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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徐清教他的，当你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要从一小步开始，这样的话，你得罪的人也能够少一些，这对于一名新官员来说，无疑要好很多，许多年轻的官员，刚刚上来的时候满腔热情，再加上他的上级也支持他，便开始进行高强度的改革，就比如王安石，一下子步子迈的太大，立刻就会使反弹的声音瞬间上扬，导致改革极为容易失败。
商鞅的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足足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点点把秦国梳理成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不是像王安石一样，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把所有法律全部改变，几乎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群全部得罪了，而商鞅却并没有这么做，他先借用秦公的权利压制住贵族，让百姓得到利益。
然后再利用百姓这边的威望使得利出一孔，最终将百姓也绑上这个国家的战车，直到所有民众都意识到，自己想要继续发展，国家就必须要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商鞅的变法最终得以成功，前前后后总归花费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从中就可以看出，改革是不能急躁的，而许多年轻官员，在刚刚拿到权利之后，往往就会被自己的热情冲昏头脑，导致无法正常使用权利，最终被扔出权力场。
而徐宁则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改革也是如此，不能将全部人都得罪，必须要一步步慢慢来，同时在得罪一部分人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待遇，这样的话，人们就还会有希望，不会出现没有希望的状况。
就像一个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如果你给民众加税，民众自然还是会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爆发出来，因为他们的收入在增加，虽然缴税也在增加，但最终留下来的钱始终要比花出去的钱多，这个时候民众虽然会抱怨但不会对政府有什么太大的怨言，而一个停滞的社会，征税就成为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举动。
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但缴税却越来越高，导致最后到手的钱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哪怕是让老百姓多缴一分钱，他们也会很难接受，东欧剧变就是建立在鸡蛋价格上涨，有的人或许会说，不就是鸡蛋价格上涨么？至于就把自己的国家推翻么，最后不但鸡蛋上涨，什么东西都上涨，到现在生活水平都没有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但鸡蛋只不过是压垮他们最后的那一根稻草而已，苏联长久在民生经济上无法发展，早已经在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民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民众买面包却需要排队，这样的国家自然让大多数人不满，短时间或许能够忍受，但长达三十年时间的物资按需供应显然是不符合人性的，最后鸡蛋价格上涨，一方面是证明了苏联的价格稳定机器崩溃，其次就是民众实在无法忍受这样没有希望的生活罢了。
这才是民众仅仅因为一个鸡蛋，最终在东欧推翻了整个苏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大部分的日子还没有在苏联时期过得好，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想，对于他们来说，苏联已经够糟糕了，新的国家总不会再糟糕下去，但事实证明，新的国家不仅仅更加糟糕，甚至直接把他们民族的一切根本都给废除了。
乌克兰从一个可以制造航母，军舰，导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整个国家始终徘徊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无法定子，从苏联解体到现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人口足足流失超过一千万人口，相当于乌克兰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可想而知这个国家已经烂到了何等的地步。
至于白罗斯，尚且靠着俄罗斯还能够维持住最为基本的生活，但他们的发展，与苏联时代相比，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是当年那些推翻苏联的人还活着，看着如今属于自己的国家成了这幅样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年的举动，但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当一个国家建立之后，就会有一群利益集团开始自动的去维护这个国家，此时再想要回归苏联，民众的力量极为脆弱。
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离开苏联无疑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待在这个国家根本看不到希望，永远都是冷战思维，街头上看到的不是宣传标语就是各式各样的口号，而能够进到嘴巴里的，却只有最为基本维持生存的口粮，这样的日子让你过上几十年，大多数人都是受不了的。
而徐宁的做法，无疑是在给民众们希望，比如说环评让资本家不满，徐宁就开放电站建设让他们有利可图，同时减少中央的审批，让他们的时间不至于被拖长，通过这种方法，资本家虽然会不满，但也会接受，至于郊区的民众，徐宁大规模建设电站自然会让他们不满，但另一方面徐宁会给予他们补助费，同时大量的电站都建立在比较穷困的农村，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得到这笔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上学，也可以修缮一下自己几十年没有换过的屋子，或者拿着这笔钱去做做小生意，这都是可以的。
徐宁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可能，这无疑就让百姓对于电站的排斥就降低了，另一方面，社会层面的观感自然也需要重视，首先就是工人，徐宁在担任工部尚书之后，便立刻开始调查如今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而结果无疑是十分不理想的。
