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今天一整天考试，所以没空更新，我就先替代一下，明天再把内容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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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85—今天一整天考试，所以没空更新，我就先替代一下，明天再把内容改回来
战国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各国统治者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都实行“蓄士”、“养士”政策，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盛况。由于战国最大的特点是“战”，战争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不论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论哪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没有不谈及战争的，因而战国时期的战争理论空前繁荣。战国各学派的战争理论，虽因代表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由于都产生在同一历史时期，都是继承前人与总结当时战争的实践经验，在哲学思想上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又大都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所以在许多重要论点上，都和稍前的《孙子兵法》一脉相承。不过由于战国军队的结构与编成、战争的规模与目的、作战的方式与方法，都较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战国的战争理论比《孙子兵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争观上：一是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依据战争产生的直接原因，人们将战争区分为“义”与“不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支持“义战”，反对“不义之战”。认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禁塞》）；并提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等的观点。二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基本精神相类似的思想。认为“正（政）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司马法·仁本》），指出政治与军事是本质与表象的主属关系，说“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并进而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说“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文子·上义》）。三是对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有军事家们，不论其思想倾向于哪一学派，都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必胜”（《荀子·议兵》），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与其他因素比较，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战威》），说如能“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子·制谈》）。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一是有了以少击多的思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认为采用伏击、突袭、邀击等战法，即可以寡击众。二是持久战思想已经形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由过去的“固垒而待之”（《左传》成公十六年）发展为“固守勿与战”（《国语·越语下》），以及为了反攻而“埤垒广志”的“必以为久”（《孙膑兵法·威王问》）。三是歼灭战思想渐趋成熟。不但认为“尽敌为上”（《国语·周语中》），而且要“覆军杀将”，使敌“虽欲生而不可得”（《孙膑兵法·月战》）。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赵军40多万被秦军全部歼灭，就是最典型的歼灭战战例。四是预备队的理论开始形成。认为战阵必须“有锋”、“有后”，“待令而动”；兵力部署应“斗一守二”，控制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机扩张战果（《孙膑兵法·八阵》）。五是城市防守战的理论已渐完善。不仅有了基本上可以包括整个冷兵器时代的全部攻守城战法，而且认为“有必救之军”才有“必守之城”，解围必须“中外相应”（《尉缭子·守权》），攻城必须“阻其外内（阻止援军人内）”（《六韬·虎韬·略地》）。在作战方法上：一是有了野战中的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如方阵、圆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等。二是有了各兵种的基本战法，如步战，骑战、车战及协同作战战法等。三是有了在各种地形、情况条件下的战法，如森林战、江河战、山地战和防夜袭、防火攻等，以及遭遇战和行军、宿营、警戒等。在军队建设思想上：一是有了精兵主义思想，认为“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治兵》），主张选卒、练锐。二是有了相当科学的训练方法，由“一人学战，教成十人”，最后扩散到“教成三军”（《吴子·治兵》），还主张“教无常”，“因便而教”（《管子·兵法》）。三是赏罚制度上出现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的新思维（《六韬·龙韬·将威》），并强调赏罚有度，认为“赏法无度”则“国虽大，兵弱”（《韩非子·饰邪》）。四是出现了极为完善的司令部组织。总之，战国时期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并形成了系统的军队建设理论。不仅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水平，而且已经奠定了以抽象思维、理论概括为特征的传统战争理论的基础。整个中国冷兵器时期的战争理论，虽然始终在不断发展提高和丰富完善着，但在主要的原理原则上，没有超出战国的范围。
