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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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杜克列耶夫大街上有一辆电车隆隆地响着，因为路面有点斜，所以电车好像很吃力。
在歌剧院门前，电车停住了。
几个年轻人跳下车来。
那电车又朝前开去了。
帕科拉索夫催促着后面的同伴：“别磨蹭了，伙计们！咱们已经迟到了。”
到歌剧院大门时，昂柯尼夫才赶上了他。
“还记得不，伊格纳特，三年前，也是在这儿。那时，杜巴瓦领着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中来。那次晚会开得多成功啊！今天，咱们又要和他斗一斗了。”
昂柯尼夫急匆匆地说。
他们在入口处出示了证件后，快步走进了大厅。
帕科拉索夫回答昂柯尼夫：“是啊，杜巴瓦的历史在这个老地方重新上演了。”
有人发出“嘘”的警告声。
他们只好在就近的位子上坐下来。
会议已经开始了。
台上有位妇女在讲话。
“咱们来得正好，就坐这儿吧，听听你妻子讲些什么。”
帕科拉索夫低声说着，并用胳膊肘碰了碰昂柯尼夫。
“……不错，我们在讨论会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大家学到了东西……托洛茨基分子已被击溃了……他们做出了一连串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十分激动，一绺头发耷拉到她脸上，妨碍了她讲话。她用力将头向后一甩，又继续说：“在本次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也相当多。各区有意邀请他们出席，让大家在全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自己不愿多说，那可别怨我们。他们在各区的彻底失败，应该接受教训。我看他们不敢再登上这个讲台……”
忽然，从池座右角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将塔莉亚打断：“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利亚回过身去。
“好，杜巴瓦，就请你上来吧。”
杜巴瓦凶狠地盯着她，撇着嘴说：“时机一到，我们就说！”
全场上发出不满意的声音。
帕科拉索夫再也忍不住了：“怎么？还想再次动摇党的基础吗？”
杜巴瓦能够听出这是谁的声音，但他咬着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接着说：“杜巴瓦本人就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对党纪进行破坏的鲜明例证。他是哈尔科夫共大的学生，但他和舒姆斯基在这呆了三个星期了。
“他来这儿干什么呢？到处演讲！谁派他来的呢？想给党内斗争煽风点火——跟许多个托洛茨基分子一样！”
大会期待着托洛茨基分子站出来承认错误。塔莉亚像是谈心般地启发着他们，她说了很多很多……在后排有人说：“让杜菲坦谈谈晴雨表吧，他是气象学家。”
全场上激起一阵愤慨的声音：“少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是否停止反党活动？”
“反党的宣言到底是谁写的？”
主席不停地摇着铃，会场一片喧哗。
塔莉亚又发言了：“现在让我把一封信给大家读一读，这是阿丽佳?尤列涅娃写来的，她现在是共青团州委会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将那封信从一大包信件中抽了出来，看了看后念道：“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如此强烈的反党言论。军委会的一个人竟然公开说：‘党机关不投降，我们就使用武力对它进行消灭。’当时柯察金上台去说:‘你也配是党员？……’但他们不让柯察金说下去，又嚷又叫，最后还动了手，打得保尔满脸是血，野蛮至极呀！……”
塔莉亚走下了主席台。
……
杜菲坦跳上了主席台。
全场发出了不满的喧闹和哄笑声。
“这里有人称我为气象学家，但是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这样来讥讽我的政治观点吗？”他气愤地嚷道，“不管你们怎么笑，我就是要说——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有好几次都这样说过。”
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
“列宁怎么说的？”
有人提问他。
杜菲坦来了精神。
“当十月起义时，列宁就下过命令……你们要不要我将这一段给你们念念？我这儿有全部引文卡片。”
说着他真就去开皮包。
“这我们知道！”
“那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讲的？”
“关于党的纪律是怎么写的？”
“列宁什么时候要青年和党对立了？”
杜菲坦答不上来了。
和舒姆斯基坐在一起的茨维塔耶夫生气地附在舒姆斯基的耳边骂：“这个蠢小子热心得过火了！”
舒姆斯基也附和道：“对，他准会把咱们彻底拖垮。”
杜菲坦尖细的声音又叫了起来，但不断地引起场上的反对，最后，他竟气急败坏地说走了嘴——“和党作斗争”……这样一来，茨维塔耶夫写了个纸条，催促杜巴瓦上台讲话，并纠正刚才杜菲坦的错处。
