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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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钟麟的手段让谭延闿大开眼界，像这么一个政坛不倒翁不是仅仅做到不得罪人就可以的，未雨绸缪的功课要做好，不然事到临头再去做肯定手忙脚乱。谭钟麟正是靠着算无遗策来规划自己的命运，尽管需要冒险投机，但是每一步基本上都将风险控制在自己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最后就等事情临头了，这和一味的赌博冒险不同，以前附身谭延闿的冯文郁也没有少听过破釜沉舟发家致富的例子，但现在想想也是人家都把所有的风险都算计好了才去冒险，只要老天不死命跟着作对的话，成功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过当谭钟麟谈到慈禧太后修园子为难翁同龢的时候，谭延闿心中却沉重的很——1894年的甲午海战已经非常临近了，他却不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尽管他知道最终结局是什么，也知道以自己的分量根本不可能做些什么，但是心中却是非常郁闷。
谭延闿不是没有想过给翁同龢提供财力，使其能够尽量少触怒慈禧太后，一直把这个户部尚书做下去——历史上正是因为阎敬铭被撤掉户部尚书，而继任者翁同龢也因为修园款项受到慈禧太后的责难，最终翁同龢也失去了户部的权力，其接任者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动用了本就不宽裕的北洋水师预留款；也想过直接给李鸿章送钱来保障北洋水师的弹药和训练……不过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现在中国的官场有多么黑暗，送钱就可以使北洋水师正常运转？谁能够保证这些钱不会被人给分掉！至于花钱给慈禧太后修园子，这种傻事他更不会去干——再有几年就是八国联军侵华，颐和园的命运也不过是比圆明园好一点没有被烧掉罢了，被抢劫一空是跑不了的！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这么多钱，也许戒毒丸会在日后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是他却并不想拿出钱来——除非他掌握北洋，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食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近闻臣工内平日沾染嗜好者仍不乏人，或明陈戒断，其实未尽祛除；或瘾已成疴，表面巧为掩饰；甚或明目张胆，吸食如故……微臣劣儿受异人指点所造戒毒丸，经微臣验证后，确认能够有效戒除鸦片之毒瘾，而无在戒毒中危害人性命之忧，窃以为可以为朝廷所用……”
此时的慈禧太后正安然半躺在一张精致的藤椅上，身边只有几个宫女在服侍，而正在读信的人则是一个老年太监，谭延闿若是在此的话是不认识的，但是他绝对听说过——总管内务太监首领李莲英。
李莲英正在念信，慈禧太后突然间挥了挥手打断了李莲英，李莲英立刻走上前去躬身问道：“老佛爷有何差遣？”
“听闻谭文卿给户部尚书翁书平送了五万两银子修园子专用可是真的？”慈禧太后不经意的问道。
“老佛爷，是真的，户部前天便已经把这五万两银子拨到账上去了！”李莲英轻声回答道，仿佛身前的慈禧太后会因为他说话吹出来的风而融化。
慈禧太后点点头，微微笑了笑：“这封信不用再念了，无非是谭文卿怕朝中有人会因为断了财路而伺机报复提前吹吹风罢了。着人写封回信，告诉谭文卿不用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倒是有福气生了个这么聪明的儿子，若是能够不用像林则徐那么强硬惹出事端，能够把这鸦片烟给戒了到也是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李莲英听后脸上仿佛笑出了一朵花一样，半跪着说道：“奴才明白了！”
“慢着，谭文卿的儿子不会真的像洋人的报纸上说的那样只有十五岁？”慈禧太后又问了一句。
也许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不光张之洞和李鸿章手中有个专门为之服务的翻译科，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在他心中头号保守派，身边也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翻译团体，专门就每天的外文报纸进行摘要翻译。慈禧太后也根据洋人的报纸里面对中国的一些评价，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评价来决定自己的谋划。
“老佛爷，洋人报纸上说的那是周岁，听说去年刚在长沙府通过童子试得了秀才后，随谭总督到福州的。”
正如谭钟麟说的那样，没有等几天，他们便收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件，信中对谭钟麟大加褒奖，户部尚书阎敬铭也来函，象征性的订购了一万两银子的戒毒丸——这是户部尚书阎敬铭强烈要求的，用以给京官戒毒所施用，他还向全国各省督抚号召订购戒毒丸，在自己辖下的地区进行戒毒行动。户部因为筹备慈禧太后寿辰，现在银钱非常紧张，阎敬铭已经多次受到慈禧的警告，一万两虽然在一般人的眼中觉得户部尚书有些小气，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拿出一万两白银来购买戒毒丸已经实属不易了！
