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四章 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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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马安民将惠州府城连同各县人丁田亩数报了上来，计有丁口28万7000余人，实有人口77万余。
这数据是顺治七年惠州清丁查户时造的册，这些年广东连年兵灾，省城广州和潮州都被屠了城，可是惠州受的兵灾却是不大，只崇祯末年苏成农民军起事时袭扰过几县，以后也一直在是惠东活动，对惠南、惠西影响不大。这一方面得益于惠州地理位置特殊，没有广州和潮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得益于惠州明朝官员“识时务”，他们早早降了大清，这才使得清军没有在惠州大规模屠城，间接保存了惠州元气。此点从布政使司统计的广州人口就能看出，广州现在十几县人口加在一块，连同招来的流民不过50几万，而惠州一府却有近80万，由此也能看出清军对广州的破坏性。
吴六奇进攻惠州和太平军东征时的战场也主要是在陆丰和碣石卫一带，因此百姓死伤不大。不过这份人丁的黄册还是有些不准，至少绝对不如广州所做的那般通彻，周士相估计被各县士绅地主隐瞒下来的黑户人口当也有几万。
钱粮田亩这一块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但总体而言马安民报来的数据还是有七成可信的，毕竟在马安民这些官员眼里，那些人身依附的佃农似乎也算不得丁口，更休提地主的田地了，所以无法苛求他们。有一点可以肯定，以马安民为首的惠州官员和当地士绅大户肯定有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便是太平军的敌人，是影响太平军在惠州开展建村设乡，发动一切人力钱粮资源抗清的绊脚石，所以必然要对他们动刀。
动刀之前则必须瓦解整编和当地士绅有所勾结的惠州兵。韩朝宗、王大林等人将惠州兵的实际情况报了上来。计有兵丁9500余人，内中督标老兵和顺德营兵只余1200余人，其余都是原先的惠州营兵和招纳的土匪。这些人也是良焉不齐。
周士相命成立第七镇，从惠州兵中选5000余人编为两旅。又调投降的归德兵和南阳兵余部加潮州营兵连同一些青壮编为一旅，以韩朝宗为甲旅旅校，南阳总兵张超为乙旅旅校，调第四镇旅校、原辎重营副营官崔豹为丙旅旅校。三旅补充到位后，周士相命胡启立为第七镇镇将，归德总兵刘忠为副将。
如此安排也是相互制衡，胡启立虽是镇将，可韩朝宗已唯周士相马首是瞻。自然不可能再跟随胡启立反乱；南阳总兵张超原本就比胡启立这个广东绿营督标参将官大，资历老，屈身于他之下任个旅校已是委屈，听命打仗能，跟着做乱是想都别想的。真要做乱，张超恐怕头一个想的是要胡启立听他的，而不是他听胡启立的。
丙旅旅校崔豹是罗定时就投太平军的老人了，对周士相忠心耿耿，又如何会跟着胡启立反乱。副将刘忠和张超一个性质，二人难兄难弟实在是走投无路才降的太平军。济度一死，他哥俩和蒙古人一样都是没了退路，只能跟着太平军走到底。太平军越是能打。越是强大，他们的命就越能保住，将来说不定还能捞取比在清廷那边更高的官爵，所以让他们再做乱，简直是想都不用想的。
基本上太平军内所有降将都是和刘忠、张超持同一个念头，便是蒙古人也是如此想，没办法，谁让他们已经上了太平军这条船。太平军这船要是沉了，可想而知清廷会如何对付他们这些背叛者。这一点蒙古人更害怕。简亲王济度可是被他们所杀，其他人或许还有一线活命机会。蒙古人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别人要在太平军沉船时跳水。他们却是要拼命舀水不让这条船沉下去。
第七镇成立后却是不驻防惠州，而是移驻清远。这样一来，惠州的官员和士绅便无法得到惠州兵的武力支持，而惠州由驻防陆丰的苏纳第六镇接管。
