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要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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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生性固执的男子驾着马车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问他：“你要往哪里去？”
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国。”
朋友一脸狐疑地问道：“楚国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驰啊！”
男子辩驳：“没关系！我的马非常优秀。”
朋友无法理解，又问：“即使是一匹良驹，日行千里，但方向错误，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啊！”
男子还是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用费心了！我有足够的旅费。”
朋友说：“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费，但路的方向毕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到得了楚国呢？”
朋友虽然再三告诫他，这位男子仍然坚持己见，说道：“不打紧！我还有一个善于驭马的好车夫。”
总之，任凭朋友如何分析解说，男子依旧执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认错”。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执著！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则故事罢了，其实，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现代的社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慈爱的母亲因为女儿即将到寒冷的山区旅行，怕她冻着，所以就和女儿说：“乖宝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顾到漂亮，要多带一点衣服去啊！”
女儿回答：“不必了，冷的时候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一件毛衣。”
母亲不放心，说道：“寒带偏远的地方，通常很难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儿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找一个人家商借一件。”
母亲说：“越冷的地方，人烟越稀少，你到哪里去商借呢？”
女儿说：“万一真的冷得没办法了，我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
无论母亲如何地叮咛嘱咐，殷殷劝诱，做女儿的就是不肯多带一点衣服预备。
“死不认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认错，要有勇气”，我一生都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七一年，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认为：现代佛教应该和社会大众结合为一体，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援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朝山会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的顺利。假如当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团的民主，效法佛陀时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开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徒众的意见与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许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很怕徒众认为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哪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
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是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劝一些徒众既然不长于读书，就要及早学习其他技术，但他们却执著己见，不肯“认错”，结果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钻研学问，才发现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另有一些徒众做事不能顾全大局，懒惰又不和众，经过一再训诫，还“死不认错”，到头来没有一个单位肯要他做事。还有一些徒众溜单以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向大众“认错”，只得流浪在外。我虽有心宽容接纳，基于宗门法规，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际遇的平顺安危，其实和自己能否“认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古往今来，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主事者乃至组成的分子，能够“认错”与否，往往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像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饮恨败北，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所以众叛亲离，最后自刎于乌江，临终前还死不认错，喊着：“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国名将周瑜，因为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错失联蜀灭魏的机会，却不知反省，反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终致英年早逝。反观刘邦和曹操，一个原本默默无名，一个被世人称为奸雄，却因为能听从谏言，改正过失，而成就霸业。
最近报载，经营亚都饭店成绩卓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说明了：“认错要有勇气。”能够“勇于认错”，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记得三十年前，因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遥远，北部的信徒纷纷请求佛光山在台北设立道场，好让他们可以常常听经礼佛。我也很想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场地。最初我们看中民权东路行天宫对面的一块土地，通过一位经纪人接洽，虽然一坪的价钱不及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还是负担不起，结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后来，那块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厦，每次坐车经过时，我的心里都会生起一阵婉惜，总觉得对信徒虔诚的心意抱愧无比，因而发愿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间宽敞的现代化道场。后来，信徒听说此事，有感于我为了不能给大家一处好地方拜佛而“认错”、难过，便发起大家协助出资。一九九四年，终于买下信义区一栋大楼中的几个楼层，集台北道场、台湾佛光会总会、佛光缘美术馆、佛光缘滴水坊于一处，实现我多年来对于现代佛教建筑的四个理想：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文艺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为耐特台风来袭，山洪暴发，雨水成灾，造成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汪洋泽国，佛光山东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当时我人在外国，闻后匆匆赶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满目疮痍的坡地，真是一阵伤感，但我没有责怪主事的职事照顾不周，防范不严，反而召集寺众，对大家说道：“这次意外事件怪我当初没有用心把挡土墙做好，让常住遭受损失。”徒众们听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不是挡土墙做得不够稳固，而是我们没有随时清理水道。”