没过多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李翰章都派专人来到闽浙总督府，来洽谈购买戒毒丸之事。在这些人当中，李鸿章和张之洞在后世名气非常响亮，刘坤一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至于两广总督李翰章，这连附身谭延闿的冯文郁在前生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李翰章却是李鸿章的大哥，李鸿章在家排行老二，家中真正能够做到总督这个位置的就他们两人。
关于戒毒丸的事情，谭钟麟都全部交给谭延闿来管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封建大家族，谭延闿由此有了除了《强学文摘》之外的第二份收入，这是独立于家族之外的，和他的兄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谭钟麟亲自在家中点头许可的！当然无论是《强学文摘》还是戒毒丸，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东西——《强学文摘》可以走边缘路线，隐晦的宣传革命和民主思想；而戒毒丸的广泛使用更是牵扯太广。这两样东西都是在谭钟麟的闽浙总督的名义下开展的，谭延闿的年龄又非常年轻，家族里面对这两项产业，尤其是健民药业都是紧盯的很。。
谭钟麟共有五个儿子，分别为三位夫人所生，陈夫人生宝箴，颜夫人生宝符，李夫人生延闿、恩闿和泽闿。谭延闿的母亲李夫人娘家没有势力，早年父母双亡，与其弟相依为命。二十年前谭钟麟奉命赴陕西布政使任，其元配陈夫人患病不能随至任所为由，闻李夫人明达贤惠而纳聘之，直到去年谭钟麟从北京出发任闽浙总督，路经北京郊外长辛店，李夫人悲从中来——二十年嫁入谭家，就随夫辗转南北之间，无瑕再回娘家，这个时候谭延闿才与舅父相认，并且才知道外祖家为长辛店人。
在冯文郁附身谭延闿之前，谭延闿虽然是总督谭钟麟的三儿子，但是当时对他的称呼却不是“三公子”、“三大人”，而是“小老三”——这是长辈有意无意对他的称呼，另外还要说一句，谭钟麟一共兄弟四人，他排名第三，结果老大、老二、老四先后夭折，根本就没有长大，这所谓的“长辈”便是元配陈夫人和同为侧室的颜夫人的称呼，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谭钟麟还有四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侧室。谭延闿在湖南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这是哄传士林的事件，毕竟十五岁便可获秀才，这已经很久都没有发生过了，这“三公子”的称呼便是从几个月前刚开始喊的。至于“三大人”是因为谭钟麟的赐书堂有株铁树，谭钟麟调任陕甘总督的时候开过一次花，已应过祥瑞之兆；这次谭延闿以少小之年入了府学，铁树又开了花，应该是前程无量，所以对他又改称“三大人”，这也是因为谭延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几乎当了半个闽浙总督，别人对他就更加敬服了。
谭延闿的母亲虽然为谭钟麟育有三个儿子，但是谭钟麟本身便是晚清的显贵，旧的礼教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连所生子女已由嫡庶之分：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小妾，则只能够在杂厅中用餐。谭延闿的母亲因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长期未能够取得与其父同桌而食的权力，谭延闿以十五岁的年龄中得秀才，比他的两个哥哥要早的多，所以在谭延闿回到福州后，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这显然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这对谭延闿来说也是极大的震动，毕竟现在在这具身体中的“人”，是从百年以后的中国穿越而来的冯文郁，他早就听说过所谓的“礼法”，却没有想到居然这么严格。
现在谭延闿“长本事”了，手中的这两个产业戒毒丸的效益用脚丫子也可以想到——中国有多少人吸食鸦片，就有多少人来买戒毒丸；就是现在的《强学文摘》，每月三千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令家族内部的一些人眼红。谭钟麟心中自然明白家里面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他更明白谭延闿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不想儿子因为家中琐事而绊住手脚，分散心神，干脆就不顾家族中任何人的想法把这两个产业划到谭延闿名下——将来等他有一天故去了，谭延闿就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没有他的保护，这个家族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至于那谭延闿的两个兄长，孩子都快和谭延闿一样大了，居然连个举人都不是，则能承担他这个朝中显贵的基业？！
谭延闿深知他们谭家的根不是在福建，健民药业虽然在福州成立，但是这不是一个最佳的地点，故他派遣舅父回到湖南，从湖南长沙购置了一片地皮营建厂房——这健民药业的根基应该在湖南，那里才是他的天下。
在天下最显贵的四个总督都向谭延闿订下戒毒丸的订单之后，戒毒丸开始大量生产，湖南健民药业总共雇用了三百人，而福州规模虽然小点，但也有一百多人在赶工。一个疗程的戒毒丸为十五颗，成本在八分银子，出售给四个总督的价格是一两三分银子；闽浙两省订购价格为一两；非官方订单每颗为一两半银子，所有的戒毒丸交割必须在健民药业内完成，一概不负责运货，各地总督必须派兵员押送回原地——这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帮会组织对健民药业构成威胁。