苏纳现在可是周士相的铁杆追随者，死在他刀下的满州同胞不计可数，就边广州城也是他献策拿下，论功劳，只怕除了首创之功便是他苏纳了。有苏纳在惠州坐镇，周士相自然不担心惠州的那些官员和士绅会闹出事来。
苏纳下手极其黑，虽没像赵自强一样明目张胆屠城，可在潮州干的事情也是叫人发指的。有次只因附近的寨子袭击了他的人马，致使数名手下伤亡，结果为了报复，苏纳竟将这寨子上下千余人连同老弱妇孺一起屠了，此事让苏纳的汉名“王泰”凶名一时广为传播。
苏纳行事黑，下手狠，且还是个满州人，自然不用担心会和当地的汉人士绅勾结在一起，所以放他坐镇惠州周士相是极其放心的。只待宋襄公那边着手派员接管惠州，便立即在惠州和潮州同时推行建村设乡，更换原有的官吏，能用者，愿意服从布政使司命令的可以留任，那些阳奉阴违，甚至暗地鼓动百姓闹事的则要清除掉。
周士相不需要手下的官都是些满腹经纶的进士、举人老爷，他只需要能够看得懂公文，明白怎么做的人来当官，哪怕他没有功名也可。
甲申以来的惨痛历史告诉周士相，大明朝的那些文官们若说人人都推出来杀了肯定有错的，毕竟忠心为国的也有很多，可要是隔一个杀一个，八成是没错的。
太平军是新兴的一支力量，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一支兵马，所推行的政策全是为了最大程度整合人力钱粮资源用以抗清，而不是照搬从前一套，皇权不下乡，乡间由士绅自治，导致清军大举压境，绝大多数乡绅为了自家利益背弃明朝甘当帮凶。
太平军需要的是总动员，不允许任何阶层染指划分不多的资源，口是心非，表面拥护背地却恨不得早迎大清兵。所以周士相要的官吏仅仅是能够看懂上面发下公文，会简单书写公文，能够无条件服从执行的人。这种人在广州各县的衙门中有很多，各乡、村公所也有很多，其中有很多是一些没法考上功名被迫去商行打工的伙计。
务实，是这些识字伙计最好的优势，鉴于广州的少年兵大营刚刚开设，各县的公学最早的也不过才开一年，连首批毕业的学生都没有，所以周士相也不可能将各府原有官吏全部清除，这种做法太极端不现实。他给宋襄公的原则是能用者便用，不能用者便罢除。
惠州因为遭受战火最轻，所以府内士绅地主颇多，相较广州而言，这帮人的能力也很强，一昧镇压他们只会让惠州陷于不稳定之中，所以周士相让宋襄公缓办，先用几个月时间摸清基本情况，对于愿意合作的自然欢迎，可给予他们一些地方权力，如乡公所、村公所的位子，甚至县衙里也可以给他们一些位子，有杰出能力者任职府衙，布政使司衙门都可以。对于他们名下的土地和黑户，也尽可能以赎买、权力对换等方式赎出，减少利益冲突。对于不愿意合作的，则必须要强力镇压，不论死多少人，哪怕是灭门也都要清除掉，绝不能让这些顽固分子继续渔肉乡民，为一己私利影响抗清大局。
清除旧有阶层，势必就要有新的阶层取代他们，阶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级的存在导致国家灭亡，民族沦陷。
周士相现在刻意打造一个属于太平军的军功阶层和文官集团，这两个集团什么样的出身的人都有，哪怕从前只是一个卑贱的乞丐，但现在却因战功得到封赏，有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了利益，他们必须抱成一团和清军，和一切可能影响到他们利益的敌人战斗到底。
无利不起早，这话汉人说了几千年，绝对不会错。
起初，周士相许给大樵山众人的就是利益，升官发财的利益。现在，他同样将这个利益手段持续下去，土匪也好，降兵也好，良家子弟也好，在太平军中只要你有功，你便能得到利益，从而真正成为太平军的一员。没有利益，哪怕那些降将降兵迫于你屠刀的威摄而暂时听命，可时日久了，发现自己在太平军中一点地位、一点利益也没有，他们总会产生被歧视、被轻视的念头，从而有异样想法，最终成为不稳定因素。
