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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让士族们接受这一套法令，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毕竟如果这套办法真的实施，那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是抽筋扒皮之痛，也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反弹，所以徐清虽然很满意这一套办法，但却也不能直接施行下去，他把赵思銭招来，询问了他的看法，赵思銭跟徐清一样，也认为这一套方法应该是最后应该达成的效果，而短期内不应该真的就按照这种法案来走，要给士族们准备的时间，同时让他们慢慢接受这样严苛的税务管理方式，但这是需要时间的，但第一刀必须要狠，如果第一刀没有让士族们感到肉痛，那么他们就会将这套法案当做是假的，而不是正视这套法案的权威，所以如何把握这中间的度，就是一件十分考验技术的事情。
在经过几次三番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将举报的惩罚定在百分之三的力度，同时在惩罚偷税漏税上，刑罚也从原本的十年到无期徒刑改变为三年到十年不等，以此来给予资本家们更多的时间来做缓冲，同时这套法律的实施将会在一年以后开始试运行，毕竟法律的建立还需要相应的人手来筹备，无论是新的经济犯罪调查科的建立还是税务局税警制度的建立，都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给这些士族的代言人们好好想想，到底是应该负隅顽抗还是顺天而行。
而士族对此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的，有的人认为完善税收制度对于国家来说有利，而士族们已经赚了很多的钱，又何必去赚这不义之财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才应该是作为士族该做的事情，而另一方面，还有一大部分的士族则认为，这些集团隶属于自己的名下，或者有自己的股份，就是自己的产业，而自己身为士族，不仅仅应该在农业上有特权，更应该在商业和工业上享有特权，而如今的税收实在是太过严苛，他们赚的太少了，所以对于徐清的这一次改变，自然是心中不满，认为徐清这是在变相的加重税收，从而好在自己等人的身上取利。
对于这些行为，徐清自然也是气得不轻，这些士族，有的时候无耻起来，远远比街边的小流氓更加让人厌恶，而对于这些人，徐清自然也不会客气，利用媒体大范围的曝光这些士族在缴税上的舞弊和黑暗面，从而让他们在社会上身败名裂，要知道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作为士族，除了地方上的势力和财力，以及朝廷的官位之外，名声也是十分重要的，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名声有的时候甚至比自己的性命还要来的看重，而一个人若是名声不好，许多官场上的伙伴便也会刻意躲避，以避免殃及池鱼，所以徐清的这一做法，立刻便让许多官员身败名裂，从此离开了政坛，而在这一方面，徐清自己则是早一步将所有缴税上的问题全部处理干净，想要从这件事情上抓徐清的痛脚，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他们也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就是了，政治斗争和利益斗争总是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些不甘心就这么臣服的利益集团，自然有自己的本事，短短时间内，许多官员便纷纷被弹劾，许多丑闻也相继爆出，而这些官员无一例外是支持税制改革的，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徐清是抓紧这些消息的流通，严格控制官方媒体的声调，另一方面则是用民间的报导对于这些新闻进行辟谣，或者如果实在无法开脱，那么就让他跟这项政策划出界限来，以免让民众认为，这项政策是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的政策，这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双方的你来我往可谓十分的激烈，他们不敢对徐清做什么，但是对赵思銭却什么都做得出来，光是暗杀和恐怖警告就数不胜数，至于他的家人，更是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最后赵思銭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家人和儿女都送到老家去，那里是他的大本营，整个村子都是自己的宗族，在那里起码他们不会有安全的危险，而为了护送他们安全回家，徐清派出了自己的势力贴身看护，以防止出现一些暴力事件，影响赵思銭的工作。
赵思銭的工作可谓是十分繁琐的，单单是税警制度的建立，就不是一个小工作，根据赵思銭所定下的目标，第一期税警的数量会在四万六千人左右，数量并不多，一个路所拥有的警察数量就超过了五万人，全国的税警才不过五万不到，可以说数量并不多了，但与警察不多，税警的要求非常的高，首先他得会经济，二来还得攻读会计学，除此之外经济法，国税法之类的法律也必须要熟知，同时他们还要有执法的能力，可谓是一项专能，什么都得会一些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符合条件的人手就非常少了，最后也不得已只能先降低要求，招募之后再进行培训，而在税警的结构上，也与普通的警察不同，因为税警只管经济面，所以许多问题是税警没有的，但因为是经济型犯罪的问题，所以在许多细小的问题上，对于税警有着十分具体的要求，这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变，这些都在花费着赵思銭的时间和精力。
若是在这个时候，他还要为自己的儿女妻子而担心，那他恐怕很快就会心力交瘁，然后活活累死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徐清为了让他能够安心，帮助赵思銭护送他的家人，也算是出了一份力，而在另一方面，许多士族们也看出了赵思銭的决心，把自己的家人送回老家，一个人留下来战斗，显然代表赵思銭是打算玩认真的了，不少人或许会放弃幻想，准备抵抗，但还有些人则是害怕了起来，他们原本只是想多赚些钱，可没有要拼命的想法，所以在赵思銭大张旗鼓的准备开始制定法案，预备实施的时候，不少人主动找到了赵思銭，补交了税款，甚至还有多交的。
