相残呢？
看过胖儿子的书信，再看胖儿子的奏报，李二陛下更觉舒畅。他没想到，这胖儿子不仅文采出众，还对大唐的民生有着深刻的见解。
说到大唐的强盛的衰落，恐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府兵制的兴起和废弃，以及均田制的实施与瓦解。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制瓦解，导致府兵制废弃，接下来便是大唐军力的衰落，以及军阀割据的产生。
所以，均田制在历史上被看作大唐兴衰的关键因素。
而李四胖的奏报，正是针对均田制的弊端，以及百姓由狭乡向宽乡迁徙的困难。
均田制的起源很早，自北魏起，至唐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平民能有土地维持生存，而让富豪不足以构成侵凌之势。
而在唐朝，采用均田制也是有历史原因，以及实施的基础的。隋末之乱，战事频繁，造成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的景象。
这便使得初唐时期，国家有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百姓在受让田地后，并不是永远占有，而是要在死后将其大部分归还给国家，再由国家分配别人。
表面上，这似乎没有问题。只要大唐疆域足够广，有足够的土地分配，便可以把这个制度长久地实施下去。
但事实上，到了高宗时期，均田制便已经濒于瓦解，实在是因为均田制有着难以避免的弊病。
因为唐代的土地分为永业田与口分田，前者一般包括宅地与桑地等，为私有性质，可以传给子孙或者进行买卖；后者是根据人口分配的，人一出生就有权分配，一故去就要收回。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有的土地再也就不能满足需要，人口多的地区，能分到的土地所来越少，远远达不到政府所规定的水平。
而且，由于退田分田频繁发生，使得土地呈现碎片化。一户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常常分散各地。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代步和运输工具，农民要耕种相距很远的田地，那是相当的困难。
据史料记载，唐代有人拥有的土地，最远距离达到了百里之遥。一百里啊，有汽车还凑和，在古代，那真是没法耕种。
再者，长安有多少官僚，又要占多少田地，那可是个巨大的数了。
按照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
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
而田地不足的现象在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关中人口越来越多，还有朝廷分给大臣的田地，使得关中农民所分到的田地越来越少。
没有足额的田地，可丁口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这个负担很是沉重。等达到一定程度，农民负担不起，也就只剩下了逃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也出台了狭乡向宽乡迁徙的政策，允许人多地少的地区百姓向人少地多的地区迁徙。
可政策是政策，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空头文件，没有实施的可能。
你想啊，地少的农民和无地的流民，当然想得到足额的田地，可迁徙到远方却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说是危险也不为过。
首先，是没有具体的指向。这在后世是不存在的，打开电脑上网一查，哪个地方有优惠政策，又给田来又给房；哪个地方田地多，要招多少人耕种，可谓一目了然。
可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是两眼一抹黑。能走出所在地方圆百里，已经算是出过远门，有见识的人了，谁又可能知道更远的地方的具体情况。
不知道去哪里，更不知道路怎么走，拖家带口的奔向远方，饿死在路上都是大有可能。
就象历史上自发的“闯关东”和“走西口”，那真是被逼得没招儿，只能用命去闯一下。
而且，“闯关东”和“走西口”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到了目的地，又有多少能在陌生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所以，让老百姓自由迁徙，那就是扯淡，有政策也没用。但凡饿不死，宁肯在本地要饭当乞丐，也不愿背井离乡，去奔那希望渺茫的未来。
所以，没有政府的支助和引导，要百姓自发地向宽乡迁徙，那就是一句空话。所谓的政策，也是扯淡，没有实施的可能。
而李四胖的奏报恰恰是针对这些而写，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却能够缓解关中地狭人多的弊病。
说实话，这个奏报中虽然有徐齐霖的想法和建议，但连他也不能一功永逸地解决困难。尽管他认为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大唐强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