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说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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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
(1936 -1997)当代作家。1949年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到河北文联工作半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深受孙犁作品熏染。翌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
他的作品主要有《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乡土色彩浓郁。
北运河从通州城北下来，九曲十环二十八道弯儿，一头撞在几大堆翠柳白沙高冈上，拐了个弓背，搂住一大片沙滩。河滩方圆十几里，河汊子七出八进，一道青藤百条绿蔓儿，沿河大大小小的村落，就像满天星的早花西瓜。其中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便是我的生身之地。
一直到我九岁，我没有离开这块狭天窄地一步。北运河的水土和民间文化，哺育我的身心，陶冶我的性情。
我落生的时候是个假死，北运河农村叫草命生，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不会哭，是收生婆赵大奶奶把我救活。赵大奶奶曾是义和团青灯照大师姐，给我接生时已经八十出头。她那泥土色的面庞上，刻下深深的饱经风霜的皱纹。夏天喜欢坐在她家柴门外的大槐树荫下，看我手拿着柳枝儿追逐蜻蜒，从她面前跑过去，便叫着我的奶名把我喝住，拢到她的身旁，给我讲义和团打八国联军洋鬼子的故事。
四岁那年，三伏天歇晌，我趁母亲睡熟，蹑手蹑脚溜出屋，从篱笆根下扒个窟窿钻出小院，直奔村南池塘岸上的柳棵子地，天热得像下火，鸟儿好像怕烤焦了翅膀，躲到柳棵子深处，闭上眼睛张着嘴儿，伸出舌头喘气。
我想趁虚而入，捕捉一只黑头、白脖、红颏儿、花翅膀的山雀。
可是，鸟儿睡觉有打更的，我刚钻进柳棵子地，打更的一声叫唤，惊醒睡觉的鸟儿，扑噜噜飞上了夭。
我捉不着天上飞的，又想抓水里凫的。一池碧水，片片青萍，一缕缕的绿藻缠绕在狗尾巴花的半腰上，鼓眼珠子的风尾小鱼，在青萍绿藻间穿来穿去，钻上钻下。我当时还不会凫水，只敢下到水边。
但是鱼儿比鸟儿还难捉，我瞪圆了眼睛盯住一尾，刚要伸手抓去，小鱼一甩尾巴跑了，在水中忽前忽后，忽左忽右。
惹得我恼火，更逗起我的兴致，昏了头红了限，向前猛跨一步，一脚踏空，镜子面似的碧水一口把我吞了进去。我吓得大喊大叫，喊一声喝一口水，后来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却躺在柳荫下的一片白沙上，是一位姓刘的老叔把我从没顶之灾中救了出来，抱上岸提起双腿，空净了肚子里的黄汤绿水，死里逃生。
我童年时顽皮淘气，历尽三灾八难而得以不死，能够长大成人，还多亏另外几位救命恩人。
我五岁那年春季，北运河流域闹土匪。一天半夜三更，土匪进村绑票，全家逃散，把我扔在炕上，是一位名叫大脚李二的大伯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来，把我掩抱在怀中，带我脱离险境。六岁那年完秋，我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追兔子，不小心被枯藤绊倒，尖利如刺刀的茬子扎伤了我的喉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给我急救，觅来一个偏方配药，妙手回春，使我的伤口愈合活了命。
后来，季聋爷说评书吸引了我，我就不再疯玩野跑了。
季聋爷在河边种瓜。他脑瓜顶上盘曲着一条枯藤似的小辫子，耳朵聋得连雷声都听不见。两只肩膀一副挑筐，在河边浅滩上垫出二亩瓜田，每年都种西瓜、甜瓜、香瓜、面瓜，搭一座窝棚看瓜。我跟他的孙子良子是好朋友，每天中午良子挎着柳篮给爷爷送饭，我就跟良子搭伴到瓜田去。季聋爷喜欢说书，会说《三国演义》和《杨家将》，但是没有人肯听，连良子一听爷爷开口：“话说……”也捂着耳朵逃走。然而，我却听得出神入迷。季聋爷把我引为知音，越发大卖力气，说到兴奋处，抓起看瓜的红缨柳叶枪，挥舞着高声呐喊：“呔！来将通名，赵子龙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评书老有“扣子”，欲知后事如何？总不给立刻分解。我心如油煎，非常难受；不久我上了学，识得不多几个字，便到庙会上买书来看。
于是，我从玩中学到学中玩了。
1942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四个年级四个班，四个班只有四十人。
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三个月，十七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四十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现今年已八旬，退休归里十几年了。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人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入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我歪着头回答。
“别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查我的作业本，发现我一连数日都未写一字，气得当众对我进行严惩，以杉木板子的窄面打我的手心，格外疼痛。
我常常偷偷到通州万寿宫大街听评书，渐渐的听书不过瘾便买武侠小说来读。
戴老师是严禁学生阅读武侠小说的。我不但违禁偷阅，而且暗中写起武侠小说来。我给全班同学都分配了角色，有的是侠客义士，有的是绿林晌马，每人又都有一个江湖绰号，逐日编写一个故事，同学们争相传看。
一天，已经放学两个小时，就要净校关门了，我们的教室仍然笑语声喧，走读的同学不想离校回家。
戴老师赶来，发觉我在撰写武侠小说以飨读者，将我大加申斥：“没有出息，不学好，写这样的东西！”没收了我的作品，严令不得重犯。
十二岁我高小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男二中，从此与戴老师一别五年，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曾向一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她已经年逾古稀了。
对于我的习作，戴老师并没有给予多少直接帮助，但是她能对我实行创作民主，在我产生不良倾向时又能及时予以规整，使我没有走入歧途，是应该感念不忘的。
