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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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六章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一九一九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一九二三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制的民主政治。一九四四年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一九三一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政权共沉浮。
孙科一生有三位夫人，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
孙科的妻子陈淑英，生于一三年，她是孙科的发妻，也是孙氏族谱上孙科唯一的妻子。她同孙科共同生活了六十一年，差不多是孙氏家族中享年最高的人。陈淑英与孙科是表亲，她是孙中山的三叔孙观成、三叔母谭氏的外孙女。一九一二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一九一四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国，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一九二三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一九二五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虽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但仍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一九三二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孙科任立法院长时，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生活甚为甜蜜愉悦。严氏是浙江人，生了两个女孩。一九三五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两人顿生情愫，很快，孙科便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了蓝妮为二夫人。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孙科抛弃，女方不肯示弱，状告孙科。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一九三六年三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四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一九三八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关系甚好。一九四零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一九四八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陌路人。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gunebe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献身革命的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难怪有人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一九五二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RO
第五百二十六章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一九一九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一九二三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制的民主政治。一九四四年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一九三一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政权共沉浮。
孙科一生有三位夫人，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
孙科的妻子陈淑英，生于一三年，她是孙科的发妻，也是孙氏族谱上孙科唯一的妻子。她同孙科共同生活了六十一年，差不多是孙氏家族中享年最高的人。陈淑英与孙科是表亲，她是孙中山的三叔孙观成、三叔母谭氏的外孙女。一九一二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生下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一九一四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国，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一九二三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一九二五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虽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但仍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一九三二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孙科任立法院长时，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生活甚为甜蜜愉悦。严氏是浙江人，生了两个女孩。一九三五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两人顿生情愫，很快，孙科便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了蓝妮为二夫人。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孙科抛弃，女方不肯示弱，状告孙科。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一九三六年三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四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一九三八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关系甚好。一九四零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一九四八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陌路人。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gunebe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中学时，献身革命的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难怪有人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一九五二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