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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也是城市的现代化，如果城市始终不能增加人口，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那么工业化就会很难进行，像在欧洲，就是因为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起源便来自于欧洲的蒸汽机革命，使得纺织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原本手工纺织被新的技术所取代，从而大规模生产成为了可能。
而那时的欧洲对于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尚且还没有到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些工厂主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原料，大量的地主把自由民手中的土地收购过来，然后用来养羊，从而收割羊毛提供原材料，而原本拥有土地的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则只能到城市里去谋生，而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得工厂得以壮大，进一步扩大了纺织工业的生产力，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
但在中国大地主虽然也有，但大量的土地还是集中在小农的手中，他们没什么钱，手中的土地仅仅够养活自己，这些是占宋朝人口大多数的，到了宋朝后期，土地兼并才会慢慢开始严重，而此时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凸显，因此像沿海地区，因为城市的高度发达，所以人口会大规模的移动，同时当宋朝收复江浙的时候，钱氏所统治的越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和平解放的。
所以这一片地区的老贵族们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冲击，宋朝也承认了这些地主们对于土地的统治，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土地一样，将大量贵族们的土地那回到朝廷的手中，然后再给农民，进行所谓的再分配，因此江浙地区的土地是高度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而浙江农田又比较少，大量的山地和丘陵，使得这片地方的农民只能往城市里走。
毕竟相比起给地主们打工，给资本家们打工能够赚取到的工钱要多得多，因此浙江是所有沿海地区中，工业化发展最好的，从原本城市人口才百分之十四的省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全省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小镇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是整个宋朝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
而内地相比起这个数据来说就差得多了，像湖南，江西这样的地方，城市化率才堪堪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依旧居住在农村，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匪患，他们的存在让农民不愿意前往城市，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手中有土地，通过土地创造财富，可以让他们不用像浙江的农民一样，因为他们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来进行耕种。
除了要受到政府的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地主们的剥削，因此在乡村种地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而在湖南这些地方，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被地主阶级剥削，只需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而随着宋朝逐年递减农业税，如今农民们每年交的税大概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这是极为低的税了，几乎相当于没有了。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降低，所以他们的日子其实是过的十分不错的，这自然也让他们不需要来城市里工作，这两个因素，阻挡了许多农村的人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化，对于后者，朝廷自然不可能去插手，比如说把他们的土地给没收了，朝廷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只能交给市场经济自己来处理，而前者朝廷是能够插手的。
让那些想要进城的人，不至于被各种因素所打扰，从而提高城市化率，这无疑是未来宋朝经济增长上重要的一环，毕竟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能够创造的利润要大得多，对于国家也更加重要，根据经济学上的统计，一个成熟的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等于八个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因此朝廷自然是要把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这样才会让国家得以发展。
更何况农民住在乡村里，他们的消费是很低的，中国的农村往往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一样，对外的消费非常的少，基本一切东西都可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稀少，同时对于消费也没有多少的提升。
而工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赚取金钱之后，自然需要消费，而如此一来，就可以促进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而他们所赚取的钱存在银行里，则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因此将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着很多好处的。
更关键的是，相比起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无疑要更加好管理，在城市里，朝廷可以制定更加标准的行为规范，而在农村，很多事情即便有法律，但人们往往也更加习惯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朝廷，而且在城市里，工人往往要更加理性，接受的教育也更多一些，所以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无疑是对国家更加有利的。
因此保护交通的畅通，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十分重要，为此，朝廷专门扩充了宪兵部队，让他们来专门负责每一个路的交通安全，以及进行剿匪活动，保证周围民众能够获得更加多的安全感，以让他们愿意进城市工作。