杜巴瓦请求发言，立刻得到了允许。
他发言时声音很低，却非常清楚，整个会场都很安静。
但当他讲完了之后，会场里像炸响了一颗手榴弹似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喊声像皮鞭子一样抽着他的脸。
“可耻！”
“打倒分裂者！”
“停止！少在这诽谤吧！”
他走下主席台时，赢得的是众人的讥笑，那讥笑像给唱砸了的三流演员的奖赏。
后来主席说：“现在请舒姆斯基发言。”
舒姆斯基站起来，说道：“我拒绝发言。”
坐在后排的帕科拉索夫用他低沉的语音请求发言了。
而杜巴瓦听到这个码头工人的声音，心里就七上八下了。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大家是在杜科利夫那里举行聚会的。帕科拉索夫、昂柯尼夫、塔莉亚、沃林采夫等人都在场。杜巴瓦对大家的恳诚相劝和尖锐批评都置之不理……在这种狂热的斗争中，他失去了全部朋友。连那有着多年友谊的同志和朋友察尔基也不跟他说话了。
而且察尔基与安娜的频繁接触更使他耿耿于怀。
一年前，安娜成了杜巴瓦的妻子。他俩各有各的房间。
杜巴瓦认为之所以安娜不赞成他的见解，两人的关系之所以日益紧张、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察尔基成为了她的常客——这让他十分不满！
为此，他和安娜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使得他俩几乎要反目为仇了。
帕科拉索夫的演说将他的思绪打断。
“……他们已经不是战友，不是革命的战士，不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了……”
当帕科拉索夫的长篇演说结束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杜菲坦家聚集了十来个人。
杜巴瓦说：“今天，我和舒姆斯基就要回哈尔科夫了。在这儿，没什么事儿了。你们千万别散伙，要等局势转变……再搞公开斗争，怕会被开除党籍了；至于以后，也很难预料。”
他说完之后，茨维塔耶夫、舒姆斯基和杜菲坦又争论了几句，然后各自散了。
一九二四年是有史以来特别冷的一年。
元月里满地是雪，冷得出奇。
从下旬起，又刮起暴风，大雪连绵不断。
西南铁路线都埋在了雪底下。
人们又和这残暴的自然展开了斗争。
扫雪机的铁犁头钻进了山一样的积雪，为列车开道。
严寒和暴风雪将表层结了冰的电报线毁坏了，在十二条线里，只有印欧线以及其他两条直通线还能够通报。
谢别托夫卡总站电报房。
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嗒嗒嗒地响着，内行人才能将这种连贯的语言听懂。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她们顶多收过两万米长的电报纸条。
但她们身旁的一个老头子却已收过二十万米长的电报纸条了。
不像她们那样皱着眉看那些纸条，拼那些字母。他只倾听那机器的嗒嗒声，就把字一个个地写到电报纸上了：“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
他一面记，一面想：“这大概又是一个关于积雪的通知。”
这个时候，风在户外呼啸着，一团又一团的雪向窗子扑来。真是百年罕见的大风雪！
他被风雪吸引了，望着窗上那精美怪诞的窗花，他走神儿了，忘了听机器的响声了……等他回过头来，已经积了不少纸条了。
于是他急忙拿起来看：“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五十分……”
他急忙记了下来，把纸条丢开，又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开始倾听：“在高尔克逝世……”
他慢慢地记着。
他听过无数的喜报和讣闻，别人的快乐和悲哀总是让他最早听到。他对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短句的意义，早已不假思索了；他只是收下来，记在纸上，并不在意电报的内容。
现在又是某个人死了，有人正在将这消息告诉其他人。
他忘记这电报开头的话：“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
收报机继续响着，老报务员把响声译成文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几个字并没有让他特别注意，他安静地坐着，稍感疲倦。
他想：在某一地方，有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而他正把这悲痛的消息记下来，准备通知另外某个人……有人将为之绝望而忧伤地大哭起来！
但这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事外的旁观者。
收报机接着响下去。
几点之后是一划，接着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这老报务员从那些熟悉的声音中，已经知道这个字的第一道笔划了，第二道、第三道……收报机打出一个间隔号，老报务员的双眼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在他写下来的两个字儿上一瞥，——列宁。
收报机还继续响着，可他刚才抄下的那个极其熟悉的名字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又看了看那最后的两个字——列宁。
