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序上（序以建言，立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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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看，在对正文有不满时再回头看。下面为胡言乱语，未经考证）
在这里向看客们说明几点：
一、想法有差异
二、想法和言论可能不一致。
三、失误与断章取义及谣言
四、对无法考证的历史可以怀疑，但不可以侮辱
五、三教合一、民教合一
六、三教倾轧、民教倾轧
七、作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正当的宗教信仰
八、本小说有些地方写飞了，没刹住车，有的地方没写漂亮
九、有的地方没写精致
十、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区别与意见
一、想法有差异
（人、皇、佛、圣等言行经文事物，不能无条件完全相信，至少自己的脑子动一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谁能保证完全、永远正确无漏呢？
一个人看庐山，前看宽、侧看窄；远观、近瞧、俯视、低仰时，景色环境也各不相同，还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去看，也会不同。还可能有色盲、色偏、失明等情况。一个人，由于时间、空间上的差异，对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思想言论。这些，从正确与否看，可能正确、错误、片面；从时间线看，可能逐渐成熟正确，也可能逐渐腐化堕落，也可能某一时期受到打击或善助，思想一时坏或好。比如喜欢一个玉挂件，因为遭遇大恨，迁怒之下把玉挂件摔了，不能说明这个玉挂件不好。这个人，可能是凡人，也可能是圣人，或者宗教人士。
一个人看庐山是这样，更何况世上亿万人呢？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时间、空间、环境、立场，对上面同一件事的想法，更可能是千差万别。
天圆地方、地心说、日心说、经典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理论，说明了人民对空间与时间认知的不断修正。山谷回音很多声，是因为不同的山壁距离不一样，声音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天空中多个太阳，因为空中云雾折射；太空中一个超大天体出现五个核，是因为将其背后一个天体的光，通过引力扭曲到超大天体前面，形成四个天体影像，即出现了爱因斯坦十字现象，再加上超大天体本体，就有了五个核……
比如，我刚开始，仅简单了解了王阳明思想的几个要点“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认为“心即理”是纯粹的唯心，容易让人学成“我说的话就是天理”的狂妄。
二、想法和言论可能不一致。
某个人，某一时期，可能对某件事的想法是一定的，但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内心的想法和表达的言论有差异或相反。
比如，我后来又对“心即理”多了一丁点，就单纯认为它的由来是：一开始是王阳明对徐爱说错话，后来在徐爱挑刺下打了许多补丁增加说明，可能后来不好意思再改、还有点通过辩论增加关注度的意思，另外还有点他在特殊情况下非偏执无以成行的（触怒刘瑾，险杖死，流放贵州途中被其追杀，伪“跳水自尽”脱生，在贵州以极大的热情做事，龙场悟道就是求取心灵力量）。其实应该改成“赤心不悔”（去杂念纯己心、善行虽死不悔）。
比如，我单纯认为，王阳明四句教的“为善去恶是格物”是强词夺理：强行给格物增加了其他的意思，本来汉语里多音多义字词就够多了，有匹配词就不要再祸祸其他词了，应该改成“为善去恶是修心”。
比如，我简单看了一丁点朱熹、王阳明数据，就单纯认为，朱熹和王阳明这对宋明隔代的几天师徒，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朱熹主要是（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家，王阳明主要是心（理）学家、人文科学家，约20岁的王阳明学朱熹格竹，打算几天就悟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错误，是强竹所难。结果王阳明格竹七天七夜无什所得，病倒，可能是悟了两者风牛马不相及，转而学陆九渊的心道并改为自己的道。