这项政策自然得到了资本家们的支持，沿海地区的人口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更加广泛的与内地的人口相连接，创造更多的收入，这是他们如今急迫想要做的事情，让农民去买闹钟，去买丝绸做的衣服，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把更多的人工业化，这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工厂，中国这片土地，很多的矿产资源都广泛的分布在内陆，而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到工业化的状态，只有零星一些工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劳动力不够的缘故，而如今朝廷愿意大规模往内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这对于资本家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收益。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建筑商，房地产商们，将周围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回收，然后变成城市用地，扩建城市，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必须要走的步骤，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商来搭建新的建筑物，以供应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的需求。
在这一波浪潮中，自然会有无数的大企业开始崛起，而也有许多的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最终变成历史，但这些都无碍于大势的发展，因为有更多的企业从中脱颖而出，而内地的农村民众们，也渐渐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道路开始修建到他们的村子周围，而许多靠近城市郊区的农村，则慢慢被合并，他们的土地被政府收购，然后进入城市，成为小资产阶级，更多的人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虽然在这些农村中，大量的农民拥有土地，日子过的还不错，但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土地大部分时候是由长子来继承的，而次子和其他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土地来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人口少，土地多，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分到土地，可随着王朝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而可以分的土地却越来越少，直到每个人手中的土地开始不够自己生活的时候，那么一个王朝距离覆灭也就不远了，随即而来的便是漫长的战争。
在战争过后，就又是人口的减少，循环往复，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而如今，道路被打通，那些没有土地只能在农村里帮闲的人们就可以到城市里来解决工作问题，土地的压力被释放，这些人可以通过工业上的工作岗位，从而得到工资，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农村的压力开始减小，而城市也开始快速壮大。
在此之前，匪患阻挠了大多数人进城的想法，而现在，道路得到了军队的保护，被抢劫的几率大大减小，而在城市中，他们可以得到的远远比在农村当帮闲赚得多，甚至他们做得好的人，要比在家里继承土地的人还要赚得多。
而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朝廷还采取一些鼓励政策，比如说他们的户口将可以直接改为城市户口，在城市里面买房就业和以后孩子的教育，医疗等都采取城市标准，而不采取农村标准。
在宋朝，像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都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套标准的，而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城市的资源都要远远高于农村，比如说同样是生病，需要住院，住院费用是一天六十文钱，城市医疗保健就可以报销三十文钱，相当于一半，而农村医疗则只能报销十五文钱，相当于四分之一。
可别觉得这是小钱，这医疗保健，用的钱越多，报销的也就越多，若是动手术之类的大病，一次下来往往要花费一百多贯，甚至两三百贯，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年的收入，很多人是拿不出来的，城市保健，最低标准也可以报销一半左右，而农村的保健最低的甚至只保险六分之一的也有，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标准。
至于教育，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读，往往需要交借读费，这是非常昂贵的，毕竟优秀的教育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市，农村有钱人家的孩子，往往都会拼了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来读书，所以这些学校压根就不缺学生，借读费用自然很高，而这些工人则可以直接免费送孩子进去上学，享受的是本地人的待遇，通过这两项政策，自然就让很多人愿意来到城市工作，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而城市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得以拥有了更大的活力。
沿海的资本开始蜂拥向内地狂奔，无数的工厂和商铺开始占据这些节点城市的大街小巷，这些城市就像是十几年前的广州，昆山，杭州一样，开始疯狂的扩张，人口速度可以说一年增长三十几万都是十分正常的。
而这也成为了宋朝最新的增长点，在电力被广泛使用之前，城市的扩张，城市化无疑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点了，而针对农村中的人口，徐清也进行政策上的偏倒，以让更多人愿意放弃土地，从而来到城市，比如说减少中央对于粮食采购的数量，以此来减少农民们的收入，还有就是通过海外进购粮食，从而让这些内地的农民赚取的钱开始减少。
原本无论他们生产多少，朝廷基本都会收购，这项政策其实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以前之所以会有这种政策，是因为农业社会，天灾是人们所无法抵抗的，因此只要发生旱涝灾害之后，往往朝廷必须要快速进行救援，不然只要时间一长，疾病开始蔓延，死亡人数往往会在数十万左右，整个王朝因此而衰落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朝廷一有钱，往往就会盖粮仓，把粮食储存起来，以保证在关键时刻这些粮食可以救人的性命。
可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肥料的出现，内地的粮食产量开始暴增，而殖民地时代的来临，则让宋朝拥有了东南亚和南亚这一巨大的粮仓，根本不会再有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出现了，而内地的农地在化肥的帮助下，每年几乎都是以丰收结尾，如今宋朝的各大粮仓早已经是装满，甚至为了安置这些粮食，还在全国新建了上百个大型粮仓，四百个左右的中型粮仓，根据三司的预测，光是这些储备的粮食，就够宋朝本土吃十年都吃不完的。
而宋朝为了维持物价，以及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在回收粮食的时候，往往采取的依旧是原来的价格，导致朝廷每年收购粮食，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等到再卖出去的时候，还要低价卖出，不然这些陈年米根本就没人要买来吃，可以说这项政策，确实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背景，因此也是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