我们师徒互相认错，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奋力抢救，很快地，东山又恢复以往的宁静美好。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肯“认错”，才有人乐意帮忙。因此，所谓的“广结善缘”，不光是嘘寒问暖，解衣推食就够了，还应该在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中国古时凡有灾祸，皇帝就下诏罪己，以求抚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时代的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像去年（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绯闻案而闹得满城风雨，举世皆知。刚开始时，克林顿不肯认错，对大法官做不实的证词，结果引起民众反感，险遭国会议员弹劾。所幸他后来勇敢地出来，公开向全美国的人民道歉，终于获得民意支持，而稳住总统的宝座。可见一个人唯有“勇于认错”，才能获得大家的谅解，才有机会重新做人。
久远以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时，犹念念不忘欠了邻人一只鸡无法偿还，直至今日，没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贫穷，反而称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三世纪前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礼拜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记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时，一再商请门口的民房让售搬迁，以便道场的整体规划，虽经多次提出优惠的方案，屋主却始终执著己见，不肯利益别人。后来信徒因共修时进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劝告，对方还是依然故我，不肯让步，给人方便，结果招引众怒，真是损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开山不久，请了附近一位乡民为我们做一些杂工。我曾给了他一些钱，请他买些果树的幼苗种在寺周，没想到他买好之后，种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筑水道，将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园灌溉，还向人夸耀他的土地是黄金之地，犹如黄金一般宝贵。我心里不禁想到：你的果树黄金，都是因为佛光山而有，这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
后来，我为了建大雄宝殿，向他情商购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涨，我问他：“你的名字叫作‘祝成’，为什么没有‘助成’的习惯呢？”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答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应该的。”
结果就因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决议不再用他，后来听说连家人都不理睬他，这就是没有人缘的后果。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所到之处，都能受人欢迎？我自觉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明理，肯“认错”，因此无论长幼尊卑都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一年，我率团到印度朝圣，途中请购了一尊石佛，拜托团员之一的蔡沧洲居士运回台湾。事后发觉这尊石佛重量达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运到台湾的。想到自己当时只知道请购，却全然没有顾及别人搬运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后来我不时到他开设在善化的亚洲面包店买面包，以弥补自己的无心之过。多年来，蔡居士一师一道，护持佛光山，虽然不是因为我经常买他的面包，但我能够“勇于认错”，相信对于师徒之间道情的维系应该也有助长之处。至今这尊佛像陈列在佛光山宝藏馆内供人观赏，蔡居士佛国有知，当会原谅我的无知之失。
从小在美国留学长大的觉穆，在德州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随我出家，回到台湾，一心想进佛光山丛林学院研读佛学，因适逢佛光山筹建南华大学，正好需要她的专长，所以要她先到大学筹备处帮忙。只见身躯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时而到嘉义大林的南华大学监督施工进度，时而到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了解工程状况。虽然她表示心甘情愿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总要多给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种聊表心意的补偿，没想到她却更加卖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净土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出家学道一甲子以来，应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对我错，你好我坏，你大我小，你乐我苦。”我不但将这个“四句渴”挂在口边教育徒众，而且经常引用一则故事来说明它的道理：
从前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与一户姓李的人家毗邻而居。张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却和睦互敬。
有一天，张先生问李先生：“为什么你们家到处充满欢乐，我们家却天天像个战场一样？”
李先生回答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
张先生不解其意，问道：“此话怎讲？”
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们家，如果有人将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赶快跑去‘认错’：‘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边了，害你满身都弄湿了，有没有伤到手啊？’打翻的人也会连忙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让你吓着了。’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们家，打翻的人会说：‘是谁这么没大脑，把杯子放得这么靠边，害我全身都弄湿了？’另外一个人就立刻反驳：‘是我放的杯子，怎么样？你自己不小心，还要赖到别人身上！’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不肯‘认错’，当然就不会安宁了。”
依空法师的弟弟张进辉居士在普门中学教书，育有两名天资聪颖，活泼可爱的儿子。有一天，他正为教育孩子的问题而伤脑筋时，听到我上述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拿回家去应用。在餐桌上，儿子抱怨饭菜不好吃，张居士马上满脸愧疚地说道：“都是爸爸没有用，爸爸不能赚很多钱，不能提供你们很好的生活。爸爸对不起你们！”
儿子们听到爸爸“认错”，反而觉得又感动，又赧然，两个人一致说道：“爸爸最伟大，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用最好的东西来孝顺爸爸。”
可见“认错”没有大小之分，只在于我们是否具有“勇气”；而能够真诚“认错”的人，才能够处处祥和，一片欢喜。
佛教十分注重“认错”的修持，除了有各种忏悔法门之外，丛林道场选任住持当家，也以是否有供养大众，“勇干认错”的美德作为标准之一，因为有“认错勇气”的人才能够以身教领众、教众、服众、和众。像晋朝的法遇禅师，是江陵长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师父道安大师寄来的荆杖，立即领悟：这是师父在训诫他不久前对一名沙弥喝酒只略施处罚而没有迁单的过失。于是立即鸣钟集众，向荆杖烧香致意，表示敬领师训之后，便伏在地上，命维那师杖答三下，并且垂泪自责，此后僧俗二众更加精进道业。禅门语录中更是充满师徒之间以喝骂论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错误时，能够勇干认罪，即使老师不对，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为如此，禅宗能以活泼伶俐的道风流传久远。
所谓“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错，就怕没有“认错的勇气”。在今天开放的时代里，常看到坊间书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励大家“前进，要有勇气”、“表达，要有勇气”。我常想，是否更应该提倡“认错，要有勇气”的精神？因为唯有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长官与属下之间都能具有“勇于认错”的美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进步发展，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温馨祥和。