虽然徐清在当今社会为工人们作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为工人们提供了最低工资，同时还有养老金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障工人们的待遇，但不得不说工人们的待遇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相比，还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虽然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少，但按照经济规律来看，他们能够拿到的钱应该是更多的，徐清自然也知道这一点，看看欧美的发达国家，蓝领的收入并不下于白领，而在如今的宋朝，白领的收入则大幅度领先蓝领，这显然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创造财富的人不应该只拿到这么一点钱，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甚至有致残甚至致死的可能，冒着这样的危险工作，却只能拿到中产之下的工资，这是必须要改变的状况。
而与此相对的则是资本家手中的财富在空前膨胀，通过压榨工人，资本家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正在越来越严重，对此，徐清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很难去改变这一切，毕竟作为一名政治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当然，年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可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一往无前，做许多事情都会有顾虑，也有心无力。
毕竟改革是一件牵扯很多人和势力的事情，徐清虽然有这个威望，但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做这么大的动作了，毕竟要维护工人的权益，就必然会要资本家退步，而这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手的利益自然不会出让，即便是朝廷想要重新分配彼此之间的利益，但拉锯是免不了的，耗时长久的谈判，同时还要顾及到地方的经济发展，毕竟如果把这群资本家们宰狠了，他们就会减少投资的欲望，或者是不投资，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又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宋朝除了要顾及现在工人们的利益之外，还要顾及以后要参加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是由资本家们所提供的，若是他们不投资，那么工作机会就会减少，虽然如今工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但未来工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了。
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自然会使得资本家们的生产成本开始上涨，许多资本家为了赚取到原本的利益，就会增加货物的价格，从而使物品的竞争力下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若是宋朝没有同类竞争者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但可惜的是宋朝确实是有同类型的竞争者，因此产品的价格即便只差几个铜板，也会因此而影响销量，至于让资本家少赚点，不要影响产品的价格，这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毕竟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不会丢弃。
该赚的钱自然也一分不会少，在现代社会，外国的工人之所以能够赚取这么高的工资，主要原因便是他们的产品科技含量高，即便他们提升价格，其他产品也无法与其竞争，比如说全自动化生产，使得他们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一百个工人的生产量，如此一来，即便只有五个工人，也相当于是一家小工厂了，而给这五个工人开十个人的工资，自然不成问题，因为从用人成本上来看，他们的成本是下降的，原本要开给五百个人的工资，如今之需要开给五十个人的数量，他们自然是赚的。
科技含量高，自动化高，这是外国工人之所以工资高很重要的一点，机器要比手工来得快，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另外一点就是外国产品的附加值很高，他们通过广告，电影，电视剧，音乐以及电视节目，媒体报道等手段，使得自己的品牌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种声音，使用这一品牌，便代表着你的阶级属性，你的个性和你的一切，这就使得这些产品不会那么容易被替代，即便他们的价格十分高昂，也依旧会获得民众的喜爱。
现代的奢侈品包以及衣服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言，他们的成本不过只有一两百块钱，但卖出去的价格却能够达到上万，这些买衣服的人当然知道这些衣服根本不值这个钱，但这些衣服所渲染出的价值却能值这个钱，以上这两点，促成了欧洲产品之所以能够卖高价的原因，而如此一来，他们的工人自然能够得到十分丰厚的利润。
而这两点，在宋朝尚且还不太成熟，虽然宋朝在科技上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但也没有强到可以完全脱离人工的地步，大部分的工作依旧需要人类参与其中，至于品牌魅力，也尚且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今的宣传渠道只有报纸而已，其他的媒体尚且无法崭露头角，除了奢侈品被很早打出品牌之外，日常用品的品牌效应尚且还没有诞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人们能够赚取的钱和资本家之间该如何平衡，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资本家们显然也会就这一点来为难朝廷，徐清自然是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的，他的年纪实在太大，根本无法再去做那么细致入微的事情，也没功夫与这些人去扯皮，而徐宁，无疑正是当打之年，处理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徐宁的心中也有顾虑，毕竟工薪问题涉及到的面十分广泛，单单是如今宋朝的工人就有不下于四千万左右的人口，这些人的生活全部都会因为你自己的政策而改变，所以对于这一点，徐宁也是非常的谨慎，这就让工资的改变，变得十分缓慢。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事关民生的事情，务必要十分的谨慎，一个错误，就有可能使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陷入泥沼之中，徐宁显然希望把这件事情办好，如何提高工人的待遇，他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个自然很直接，那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这一点是最为实惠的，让工人手中能够拿到的钱直接增加，但这么做也有一个后果，那就是资本家们恐怕很难接受，然后会拿出一整套理论来告诉徐宁，工人们如今的工资已经十分合理，不应该再继续增加。