怎么？……列宁？……
他的两只眼睛注意起电报的全文来了。
他瞪着那些字，看了有一会儿。
于是，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所抄下来的东西了——三十二年以来的第一次。
他核对三遍，看过来看过去还是那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于高尔克。
老头子跳了起来，手里拿着那弯长的纸条，狠劲地瞪着它。
两指长的小纸条将他不能相信的消息证实了！
他把死一样惨白的脸转过来，对他的两个女同事吃惊地喊叫：“列宁逝世了！”
这份惊人的噩耗通过敞开的大门溜出了机房，又以狂风闪电的速度闯入了车站，冲进暴风雪里，旋卷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面，然后像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进了调车场那一扇半开的大铁门内。
在调车场里，一辆火车头摆在一号修理地坑的上面，小修队正在对它进行修理。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亲自走进车头下的坑里，将损坏的地方告诉了钳工。
布洛扎克和阿尔吉莫两人正在忙着把弯的炉条砸直，一个钳住炉条将它放在砧子上，一个在抡着锤子砸。
有一个人突然从门缝中挤了进来，因为是黄昏时分，看不清他的面目。
砸铁的声音压住了那个人的头一声叫喊，但当他走到火车头近前时，阿尔吉莫的铁锤突然在空中停住了。
“列宁逝世了！”
那铁锤慢慢地从他肩上落下来，阿尔吉莫用一只手轻轻地将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
阿尔吉莫的双手像钳子一般抓住了带来这个消息的人的皮外套。
这个人浑身是雪，粗重地喘息着，又伤心地重复着：“真的，列宁逝世了……”
阿尔吉莫这才相信了。他仔细看看说话人的脸：原来是党支部书记。
人们从地坑里爬上来，安静地听着这个世界伟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那边，一个车头的吼叫，让他们突然地打了个冷战。
车站边上立刻又有一个车头吼叫起来，接着又是第三个车头。
发电厂的汽笛也随着尖叫起来，声音像炮弹在呼啸，附和着机车不安的咆哮……一列即将开往基辅的客车拉响了铜钟，清脆的钟声淹没了别的声响。
谢别托夫卡——华沙直达列车的波兰司机听出了这成片汽笛声的含义，也拉响了汽笛。这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大跳。
这个波兰司机心中很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了，以后他再也不能在这个车上服务了，但他的手毅然决然地拉动了汽笛……这辆机车的汽笛吓得那些包厢软席上的波兰外交信使们手忙脚乱。
调车场里挤满了悲痛而沉默的人们。
有人开始讲话了。
那是谢别托夫卡州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与世长辞了……”
哀乐响起来了，几百个人都摘下了帽子……就连十五年来从没有流过眼泪的阿尔吉莫，也哽咽起来了，宽大的肩膀激动地颤开了。
铁路工人俱乐部里挤满了人。
外面严寒刺骨。门口两棵云杉都盖满了厚雪，枝头结了冰柱。
大厅里，由于荷兰式炉子的热气以及六百个参加追悼大会的人的呼吸，空气十分憋闷。
大厅里默然沉寂，巨大的悲痛让大家都喑哑了，仿佛是一群失去领航员的船员。
党委委员们默默地走上主席台，坐到桌子旁边。
又矮又胖的西罗坚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只铃，只轻声摇了一下就放下了。
这就足够了，全场笼罩着难挨的沉寂……报告之后，党委书记宣布了一件事：“有一些工人请求大会考虑他们三十七个人签名的入党申请书。”
他念了这个申请书：
西南铁路谢别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到布尔什维克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会议上对我们进行审查，并批准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之下是两行签名。
西罗坚科书记念着，每念完一个名字都停顿几秒，让听众有时间将那些熟悉的名字记住。
“火车司机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齐，工龄三十六年。”
会场响起赞同声。
“钳工柯察金，阿尔吉莫?安德列耶维奇，工龄十七年。
“火车司机布洛扎克，扎哈尔?菲利波维齐，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人们知道这名单上的人都是长期同钢铁与重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走上讲台时，全场鸦雀无声了。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在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叙述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列宁的死太令我伤心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保护人，我无法再说我年老了！……千言万语说不尽，我只说一句：我们永远不变心！”