首先，“格物致知”方法已失传。《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首次提到“格物致知”，并将其列为万行之首，但没有解释清楚。先秦可能是大家都懂，但汉后出现文化断层等（就好比甲骨文，在晚清王懿荣重视之前的人，很长时间以为鬼画符，当然现在包括我大多数人还是感觉像鬼画符多一些），没有人能给出信服解释，可能还需要考古发掘或流散国内外的文献。明末刘宗周就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是根据南宋朱熹的部分观点。
古代“知”通”智”，朱熹同时还希望“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即通一知百。古代“知”通”智”。自然科学：通过显微镜（1590发明），可总结出所有动植物都由细胞（1665年发现细胞）组成，算是动植物结构的一法通、万法通；通过经典力学牛顿三定律，可知道物体基本的运动规律，对地球、月亮、太阳等天体运行规律有个较准确了解，算是天文学、力学的一法通、万法通；研究生物链，从而保护环境，不灭绝、盛极一链；等等。朱熹用自然科学，比较有说服力的否定了神创论等。
但若有人想一法通、所有学问立刻都精通，不太可能。至多由清代郑燮《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悟出“人立身要直，不能硬顶、要讲究策略、以柔克刚”等粗浅人生道理，还需要观察角度、时机对才能悟出。如果当时四周高山或夏季好几天没有风，或者仅给了一个竹片来观察，可能就不行。能从自然规律中推导出部分人文政治规律，但不可能是所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精力有限，可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择一为主，其他为辅。个人解：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有知识了不心虚，从而行的正走的直，从而足以养家糊口，进而为官治理国家，助力或直接令天下太平或平定天下。
例如自然科学：辨识药形、药性、病形、反应等，就学到了医药知识；就不心虚、不懂装懂、坑蒙拐骗而是实心诚意；从而行得正走的直；从而知识足以养家；进而医术高超，可以为御医、医正，掌国家医药，为百姓治医患；治流疫，则使天下太平，或者解决军队伤病之忧，助平天下。
例如人文科学：全面研究、参与战争，而获知识、智能；有智慧则心不虚；有真才实学则行的正走的直；则在军队中升迁不虚，足以养家；则进而为将帅，或出将为相，平乱、治理国家；进而平定天下、天下太平。
不能强行用自然科学解释人文科学的一切，或用人文科学解释自然科学的一切，学东用西是出发点不对，容易不务正业、事倍功半、样样稀松。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任务、要求。
宋朱熹理学，类似外家拳，由外及内、顺天应人，偏唯物主义。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务虚行为（国家的身体有病、精神有病。妄佛求仙，一部分原因是北方强敌窥伺、阶级矛盾加深、政治黑暗，一些文人寻找思想慰藉。朱熹选择先治精神），倡导大家务实。他不求仕进，专注教育、著书立说，力图从思想根源上治国。偏颇的说，他部分解决了中下层官员的思想问题（由避世向务实）。（据说，1259年南宋发明了突火枪，1260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某次被击溃，阿拉伯人因此学习掌握了火药武器技术，欧洲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学习掌握了火药技术。）
明王阳明心学，类似内家拳，由内及外、以心驭物，偏唯心主义。当时佛道处于低谷（朝廷滥发度牒谋利，导致僧人素质地下，社会反感），不是重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内忧外患（国家的身体有病、精神有病，王阳明打算身心皆治）。他治世心强些，思想上继承宋陆九渊并创新，政治上推行知行合一、致良知，军事上平定多方叛乱、盗乱。偏颇的说，他部分解决了中上层官员的思想问题。王阳明之后的乱局，是理学心学之辩、嘉靖天启多年不上朝、内阁制、党争等外忧内患共同造成的。
有的时候，太唯物主义容易悲观，例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内部政治昏暗、外部强敌环伺，还有抗日战争，此时王阳明的、***的人定胜天，偏唯心主义一些（但不是神学、凭空造物、无中生有，而是强心弱物，因为客观上物质不足，所以用心补力，方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方能杀出一条血路、驱除外虏、救国图强。
比如，假设我不知道王阳明学说是否有瑕疵、有哪些瑕疵，而我仅听说了几句。可能一时觉得不错，仅打算把这几句教给一个懵懂学童，就可能把它人为删改处理成一个好的典范。就可能把不适合（我目的的王阳明话语）去掉或不提，或作出（适合我目的的）新解释。因为我目的不是好坏全教，而是把各种事物当做一个工具，工具不顺手的需要修理，然后再让人用。
三、失误与断章取义及谣言
有的言论有可能被别人有意或无意的断章取义、背离原义，甚至删改后用于不同或相反的用途，特别是人传人的谣言层层加码。