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会增加成本费用，不符合市场劳动力人口的规矩，会增加资本家使用殖民地人口的欲望，减少本地人口的就业机会等等，对此，徐宁也必须要有顾虑，毕竟他是工部尚书，不是宰相，殖民地人移民的事情可不归他管，因此资本家雇佣殖民地人，只要不犯法，他是没有办法追责的。
而另一种做法则相对要复杂一些，那就是提高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以及软待遇，也就是说不直接给工人们涨工资，而是让资本家用钱把工厂建设的更加合理一些，在其中工作不会那么的枯燥无味，比如说增加工人的休假时间，允许工人建立属于自己的足球队，篮球队，给予他们玩乐的时间，除此之外，比如说遇到工伤之后，工厂的支付金额应该上调之类的，如此虽然不直接增加工人的费用，但却能够很好的使工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中，也等于是便向提高了他们的待遇。
这也是徐清教他的，当你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要从一小步开始，这样的话，你得罪的人也能够少一些，这对于一名新官员来说，无疑要好很多，许多年轻的官员，刚刚上来的时候满腔热情，再加上他的上级也支持他，便开始进行高强度的改革，就比如王安石，一下子步子迈的太大，立刻就会使反弹的声音瞬间上扬，导致改革极为容易失败。
商鞅的变法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足足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点点把秦国梳理成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不是像王安石一样，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把所有法律全部改变，几乎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群全部得罪了，而商鞅却并没有这么做，他先借用秦公的权利压制住贵族，让百姓得到利益。
然后再利用百姓这边的威望使得利出一孔，最终将百姓也绑上这个国家的战车，直到所有民众都意识到，自己想要继续发展，国家就必须要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商鞅的变法最终得以成功，前前后后总归花费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从中就可以看出，改革是不能急躁的，而许多年轻官员，在刚刚拿到权利之后，往往就会被自己的热情冲昏头脑，导致无法正常使用权利，最终被扔出权力场。
而徐宁则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的改革也是如此，不能将全部人都得罪，必须要一步步慢慢来，同时在得罪一部分人的时候，必须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待遇，这样的话，人们就还会有希望，不会出现没有希望的状况。
就像一个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如果你给民众加税，民众自然还是会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爆发出来，因为他们的收入在增加，虽然缴税也在增加，但最终留下来的钱始终要比花出去的钱多，这个时候民众虽然会抱怨但不会对政府有什么太大的怨言，而一个停滞的社会，征税就成为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举动。
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但缴税却越来越高，导致最后到手的钱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哪怕是让老百姓多缴一分钱，他们也会很难接受，东欧剧变就是建立在鸡蛋价格上涨，有的人或许会说，不就是鸡蛋价格上涨么？至于就把自己的国家推翻么，最后不但鸡蛋上涨，什么东西都上涨，到现在生活水平都没有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但鸡蛋只不过是压垮他们最后的那一根稻草而已，苏联长久在民生经济上无法发展，早已经在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民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民众买面包却需要排队，这样的国家自然让大多数人不满，短时间或许能够忍受，但长达三十年时间的物资按需供应显然是不符合人性的，最后鸡蛋价格上涨，一方面是证明了苏联的价格稳定机器崩溃，其次就是民众实在无法忍受这样没有希望的生活罢了。
这才是民众仅仅因为一个鸡蛋，最终在东欧推翻了整个苏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大部分的日子还没有在苏联时期过得好，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想，对于他们来说，苏联已经够糟糕了，新的国家总不会再糟糕下去，但事实证明，新的国家不仅仅更加糟糕，甚至直接把他们民族的一切根本都给废除了。
乌克兰从一个可以制造航母，军舰，导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整个国家始终徘徊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无法定子，从苏联解体到现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人口足足流失超过一千万人口，相当于乌克兰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可想而知这个国家已经烂到了何等的地步。
至于白罗斯，尚且靠着俄罗斯还能够维持住最为基本的生活，但他们的发展，与苏联时代相比，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是当年那些推翻苏联的人还活着，看着如今属于自己的国家成了这幅样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年的举动，但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当一个国家建立之后，就会有一群利益集团开始自动的去维护这个国家，此时再想要回归苏联，民众的力量极为脆弱。
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离开苏联无疑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待在这个国家根本看不到希望，永远都是冷战思维，街头上看到的不是宣传标语就是各式各样的口号，而能够进到嘴巴里的，却只有最为基本维持生存的口粮，这样的日子让你过上几十年，大多数人都是受不了的。
而徐宁的做法，无疑是在给民众们希望，比如说环评让资本家不满，徐宁就开放电站建设让他们有利可图，同时减少中央的审批，让他们的时间不至于被拖长，通过这种方法，资本家虽然会不满，但也会接受，至于郊区的民众，徐宁大规模建设电站自然会让他们不满，但另一方面徐宁会给予他们补助费，同时大量的电站都建立在比较穷困的农村，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得到这笔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上学，也可以修缮一下自己几十年没有换过的屋子，或者拿着这笔钱去做做小生意，这都是可以的。