对此赵思銭都宽宏大量的处理了，这也是为了给那些还在摇摆的士族们看，只要跟着宋朝的政策走，那么朝廷也不会拿你的财产和生命开玩笑，但若是你现在不站出来自首的话，那么未来若是被税警或者是举报者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一切可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要罚钱，还要面临牢狱之灾，对于他们来说，钱或许不是问题，可牢狱之灾可就不同了。
宋朝并没有保释系统，其主要原因便是害怕造成司法上的贫富差距，富人可以交赎金离开，而穷人则只能待在看守所中，等待法官的审判，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不能因为有钱而可以保释，虽然在宋朝，士族的法律和平民的法律完全不同，但这是明文规定写出来的，这不是潜规则，也是全民的共识，虽然现代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这不公平是写在纸面上，由全民所认可的，既然如此，你就不能说它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时代最为公正的决定，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起码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就是如此。
所以无论是平民还是士族，如果判定了刑期之后是无法保释的，无论交多少的钱，都必须坐牢，唯一能够减刑的方法要么就是立功，要么就是在监牢之中干活做得好，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减刑办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司法的公平，不然富人无论犯什么错，他也可以自行保释，这也就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富人当然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权，比如说受害人自己不想告的话，那么法院自然也不会审判，在宋朝，对于许多案件采取的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种事其实在现代也有，但适用范围已经很少了，比如说男人骚扰女人，如果你不去报警，警察自然不会来管，但在古代，这一条的适用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比如说杀人，一个富人杀死了穷人，这放在现代，是必然会上法庭的，并不是不告就行的，警察局会强制将凶手绳之以法，送往法庭，最多就是给钱可以减刑，但万万不可能无罪释放。
就像发生在日本的江歌事件一样，男方的父母希望可以通过给钱的方式让江歌的母亲原谅自己的孩子，从而在法庭上出庭，帮助自己的孩子说话，从而可以让他被减刑，从宽惩处，但最后江歌的母亲没有答应，日本法院最终以日本最高的刑罚十二年有期徒刑，作为最终判决，宣布了凶手的刑期。
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杀人这样的事情，还是必须强制进行判决的，不可能进行简单的私了，最多只是减刑，而不可能出现无罪释放的情况，而在宋朝，只要民不举，就是官不究，即便是杀人也是如此，所以许多富人完全是用钱就能把事情解决，许多穷苦人家，虽然家里死了人，但是相比起去告这个人，还是拿一笔钱更加合算。
这一点你不能说他就是狼子野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死了一个人，便等于是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许多家庭就会因此而生活艰难，在这个时候，告一个富商，最后的结果最多也不过就是把这富商关进监狱，做上十几年的牢，又或者是判死刑，自己是痛快了，可以后呢，失去了家里的劳动力，他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与其如此，既然人都死了，那么拿一笔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更加迫切的事情，富商们对于自己的性命都十分珍惜，为了自己的性命，他们完全可以给一笔让这户人家好几年不用愁的钱，让他们不去告官，这对于失去了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谓十分重要。
得到了这笔钱，一家好几口人都可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告官，不仅仅要承担昂贵的诉讼费用，还需要不停的来往法院，其中消耗的精力和时间对于常人来说，绝对是折磨，而对于自己来说，或许除了出一口气，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宋朝的福利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不可能照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社会虽然极端贫穷很少，但依旧有大量的贫穷出现，如何照顾这些贫穷，就是巨大的问题，而他们受到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亲人，将杀死自己亲人的人放掉，从而得到一笔私了钱，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十分无奈的选择，但却也不得不这么选择。
而对于法院来说，这样做也有着社会上的必要，首先便是对于许多平民来说，告有钱人并不是最适合他的选择，给这些人一个私了的机会，让他们有第二种选择，这对于平民来说，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许多人在自己的家人被意外弄死，或者是故意弄死以后，都不会直接告官，而是去事主家里问能不能私了，如果可以的话，往往就会私了，花一笔三四十万贯的钱买一条命，在这个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法院的工作能力有限，如今虽然建立了最为基础的法院制度，但是大学的培养速度是很慢的，自然不可能像现代一样，经过几十年，西方国家更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所产生的大量优秀的律师和法官不同，如今法院这东西在宋朝是十分新潮的东西，他们与法吏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要拥有很高的判断力，因此他们的水平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而想要得到这些人才，往往是很困难的，如今十几年的时间，所培养出的法官和律师，数量是严重不足的，甚至可以说是稀少，许多案子根本就来不及审理，这也是为什么在此之前徐清会设立私了部门，专门负责调解民间事务的原因。