对于这样的安排，四位总督都没有任何异议——谭钟麟给出的价格并不黑，他完全可以把戒毒丸卖得更高价，相对于一个鸦片鬼只需要一个疗程的戒毒丸，总共才一两多银子，这很划算，再说他们也不是自己来卖，除了必要的免费戒毒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各地的药房来出售，谭钟麟的出价隐隐规定了“批发价”和“零售价”。
不过在订单上便可以看出四个总督的高下——张之洞和李翰章最多，先期给付十万两白银的预付款；刘坤一次之也有八万两；最少的便是最有钱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才五万两。谭钟麟近水楼台先得月，闽浙两省也是鸦片的重灾区，比他湖南老家还要严重的多，闽浙总督府一次便订下了十五万两的订单，闽浙两省各县或是从县衙开支中支出，或是纠集当地富绅捐献，必须保证至少建立一个戒毒所，如杭州、福州、金华等重要城市，必须有四个戒毒所，争取在一年之内戒除毒瘾十万人。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戒毒行动，比之五十年前在中国广东虎门销烟不同，两者各走极端，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一次中国官员的做法远比五十年前的林则徐更有策略，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戒毒行动带来的不会是战争，而是使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古国真正摆脱鸦片困扰……”——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henriborel。。
“传闻中国的俾斯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能够有效戒除鸦片毒瘾的戒毒丸所下的订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五个总督订单中最少的……”——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米勒。
…………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戒毒丸”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以前外国想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联系起来的词汇是“鸦片”。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戒毒丸的发明者谭延闿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着戒毒丸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在数十年之后，人们评价谭延闿先生的时候，其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其功过从未有过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谭延闿在中国戒毒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第一位戒毒英雄林则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后人所称道……”——沈静，《逝去的岁月》，强学书社，1932年出版。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强学文摘》，1892年（光绪十八年）六月，谭延闿。
…………
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托马斯的尖刻报到，被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有些脸上难堪，在七月份的时候，直隶总督府追加了五万两白银的戒毒丸采购费用。李鸿章虽然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对戒毒丸采购并没有他的大哥这么积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强学书社，在八月份的时候便派人送上了五千两白银来资助《强学文摘》的发行，并且邀请谭延闿在天津建立强学书社分社。为了能够使《强学文摘》尽快的做到和福州发行时间相近，李鸿章还安排当时执掌中国电报业的部下盛宣怀，无论是使用电报、轮船等尽量提供方便，建立分社和在天津进行出版《强学文摘》，这些都是李鸿章利用直隶总督的职权之便提供的，不过那五千两白银却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
《强学文摘》早就做到了盈利，李鸿章捐不捐钱都无关紧要，不过在谭延闿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姿态，或者自己在李鸿章眼中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忽视站在自己背后的谭钟麟。不过这次谭延闿却是想错了，李鸿章在意的人正是他自己，没过多久李鸿章甚至还写来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北上来在直隶地区建立戒毒丸生产作坊，这让谭延闿感到非常惊奇。