例如，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的作战参谋将冯阎会师进攻蒋介石的地点，由河南沁阳误写成200公里外的河南泌阳，结果延误战机，是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之一。
对同一事物可能（删改后）用于不同用途
朱熹学说，不同的人、朝代，取其不同部分为己用。
例如格物致知。
例如忠君。
四、对无法考证的历史可以怀疑，但不可以侮辱
很多古代发明，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已经失传了，但其中毕竟凝聚着科学家对国家和人民的善念、爱国热情。物可以怀疑，人不可以侮辱，从古至今的爱国教育需要一脉传承下去。
比如张衡的地动仪，失传，由于王振铎版的复原品不太完善，有人就称“地动仪根本不存在”，有人称“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摆设”，”因此被移出教科书”，有人掐头去尾引用傅承义院士的话“房梁吊一块肉都比地动仪强”，有人觉得外国人说的话都香“奥地利人雷立柏说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
首先，要肯定和尊重张衡研发地动仪的为民、为国的初心，暂时不谈地动仪是否可行；其次，中科院冯锐称张衡地动仪“这些史料都是经专业的历史地震学专家审核过的”；再次，王振铎是考古而非地震专业人士；再次，傅承义院士是王振铎的老朋友，当面指出的是王氏地动仪的原理性错误，而非张衡的原物；再次，后面中科院冯锐版复原品通过了验收鉴定；再次，张衡是从语文挪到了《道德与法治》。
再次，雷立柏虽然和柏拉图有个字一样，但话语出处《张衡：宗教与科学》仅是其北京人民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将来是否成柏拉图一样的一代宗师待考，但同时不能说外国人在中国（学校毕业）就是蠢材、低人一等、都不可信。《张衡：宗教与科学》的原文未找到，有人转述“认为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在他看来，地动仪失传了，就说明它不科学、无实用性，没有不失传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则雷立柏想说的可能是“地动仪失传了，一是不能武断的否定原物不科学，二是它的需求还在，就需要复原、应用它于民生，而不是当做历史趣事谁都不理，否则肯定会从失传”，现代地动仪就是西方发明的，弓马骑射出身的清朝满族更是阻碍了火器的迅猛发展。若想完全复原张衡地动仪，就如同看不到《兰亭序》，但不能否认王羲之写过它，可能需要将来发掘各朝帝墓陪葬，或流失海内外的文献、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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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大排名外低内高，原因之一
世界排名QS2020中，清华大学16（校友会版国内排名2），北京大学22（国内1），东南大学501（国内17），中国人民大学531名（国内9）。人大排名外低内高，原因之一是，自然科学的实验能够复现，世界都认可，而社会科学，由于中西方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双方的社会科学成果不太被互相理解、认可、学习提高，所以分数低。比如中国的人大、政协、党、政如何运作更佳美妙，西方不好大量借鉴，因为和自己的有很大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怎样改革，能在防独裁的同时效率更高，罢工怎样改革，能让工人、资方、社会得到最大公约数，中方由于不是三权分立、没有罢工权，同样不好借鉴（有国人说中国人的怠工比罢工更浪费。西方首先申请沟通，无法解决时罢工解决，而不会像中国人长期消极怠工、效率低下。）。但唐朝是当时最鼎盛的国家之一，国子监是最高学府。突厥人执失思力因功封安国公，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入最高学府国子监、中进士、当安南节度使，其后代****是鹰派、日本四任首相。
(2)日本侵华战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
只不过发生在较文明的现代，令人震撼。其实可能是想学清朝，恩威并用，先杀后甜枣。异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多用此方法。