老司机那长满白发的头，倔强地点了点，灰色的眉毛下是一对果敢而真挚的眼睛。
当党委征求在场的人们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讲台时，已经成为了党员。
阿尔吉莫那魁梧的身子出现在讲台上了。
这个钳工不知道怎样放置他那两只大手，所以老是摸他那顶有着大耳罩的帽子。
那件边上早已脱毛了的羊皮短外套大敞着，里面灰军服领上的两颗铜质钮扣都扣着，像过节一样整齐。
面对着大厅，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的面孔——石匠女儿加莉娜，她坐在缝纫工人们中间。
她给了他一个宽恕的微笑，那笑意里面还包含着赞许，她的嘴角上，还另有一种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表情……????“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
他终于鼓足勇气开口了。
会场里特别安静。
六百人都安静而又专注地听这个高大的、长着鹰鼻子并且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妈在富人家当厨娘。我不太记得我爸，他和我妈合不来，总是喝酒。我们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没有办法养活我们这么多儿女。每月她只拿四卢布……“我九岁时，我妈实在没办法，只好让我到一个小铁工厂做学徒……干了三年，手艺没学到，苦可吃了不少。老板把我当成牛马，老板娘更是个狠心的女人，叫我倒尿盆、削土豆，动不动就踢我，打我嘴巴，把怨气撒在我身上。有时，我被打得跑出来，可又能跑到哪去呢？妈妈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我总被那个混蛋寻开心。有一回，他说：‘过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就用手将那个铁垫圈捡起来——这才知道那铁垫圈是刚烧过的。指头上的皮烫掉了，痛得我大声哭号，可是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逃回家。可母亲哪有地方安置我呀？她又哭着把我送回那个工厂……“在第三年，他们才教给我一点手艺，但还是打我，所以我又逃了，逃到了老康士坦丁诺夫。
“在那里，我在一家腊肠作坊里干活，洗了两年的肠子，过的日子跟狗一样。后来老板赌钱输掉了作坊，欠了我们四个月的工钱就逃走了。这样我才得以跳出那个臭茅坑。
“爬上了火车，我到日美林卡去找工作。一个好心人——铁路工厂的工人，假装是我叔叔，费了好大工夫把我领进工厂，给钳工打下手，在那儿干了九年后转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过去的生活，现在的情形，不用我说，大家就都知道了。”
他用帽子擦了擦额头，深深叹了口气，眉头紧皱着。
“任何人都有权问我，为什么没在革命一开始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呢？是的，我只能回答，今天我才找到了自己的路。原来是迷了路！
“有一个叫做朱赫来的水兵，他和我谈过不只一次。但直到一九二零年，我才拿起了步枪。后来呢，战争结束，我又转回家来，接下来就是娶媳妇、生孩子……我让家庭给拖住了。
“可是现在，列宁同志死了……我们得接过旗帜，保卫江山……我应该参加我们自己的党！”
阿尔吉莫诚恳地说完这些之后，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肩上像是卸下了沉重的负荷。他挺直了身子，等大家提问。
“有谁要提出问题？”西罗坚科问大家。
座位上的人们动了起来，可还没有人立时发问。
这时一个刚进来的机车司炉工坚决地喊着说：“还问他什么？难道大家伙还不了解他？给他党证得了！”
又矮又胖的锻工基利亚卡满头大汗，用他那伤风的沙哑声音喊道：“他这人不会出岔，我们表决吧，西罗坚科！”
就在这当口儿，后面有一个人——他站在暗处，看不清脸面——站起来说：“让阿尔吉莫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要去种地？当个农民会不会让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模糊起来？”
会场上立刻掠过一片不赞同的吵吵声。
有人责备说：“直截了当地问吧！兜什么圈子……”
阿尔吉莫回答了：“那个青年说得对，我种过地。不过，这并没能让我丢掉工人的良心。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这些都结束了。我一定将家搬到工厂附近来……”
当阿尔吉莫看到许多手举起来时，心里突兀地哆嗦了一下；但随即他就挺胸抬头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他听见西罗坚科的一句话：“全体通过。”
扎哈尔?布洛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他实实在在地讲述了自己劳苦的经历，最后，他低声说：“我的孩子们牺牲了，我应该替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我接着来……也让我加入大伙的队伍吧！”
大家都迅速地举手表决，看来大家都相信他。
……