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从事战争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人，他们被称为兵家。为总结战争经验，表达自己的见解，许多兵家都写有论述战争的着作，被称为兵书。西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时，共有“百八十二家”，除少数是战国前或秦、汉之际外，多数成书于战国。有的是着名军事家本人的着作或其弟子、后学辑录其事迹、言论及着述，如李牧的《李子》、信陵君的《魏公子兵法》等；有的是不着名但对战争理论颇有造诣的军事家写成后伪托前代着名军事家的名字问世的，如《神农兵法》、《黄帝》、《蚩尤》等；还有的是追述或编辑前代及本国军事制度、作战原则的，如《司马法》、《楚兵法》等。可惜至汉代之后大多数都散佚失传。目前仍流传并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代表意义的兵书，主要有《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和《司马法》五部。由于本书对兵书只能作最概况的论述，在前几节中已经谈及了《吴子》和《孙膑兵法》，所以这里仅对《尉缭子》、《六韬》和《司马法》中的最主要观点和较前有所发展的方面，作简单的介绍。（一）尉缭子《尉缭子》的作者尉缭是魏国惠王时人，大致和孙膑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尉缭子》和《孙膑兵法》的战争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由于齐、魏两国的具体情况和传统不尽相同，所以两书的战争理论又各有特点。还由于《尉缭子》是一部为国君提供国家战争和建军方略的兵书，不是为一般将帅提供作战指导的兵书，所以它在军事战略与战术方面的论述较少。如果将它和《孙膑兵法》的内容互为补充，则完全可以代表战国中期的战争理论水平。《尉缭子》的战争观，继承了《吴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在战争性质的认识上，比《吴子》的五种战争类型的区分更为深化，明确地认识到有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性质的战争。它认为“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是正义的，而那些“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行为，“皆盗也”，是非正义的战争。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还主张在占领别国领土后，实行符合正义战争的政策：“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安）其业，救其弊”，使“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只有这样才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而“威加于天下”，即达到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这比《孙子兵法》的“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的“胜敌而益强”的主张，显然大有不同，反映了争霸统一战争的历史发展。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尉缭子》虽然仍认为战争难以避免，甚至积极宣传正义战争，但也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反对感情用事，认为只有在确有胜利把握时才能发动战争，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它还认识到因战争的发展，不再可能一天、一战决定胜负，强调做长期作战的准备，说“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尉缭子》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有突出的发展，它用形象化的比喻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指政治，武指军事，可见它把政治看作根本，将战争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作为战争理论，已远远超过了它之前的任何一部兵书了。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提倡耕战，但特别是还强调发展商业，认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在各国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当时，《尉缭子》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说明比稍前于他的商鞅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这与魏国地处中原腹心、列强环峙、无法扩大统治地区的处境有关。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无神论思想，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主张面对现实，诸事求已，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亦不可待，求己者也”。这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它也重视内部团结与士气高昂的积极作用，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战在于治气”等。《尉缭子》的国家战略思想，建立在它的战争观基础上，吸取了管仲、孙武、吴起的思想精神，认为先求国富兵强，内部团结，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再做到下述五点，就可以在战前预见到胜利的结局，即：在准确判断情况、确实掌握战争规律的前提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选用堪当重任的将帅，建立一支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在各战略要点修建坚强的防御工事及设施，在临战时实施正确的部署与指挥。在取得胜利的手段上，《尉缭子》认为有“道胜”、“威胜”、“力胜”三种方法：“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有形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道胜与威胜，与《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异曲同工。《尉缭子》认为能熟悉并善于综合运用这三种手段，就掌握了制胜之道。《尉缭子》的作战指导思想作为理论，基本没有超出前人的成就。它强调先机制敌，快速进攻，主张力争战争主动权，灵活运用战术和要求指挥统一等，提法虽不相同，实质与《孙子兵法》、《吴子》无异。但有一点前进了一步，即它虽然也倾向于进攻战略，但已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少地方论及了防守。它还摄取了墨家学派有关城池攻守战的思想，写了专论防守城池的一篇《守权》。它还认识到了设置机动部队应援对防守城池的重要意义，说“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并强调援军与守军的协同、配合，要求“中外相应”。这比《墨子》的城守理论又稍进一步。《尉缭子》的军队建设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强调制定各种法令制度。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还认为“非民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书中有大量篇幅记述军队编制、战斗编组、指挥信号、赏罚条例、战场纪律以及各级军官奖惩权限等，对后世的军队建设，有一定影响。二是主张严刑峻法。认为“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这主要是吸取了商鞅“重刑而连其罪”的法家学派思想和做法。它要求军中实行连保制，“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有“干令犯禁者”，同单位的人若“揭之”，则免于罪；如“知而弗揭”，则“皆与同罪”。对于战败投敌和临阵脱逃的官兵，