徐宁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可能，这无疑就让百姓对于电站的排斥就降低了，另一方面，社会层面的观感自然也需要重视，首先就是工人，徐宁在担任工部尚书之后，便立刻开始调查如今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而结果无疑是十分不理想的。
虽然徐清在当今社会为工人们作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为工人们提供了最低工资，同时还有养老金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障工人们的待遇，但不得不说工人们的待遇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相比，还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虽然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少，但按照经济规律来看，他们能够拿到的钱应该是更多的，徐清自然也知道这一点，看看欧美的发达国家，蓝领的收入并不下于白领，而在如今的宋朝，白领的收入则大幅度领先蓝领，这显然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创造财富的人不应该只拿到这么一点钱，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甚至有致残甚至致死的可能，冒着这样的危险工作，却只能拿到中产之下的工资，这是必须要改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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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自然会使得资本家们的生产成本开始上涨，许多资本家为了赚取到原本的利益，就会增加货物的价格，从而使物品的竞争力下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若是宋朝没有同类竞争者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但可惜的是宋朝确实是有同类型的竞争者，因此产品的价格即便只差几个铜板，也会因此而影响销量，至于让资本家少赚点，不要影响产品的价格，这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毕竟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不会丢弃。
该赚的钱自然也一分不会少，在现代社会，外国的工人之所以能够赚取这么高的工资，主要原因便是他们的产品科技含量高，即便他们提升价格，其他产品也无法与其竞争，比如说全自动化生产，使得他们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一百个工人的生产量，如此一来，即便只有五个工人，也相当于是一家小工厂了，而给这五个工人开十个人的工资，自然不成问题，因为从用人成本上来看，他们的成本是下降的，原本要开给五百个人的工资，如今之需要开给五十个人的数量，他们自然是赚的。
科技含量高，自动化高，这是外国工人之所以工资高很重要的一点，机器要比手工来得快，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另外一点就是外国产品的附加值很高，他们通过广告，电影，电视剧，音乐以及电视节目，媒体报道等手段，使得自己的品牌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种声音，使用这一品牌，便代表着你的阶级属性，你的个性和你的一切，这就使得这些产品不会那么容易被替代，即便他们的价格十分高昂，也依旧会获得民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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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点，在宋朝尚且还不太成熟，虽然宋朝在科技上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但也没有强到可以完全脱离人工的地步，大部分的工作依旧需要人类参与其中，至于品牌魅力，也尚且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今的宣传渠道只有报纸而已，其他的媒体尚且无法崭露头角，除了奢侈品被很早打出品牌之外，日常用品的品牌效应尚且还没有诞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人们能够赚取的钱和资本家之间该如何平衡，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资本家们显然也会就这一点来为难朝廷，徐清自然是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的，他的年纪实在太大，根本无法再去做那么细致入微的事情，也没功夫与这些人去扯皮，而徐宁，无疑正是当打之年，处理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徐宁的心中也有顾虑，毕竟工薪问题涉及到的面十分广泛，单单是如今宋朝的工人就有不下于四千万左右的人口，这些人的生活全部都会因为你自己的政策而改变，所以对于这一点，徐宁也是非常的谨慎，这就让工资的改变，变得十分缓慢。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事关民生的事情，务必要十分的谨慎，一个错误，就有可能使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陷入泥沼之中，徐宁显然希望把这件事情办好，如何提高工人的待遇，他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个自然很直接，那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这一点是最为实惠的，让工人手中能够拿到的钱直接增加，但这么做也有一个后果，那就是资本家们恐怕很难接受，然后会拿出一整套理论来告诉徐宁，工人们如今的工资已经十分合理，不应该再继续增加。
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会增加成本费用，不符合市场劳动力人口的规矩，会增加资本家使用殖民地人口的欲望，减少本地人口的就业机会等等，对此，徐宁也必须要有顾虑，毕竟他是工部尚书，不是宰相，殖民地人移民的事情可不归他管，因此资本家雇佣殖民地人，只要不犯法，他是没有办法追责的。
而另一种做法则相对要复杂一些，那就是提高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以及软待遇，也就是说不直接给工人们涨工资，而是让资本家用钱把工厂建设的更加合理一些，在其中工作不会那么的枯燥无味，比如说增加工人的休假时间，允许工人建立属于自己的足球队，篮球队，给予他们玩乐的时间，除此之外，比如说遇到工伤之后，工厂的支付金额应该上调之类的，如此虽然不直接增加工人的费用，但却能够很好的使工人们生活在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中，也等于是便向提高了他们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