列宁的逝世促使了几十万个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虽然领袖与世长辞了，但他开创的事业却仍在继续着。
顶天立地的大树，是不怕风霜雷电的。
丰杜克列耶夫大街上有一辆电车隆隆地响着，因为路面有点斜，所以电车好像很吃力。
在歌剧院门前，电车停住了。
几个年轻人跳下车来。
那电车又朝前开去了。
帕科拉索夫催促着后面的同伴：“别磨蹭了，伙计们！咱们已经迟到了。”
到歌剧院大门时，昂柯尼夫才赶上了他。
“还记得不，伊格纳特，三年前，也是在这儿。那时，杜巴瓦领着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中来。那次晚会开得多成功啊！今天，咱们又要和他斗一斗了。”
昂柯尼夫急匆匆地说。
他们在入口处出示了证件后，快步走进了大厅。
帕科拉索夫回答昂柯尼夫：“是啊，杜巴瓦的历史在这个老地方重新上演了。”
有人发出“嘘”的警告声。
他们只好在就近的位子上坐下来。
会议已经开始了。
台上有位妇女在讲话。
“咱们来得正好，就坐这儿吧，听听你妻子讲些什么。”
帕科拉索夫低声说着，并用胳膊肘碰了碰昂柯尼夫。
“……不错，我们在讨论会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大家学到了东西……托洛茨基分子已被击溃了……他们做出了一连串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十分激动，一绺头发耷拉到她脸上，妨碍了她讲话。她用力将头向后一甩，又继续说：“在本次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也相当多。各区有意邀请他们出席，让大家在全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自己不愿多说，那可别怨我们。他们在各区的彻底失败，应该接受教训。我看他们不敢再登上这个讲台……”
忽然，从池座右角发出一个尖锐的声音将塔莉亚打断：“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利亚回过身去。
“好，杜巴瓦，就请你上来吧。”
杜巴瓦凶狠地盯着她，撇着嘴说：“时机一到，我们就说！”
全场上发出不满意的声音。
帕科拉索夫再也忍不住了：“怎么？还想再次动摇党的基础吗？”
杜巴瓦能够听出这是谁的声音，但他咬着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接着说：“杜巴瓦本人就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对党纪进行破坏的鲜明例证。他是哈尔科夫共大的学生，但他和舒姆斯基在这呆了三个星期了。
“他来这儿干什么呢？到处演讲！谁派他来的呢？想给党内斗争煽风点火——跟许多个托洛茨基分子一样！”
大会期待着托洛茨基分子站出来承认错误。塔莉亚像是谈心般地启发着他们，她说了很多很多……在后排有人说：“让杜菲坦谈谈晴雨表吧，他是气象学家。”
全场上激起一阵愤慨的声音：“少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是否停止反党活动？”
“反党的宣言到底是谁写的？”
主席不停地摇着铃，会场一片喧哗。
塔莉亚又发言了：“现在让我把一封信给大家读一读，这是阿丽佳?尤列涅娃写来的，她现在是共青团州委会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将那封信从一大包信件中抽了出来，看了看后念道：“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如此强烈的反党言论。军委会的一个人竟然公开说：‘党机关不投降，我们就使用武力对它进行消灭。’当时柯察金上台去说:‘你也配是党员？……’但他们不让柯察金说下去，又嚷又叫，最后还动了手，打得保尔满脸是血，野蛮至极呀！……”
塔莉亚走下了主席台。
……
杜菲坦跳上了主席台。
全场发出了不满的喧闹和哄笑声。
“这里有人称我为气象学家，但是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这样来讥讽我的政治观点吗？”他气愤地嚷道，“不管你们怎么笑，我就是要说——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有好几次都这样说过。”
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
“列宁怎么说的？”
有人提问他。
杜菲坦来了精神。
“当十月起义时，列宁就下过命令……你们要不要我将这一段给你们念念？我这儿有全部引文卡片。”
说着他真就去开皮包。
“这我们知道！”
“那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讲的？”
“关于党的纪律是怎么写的？”
“列宁什么时候要青年和党对立了？”
杜菲坦答不上来了。
和舒姆斯基坐在一起的茨维塔耶夫生气地附在舒姆斯基的耳边骂：“这个蠢小子热心得过火了！”
舒姆斯基也附和道：“对，他准会把咱们彻底拖垮。”
杜菲坦尖细的声音又叫了起来，但不断地引起场上的反对，最后，他竟气急败坏地说走了嘴——“和党作斗争”……这样一来，茨维塔耶夫写了个纸条，催促杜巴瓦上台讲话，并纠正刚才杜菲坦的错处。
杜巴瓦请求发言，立刻得到了允许。
他发言时声音很低，却非常清楚，整个会场都很安静。
但当他讲完了之后，会场里像炸响了一颗手榴弹似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喊声像皮鞭子一样抽着他的脸。