第100章 85—今天一整天考试，所以没空更新，我就先替代一下，明天再把内容改回来
战国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各国统治者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都实行“蓄士”、“养士”政策，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盛况。由于战国最大的特点是“战”，战争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不论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论哪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没有不谈及战争的，因而战国时期的战争理论空前繁荣。战国各学派的战争理论，虽因代表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由于都产生在同一历史时期，都是继承前人与总结当时战争的实践经验，在哲学思想上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又大都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所以在许多重要论点上，都和稍前的《孙子兵法》一脉相承。不过由于战国军队的结构与编成、战争的规模与目的、作战的方式与方法，都较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战国的战争理论比《孙子兵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争观上：一是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依据战争产生的直接原因，人们将战争区分为“义”与“不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支持“义战”，反对“不义之战”。认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禁塞》）；并提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等的观点。二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基本精神相类似的思想。认为“正（政）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司马法·仁本》），指出政治与军事是本质与表象的主属关系，说“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并进而强调政治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说“兵之胜败，皆在于政”（《文子·上义》）。三是对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有军事家们，不论其思想倾向于哪一学派，都强调人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必胜”（《荀子·议兵》），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与其他因素比较，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战威》），说如能“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子·制谈》）。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一是有了以少击多的思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认为采用伏击、突袭、邀击等战法，即可以寡击众。二是持久战思想已经形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由过去的“固垒而待之”（《左传》成公十六年）发展为“固守勿与战”（《国语·越语下》），以及为了反攻而“埤垒广志”的“必以为久”（《孙膑兵法·威王问》）。三是歼灭战思想渐趋成熟。不但认为“尽敌为上”（《国语·周语中》），而且要“覆军杀将”，使敌“虽欲生而不可得”（《孙膑兵法·月战》）。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赵军40多万被秦军全部歼灭，就是最典型的歼灭战战例。四是预备队的理论开始形成。认为战阵必须“有锋”、“有后”，“待令而动”；兵力部署应“斗一守二”，控制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机扩张战果（《孙膑兵法·八阵》）。五是城市防守战的理论已渐完善。不仅有了基本上可以包括整个冷兵器时代的全部攻守城战法，而且认为“有必救之军”才有“必守之城”，解围必须“中外相应”（《尉缭子·守权》），攻城必须“阻其外内（阻止援军人内）”（《六韬·虎韬·略地》）。在作战方法上：一是有了野战中的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如方阵、圆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等。二是有了各兵种的基本战法，如步战，骑战、车战及协同作战战法等。三是有了在各种地形、情况条件下的战法，如森林战、江河战、山地战和防夜袭、防火攻等，以及遭遇战和行军、宿营、警戒等。在军队建设思想上：一是有了精兵主义思想，认为“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治兵》），主张选卒、练锐。二是有了相当科学的训练方法，由“一人学战，教成十人”，最后扩散到“教成三军”（《吴子·治兵》），还主张“教无常”，“因便而教”（《管子·兵法》）。三是赏罚制度上出现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的新思维（《六韬·龙韬·将威》），并强调赏罚有度，认为“赏法无度”则“国虽大，兵弱”（《韩非子·饰邪》）。四是出现了极为完善的司令部组织。总之，战国时期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并形成了系统的军队建设理论。不仅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水平，而且已经奠定了以抽象思维、理论概括为特征的传统战争理论的基础。整个中国冷兵器时期的战争理论，虽然始终在不断发展提高和丰富完善着，但在主要的原理原则上，没有超出战国的范围。