中国要想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危难来临时，就需要团结一心（统治者要爱民，官员要团结少纷争，剥削阶级要收敛，民要爱国）。但有时很难，尤其是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工商业极度繁荣，形成了资本优势、劳动者弱势，剥削加重、积重难返、盛极而衰，上下不一条心、文征武斗，所以有五胡乱华、元、清（清初中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二，中原死伤惨重）、日。自己舍不得割肉，做不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结果让别人进来了，一刀给砍死了，连锅端，我们自食其果。
古代中日也曾有大战。唐朝曾海战大胜日本，灭杀数万。唐宋都因无利可图而没去征服日本，而元朝时想征却航海技术不行、运气不佳（是否汉族船工、老渔民不积极配合暴元，船造差了，不告知避开台风季节），两次海征日本，都被风吹沉了。
当时日本叫倭国，掌权的是苏我家族，天皇被架空。
公元618年建立的大唐的影响力波及朝鲜半岛、倭国，在倭国，掌权的苏我氏感受到了来自大唐的军事威胁。为此，一改倭国以往向百济一边倒的外交国策，与朝鲜半岛的各国进行协调合作。
苏我的主张是开明的，同时也是适合当时形势的。然而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保守派，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他们宁肯维持原状。
史载苏我是因为“韩政”而诛，即对朝鲜半岛的态度。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唐日白江口海战：
打倒苏我氏后，保守派推行亲百济的外交政策，与大唐发生了白村江之战。
倭军（4万2千，有战船1000余艘），唐军（1万3000，战船170艘）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
在白江口海战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鉅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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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援朝战争时，由于朝鲜战局僵持不下，明朝决定出兵日本本土斩杀丰臣秀吉。便花了数年时间，先是战前派遣锦衣卫、后是派遣官员潜入日本，搜集情报、勘画地图，包括日本山川地理、政治划分、各大名势力详细，都在刺探之列。不过可惜的是，在明朝调集水师即将出兵捣巢时，丰臣秀吉病死。朝鲜战事解决，明朝也乐得省钱，便罢兵不问。
（可不看，在对正文有不满时再回头看。下面为胡言乱语，未经考证）
在这里向看客们说明几点：
一、想法有差异
二、想法和言论可能不一致。
三、失误与断章取义及谣言
四、对无法考证的历史可以怀疑，但不可以侮辱
五、三教合一、民教合一
六、三教倾轧、民教倾轧
七、作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正当的宗教信仰
八、本小说有些地方写飞了，没刹住车，有的地方没写漂亮
九、有的地方没写精致
十、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区别与意见
一、想法有差异
（人、皇、佛、圣等言行经文事物，不能无条件完全相信，至少自己的脑子动一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谁能保证完全、永远正确无漏呢？
一个人看庐山，前看宽、侧看窄；远观、近瞧、俯视、低仰时，景色环境也各不相同，还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去看，也会不同。还可能有色盲、色偏、失明等情况。一个人，由于时间、空间上的差异，对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思想言论。这些，从正确与否看，可能正确、错误、片面；从时间线看，可能逐渐成熟正确，也可能逐渐腐化堕落，也可能某一时期受到打击或善助，思想一时坏或好。比如喜欢一个玉挂件，因为遭遇大恨，迁怒之下把玉挂件摔了，不能说明这个玉挂件不好。这个人，可能是凡人，也可能是圣人，或者宗教人士。
一个人看庐山是这样，更何况世上亿万人呢？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时间、空间、环境、立场，对上面同一件事的想法，更可能是千差万别。
天圆地方、地心说、日心说、经典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理论，说明了人民对空间与时间认知的不断修正。山谷回音很多声，是因为不同的山壁距离不一样，声音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天空中多个太阳，因为空中云雾折射；太空中一个超大天体出现五个核，是因为将其背后一个天体的光，通过引力扭曲到超大天体前面，形成四个天体影像，即出现了爱因斯坦十字现象，再加上超大天体本体，就有了五个核……