“可耻！”
“打倒分裂者！”
“停止！少在这诽谤吧！”
他走下主席台时，赢得的是众人的讥笑，那讥笑像给唱砸了的三流演员的奖赏。
后来主席说：“现在请舒姆斯基发言。”
舒姆斯基站起来，说道：“我拒绝发言。”
坐在后排的帕科拉索夫用他低沉的语音请求发言了。
而杜巴瓦听到这个码头工人的声音，心里就七上八下了。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大家是在杜科利夫那里举行聚会的。帕科拉索夫、昂柯尼夫、塔莉亚、沃林采夫等人都在场。杜巴瓦对大家的恳诚相劝和尖锐批评都置之不理……在这种狂热的斗争中，他失去了全部朋友。连那有着多年友谊的同志和朋友察尔基也不跟他说话了。
而且察尔基与安娜的频繁接触更使他耿耿于怀。
一年前，安娜成了杜巴瓦的妻子。他俩各有各的房间。
杜巴瓦认为之所以安娜不赞成他的见解，两人的关系之所以日益紧张、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察尔基成为了她的常客——这让他十分不满！
为此，他和安娜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使得他俩几乎要反目为仇了。
帕科拉索夫的演说将他的思绪打断。
“……他们已经不是战友，不是革命的战士，不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了……”
当帕科拉索夫的长篇演说结束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杜菲坦家聚集了十来个人。
杜巴瓦说：“今天，我和舒姆斯基就要回哈尔科夫了。在这儿，没什么事儿了。你们千万别散伙，要等局势转变……再搞公开斗争，怕会被开除党籍了；至于以后，也很难预料。”
他说完之后，茨维塔耶夫、舒姆斯基和杜菲坦又争论了几句，然后各自散了。
一九二四年是有史以来特别冷的一年。
元月里满地是雪，冷得出奇。
从下旬起，又刮起暴风，大雪连绵不断。
西南铁路线都埋在了雪底下。
人们又和这残暴的自然展开了斗争。
扫雪机的铁犁头钻进了山一样的积雪，为列车开道。
严寒和暴风雪将表层结了冰的电报线毁坏了，在十二条线里，只有印欧线以及其他两条直通线还能够通报。
谢别托夫卡总站电报房。
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嗒嗒嗒地响着，内行人才能将这种连贯的语言听懂。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她们顶多收过两万米长的电报纸条。
但她们身旁的一个老头子却已收过二十万米长的电报纸条了。
不像她们那样皱着眉看那些纸条，拼那些字母。他只倾听那机器的嗒嗒声，就把字一个个地写到电报纸上了：“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
他一面记，一面想：“这大概又是一个关于积雪的通知。”
这个时候，风在户外呼啸着，一团又一团的雪向窗子扑来。真是百年罕见的大风雪！
他被风雪吸引了，望着窗上那精美怪诞的窗花，他走神儿了，忘了听机器的响声了……等他回过头来，已经积了不少纸条了。
于是他急忙拿起来看：“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五十分……”
他急忙记了下来，把纸条丢开，又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开始倾听：“在高尔克逝世……”
他慢慢地记着。
他听过无数的喜报和讣闻，别人的快乐和悲哀总是让他最早听到。他对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短句的意义，早已不假思索了；他只是收下来，记在纸上，并不在意电报的内容。
现在又是某个人死了，有人正在将这消息告诉其他人。
他忘记这电报开头的话：“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发给所有各站！”
收报机继续响着，老报务员把响声译成文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几个字并没有让他特别注意，他安静地坐着，稍感疲倦。
他想：在某一地方，有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而他正把这悲痛的消息记下来，准备通知另外某个人……有人将为之绝望而忧伤地大哭起来！
但这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事外的旁观者。
收报机接着响下去。
几点之后是一划，接着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这老报务员从那些熟悉的声音中，已经知道这个字的第一道笔划了，第二道、第三道……收报机打出一个间隔号，老报务员的双眼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在他写下来的两个字儿上一瞥，——列宁。
收报机还继续响着，可他刚才抄下的那个极其熟悉的名字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又看了看那最后的两个字——列宁。
怎么？……列宁？……
他的两只眼睛注意起电报的全文来了。
他瞪着那些字，看了有一会儿。
于是，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所抄下来的东西了——三十二年以来的第一次。