工业化也是城市的现代化，如果城市始终不能增加人口，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那么工业化就会很难进行，像在欧洲，就是因为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起源便来自于欧洲的蒸汽机革命，使得纺织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原本手工纺织被新的技术所取代，从而大规模生产成为了可能。
而那时的欧洲对于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尚且还没有到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些工厂主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原料，大量的地主把自由民手中的土地收购过来，然后用来养羊，从而收割羊毛提供原材料，而原本拥有土地的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则只能到城市里去谋生，而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得工厂得以壮大，进一步扩大了纺织工业的生产力，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
但在中国大地主虽然也有，但大量的土地还是集中在小农的手中，他们没什么钱，手中的土地仅仅够养活自己，这些是占宋朝人口大多数的，到了宋朝后期，土地兼并才会慢慢开始严重，而此时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凸显，因此像沿海地区，因为城市的高度发达，所以人口会大规模的移动，同时当宋朝收复江浙的时候，钱氏所统治的越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和平解放的。
所以这一片地区的老贵族们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冲击，宋朝也承认了这些地主们对于土地的统治，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土地一样，将大量贵族们的土地那回到朝廷的手中，然后再给农民，进行所谓的再分配，因此江浙地区的土地是高度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而浙江农田又比较少，大量的山地和丘陵，使得这片地方的农民只能往城市里走。
毕竟相比起给地主们打工，给资本家们打工能够赚取到的工钱要多得多，因此浙江是所有沿海地区中，工业化发展最好的，从原本城市人口才百分之十四的省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全省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小镇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是整个宋朝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
而内地相比起这个数据来说就差得多了，像湖南，江西这样的地方，城市化率才堪堪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依旧居住在农村，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匪患，他们的存在让农民不愿意前往城市，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手中有土地，通过土地创造财富，可以让他们不用像浙江的农民一样，因为他们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来进行耕种。
除了要受到政府的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地主们的剥削，因此在乡村种地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而在湖南这些地方，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被地主阶级剥削，只需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而随着宋朝逐年递减农业税，如今农民们每年交的税大概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这是极为低的税了，几乎相当于没有了。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降低，所以他们的日子其实是过的十分不错的，这自然也让他们不需要来城市里工作，这两个因素，阻挡了许多农村的人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化，对于后者，朝廷自然不可能去插手，比如说把他们的土地给没收了，朝廷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只能交给市场经济自己来处理，而前者朝廷是能够插手的。
让那些想要进城的人，不至于被各种因素所打扰，从而提高城市化率，这无疑是未来宋朝经济增长上重要的一环，毕竟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能够创造的利润要大得多，对于国家也更加重要，根据经济学上的统计，一个成熟的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等于八个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因此朝廷自然是要把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这样才会让国家得以发展。
更何况农民住在乡村里，他们的消费是很低的，中国的农村往往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一样，对外的消费非常的少，基本一切东西都可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稀少，同时对于消费也没有多少的提升。
而工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赚取金钱之后，自然需要消费，而如此一来，就可以促进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而他们所赚取的钱存在银行里，则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因此将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着很多好处的。
更关键的是，相比起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无疑要更加好管理，在城市里，朝廷可以制定更加标准的行为规范，而在农村，很多事情即便有法律，但人们往往也更加习惯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朝廷，而且在城市里，工人往往要更加理性，接受的教育也更多一些，所以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无疑是对国家更加有利的。
因此保护交通的畅通，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十分重要，为此，朝廷专门扩充了宪兵部队，让他们来专门负责每一个路的交通安全，以及进行剿匪活动，保证周围民众能够获得更加多的安全感，以让他们愿意进城市工作。