比如，我刚开始，仅简单了解了王阳明思想的几个要点“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认为“心即理”是纯粹的唯心，容易让人学成“我说的话就是天理”的狂妄。
二、想法和言论可能不一致。
某个人，某一时期，可能对某件事的想法是一定的，但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内心的想法和表达的言论有差异或相反。
比如，我后来又对“心即理”多了一丁点，就单纯认为它的由来是：一开始是王阳明对徐爱说错话，后来在徐爱挑刺下打了许多补丁增加说明，可能后来不好意思再改、还有点通过辩论增加关注度的意思，另外还有点他在特殊情况下非偏执无以成行的（触怒刘瑾，险杖死，流放贵州途中被其追杀，伪“跳水自尽”脱生，在贵州以极大的热情做事，龙场悟道就是求取心灵力量）。其实应该改成“赤心不悔”（去杂念纯己心、善行虽死不悔）。
比如，我单纯认为，王阳明四句教的“为善去恶是格物”是强词夺理：强行给格物增加了其他的意思，本来汉语里多音多义字词就够多了，有匹配词就不要再祸祸其他词了，应该改成“为善去恶是修心”。
比如，我简单看了一丁点朱熹、王阳明数据，就单纯认为，朱熹和王阳明这对宋明隔代的几天师徒，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朱熹主要是（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家，王阳明主要是心（理）学家、人文科学家，约20岁的王阳明学朱熹格竹，打算几天就悟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错误，是强竹所难。结果王阳明格竹七天七夜无什所得，病倒，可能是悟了两者风牛马不相及，转而学陆九渊的心道并改为自己的道。
首先，“格物致知”方法已失传。《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首次提到“格物致知”，并将其列为万行之首，但没有解释清楚。先秦可能是大家都懂，但汉后出现文化断层等（就好比甲骨文，在晚清王懿荣重视之前的人，很长时间以为鬼画符，当然现在包括我大多数人还是感觉像鬼画符多一些），没有人能给出信服解释，可能还需要考古发掘或流散国内外的文献。明末刘宗周就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是根据南宋朱熹的部分观点。
古代“知”通”智”，朱熹同时还希望“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即通一知百。古代“知”通”智”。自然科学：通过显微镜（1590发明），可总结出所有动植物都由细胞（1665年发现细胞）组成，算是动植物结构的一法通、万法通；通过经典力学牛顿三定律，可知道物体基本的运动规律，对地球、月亮、太阳等天体运行规律有个较准确了解，算是天文学、力学的一法通、万法通；研究生物链，从而保护环境，不灭绝、盛极一链；等等。朱熹用自然科学，比较有说服力的否定了神创论等。
但若有人想一法通、所有学问立刻都精通，不太可能。至多由清代郑燮《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悟出“人立身要直，不能硬顶、要讲究策略、以柔克刚”等粗浅人生道理，还需要观察角度、时机对才能悟出。如果当时四周高山或夏季好几天没有风，或者仅给了一个竹片来观察，可能就不行。能从自然规律中推导出部分人文政治规律，但不可能是所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精力有限，可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择一为主，其他为辅。个人解：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有知识了不心虚，从而行的正走的直，从而足以养家糊口，进而为官治理国家，助力或直接令天下太平或平定天下。
例如自然科学：辨识药形、药性、病形、反应等，就学到了医药知识；就不心虚、不懂装懂、坑蒙拐骗而是实心诚意；从而行得正走的直；从而知识足以养家；进而医术高超，可以为御医、医正，掌国家医药，为百姓治医患；治流疫，则使天下太平，或者解决军队伤病之忧，助平天下。
例如人文科学：全面研究、参与战争，而获知识、智能；有智慧则心不虚；有真才实学则行的正走的直；则在军队中升迁不虚，足以养家；则进而为将帅，或出将为相，平乱、治理国家；进而平定天下、天下太平。
不能强行用自然科学解释人文科学的一切，或用人文科学解释自然科学的一切，学东用西是出发点不对，容易不务正业、事倍功半、样样稀松。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任务、要求。
