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 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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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派周el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与周el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委员长在发出这份电文的二十四小时之后,延安统帅复函委员长,拟于二十八日赴渝。
“是谁说m不敢来重庆的?”
委员长的右拳轻擂在案几上,发出“嘭”地一声响,吓得何应钦,陈诚,刘峙,张群等人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我多次说过,不要高看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别人。人家就要来了,可我们却还没有一丝的准备,你们要我拿什么和人家去谈?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看mzd的风采,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所以,你们务必要拿出个方案来,让延安,让外界看到我们的诚意。在来之前,我让布雷先生拟了三条意见,作为谈判方针。
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你们下去以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增补。现在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刘峙眼里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迟疑道:“m是延安领袖,我们为什么不……”
“胡扯。”
委员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能想到,别人同样也会想到。事关国府声誉,岂能儿戏?雨农,你让下面盯紧一点,不要出了纰漏。”
八月二十八日午后三时许,一架银白色客机降落在重庆机场。延安统帅,周先生,王若飞,张治中,米国大使赫尔利等人依次走下了飞机,接受山城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当晚,委员长在林园设宴招待延安统帅一行,当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数十年的恩恩怨怨在刹那间闪过彼此的心头。委员长看着m魁梧的身躯,不禁想到八年前的数次围剿。
那时的m几乎就要山穷水尽了,虽然从雪山草地里闯了出来并且到达了陕北,可军队已经不到六万人,那是的m可没有现在这样魁伟。这才不到十年的时间,眼前这个人已经拥有了一百多万军队以及大片的根据地。
虽然现在还比不上自己的四百多万正规军,可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那还得了?看来刘峙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能谈则谈,要是谈不拢就……
在延安统帅的眼里,委员长还是像多年前那样瘦弱,两人都是南方人,都是一米七多的身高,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高个子了。
第一次见到眼前的这个人还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他还只是个临时代表,还没有发言权。而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个人已经可以在讲台上慷慨激昂了。
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应该是在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后,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从此分道扬镳,再未见面。
两个人彼此看着,彼此想着,彼此走近着,直至伸手相握。
“润之,又见到你了。”
“是啊,二十年喽,委员长风采依旧啊。”
在两人握手的一刹那,宴会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两党统帅握手言和,国家和平有望啊,这是参加宴会的所有人的想法。
第二天早上,下榻在林园的统帅晨起散步,与同样在散步的委员长不期而遇。委员长先是一愣,很快便笑容可掬地招呼道:
“哦,是润之啊……我喜欢早起转转,透透气。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怎么不多睡会儿,来这里习惯吗?”
统帅笑道:“还好,只是现在白天也睡少了。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不知委员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呀?”
委员长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又不能失却“领袖”身份,只能喏喏应着。
“润之,你们一定要和国府做对?我们之间斗了这么多年,在斗下去倒霉的还是这个国家。”委员长看着走在晨雾中统帅,忧国忧民般地说。
统帅笑了。“不是我们要跟你斗,是你一定要斗。我们只好奉陪喽。”
委员长哼了一声道:“一个国家,两个政权,亏你们想得出来。这样的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必须交出你们的军队,解散你们的政府,答应了这两点,其他的都好解决。”
“然后呢?再来一次清党,再来一次大屠杀?我们吃过一次亏,接受过一次教训,让我们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是打是谈一切由你,交出军队就绝无可能。”mzd站定了身体,迎着初生的朝阳淡淡地说。
委员长一声叹息,道:“润之,你能来重庆,说明你有意和平,我很高兴。可你若执意如此,冥顽不灵,我也不介意用些手段。本来我还不屑为之,可为了这个国家,便做一次曹阿瞒,也胜过妇人之仁。”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我不在延安,中枢照样运转。可你要不在中枢,那就天下大乱喽。”
统帅微笑道:“知道我来的时候是怎么和他们说的吗?狠狠打,打得越狠越好,不要给我面子。”统帅想起杜文成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这句话,不觉笑出声来。
委员长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他知道统帅指的是什么,八路军在山西的上党刚刚给了挑衅的国府军队一个教训,让他大失颜面的同时,也让他对延安军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本以为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再加上米式装备,一定能够占领晋东南,不料昨晚得到的情报却是国府的十一个师被人家压着打,那个独眼将军怎么就不是我的学生?丢人哪,委员长的脑筋可以说是深受刺激。
“好了,不说笑了。润之啊,早餐后我们接着谈。”
委员长转身走了,但在这一刻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m已被他的军队“击毙”,可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不仅和自己针锋相对,还敢嘲笑自己的政权不稳。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且又慢慢松开。兹事体大,扣押m容易,如何收场就值得商榷。米苏公开保证过他的安全,一旦有事必会对我施压,届时不仅有损国府声誉,还奈何他不得,岂不是鸡飞蛋打?