所以让百姓彼此之间私下解决是法院的一贯宗旨，要知道如今许多法院案件堆叠，有些案子甚至要一年以后才能开庭审理，这其中可谓是麻烦多多，而法院也完全是超负荷的运转，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即便如此，最快的案子也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的等待，这其中可谓是十分麻烦的事情。
但法院虽然鼓励私了，但只要事件进入到司法程序之中，那么任何私了都将不被允许，法院将作出唯一的判决，且不能被改变，也不能被保释，直到判决达成结束，这才能决定嫌疑人的结局，所以即便是士族，对于司法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如今的司法在徐清的改革下，已经独立成为了一个三方绞力，互相监督的集团了，他们就算想要插手，也很困难，更何况徐清对于法律十分重视，将自己许多重要的学生都派驻在了这三个体系之中，想要渗透，可谓难于上青天，因此，许多人便也只能选择附和赵思銭的改革制度。
想要让士族们接受这一套法令，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毕竟如果这套办法真的实施，那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是抽筋扒皮之痛，也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反弹，所以徐清虽然很满意这一套办法，但却也不能直接施行下去，他把赵思銭招来，询问了他的看法，赵思銭跟徐清一样，也认为这一套方法应该是最后应该达成的效果，而短期内不应该真的就按照这种法案来走，要给士族们准备的时间，同时让他们慢慢接受这样严苛的税务管理方式，但这是需要时间的，但第一刀必须要狠，如果第一刀没有让士族们感到肉痛，那么他们就会将这套法案当做是假的，而不是正视这套法案的权威，所以如何把握这中间的度，就是一件十分考验技术的事情。
在经过几次三番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将举报的惩罚定在百分之三的力度，同时在惩罚偷税漏税上，刑罚也从原本的十年到无期徒刑改变为三年到十年不等，以此来给予资本家们更多的时间来做缓冲，同时这套法律的实施将会在一年以后开始试运行，毕竟法律的建立还需要相应的人手来筹备，无论是新的经济犯罪调查科的建立还是税务局税警制度的建立，都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给这些士族的代言人们好好想想，到底是应该负隅顽抗还是顺天而行。
而士族对此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的，有的人认为完善税收制度对于国家来说有利，而士族们已经赚了很多的钱，又何必去赚这不义之财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才应该是作为士族该做的事情，而另一方面，还有一大部分的士族则认为，这些集团隶属于自己的名下，或者有自己的股份，就是自己的产业，而自己身为士族，不仅仅应该在农业上有特权，更应该在商业和工业上享有特权，而如今的税收实在是太过严苛，他们赚的太少了，所以对于徐清的这一次改变，自然是心中不满，认为徐清这是在变相的加重税收，从而好在自己等人的身上取利。
对于这些行为，徐清自然也是气得不轻，这些士族，有的时候无耻起来，远远比街边的小流氓更加让人厌恶，而对于这些人，徐清自然也不会客气，利用媒体大范围的曝光这些士族在缴税上的舞弊和黑暗面，从而让他们在社会上身败名裂，要知道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作为士族，除了地方上的势力和财力，以及朝廷的官位之外，名声也是十分重要的，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名声有的时候甚至比自己的性命还要来的看重，而一个人若是名声不好，许多官场上的伙伴便也会刻意躲避，以避免殃及池鱼，所以徐清的这一做法，立刻便让许多官员身败名裂，从此离开了政坛，而在这一方面，徐清自己则是早一步将所有缴税上的问题全部处理干净，想要从这件事情上抓徐清的痛脚，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他们也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就是了，政治斗争和利益斗争总是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些不甘心就这么臣服的利益集团，自然有自己的本事，短短时间内，许多官员便纷纷被弹劾，许多丑闻也相继爆出，而这些官员无一例外是支持税制改革的，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徐清是抓紧这些消息的流通，严格控制官方媒体的声调，另一方面则是用民间的报导对于这些新闻进行辟谣，或者如果实在无法开脱，那么就让他跟这项政策划出界限来，以免让民众认为，这项政策是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的政策，这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双方的你来我往可谓十分的激烈，他们不敢对徐清做什么，但是对赵思銭却什么都做得出来，光是暗杀和恐怖警告就数不胜数，至于他的家人，更是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最后赵思銭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家人和儿女都送到老家去，那里是他的大本营，整个村子都是自己的宗族，在那里起码他们不会有安全的危险，而为了护送他们安全回家，徐清派出了自己的势力贴身看护，以防止出现一些暴力事件，影响赵思銭的工作。