给东征之役有功将士的升赏已经着手在做，这件事和扩军一样成为军帅府的重头事。周士相自己现在只是兴平伯，所以他无法从爵位上给予有功将士升赏，便只能从职务，从土地，从钱财上着手。若是永历愿意封他为亲王，他便将开始太平军的公、侯、伯爵位封赏，好让部下们对未来有更好的期盼，也让那些没有得到封赏的人有更大的动力去争取自己的爵位。(未完待续。)
三天后，马安民将惠州府城连同各县人丁田亩数报了上来，计有丁口28万7000余人，实有人口77万余。
这数据是顺治七年惠州清丁查户时造的册，这些年广东连年兵灾，省城广州和潮州都被屠了城，可是惠州受的兵灾却是不大，只崇祯末年苏成农民军起事时袭扰过几县，以后也一直在是惠东活动，对惠南、惠西影响不大。这一方面得益于惠州地理位置特殊，没有广州和潮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得益于惠州明朝官员“识时务”，他们早早降了大清，这才使得清军没有在惠州大规模屠城，间接保存了惠州元气。此点从布政使司统计的广州人口就能看出，广州现在十几县人口加在一块，连同招来的流民不过50几万，而惠州一府却有近80万，由此也能看出清军对广州的破坏性。
吴六奇进攻惠州和太平军东征时的战场也主要是在陆丰和碣石卫一带，因此百姓死伤不大。不过这份人丁的黄册还是有些不准，至少绝对不如广州所做的那般通彻，周士相估计被各县士绅地主隐瞒下来的黑户人口当也有几万。
钱粮田亩这一块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但总体而言马安民报来的数据还是有七成可信的，毕竟在马安民这些官员眼里，那些人身依附的佃农似乎也算不得丁口，更休提地主的田地了，所以无法苛求他们。有一点可以肯定，以马安民为首的惠州官员和当地士绅大户肯定有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便是太平军的敌人，是影响太平军在惠州开展建村设乡，发动一切人力钱粮资源抗清的绊脚石，所以必然要对他们动刀。
动刀之前则必须瓦解整编和当地士绅有所勾结的惠州兵。韩朝宗、王大林等人将惠州兵的实际情况报了上来。计有兵丁9500余人，内中督标老兵和顺德营兵只余1200余人，其余都是原先的惠州营兵和招纳的土匪。这些人也是良焉不齐。
周士相命成立第七镇，从惠州兵中选5000余人编为两旅。又调投降的归德兵和南阳兵余部加潮州营兵连同一些青壮编为一旅，以韩朝宗为甲旅旅校，南阳总兵张超为乙旅旅校，调第四镇旅校、原辎重营副营官崔豹为丙旅旅校。三旅补充到位后，周士相命胡启立为第七镇镇将，归德总兵刘忠为副将。
如此安排也是相互制衡，胡启立虽是镇将，可韩朝宗已唯周士相马首是瞻。自然不可能再跟随胡启立反乱；南阳总兵张超原本就比胡启立这个广东绿营督标参将官大，资历老，屈身于他之下任个旅校已是委屈，听命打仗能，跟着做乱是想都别想的。真要做乱，张超恐怕头一个想的是要胡启立听他的，而不是他听胡启立的。
丙旅旅校崔豹是罗定时就投太平军的老人了，对周士相忠心耿耿，又如何会跟着胡启立反乱。副将刘忠和张超一个性质，二人难兄难弟实在是走投无路才降的太平军。济度一死，他哥俩和蒙古人一样都是没了退路，只能跟着太平军走到底。太平军越是能打。越是强大，他们的命就越能保住，将来说不定还能捞取比在清廷那边更高的官爵，所以让他们再做乱，简直是想都不用想的。
基本上太平军内所有降将都是和刘忠、张超持同一个念头，便是蒙古人也是如此想，没办法，谁让他们已经上了太平军这条船。太平军这船要是沉了，可想而知清廷会如何对付他们这些背叛者。这一点蒙古人更害怕。简亲王济度可是被他们所杀，其他人或许还有一线活命机会。蒙古人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别人要在太平军沉船时跳水。他们却是要拼命舀水不让这条船沉下去。
第七镇成立后却是不驻防惠州，而是移驻清远。这样一来，惠州的官员和士绅便无法得到惠州兵的武力支持，而惠州由驻防陆丰的苏纳第六镇接管。
苏纳现在可是周士相的铁杆追随者，死在他刀下的满州同胞不计可数，就边广州城也是他献策拿下，论功劳，只怕除了首创之功便是他苏纳了。有苏纳在惠州坐镇，周士相自然不担心惠州的那些官员和士绅会闹出事来。