短短的十余步中,委员长的心态就从愤恨莫名转为云淡风轻,大丈夫不逞口舌之利,一切还要看实力说话,他不相信430万正规军还打不过120万泥腿子。
桂园,是张治中租赁下的一处小楼,此时已成为延安统帅的临时住处。
“委员长果然没有谈判诚意,这几天的谈判中都是我们再说,他们则是哼哼哈哈的搪塞,一看就是毫无谈判准备。”楼下的会客室里,王若飞气愤地说。
周先生习惯性地双手抱在胸前,笑着道:“我们对他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到这里来是向民众说明我们期盼和平的愿望和诚意,有没有结果并不重要。”
“可是这样拖下去,主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看看外面那些明目张胆的特务,那里有一点对我们的尊重。”
正在专心读报的统帅放下报纸,吸着烟说:“我的安全暂时还不成问题,委员长想要‘留客’,也要看全国民众答不答应。
委员长当年可是厉害得很啦!我mzd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可今非昔比,我现在坐在这里,他还要设宴款待,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下大势。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广泛意见,影响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员长看来,m和***人依旧是“匪“,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等问题。
10月9日统帅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我们都要老了,五十多岁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你我之间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始终要搞出个名堂。否则的话,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对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那句话:你我携手合作,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我们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他和m在重庆的多次接触,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延安,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m,没能够战胜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将他永远地赶到了海峡彼岸。
“承派周el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与周el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委员长在发出这份电文的二十四小时之后,延安统帅复函委员长,拟于二十八日赴渝。
“是谁说m不敢来重庆的?”
委员长的右拳轻擂在案几上,发出“嘭”地一声响,吓得何应钦,陈诚,刘峙,张群等人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我多次说过,不要高看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别人。人家就要来了,可我们却还没有一丝的准备,你们要我拿什么和人家去谈?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看mzd的风采,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所以,你们务必要拿出个方案来,让延安,让外界看到我们的诚意。在来之前,我让布雷先生拟了三条意见,作为谈判方针。
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你们下去以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增补。现在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刘峙眼里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迟疑道:“m是延安领袖,我们为什么不……”
“胡扯。”
委员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能想到,别人同样也会想到。事关国府声誉,岂能儿戏?雨农,你让下面盯紧一点,不要出了纰漏。”
八月二十八日午后三时许,一架银白色客机降落在重庆机场。延安统帅,周先生,王若飞,张治中,米国大使赫尔利等人依次走下了飞机,接受山城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当晚,委员长在林园设宴招待延安统帅一行,当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数十年的恩恩怨怨在刹那间闪过彼此的心头。委员长看着m魁梧的身躯,不禁想到八年前的数次围剿。
那时的m几乎就要山穷水尽了,虽然从雪山草地里闯了出来并且到达了陕北,可军队已经不到六万人,那是的m可没有现在这样魁伟。这才不到十年的时间,眼前这个人已经拥有了一百多万军队以及大片的根据地。
虽然现在还比不上自己的四百多万正规军,可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那还得了?看来刘峙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能谈则谈,要是谈不拢就……
在延安统帅的眼里,委员长还是像多年前那样瘦弱,两人都是南方人,都是一米七多的身高,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高个子了。
第一次见到眼前的这个人还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他还只是个临时代表,还没有发言权。而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个人已经可以在讲台上慷慨激昂了。
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应该是在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后,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从此分道扬镳,再未见面。
两个人彼此看着,彼此想着,彼此走近着,直至伸手相握。
“润之,又见到你了。”
“是啊,二十年喽,委员长风采依旧啊。”
在两人握手的一刹那,宴会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两党统帅握手言和,国家和平有望啊,这是参加宴会的所有人的想法。
第二天早上,下榻在林园的统帅晨起散步,与同样在散步的委员长不期而遇。委员长先是一愣,很快便笑容可掬地招呼道:
“哦,是润之啊……我喜欢早起转转,透透气。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怎么不多睡会儿,来这里习惯吗?”