宋朱熹理学，类似外家拳，由外及内、顺天应人，偏唯物主义。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务虚行为（国家的身体有病、精神有病。妄佛求仙，一部分原因是北方强敌窥伺、阶级矛盾加深、政治黑暗，一些文人寻找思想慰藉。朱熹选择先治精神），倡导大家务实。他不求仕进，专注教育、著书立说，力图从思想根源上治国。偏颇的说，他部分解决了中下层官员的思想问题（由避世向务实）。（据说，1259年南宋发明了突火枪，1260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某次被击溃，阿拉伯人因此学习掌握了火药武器技术，欧洲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学习掌握了火药技术。）
明王阳明心学，类似内家拳，由内及外、以心驭物，偏唯心主义。当时佛道处于低谷（朝廷滥发度牒谋利，导致僧人素质地下，社会反感），不是重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内忧外患（国家的身体有病、精神有病，王阳明打算身心皆治）。他治世心强些，思想上继承宋陆九渊并创新，政治上推行知行合一、致良知，军事上平定多方叛乱、盗乱。偏颇的说，他部分解决了中上层官员的思想问题。王阳明之后的乱局，是理学心学之辩、嘉靖天启多年不上朝、内阁制、党争等外忧内患共同造成的。
有的时候，太唯物主义容易悲观，例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内部政治昏暗、外部强敌环伺，还有抗日战争，此时王阳明的、***的人定胜天，偏唯心主义一些（但不是神学、凭空造物、无中生有，而是强心弱物，因为客观上物质不足，所以用心补力，方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方能杀出一条血路、驱除外虏、救国图强。
比如，假设我不知道王阳明学说是否有瑕疵、有哪些瑕疵，而我仅听说了几句。可能一时觉得不错，仅打算把这几句教给一个懵懂学童，就可能把它人为删改处理成一个好的典范。就可能把不适合（我目的的王阳明话语）去掉或不提，或作出（适合我目的的）新解释。因为我目的不是好坏全教，而是把各种事物当做一个工具，工具不顺手的需要修理，然后再让人用。
三、失误与断章取义及谣言
有的言论有可能被别人有意或无意的断章取义、背离原义，甚至删改后用于不同或相反的用途，特别是人传人的谣言层层加码。
例如，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的作战参谋将冯阎会师进攻蒋介石的地点，由河南沁阳误写成200公里外的河南泌阳，结果延误战机，是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之一。
对同一事物可能（删改后）用于不同用途
朱熹学说，不同的人、朝代，取其不同部分为己用。
例如格物致知。
例如忠君。
四、对无法考证的历史可以怀疑，但不可以侮辱
很多古代发明，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已经失传了，但其中毕竟凝聚着科学家对国家和人民的善念、爱国热情。物可以怀疑，人不可以侮辱，从古至今的爱国教育需要一脉传承下去。
比如张衡的地动仪，失传，由于王振铎版的复原品不太完善，有人就称“地动仪根本不存在”，有人称“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摆设”，”因此被移出教科书”，有人掐头去尾引用傅承义院士的话“房梁吊一块肉都比地动仪强”，有人觉得外国人说的话都香“奥地利人雷立柏说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
首先，要肯定和尊重张衡研发地动仪的为民、为国的初心，暂时不谈地动仪是否可行；其次，中科院冯锐称张衡地动仪“这些史料都是经专业的历史地震学专家审核过的”；再次，王振铎是考古而非地震专业人士；再次，傅承义院士是王振铎的老朋友，当面指出的是王氏地动仪的原理性错误，而非张衡的原物；再次，后面中科院冯锐版复原品通过了验收鉴定；再次，张衡是从语文挪到了《道德与法治》。
再次，雷立柏虽然和柏拉图有个字一样，但话语出处《张衡：宗教与科学》仅是其北京人民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将来是否成柏拉图一样的一代宗师待考，但同时不能说外国人在中国（学校毕业）就是蠢材、低人一等、都不可信。《张衡：宗教与科学》的原文未找到，有人转述“认为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在他看来，地动仪失传了，就说明它不科学、无实用性，没有不失传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则雷立柏想说的可能是“地动仪失传了，一是不能武断的否定原物不科学，二是它的需求还在，就需要复原、应用它于民生，而不是当做历史趣事谁都不理，否则肯定会从失传”，现代地动仪就是西方发明的，弓马骑射出身的清朝满族更是阻碍了火器的迅猛发展。若想完全复原张衡地动仪，就如同看不到《兰亭序》，但不能否认王羲之写过它，可能需要将来发掘各朝帝墓陪葬，或流失海内外的文献、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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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大排名外低内高，原因之一
