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京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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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厢新军刚进南海子,那边内阁首辅叶向高便又给朱启明添堵,距离上次京察已经过去六年了,该京察了!
朱启明之前也知道此事,他一直不提就是想着能拖就拖,让朝臣把心思放在治国上,没想到这帮人还是一心想着党争,简直不可救药!
事已至此,不理会也不行了,朱启明只好前往文华阁与内阁诸臣商议。
京察是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也称为内计,考察的对象为在京朝官。洪武十四年始定京察法:五品以下听本衙门正官考验行能勤怠,五品以上及近侍、御史等则由皇帝裁决,十六年又改由吏部核考,洪武年间的京察先是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一直沿用到明孝宗晚期。
到了弘治十七年,京察改为每六年,即逢巳、亥之年举行一次,四品以上官员具疏自陈,听皇帝裁定去留,确定去留后,而居官行为不当即有遗行者,再由科道官纠劾,谓之拾遗,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吏,一般很难获免。五品以下官吏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核后具册奏请。
由于明代实行南、北两京制度,所以京察又有南察、北察之分。被察官吏分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类,称之“八法”。不合格的官员处分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四等。
但自万历朝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互相攻讦,结党营私,京察便成了党争的工具。
对于东林党人急于报上次京察之仇,朱启明心知肚明,他实在是想将此次京察推迟两年,然后趁机取消,但面对着满朝的东林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说是商议,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商议的,按照流程做一遍就是,但朱启明哪能让这帮人斗起来没完,直接要求京察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过期不得再继续进行。
叶向高对此没有表示,反倒是韩爌和朱国祚表示反对,认为两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京官的考核。
双方你来我往,开始在时间和人员上讨价还价。
“皇上,臣以为京察快则半年月,慢则一载,两个月时间是万万不够的。”
“两个半月!”
“八个月!”
“五十天!”
“七个半月!”
。。。。。。
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四个半月必须完成京察,人选上,朱启明也将右都御史周应秋、吏部右侍郎杨维桓两人塞入了“京察主席团”,再加上已经心向自己的杨涟,就凭吏部尚书赵南星和手下几名区区主事郎中,想必也翻不起多大浪。
只能说朱启明不够了解赵南星,这位去年腊月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的东林党斗士,摆明了就是东林可以安排用来主持京察的,张问达太平庸了,根本不是主持京察大计的料,只有赵南星才行!
这个赵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曾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那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刚刚当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京察,那一次他就按照党派划线,狠狠的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以后朝廷党争再无宁日。
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就是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关键是要按照儒家宗**理来划线。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赵南星从一个小小的郎中变成了吏部尚书,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启明彻底低估了赵南星的战斗力,原本的历史中,此次京察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三百三十八人,人数创明朝历史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人物。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反对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但这四人其实除了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劣迹,甚至政见还与东林党部分一致,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降低商税等主张,就被东林党视为仇敌,主张予以罢黜。
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觉得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论》,把这四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把四人驱逐出朝廷。
最终,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人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这些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大案”等重大事件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总结起来一句话,通过天启三年的京察,东林党人通过一系列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有要独霸朝政之势,然而也正因此次京察,让阉党的实力获得极速增长,埋下了东林党覆灭的祸根。
不过由于朱启明的到来,这些原本的历史早已发生了改变,赵南星的“战斗力”被暂时压制住了,京察开始之后,整个朝堂一片风平浪静,仿佛没有京察这事一样。
朱启明知道,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已,这帮人都在憋大招呢,一旦出手,必然要对对手一击必杀。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氛围中来到了三月底,朱启明正要将心思放到新作物在皇庄的推广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三月廿六日,刚刚返回草原不久的宰赛再次来到北京,要求觐见朱启明,说是有重大军情汇报。
朱启明自然不敢耽搁,赶忙接见了宰赛,一问才知是奴尔哈赤借口内喀尔喀部虽与后金结盟,然而却阳奉阴违,不仅继续支持与后金对抗的林丹巴图尔,甚至还与大明通款,于是要求内喀尔喀断绝与林丹巴图尔和大明的关系,并召集五部首领亲自前往辽阳谢罪!
这自然遭到内喀尔喀五部上层的反对,奴尔哈赤于是调兵遣将,扬言要对内喀尔喀发动惩罚性攻击,内喀尔喀五部盟主卓里克图得知情况亲自去求林丹巴图尔,希望一起应对,但林丹巴图尔却以冬季遭灾严重,战马士卒均无力作战为由,拒绝了卓里克图的请求。
卓里克图发动关系,数次向林丹巴图尔求救,但均遭林丹巴图尔的拒绝,心灰意冷之下,只好独自返回内喀尔喀,将结果告知了各部。
这下内喀尔喀五部算是炸了锅了,一直对后金持强硬态度的扎鲁特部台吉昂安主张聚齐五部青壮,与后金军血战到底。宰赛和卓里克图虽然也是强硬派,但却没有昂安那样冲动,而是主张一面遣使赴辽阳拖住奴尔哈赤,一面继续寻求支援,他们二人的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当然,除了上面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叛逃,比如拉巴什希布、索诺木、莽果等人,他们直接率领所属牧民直奔辽阳而去,让本就实力大减的内喀尔喀五部雪上加霜。
一下子损失了近五分之一的部众,卓里克图直接吐了一口老血,差点没就此归西。
宰赛也不敢耽搁,请示了一下虚弱的卓里克图,便直奔北京而来。
这边厢新军刚进南海子,那边内阁首辅叶向高便又给朱启明添堵,距离上次京察已经过去六年了,该京察了!