苏纳下手极其黑，虽没像赵自强一样明目张胆屠城，可在潮州干的事情也是叫人发指的。有次只因附近的寨子袭击了他的人马，致使数名手下伤亡，结果为了报复，苏纳竟将这寨子上下千余人连同老弱妇孺一起屠了，此事让苏纳的汉名“王泰”凶名一时广为传播。
苏纳行事黑，下手狠，且还是个满州人，自然不用担心会和当地的汉人士绅勾结在一起，所以放他坐镇惠州周士相是极其放心的。只待宋襄公那边着手派员接管惠州，便立即在惠州和潮州同时推行建村设乡，更换原有的官吏，能用者，愿意服从布政使司命令的可以留任，那些阳奉阴违，甚至暗地鼓动百姓闹事的则要清除掉。
周士相不需要手下的官都是些满腹经纶的进士、举人老爷，他只需要能够看得懂公文，明白怎么做的人来当官，哪怕他没有功名也可。
甲申以来的惨痛历史告诉周士相，大明朝的那些文官们若说人人都推出来杀了肯定有错的，毕竟忠心为国的也有很多，可要是隔一个杀一个，八成是没错的。
太平军是新兴的一支力量，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一支兵马，所推行的政策全是为了最大程度整合人力钱粮资源用以抗清，而不是照搬从前一套，皇权不下乡，乡间由士绅自治，导致清军大举压境，绝大多数乡绅为了自家利益背弃明朝甘当帮凶。
太平军需要的是总动员，不允许任何阶层染指划分不多的资源，口是心非，表面拥护背地却恨不得早迎大清兵。所以周士相要的官吏仅仅是能够看懂上面发下公文，会简单书写公文，能够无条件服从执行的人。这种人在广州各县的衙门中有很多，各乡、村公所也有很多，其中有很多是一些没法考上功名被迫去商行打工的伙计。
务实，是这些识字伙计最好的优势，鉴于广州的少年兵大营刚刚开设，各县的公学最早的也不过才开一年，连首批毕业的学生都没有，所以周士相也不可能将各府原有官吏全部清除，这种做法太极端不现实。他给宋襄公的原则是能用者便用，不能用者便罢除。
惠州因为遭受战火最轻，所以府内士绅地主颇多，相较广州而言，这帮人的能力也很强，一昧镇压他们只会让惠州陷于不稳定之中，所以周士相让宋襄公缓办，先用几个月时间摸清基本情况，对于愿意合作的自然欢迎，可给予他们一些地方权力，如乡公所、村公所的位子，甚至县衙里也可以给他们一些位子，有杰出能力者任职府衙，布政使司衙门都可以。对于他们名下的土地和黑户，也尽可能以赎买、权力对换等方式赎出，减少利益冲突。对于不愿意合作的，则必须要强力镇压，不论死多少人，哪怕是灭门也都要清除掉，绝不能让这些顽固分子继续渔肉乡民，为一己私利影响抗清大局。
清除旧有阶层，势必就要有新的阶层取代他们，阶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级的存在导致国家灭亡，民族沦陷。
周士相现在刻意打造一个属于太平军的军功阶层和文官集团，这两个集团什么样的出身的人都有，哪怕从前只是一个卑贱的乞丐，但现在却因战功得到封赏，有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了利益，他们必须抱成一团和清军，和一切可能影响到他们利益的敌人战斗到底。
无利不起早，这话汉人说了几千年，绝对不会错。
起初，周士相许给大樵山众人的就是利益，升官发财的利益。现在，他同样将这个利益手段持续下去，土匪也好，降兵也好，良家子弟也好，在太平军中只要你有功，你便能得到利益，从而真正成为太平军的一员。没有利益，哪怕那些降将降兵迫于你屠刀的威摄而暂时听命，可时日久了，发现自己在太平军中一点地位、一点利益也没有，他们总会产生被歧视、被轻视的念头，从而有异样想法，最终成为不稳定因素。
给东征之役有功将士的升赏已经着手在做，这件事和扩军一样成为军帅府的重头事。周士相自己现在只是兴平伯，所以他无法从爵位上给予有功将士升赏，便只能从职务，从土地，从钱财上着手。若是永历愿意封他为亲王，他便将开始太平军的公、侯、伯爵位封赏，好让部下们对未来有更好的期盼，也让那些没有得到封赏的人有更大的动力去争取自己的爵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