世界排名QS2020中，清华大学16（校友会版国内排名2），北京大学22（国内1），东南大学501（国内17），中国人民大学531名（国内9）。人大排名外低内高，原因之一是，自然科学的实验能够复现，世界都认可，而社会科学，由于中西方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双方的社会科学成果不太被互相理解、认可、学习提高，所以分数低。比如中国的人大、政协、党、政如何运作更佳美妙，西方不好大量借鉴，因为和自己的有很大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怎样改革，能在防独裁的同时效率更高，罢工怎样改革，能让工人、资方、社会得到最大公约数，中方由于不是三权分立、没有罢工权，同样不好借鉴（有国人说中国人的怠工比罢工更浪费。西方首先申请沟通，无法解决时罢工解决，而不会像中国人长期消极怠工、效率低下。）。但唐朝是当时最鼎盛的国家之一，国子监是最高学府。突厥人执失思力因功封安国公，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入最高学府国子监、中进士、当安南节度使，其后代****是鹰派、日本四任首相。
(2)日本侵华战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
只不过发生在较文明的现代，令人震撼。其实可能是想学清朝，恩威并用，先杀后甜枣。异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多用此方法。
中国要想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危难来临时，就需要团结一心（统治者要爱民，官员要团结少纷争，剥削阶级要收敛，民要爱国）。但有时很难，尤其是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工商业极度繁荣，形成了资本优势、劳动者弱势，剥削加重、积重难返、盛极而衰，上下不一条心、文征武斗，所以有五胡乱华、元、清（清初中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二，中原死伤惨重）、日。自己舍不得割肉，做不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结果让别人进来了，一刀给砍死了，连锅端，我们自食其果。
古代中日也曾有大战。唐朝曾海战大胜日本，灭杀数万。唐宋都因无利可图而没去征服日本，而元朝时想征却航海技术不行、运气不佳（是否汉族船工、老渔民不积极配合暴元，船造差了，不告知避开台风季节），两次海征日本，都被风吹沉了。
当时日本叫倭国，掌权的是苏我家族，天皇被架空。
公元618年建立的大唐的影响力波及朝鲜半岛、倭国，在倭国，掌权的苏我氏感受到了来自大唐的军事威胁。为此，一改倭国以往向百济一边倒的外交国策，与朝鲜半岛的各国进行协调合作。
苏我的主张是开明的，同时也是适合当时形势的。然而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保守派，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他们宁肯维持原状。
史载苏我是因为“韩政”而诛，即对朝鲜半岛的态度。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唐日白江口海战：
打倒苏我氏后，保守派推行亲百济的外交政策，与大唐发生了白村江之战。
倭军（4万2千，有战船1000余艘），唐军（1万3000，战船170艘）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
在白江口海战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鉅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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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援朝战争时，由于朝鲜战局僵持不下，明朝决定出兵日本本土斩杀丰臣秀吉。便花了数年时间，先是战前派遣锦衣卫、后是派遣官员潜入日本，搜集情报、勘画地图，包括日本山川地理、政治划分、各大名势力详细，都在刺探之列。不过可惜的是，在明朝调集水师即将出兵捣巢时，丰臣秀吉病死。朝鲜战事解决，明朝也乐得省钱，便罢兵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