赵思銭的工作可谓是十分繁琐的，单单是税警制度的建立，就不是一个小工作，根据赵思銭所定下的目标，第一期税警的数量会在四万六千人左右，数量并不多，一个路所拥有的警察数量就超过了五万人，全国的税警才不过五万不到，可以说数量并不多了，但与警察不多，税警的要求非常的高，首先他得会经济，二来还得攻读会计学，除此之外经济法，国税法之类的法律也必须要熟知，同时他们还要有执法的能力，可谓是一项专能，什么都得会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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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并没有保释系统，其主要原因便是害怕造成司法上的贫富差距，富人可以交赎金离开，而穷人则只能待在看守所中，等待法官的审判，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不能因为有钱而可以保释，虽然在宋朝，士族的法律和平民的法律完全不同，但这是明文规定写出来的，这不是潜规则，也是全民的共识，虽然现代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这不公平是写在纸面上，由全民所认可的，既然如此，你就不能说它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时代最为公正的决定，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起码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就是如此。
所以无论是平民还是士族，如果判定了刑期之后是无法保释的，无论交多少的钱，都必须坐牢，唯一能够减刑的方法要么就是立功，要么就是在监牢之中干活做得好，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减刑办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司法的公平，不然富人无论犯什么错，他也可以自行保释，这也就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富人当然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权，比如说受害人自己不想告的话，那么法院自然也不会审判，在宋朝，对于许多案件采取的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种事其实在现代也有，但适用范围已经很少了，比如说男人骚扰女人，如果你不去报警，警察自然不会来管，但在古代，这一条的适用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比如说杀人，一个富人杀死了穷人，这放在现代，是必然会上法庭的，并不是不告就行的，警察局会强制将凶手绳之以法，送往法庭，最多就是给钱可以减刑，但万万不可能无罪释放。
就像发生在日本的江歌事件一样，男方的父母希望可以通过给钱的方式让江歌的母亲原谅自己的孩子，从而在法庭上出庭，帮助自己的孩子说话，从而可以让他被减刑，从宽惩处，但最后江歌的母亲没有答应，日本法院最终以日本最高的刑罚十二年有期徒刑，作为最终判决，宣布了凶手的刑期。
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杀人这样的事情，还是必须强制进行判决的，不可能进行简单的私了，最多只是减刑，而不可能出现无罪释放的情况，而在宋朝，只要民不举，就是官不究，即便是杀人也是如此，所以许多富人完全是用钱就能把事情解决，许多穷苦人家，虽然家里死了人，但是相比起去告这个人，还是拿一笔钱更加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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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法院来说，这样做也有着社会上的必要，首先便是对于许多平民来说，告有钱人并不是最适合他的选择，给这些人一个私了的机会，让他们有第二种选择，这对于平民来说，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许多人在自己的家人被意外弄死，或者是故意弄死以后，都不会直接告官，而是去事主家里问能不能私了，如果可以的话，往往就会私了，花一笔三四十万贯的钱买一条命，在这个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法院的工作能力有限，如今虽然建立了最为基础的法院制度，但是大学的培养速度是很慢的，自然不可能像现代一样，经过几十年，西方国家更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所产生的大量优秀的律师和法官不同，如今法院这东西在宋朝是十分新潮的东西，他们与法吏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要拥有很高的判断力，因此他们的水平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而想要得到这些人才，往往是很困难的，如今十几年的时间，所培养出的法官和律师，数量是严重不足的，甚至可以说是稀少，许多案子根本就来不及审理，这也是为什么在此之前徐清会设立私了部门，专门负责调解民间事务的原因。
所以让百姓彼此之间私下解决是法院的一贯宗旨，要知道如今许多法院案件堆叠，有些案子甚至要一年以后才能开庭审理，这其中可谓是麻烦多多，而法院也完全是超负荷的运转，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即便如此，最快的案子也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的等待，这其中可谓是十分麻烦的事情。
但法院虽然鼓励私了，但只要事件进入到司法程序之中，那么任何私了都将不被允许，法院将作出唯一的判决，且不能被改变，也不能被保释，直到判决达成结束，这才能决定嫌疑人的结局，所以即便是士族，对于司法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如今的司法在徐清的改革下，已经独立成为了一个三方绞力，互相监督的集团了，他们就算想要插手，也很困难，更何况徐清对于法律十分重视，将自己许多重要的学生都派驻在了这三个体系之中，想要渗透，可谓难于上青天，因此，许多人便也只能选择附和赵思銭的改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