（一九九九年七月）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生性固执的男子驾着马车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问他：“你要往哪里去？”
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国。”
朋友一脸狐疑地问道：“楚国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驰啊！”
男子辩驳：“没关系！我的马非常优秀。”
朋友无法理解，又问：“即使是一匹良驹，日行千里，但方向错误，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啊！”
男子还是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用费心了！我有足够的旅费。”
朋友说：“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费，但路的方向毕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到得了楚国呢？”
朋友虽然再三告诫他，这位男子仍然坚持己见，说道：“不打紧！我还有一个善于驭马的好车夫。”
总之，任凭朋友如何分析解说，男子依旧执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认错”。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执著！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则故事罢了，其实，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现代的社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慈爱的母亲因为女儿即将到寒冷的山区旅行，怕她冻着，所以就和女儿说：“乖宝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顾到漂亮，要多带一点衣服去啊！”
女儿回答：“不必了，冷的时候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一件毛衣。”
母亲不放心，说道：“寒带偏远的地方，通常很难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儿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找一个人家商借一件。”
母亲说：“越冷的地方，人烟越稀少，你到哪里去商借呢？”
女儿说：“万一真的冷得没办法了，我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
无论母亲如何地叮咛嘱咐，殷殷劝诱，做女儿的就是不肯多带一点衣服预备。
“死不认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认错，要有勇气”，我一生都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七一年，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认为：现代佛教应该和社会大众结合为一体，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援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朝山会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的顺利。假如当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团的民主，效法佛陀时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开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徒众的意见与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许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很怕徒众认为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哪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
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是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劝一些徒众既然不长于读书，就要及早学习其他技术，但他们却执著己见，不肯“认错”，结果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钻研学问，才发现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另有一些徒众做事不能顾全大局，懒惰又不和众，经过一再训诫，还“死不认错”，到头来没有一个单位肯要他做事。还有一些徒众溜单以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向大众“认错”，只得流浪在外。我虽有心宽容接纳，基于宗门法规，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际遇的平顺安危，其实和自己能否“认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古往今来，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主事者乃至组成的分子，能够“认错”与否，往往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像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饮恨败北，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所以众叛亲离，最后自刎于乌江，临终前还死不认错，喊着：“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国名将周瑜，因为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错失联蜀灭魏的机会，却不知反省，反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终致英年早逝。反观刘邦和曹操，一个原本默默无名，一个被世人称为奸雄，却因为能听从谏言，改正过失，而成就霸业。
最近报载，经营亚都饭店成绩卓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说明了：“认错要有勇气。”能够“勇于认错”，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记得三十年前，因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遥远，北部的信徒纷纷请求佛光山在台北设立道场，好让他们可以常常听经礼佛。我也很想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场地。最初我们看中民权东路行天宫对面的一块土地，通过一位经纪人接洽，虽然一坪的价钱不及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还是负担不起，结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后来，那块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厦，每次坐车经过时，我的心里都会生起一阵婉惜，总觉得对信徒虔诚的心意抱愧无比，因而发愿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间宽敞的现代化道场。后来，信徒听说此事，有感于我为了不能给大家一处好地方拜佛而“认错”、难过，便发起大家协助出资。一九九四年，终于买下信义区一栋大楼中的几个楼层，集台北道场、台湾佛光会总会、佛光缘美术馆、佛光缘滴水坊于一处，实现我多年来对于现代佛教建筑的四个理想：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文艺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为耐特台风来袭，山洪暴发，雨水成灾，造成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汪洋泽国，佛光山东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当时我人在外国，闻后匆匆赶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满目疮痍的坡地，真是一阵伤感，但我没有责怪主事的职事照顾不周，防范不严，反而召集寺众，对大家说道：“这次意外事件怪我当初没有用心把挡土墙做好，让常住遭受损失。”徒众们听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不是挡土墙做得不够稳固，而是我们没有随时清理水道。”
