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三十一章 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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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中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来的天灾人祸，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说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调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说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中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来的天灾人祸，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说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调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说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