他核对三遍，看过来看过去还是那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于高尔克。
老头子跳了起来，手里拿着那弯长的纸条，狠劲地瞪着它。
两指长的小纸条将他不能相信的消息证实了！
他把死一样惨白的脸转过来，对他的两个女同事吃惊地喊叫：“列宁逝世了！”
这份惊人的噩耗通过敞开的大门溜出了机房，又以狂风闪电的速度闯入了车站，冲进暴风雪里，旋卷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面，然后像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进了调车场那一扇半开的大铁门内。
在调车场里，一辆火车头摆在一号修理地坑的上面，小修队正在对它进行修理。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亲自走进车头下的坑里，将损坏的地方告诉了钳工。
布洛扎克和阿尔吉莫两人正在忙着把弯的炉条砸直，一个钳住炉条将它放在砧子上，一个在抡着锤子砸。
有一个人突然从门缝中挤了进来，因为是黄昏时分，看不清他的面目。
砸铁的声音压住了那个人的头一声叫喊，但当他走到火车头近前时，阿尔吉莫的铁锤突然在空中停住了。
“列宁逝世了！”
那铁锤慢慢地从他肩上落下来，阿尔吉莫用一只手轻轻地将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
阿尔吉莫的双手像钳子一般抓住了带来这个消息的人的皮外套。
这个人浑身是雪，粗重地喘息着，又伤心地重复着：“真的，列宁逝世了……”
阿尔吉莫这才相信了。他仔细看看说话人的脸：原来是党支部书记。
人们从地坑里爬上来，安静地听着这个世界伟人逝世的消息。
大门那边，一个车头的吼叫，让他们突然地打了个冷战。
车站边上立刻又有一个车头吼叫起来，接着又是第三个车头。
发电厂的汽笛也随着尖叫起来，声音像炮弹在呼啸，附和着机车不安的咆哮……一列即将开往基辅的客车拉响了铜钟，清脆的钟声淹没了别的声响。
谢别托夫卡——华沙直达列车的波兰司机听出了这成片汽笛声的含义，也拉响了汽笛。这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大跳。
这个波兰司机心中很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了，以后他再也不能在这个车上服务了，但他的手毅然决然地拉动了汽笛……这辆机车的汽笛吓得那些包厢软席上的波兰外交信使们手忙脚乱。
调车场里挤满了悲痛而沉默的人们。
有人开始讲话了。
那是谢别托夫卡州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与世长辞了……”
哀乐响起来了，几百个人都摘下了帽子……就连十五年来从没有流过眼泪的阿尔吉莫，也哽咽起来了，宽大的肩膀激动地颤开了。
铁路工人俱乐部里挤满了人。
外面严寒刺骨。门口两棵云杉都盖满了厚雪，枝头结了冰柱。
大厅里，由于荷兰式炉子的热气以及六百个参加追悼大会的人的呼吸，空气十分憋闷。
大厅里默然沉寂，巨大的悲痛让大家都喑哑了，仿佛是一群失去领航员的船员。
党委委员们默默地走上主席台，坐到桌子旁边。
又矮又胖的西罗坚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只铃，只轻声摇了一下就放下了。
这就足够了，全场笼罩着难挨的沉寂……报告之后，党委书记宣布了一件事：“有一些工人请求大会考虑他们三十七个人签名的入党申请书。”
他念了这个申请书：
西南铁路谢别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到布尔什维克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会议上对我们进行审查，并批准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之下是两行签名。
西罗坚科书记念着，每念完一个名字都停顿几秒，让听众有时间将那些熟悉的名字记住。
“火车司机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齐，工龄三十六年。”
会场响起赞同声。
“钳工柯察金，阿尔吉莫?安德列耶维奇，工龄十七年。
“火车司机布洛扎克，扎哈尔?菲利波维齐，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人们知道这名单上的人都是长期同钢铁与重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走上讲台时，全场鸦雀无声了。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在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叙述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列宁的死太令我伤心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保护人，我无法再说我年老了！……千言万语说不尽，我只说一句：我们永远不变心！”
老司机那长满白发的头，倔强地点了点，灰色的眉毛下是一对果敢而真挚的眼睛。
当党委征求在场的人们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讲台时，已经成为了党员。