统帅笑道:“还好,只是现在白天也睡少了。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不知委员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呀?”
委员长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又不能失却“领袖”身份,只能喏喏应着。
“润之,你们一定要和国府做对?我们之间斗了这么多年,在斗下去倒霉的还是这个国家。”委员长看着走在晨雾中统帅,忧国忧民般地说。
统帅笑了。“不是我们要跟你斗,是你一定要斗。我们只好奉陪喽。”
委员长哼了一声道:“一个国家,两个政权,亏你们想得出来。这样的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必须交出你们的军队,解散你们的政府,答应了这两点,其他的都好解决。”
“然后呢?再来一次清党,再来一次大屠杀?我们吃过一次亏,接受过一次教训,让我们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是打是谈一切由你,交出军队就绝无可能。”mzd站定了身体,迎着初生的朝阳淡淡地说。
委员长一声叹息,道:“润之,你能来重庆,说明你有意和平,我很高兴。可你若执意如此,冥顽不灵,我也不介意用些手段。本来我还不屑为之,可为了这个国家,便做一次曹阿瞒,也胜过妇人之仁。”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我不在延安,中枢照样运转。可你要不在中枢,那就天下大乱喽。”
统帅微笑道:“知道我来的时候是怎么和他们说的吗?狠狠打,打得越狠越好,不要给我面子。”统帅想起杜文成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这句话,不觉笑出声来。
委员长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他知道统帅指的是什么,八路军在山西的上党刚刚给了挑衅的国府军队一个教训,让他大失颜面的同时,也让他对延安军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本以为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再加上米式装备,一定能够占领晋东南,不料昨晚得到的情报却是国府的十一个师被人家压着打,那个独眼将军怎么就不是我的学生?丢人哪,委员长的脑筋可以说是深受刺激。
“好了,不说笑了。润之啊,早餐后我们接着谈。”
委员长转身走了,但在这一刻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m已被他的军队“击毙”,可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不仅和自己针锋相对,还敢嘲笑自己的政权不稳。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且又慢慢松开。兹事体大,扣押m容易,如何收场就值得商榷。米苏公开保证过他的安全,一旦有事必会对我施压,届时不仅有损国府声誉,还奈何他不得,岂不是鸡飞蛋打?
短短的十余步中,委员长的心态就从愤恨莫名转为云淡风轻,大丈夫不逞口舌之利,一切还要看实力说话,他不相信430万正规军还打不过120万泥腿子。
桂园,是张治中租赁下的一处小楼,此时已成为延安统帅的临时住处。
“委员长果然没有谈判诚意,这几天的谈判中都是我们再说,他们则是哼哼哈哈的搪塞,一看就是毫无谈判准备。”楼下的会客室里,王若飞气愤地说。
周先生习惯性地双手抱在胸前,笑着道:“我们对他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到这里来是向民众说明我们期盼和平的愿望和诚意,有没有结果并不重要。”
“可是这样拖下去,主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看看外面那些明目张胆的特务,那里有一点对我们的尊重。”
正在专心读报的统帅放下报纸,吸着烟说:“我的安全暂时还不成问题,委员长想要‘留客’,也要看全国民众答不答应。
委员长当年可是厉害得很啦!我mzd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可今非昔比,我现在坐在这里,他还要设宴款待,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下大势。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广泛意见,影响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员长看来,m和***人依旧是“匪“,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等问题。
10月9日统帅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我们都要老了,五十多岁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你我之间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始终要搞出个名堂。否则的话,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对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那句话:你我携手合作,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我们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他和m在重庆的多次接触,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延安,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m,没能够战胜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将他永远地赶到了海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