【百家在线】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女学生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刘绍棠
(1936 -1997)当代作家。1949年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到河北文联工作半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深受孙犁作品熏染。翌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
他的作品主要有《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乡土色彩浓郁。
北运河从通州城北下来，九曲十环二十八道弯儿，一头撞在几大堆翠柳白沙高冈上，拐了个弓背，搂住一大片沙滩。河滩方圆十几里，河汊子七出八进，一道青藤百条绿蔓儿，沿河大大小小的村落，就像满天星的早花西瓜。其中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便是我的生身之地。
一直到我九岁，我没有离开这块狭天窄地一步。北运河的水土和民间文化，哺育我的身心，陶冶我的性情。
我落生的时候是个假死，北运河农村叫草命生，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不会哭，是收生婆赵大奶奶把我救活。赵大奶奶曾是义和团青灯照大师姐，给我接生时已经八十出头。她那泥土色的面庞上，刻下深深的饱经风霜的皱纹。夏天喜欢坐在她家柴门外的大槐树荫下，看我手拿着柳枝儿追逐蜻蜒，从她面前跑过去，便叫着我的奶名把我喝住，拢到她的身旁，给我讲义和团打八国联军洋鬼子的故事。
四岁那年，三伏天歇晌，我趁母亲睡熟，蹑手蹑脚溜出屋，从篱笆根下扒个窟窿钻出小院，直奔村南池塘岸上的柳棵子地，天热得像下火，鸟儿好像怕烤焦了翅膀，躲到柳棵子深处，闭上眼睛张着嘴儿，伸出舌头喘气。
我想趁虚而入，捕捉一只黑头、白脖、红颏儿、花翅膀的山雀。
可是，鸟儿睡觉有打更的，我刚钻进柳棵子地，打更的一声叫唤，惊醒睡觉的鸟儿，扑噜噜飞上了夭。
我捉不着天上飞的，又想抓水里凫的。一池碧水，片片青萍，一缕缕的绿藻缠绕在狗尾巴花的半腰上，鼓眼珠子的风尾小鱼，在青萍绿藻间穿来穿去，钻上钻下。我当时还不会凫水，只敢下到水边。
但是鱼儿比鸟儿还难捉，我瞪圆了眼睛盯住一尾，刚要伸手抓去，小鱼一甩尾巴跑了，在水中忽前忽后，忽左忽右。
惹得我恼火，更逗起我的兴致，昏了头红了限，向前猛跨一步，一脚踏空，镜子面似的碧水一口把我吞了进去。我吓得大喊大叫，喊一声喝一口水，后来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却躺在柳荫下的一片白沙上，是一位姓刘的老叔把我从没顶之灾中救了出来，抱上岸提起双腿，空净了肚子里的黄汤绿水，死里逃生。
我童年时顽皮淘气，历尽三灾八难而得以不死，能够长大成人，还多亏另外几位救命恩人。
我五岁那年春季，北运河流域闹土匪。一天半夜三更，土匪进村绑票，全家逃散，把我扔在炕上，是一位名叫大脚李二的大伯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来，把我掩抱在怀中，带我脱离险境。六岁那年完秋，我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追兔子，不小心被枯藤绊倒，尖利如刺刀的茬子扎伤了我的喉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给我急救，觅来一个偏方配药，妙手回春，使我的伤口愈合活了命。
后来，季聋爷说评书吸引了我，我就不再疯玩野跑了。
季聋爷在河边种瓜。他脑瓜顶上盘曲着一条枯藤似的小辫子，耳朵聋得连雷声都听不见。两只肩膀一副挑筐，在河边浅滩上垫出二亩瓜田，每年都种西瓜、甜瓜、香瓜、面瓜，搭一座窝棚看瓜。我跟他的孙子良子是好朋友，每天中午良子挎着柳篮给爷爷送饭，我就跟良子搭伴到瓜田去。季聋爷喜欢说书，会说《三国演义》和《杨家将》，但是没有人肯听，连良子一听爷爷开口：“话说……”也捂着耳朵逃走。然而，我却听得出神入迷。季聋爷把我引为知音，越发大卖力气，说到兴奋处，抓起看瓜的红缨柳叶枪，挥舞着高声呐喊：“呔！来将通名，赵子龙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评书老有“扣子”，欲知后事如何？总不给立刻分解。我心如油煎，非常难受；不久我上了学，识得不多几个字，便到庙会上买书来看。
于是，我从玩中学到学中玩了。
1942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四个年级四个班，四个班只有四十人。
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三个月，十七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四十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现今年已八旬，退休归里十几年了。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人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入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我歪着头回答。
“别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查我的作业本，发现我一连数日都未写一字，气得当众对我进行严惩，以杉木板子的窄面打我的手心，格外疼痛。
我常常偷偷到通州万寿宫大街听评书，渐渐的听书不过瘾便买武侠小说来读。
戴老师是严禁学生阅读武侠小说的。我不但违禁偷阅，而且暗中写起武侠小说来。我给全班同学都分配了角色，有的是侠客义士，有的是绿林晌马，每人又都有一个江湖绰号，逐日编写一个故事，同学们争相传看。
一天，已经放学两个小时，就要净校关门了，我们的教室仍然笑语声喧，走读的同学不想离校回家。
戴老师赶来，发觉我在撰写武侠小说以飨读者，将我大加申斥：“没有出息，不学好，写这样的东西！”没收了我的作品，严令不得重犯。
十二岁我高小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男二中，从此与戴老师一别五年，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曾向一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她已经年逾古稀了。
对于我的习作，戴老师并没有给予多少直接帮助，但是她能对我实行创作民主，在我产生不良倾向时又能及时予以规整，使我没有走入歧途，是应该感念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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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女学生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