阿尔吉莫那魁梧的身子出现在讲台上了。
这个钳工不知道怎样放置他那两只大手，所以老是摸他那顶有着大耳罩的帽子。
那件边上早已脱毛了的羊皮短外套大敞着，里面灰军服领上的两颗铜质钮扣都扣着，像过节一样整齐。
面对着大厅，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的面孔——石匠女儿加莉娜，她坐在缝纫工人们中间。
她给了他一个宽恕的微笑，那笑意里面还包含着赞许，她的嘴角上，还另有一种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表情……????“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
他终于鼓足勇气开口了。
会场里特别安静。
六百人都安静而又专注地听这个高大的、长着鹰鼻子并且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妈在富人家当厨娘。我不太记得我爸，他和我妈合不来，总是喝酒。我们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没有办法养活我们这么多儿女。每月她只拿四卢布……“我九岁时，我妈实在没办法，只好让我到一个小铁工厂做学徒……干了三年，手艺没学到，苦可吃了不少。老板把我当成牛马，老板娘更是个狠心的女人，叫我倒尿盆、削土豆，动不动就踢我，打我嘴巴，把怨气撒在我身上。有时，我被打得跑出来，可又能跑到哪去呢？妈妈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我总被那个混蛋寻开心。有一回，他说：‘过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就用手将那个铁垫圈捡起来——这才知道那铁垫圈是刚烧过的。指头上的皮烫掉了，痛得我大声哭号，可是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逃回家。可母亲哪有地方安置我呀？她又哭着把我送回那个工厂……“在第三年，他们才教给我一点手艺，但还是打我，所以我又逃了，逃到了老康士坦丁诺夫。
“在那里，我在一家腊肠作坊里干活，洗了两年的肠子，过的日子跟狗一样。后来老板赌钱输掉了作坊，欠了我们四个月的工钱就逃走了。这样我才得以跳出那个臭茅坑。
“爬上了火车，我到日美林卡去找工作。一个好心人——铁路工厂的工人，假装是我叔叔，费了好大工夫把我领进工厂，给钳工打下手，在那儿干了九年后转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过去的生活，现在的情形，不用我说，大家就都知道了。”
他用帽子擦了擦额头，深深叹了口气，眉头紧皱着。
“任何人都有权问我，为什么没在革命一开始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呢？是的，我只能回答，今天我才找到了自己的路。原来是迷了路！
“有一个叫做朱赫来的水兵，他和我谈过不只一次。但直到一九二零年，我才拿起了步枪。后来呢，战争结束，我又转回家来，接下来就是娶媳妇、生孩子……我让家庭给拖住了。
“可是现在，列宁同志死了……我们得接过旗帜，保卫江山……我应该参加我们自己的党！”
阿尔吉莫诚恳地说完这些之后，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肩上像是卸下了沉重的负荷。他挺直了身子，等大家提问。
“有谁要提出问题？”西罗坚科问大家。
座位上的人们动了起来，可还没有人立时发问。
这时一个刚进来的机车司炉工坚决地喊着说：“还问他什么？难道大家伙还不了解他？给他党证得了！”
又矮又胖的锻工基利亚卡满头大汗，用他那伤风的沙哑声音喊道：“他这人不会出岔，我们表决吧，西罗坚科！”
就在这当口儿，后面有一个人——他站在暗处，看不清脸面——站起来说：“让阿尔吉莫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要去种地？当个农民会不会让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模糊起来？”
会场上立刻掠过一片不赞同的吵吵声。
有人责备说：“直截了当地问吧！兜什么圈子……”
阿尔吉莫回答了：“那个青年说得对，我种过地。不过，这并没能让我丢掉工人的良心。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这些都结束了。我一定将家搬到工厂附近来……”
当阿尔吉莫看到许多手举起来时，心里突兀地哆嗦了一下；但随即他就挺胸抬头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他听见西罗坚科的一句话：“全体通过。”
扎哈尔?布洛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他实实在在地讲述了自己劳苦的经历，最后，他低声说：“我的孩子们牺牲了，我应该替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我接着来……也让我加入大伙的队伍吧！”
大家都迅速地举手表决，看来大家都相信他。
……
列宁的逝世促使了几十万个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虽然领袖与世长辞了，但他开创的事业却仍在继续着。
顶天立地的大树，是不怕风霜雷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