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从事战争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人，他们被称为兵家。为总结战争经验，表达自己的见解，许多兵家都写有论述战争的着作，被称为兵书。西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时，共有“百八十二家”，除少数是战国前或秦、汉之际外，多数成书于战国。有的是着名军事家本人的着作或其弟子、后学辑录其事迹、言论及着述，如李牧的《李子》、信陵君的《魏公子兵法》等；有的是不着名但对战争理论颇有造诣的军事家写成后伪托前代着名军事家的名字问世的，如《神农兵法》、《黄帝》、《蚩尤》等；还有的是追述或编辑前代及本国军事制度、作战原则的，如《司马法》、《楚兵法》等。可惜至汉代之后大多数都散佚失传。目前仍流传并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代表意义的兵书，主要有《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和《司马法》五部。由于本书对兵书只能作最概况的论述，在前几节中已经谈及了《吴子》和《孙膑兵法》，所以这里仅对《尉缭子》、《六韬》和《司马法》中的最主要观点和较前有所发展的方面，作简单的介绍。（一）尉缭子《尉缭子》的作者尉缭是魏国惠王时人，大致和孙膑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尉缭子》和《孙膑兵法》的战争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由于齐、魏两国的具体情况和传统不尽相同，所以两书的战争理论又各有特点。还由于《尉缭子》是一部为国君提供国家战争和建军方略的兵书，不是为一般将帅提供作战指导的兵书，所以它在军事战略与战术方面的论述较少。如果将它和《孙膑兵法》的内容互为补充，则完全可以代表战国中期的战争理论水平。《尉缭子》的战争观，继承了《吴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在战争性质的认识上，比《吴子》的五种战争类型的区分更为深化，明确地认识到有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性质的战争。它认为“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是正义的，而那些“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行为，“皆盗也”，是非正义的战争。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还主张在占领别国领土后，实行符合正义战争的政策：“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安）其业，救其弊”，使“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只有这样才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而“威加于天下”，即达到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这比《孙子兵法》的“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的“胜敌而益强”的主张，显然大有不同，反映了争霸统一战争的历史发展。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尉缭子》虽然仍认为战争难以避免，甚至积极宣传正义战争，但也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反对感情用事，认为只有在确有胜利把握时才能发动战争，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它还认识到因战争的发展，不再可能一天、一战决定胜负，强调做长期作战的准备，说“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尉缭子》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有突出的发展，它用形象化的比喻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指政治，武指军事，可见它把政治看作根本，将战争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作为战争理论，已远远超过了它之前的任何一部兵书了。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提倡耕战，但特别是还强调发展商业，认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在各国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当时，《尉缭子》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说明比稍前于他的商鞅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这与魏国地处中原腹心、列强环峙、无法扩大统治地区的处境有关。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无神论思想，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主张面对现实，诸事求已，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亦不可待，求己者也”。这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它也重视内部团结与士气高昂的积极作用，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战在于治气”等。《尉缭子》的国家战略思想，建立在它的战争观基础上，吸取了管仲、孙武、吴起的思想精神，认为先求国富兵强，内部团结，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再做到下述五点，就可以在战前预见到胜利的结局，即：在准确判断情况、确实掌握战争规律的前提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选用堪当重任的将帅，建立一支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在各战略要点修建坚强的防御工事及设施，在临战时实施正确的部署与指挥。在取得胜利的手段上，《尉缭子》认为有“道胜”、“威胜”、“力胜”三种方法：“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有形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道胜与威胜，与《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异曲同工。《尉缭子》认为能熟悉并善于综合运用这三种手段，就掌握了制胜之道。《尉缭子》的作战指导思想作为理论，基本没有超出前人的成就。它强调先机制敌，快速进攻，主张力争战争主动权，灵活运用战术和要求指挥统一等，提法虽不相同，实质与《孙子兵法》、《吴子》无异。但有一点前进了一步，即它虽然也倾向于进攻战略，但已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少地方论及了防守。它还摄取了墨家学派有关城池攻守战的思想，写了专论防守城池的一篇《守权》。它还认识到了设置机动部队应援对防守城池的重要意义，说“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并强调援军与守军的协同、配合，要求“中外相应”。这比《墨子》的城守理论又稍进一步。《尉缭子》的军队建设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强调制定各种法令制度。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还认为“非民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书中有大量篇幅记述军队编制、战斗编组、指挥信号、赏罚条例、战场纪律以及各级军官奖惩权限等，对后世的军队建设，有一定影响。二是主张严刑峻法。认为“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这主要是吸取了商鞅“重刑而连其罪”的法家学派思想和做法。它要求军中实行连保制，“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有“干令犯禁者”，同单位的人若“揭之”，则免于罪；如“知而弗揭”，则“皆与同罪”。对于战败投敌和临阵脱逃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