我们师徒互相认错，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奋力抢救，很快地，东山又恢复以往的宁静美好。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肯“认错”，才有人乐意帮忙。因此，所谓的“广结善缘”，不光是嘘寒问暖，解衣推食就够了，还应该在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中国古时凡有灾祸，皇帝就下诏罪己，以求抚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时代的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像去年（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绯闻案而闹得满城风雨，举世皆知。刚开始时，克林顿不肯认错，对大法官做不实的证词，结果引起民众反感，险遭国会议员弹劾。所幸他后来勇敢地出来，公开向全美国的人民道歉，终于获得民意支持，而稳住总统的宝座。可见一个人唯有“勇于认错”，才能获得大家的谅解，才有机会重新做人。
久远以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时，犹念念不忘欠了邻人一只鸡无法偿还，直至今日，没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贫穷，反而称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三世纪前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礼拜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记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时，一再商请门口的民房让售搬迁，以便道场的整体规划，虽经多次提出优惠的方案，屋主却始终执著己见，不肯利益别人。后来信徒因共修时进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劝告，对方还是依然故我，不肯让步，给人方便，结果招引众怒，真是损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开山不久，请了附近一位乡民为我们做一些杂工。我曾给了他一些钱，请他买些果树的幼苗种在寺周，没想到他买好之后，种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筑水道，将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园灌溉，还向人夸耀他的土地是黄金之地，犹如黄金一般宝贵。我心里不禁想到：你的果树黄金，都是因为佛光山而有，这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
后来，我为了建大雄宝殿，向他情商购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涨，我问他：“你的名字叫作‘祝成’，为什么没有‘助成’的习惯呢？”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答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应该的。”
结果就因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决议不再用他，后来听说连家人都不理睬他，这就是没有人缘的后果。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所到之处，都能受人欢迎？我自觉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明理，肯“认错”，因此无论长幼尊卑都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一年，我率团到印度朝圣，途中请购了一尊石佛，拜托团员之一的蔡沧洲居士运回台湾。事后发觉这尊石佛重量达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运到台湾的。想到自己当时只知道请购，却全然没有顾及别人搬运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后来我不时到他开设在善化的亚洲面包店买面包，以弥补自己的无心之过。多年来，蔡居士一师一道，护持佛光山，虽然不是因为我经常买他的面包，但我能够“勇于认错”，相信对于师徒之间道情的维系应该也有助长之处。至今这尊佛像陈列在佛光山宝藏馆内供人观赏，蔡居士佛国有知，当会原谅我的无知之失。
从小在美国留学长大的觉穆，在德州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随我出家，回到台湾，一心想进佛光山丛林学院研读佛学，因适逢佛光山筹建南华大学，正好需要她的专长，所以要她先到大学筹备处帮忙。只见身躯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时而到嘉义大林的南华大学监督施工进度，时而到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了解工程状况。虽然她表示心甘情愿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总要多给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种聊表心意的补偿，没想到她却更加卖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净土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出家学道一甲子以来，应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对我错，你好我坏，你大我小，你乐我苦。”我不但将这个“四句渴”挂在口边教育徒众，而且经常引用一则故事来说明它的道理：
从前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与一户姓李的人家毗邻而居。张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却和睦互敬。
有一天，张先生问李先生：“为什么你们家到处充满欢乐，我们家却天天像个战场一样？”
李先生回答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
张先生不解其意，问道：“此话怎讲？”
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们家，如果有人将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赶快跑去‘认错’：‘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边了，害你满身都弄湿了，有没有伤到手啊？’打翻的人也会连忙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让你吓着了。’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们家，打翻的人会说：‘是谁这么没大脑，把杯子放得这么靠边，害我全身都弄湿了？’另外一个人就立刻反驳：‘是我放的杯子，怎么样？你自己不小心，还要赖到别人身上！’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不肯‘认错’，当然就不会安宁了。”
依空法师的弟弟张进辉居士在普门中学教书，育有两名天资聪颖，活泼可爱的儿子。有一天，他正为教育孩子的问题而伤脑筋时，听到我上述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拿回家去应用。在餐桌上，儿子抱怨饭菜不好吃，张居士马上满脸愧疚地说道：“都是爸爸没有用，爸爸不能赚很多钱，不能提供你们很好的生活。爸爸对不起你们！”
儿子们听到爸爸“认错”，反而觉得又感动，又赧然，两个人一致说道：“爸爸最伟大，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用最好的东西来孝顺爸爸。”
可见“认错”没有大小之分，只在于我们是否具有“勇气”；而能够真诚“认错”的人，才能够处处祥和，一片欢喜。
佛教十分注重“认错”的修持，除了有各种忏悔法门之外，丛林道场选任住持当家，也以是否有供养大众，“勇干认错”的美德作为标准之一，因为有“认错勇气”的人才能够以身教领众、教众、服众、和众。像晋朝的法遇禅师，是江陵长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师父道安大师寄来的荆杖，立即领悟：这是师父在训诫他不久前对一名沙弥喝酒只略施处罚而没有迁单的过失。于是立即鸣钟集众，向荆杖烧香致意，表示敬领师训之后，便伏在地上，命维那师杖答三下，并且垂泪自责，此后僧俗二众更加精进道业。禅门语录中更是充满师徒之间以喝骂论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错误时，能够勇干认罪，即使老师不对，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为如此，禅宗能以活泼伶俐的道风流传久远。
所谓“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错，就怕没有“认错的勇气”。在今天开放的时代里，常看到坊间书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励大家“前进，要有勇气”、“表达，要有勇气”。我常想，是否更应该提倡“认错，要有勇气”的精神？因为唯有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长官与属下之间都能具有“勇于认错”的美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进步发展，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温馨祥和。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