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七章（出差中，混混章节，求全勤，不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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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七章（出差中，混混章节，求全勤，不求订阅）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一九四三年春，退往印度的远征军合编为一个军，史迪威为夺取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赶走了罗卓英，因郑性格温和，擅长交际。蒋介石遂派他出任新一军军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郑洞国开始时处境困难，仅仅能指挥军部警卫连，负责维持军纪，后来因其才干和坦诚，逐渐得到史迪威的信任，参与军机。一九四四年五月中旬，史迪威出动“抢劫犯”突击队，袭占密支那机场，密支那战役打响，但在进攻密支那市区时因日军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屡屡受挫。史迪威连续更换四名美国将军都无济于事。七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视察，遂担负起作战指挥任务。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七月七日，三个步兵师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八月三日，中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战死三千，残余八百逃亡，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史迪威离职后，他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终于彻底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了军队控制权。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重庆期间，郑洞国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重庆的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国内人民和将士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九四五年七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战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认为，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但是，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国急需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去了。一九四六年二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三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三月十三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军队兵分两路：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六军和第五十二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五月上旬，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军及第五十二军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八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第十三军、第九十三军及第七十一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一九四七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三月至四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六军和第十三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六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第五十三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六军、第九十三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一九四七年七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八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三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第六十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三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七军、第六十军及第一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二十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五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十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十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十月十六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第六十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政权做殉葬品了。十九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二十一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毛主席主席为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一九五零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一九五二年春节后，他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六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主席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一九七九年起任中国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二月二十六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灵堂摆放着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老帅聂荣臻以及王首道、刘澜涛、肖克、程子华、习仲勋等领导人送的花圈。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郑洞国，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全国副委员长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革中央、黄埔同学会、中央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和死者生前好友千余人的虔诚告别。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对海内外发布的电讯，给予郑洞国的一生以高度评价。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RO
第五百四十七章（出差中，混混章节，求全勤，不求订阅）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一九四三年春，退往印度的远征军合编为一个军，史迪威为夺取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赶走了罗卓英，因郑性格温和，擅长交际。蒋介石遂派他出任新一军军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郑洞国开始时处境困难，仅仅能指挥军部警卫连，负责维持军纪，后来因其才干和坦诚，逐渐得到史迪威的信任，参与军机。一九四四年五月中旬，史迪威出动“抢劫犯”突击队，袭占密支那机场，密支那战役打响，但在进攻密支那市区时因日军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屡屡受挫。史迪威连续更换四名美国将军都无济于事。七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视察，遂担负起作战指挥任务。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七月七日，三个步兵师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八月三日，中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战死三千，残余八百逃亡，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史迪威离职后，他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终于彻底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了军队控制权。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重庆期间，郑洞国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重庆的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国内人民和将士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九四五年七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战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认为，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但是，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国急需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去了。一九四六年二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三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三月十三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军队兵分两路：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六军和第五十二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五月上旬，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军及第五十二军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八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第十三军、第九十三军及第七十一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一九四七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三月至四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六军和第十三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六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第五十三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六军、第九十三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一九四七年七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八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三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第六十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三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七军、第六十军及第一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二十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五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十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十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十月十六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第六十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政权做殉葬品了。十九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二十一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毛主席主席为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一九五零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一九五二年春节后，他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六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主席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一九七九年起任中国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位穿过了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走过了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征战之途，跨越了孤城死亡之线而获得新生的一代名将，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二月二十六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灵堂摆放着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老帅聂荣臻以及王首道、刘澜涛、肖克、程子华、习仲勋等领导人送的花圈。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郑洞国，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全国副委员长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革中央、黄埔同学会、中央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和死者生前好友千余人的虔诚告别。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对海内外发布的电讯，给予郑洞国的一生以高度评价。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