朱启明之前也知道此事,他一直不提就是想着能拖就拖,让朝臣把心思放在治国上,没想到这帮人还是一心想着党争,简直不可救药!
事已至此,不理会也不行了,朱启明只好前往文华阁与内阁诸臣商议。
京察是明代考核文官的方法,也称为内计,考察的对象为在京朝官。洪武十四年始定京察法:五品以下听本衙门正官考验行能勤怠,五品以上及近侍、御史等则由皇帝裁决,十六年又改由吏部核考,洪武年间的京察先是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一直沿用到明孝宗晚期。
到了弘治十七年,京察改为每六年,即逢巳、亥之年举行一次,四品以上官员具疏自陈,听皇帝裁定去留,确定去留后,而居官行为不当即有遗行者,再由科道官纠劾,谓之拾遗,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吏,一般很难获免。五品以下官吏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核后具册奏请。
由于明代实行南、北两京制度,所以京察又有南察、北察之分。被察官吏分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八类,称之“八法”。不合格的官员处分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四等。
但自万历朝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互相攻讦,结党营私,京察便成了党争的工具。
对于东林党人急于报上次京察之仇,朱启明心知肚明,他实在是想将此次京察推迟两年,然后趁机取消,但面对着满朝的东林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说是商议,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商议的,按照流程做一遍就是,但朱启明哪能让这帮人斗起来没完,直接要求京察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过期不得再继续进行。
叶向高对此没有表示,反倒是韩爌和朱国祚表示反对,认为两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京官的考核。
双方你来我往,开始在时间和人员上讨价还价。
“皇上,臣以为京察快则半年月,慢则一载,两个月时间是万万不够的。”
“两个半月!”
“八个月!”
“五十天!”
“七个半月!”
。。。。。。
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四个半月必须完成京察,人选上,朱启明也将右都御史周应秋、吏部右侍郎杨维桓两人塞入了“京察主席团”,再加上已经心向自己的杨涟,就凭吏部尚书赵南星和手下几名区区主事郎中,想必也翻不起多大浪。
只能说朱启明不够了解赵南星,这位去年腊月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的东林党斗士,摆明了就是东林可以安排用来主持京察的,张问达太平庸了,根本不是主持京察大计的料,只有赵南星才行!
这个赵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曾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那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刚刚当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京察,那一次他就按照党派划线,狠狠的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以后朝廷党争再无宁日。
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就是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关键是要按照儒家宗**理来划线。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
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赵南星从一个小小的郎中变成了吏部尚书,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启明彻底低估了赵南星的战斗力,原本的历史中,此次京察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三百三十八人,人数创明朝历史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人物。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反对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但这四人其实除了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劣迹,甚至政见还与东林党部分一致,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降低商税等主张,就被东林党视为仇敌,主张予以罢黜。
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觉得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论》,把这四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把四人驱逐出朝廷。
最终,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人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这些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大案”等重大事件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总结起来一句话,通过天启三年的京察,东林党人通过一系列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有要独霸朝政之势,然而也正因此次京察,让阉党的实力获得极速增长,埋下了东林党覆灭的祸根。
不过由于朱启明的到来,这些原本的历史早已发生了改变,赵南星的“战斗力”被暂时压制住了,京察开始之后,整个朝堂一片风平浪静,仿佛没有京察这事一样。
朱启明知道,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已,这帮人都在憋大招呢,一旦出手,必然要对对手一击必杀。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氛围中来到了三月底,朱启明正要将心思放到新作物在皇庄的推广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三月廿六日,刚刚返回草原不久的宰赛再次来到北京,要求觐见朱启明,说是有重大军情汇报。
朱启明自然不敢耽搁,赶忙接见了宰赛,一问才知是奴尔哈赤借口内喀尔喀部虽与后金结盟,然而却阳奉阴违,不仅继续支持与后金对抗的林丹巴图尔,甚至还与大明通款,于是要求内喀尔喀断绝与林丹巴图尔和大明的关系,并召集五部首领亲自前往辽阳谢罪!
这自然遭到内喀尔喀五部上层的反对,奴尔哈赤于是调兵遣将,扬言要对内喀尔喀发动惩罚性攻击,内喀尔喀五部盟主卓里克图得知情况亲自去求林丹巴图尔,希望一起应对,但林丹巴图尔却以冬季遭灾严重,战马士卒均无力作战为由,拒绝了卓里克图的请求。
卓里克图发动关系,数次向林丹巴图尔求救,但均遭林丹巴图尔的拒绝,心灰意冷之下,只好独自返回内喀尔喀,将结果告知了各部。
这下内喀尔喀五部算是炸了锅了,一直对后金持强硬态度的扎鲁特部台吉昂安主张聚齐五部青壮,与后金军血战到底。宰赛和卓里克图虽然也是强硬派,但却没有昂安那样冲动,而是主张一面遣使赴辽阳拖住奴尔哈赤,一面继续寻求支援,他们二人的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当然,除了上面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叛逃,比如拉巴什希布、索诺木、莽果等人,他们直接率领所属牧民直奔辽阳而去,让本就实力大减的内喀尔喀五部雪上加霜。
一下子损失了近五分之一的部众,卓里克图直接吐了一口老血,差点没就此归西。
宰赛也不敢耽搁,请示了一下虚弱的卓里克图,便直奔北京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