这项政策自然得到了资本家们的支持，沿海地区的人口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更加广泛的与内地的人口相连接，创造更多的收入，这是他们如今急迫想要做的事情，让农民去买闹钟，去买丝绸做的衣服，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把更多的人工业化，这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工厂，中国这片土地，很多的矿产资源都广泛的分布在内陆，而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到工业化的状态，只有零星一些工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劳动力不够的缘故，而如今朝廷愿意大规模往内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这对于资本家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收益。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建筑商，房地产商们，将周围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回收，然后变成城市用地，扩建城市，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必须要走的步骤，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商来搭建新的建筑物，以供应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的需求。
在这一波浪潮中，自然会有无数的大企业开始崛起，而也有许多的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最终变成历史，但这些都无碍于大势的发展，因为有更多的企业从中脱颖而出，而内地的农村民众们，也渐渐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道路开始修建到他们的村子周围，而许多靠近城市郊区的农村，则慢慢被合并，他们的土地被政府收购，然后进入城市，成为小资产阶级，更多的人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虽然在这些农村中，大量的农民拥有土地，日子过的还不错，但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土地大部分时候是由长子来继承的，而次子和其他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土地来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人口少，土地多，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分到土地，可随着王朝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而可以分的土地却越来越少，直到每个人手中的土地开始不够自己生活的时候，那么一个王朝距离覆灭也就不远了，随即而来的便是漫长的战争。
在战争过后，就又是人口的减少，循环往复，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而如今，道路被打通，那些没有土地只能在农村里帮闲的人们就可以到城市里来解决工作问题，土地的压力被释放，这些人可以通过工业上的工作岗位，从而得到工资，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农村的压力开始减小，而城市也开始快速壮大。
在此之前，匪患阻挠了大多数人进城的想法，而现在，道路得到了军队的保护，被抢劫的几率大大减小，而在城市中，他们可以得到的远远比在农村当帮闲赚得多，甚至他们做得好的人，要比在家里继承土地的人还要赚得多。
而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朝廷还采取一些鼓励政策，比如说他们的户口将可以直接改为城市户口，在城市里面买房就业和以后孩子的教育，医疗等都采取城市标准，而不采取农村标准。
在宋朝，像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都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套标准的，而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城市的资源都要远远高于农村，比如说同样是生病，需要住院，住院费用是一天六十文钱，城市医疗保健就可以报销三十文钱，相当于一半，而农村医疗则只能报销十五文钱，相当于四分之一。
可别觉得这是小钱，这医疗保健，用的钱越多，报销的也就越多，若是动手术之类的大病，一次下来往往要花费一百多贯，甚至两三百贯，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年的收入，很多人是拿不出来的，城市保健，最低标准也可以报销一半左右，而农村的保健最低的甚至只保险六分之一的也有，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标准。
至于教育，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读，往往需要交借读费，这是非常昂贵的，毕竟优秀的教育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市，农村有钱人家的孩子，往往都会拼了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来读书，所以这些学校压根就不缺学生，借读费用自然很高，而这些工人则可以直接免费送孩子进去上学，享受的是本地人的待遇，通过这两项政策，自然就让很多人愿意来到城市工作，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而城市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得以拥有了更大的活力。
沿海的资本开始蜂拥向内地狂奔，无数的工厂和商铺开始占据这些节点城市的大街小巷，这些城市就像是十几年前的广州，昆山，杭州一样，开始疯狂的扩张，人口速度可以说一年增长三十几万都是十分正常的。
而这也成为了宋朝最新的增长点，在电力被广泛使用之前，城市的扩张，城市化无疑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点了，而针对农村中的人口，徐清也进行政策上的偏倒，以让更多人愿意放弃土地，从而来到城市，比如说减少中央对于粮食采购的数量，以此来减少农民们的收入，还有就是通过海外进购粮食，从而让这些内地的农民赚取的钱开始减少。
原本无论他们生产多少，朝廷基本都会收购，这项政策其实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以前之所以会有这种政策，是因为农业社会，天灾是人们所无法抵抗的，因此只要发生旱涝灾害之后，往往朝廷必须要快速进行救援，不然只要时间一长，疾病开始蔓延，死亡人数往往会在数十万左右，整个王朝因此而衰落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朝廷一有钱，往往就会盖粮仓，把粮食储存起来，以保证在关键时刻这些粮食可以救人的性命。
可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肥料的出现，内地的粮食产量开始暴增，而殖民地时代的来临，则让宋朝拥有了东南亚和南亚这一巨大的粮仓，根本不会再有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出现了，而内地的农地在化肥的帮助下，每年几乎都是以丰收结尾，如今宋朝的各大粮仓早已经是装满，甚至为了安置这些粮食，还在全国新建了上百个大型粮仓，四百个左右的中型粮仓，根据三司的预测，光是这些储备的粮食，就够宋朝本土吃十年都吃不完的。
而宋朝为了维持物价，以及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在回收粮食的时候，往往采取的依旧是原来的价格，导致朝廷每年收购粮食，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等到再卖出去的时候，还要低价卖出，不然这些陈年米根本就没人要买来吃，可以说这项政策，确实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背景，因此也是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