尽管谭延闿并不缺少这些金钱来支持强学书社，但是他也没有拒绝李鸿章——在后世的时候，冯文郁记得有传闻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看到康有为的一些言论后对其非常感兴趣，并且派人为康有为等人组建的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康有为等人不屑接受李鸿章这个“卖国贼”的金钱，所以退回金钱还言语刻薄的讽刺了一番，正因如此，李鸿章暗中搞垮了强学会。。
谭钟麟的手段让谭延闿大开眼界，像这么一个政坛不倒翁不是仅仅做到不得罪人就可以的，未雨绸缪的功课要做好，不然事到临头再去做肯定手忙脚乱。谭钟麟正是靠着算无遗策来规划自己的命运，尽管需要冒险投机，但是每一步基本上都将风险控制在自己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最后就等事情临头了，这和一味的赌博冒险不同，以前附身谭延闿的冯文郁也没有少听过破釜沉舟发家致富的例子，但现在想想也是人家都把所有的风险都算计好了才去冒险，只要老天不死命跟着作对的话，成功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过当谭钟麟谈到慈禧太后修园子为难翁同龢的时候，谭延闿心中却沉重的很——1894年的甲午海战已经非常临近了，他却不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尽管他知道最终结局是什么，也知道以自己的分量根本不可能做些什么，但是心中却是非常郁闷。
谭延闿不是没有想过给翁同龢提供财力，使其能够尽量少触怒慈禧太后，一直把这个户部尚书做下去——历史上正是因为阎敬铭被撤掉户部尚书，而继任者翁同龢也因为修园款项受到慈禧太后的责难，最终翁同龢也失去了户部的权力，其接任者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动用了本就不宽裕的北洋水师预留款；也想过直接给李鸿章送钱来保障北洋水师的弹药和训练……不过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现在中国的官场有多么黑暗，送钱就可以使北洋水师正常运转？谁能够保证这些钱不会被人给分掉！至于花钱给慈禧太后修园子，这种傻事他更不会去干——再有几年就是八国联军侵华，颐和园的命运也不过是比圆明园好一点没有被烧掉罢了，被抢劫一空是跑不了的！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这么多钱，也许戒毒丸会在日后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是他却并不想拿出钱来——除非他掌握北洋，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食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近闻臣工内平日沾染嗜好者仍不乏人，或明陈戒断，其实未尽祛除；或瘾已成疴，表面巧为掩饰；甚或明目张胆，吸食如故……微臣劣儿受异人指点所造戒毒丸，经微臣验证后，确认能够有效戒除鸦片之毒瘾，而无在戒毒中危害人性命之忧，窃以为可以为朝廷所用……”
此时的慈禧太后正安然半躺在一张精致的藤椅上，身边只有几个宫女在服侍，而正在读信的人则是一个老年太监，谭延闿若是在此的话是不认识的，但是他绝对听说过——总管内务太监首领李莲英。
李莲英正在念信，慈禧太后突然间挥了挥手打断了李莲英，李莲英立刻走上前去躬身问道：“老佛爷有何差遣？”
“听闻谭文卿给户部尚书翁书平送了五万两银子修园子专用可是真的？”慈禧太后不经意的问道。
“老佛爷，是真的，户部前天便已经把这五万两银子拨到账上去了！”李莲英轻声回答道，仿佛身前的慈禧太后会因为他说话吹出来的风而融化。
慈禧太后点点头，微微笑了笑：“这封信不用再念了，无非是谭文卿怕朝中有人会因为断了财路而伺机报复提前吹吹风罢了。着人写封回信，告诉谭文卿不用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倒是有福气生了个这么聪明的儿子，若是能够不用像林则徐那么强硬惹出事端，能够把这鸦片烟给戒了到也是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李莲英听后脸上仿佛笑出了一朵花一样，半跪着说道：“奴才明白了！”
“慢着，谭文卿的儿子不会真的像洋人的报纸上说的那样只有十五岁？”慈禧太后又问了一句。
也许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不光张之洞和李鸿章手中有个专门为之服务的翻译科，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在他心中头号保守派，身边也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翻译团体，专门就每天的外文报纸进行摘要翻译。慈禧太后也根据洋人的报纸里面对中国的一些评价，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评价来决定自己的谋划。
“老佛爷，洋人报纸上说的那是周岁，听说去年刚在长沙府通过童子试得了秀才后，随谭总督到福州的。”
正如谭钟麟说的那样，没有等几天，他们便收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件，信中对谭钟麟大加褒奖，户部尚书阎敬铭也来函，象征性的订购了一万两银子的戒毒丸——这是户部尚书阎敬铭强烈要求的，用以给京官戒毒所施用，他还向全国各省督抚号召订购戒毒丸，在自己辖下的地区进行戒毒行动。户部因为筹备慈禧太后寿辰，现在银钱非常紧张，阎敬铭已经多次受到慈禧的警告，一万两虽然在一般人的眼中觉得户部尚书有些小气，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拿出一万两白银来购买戒毒丸已经实属不易了！
没过多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李翰章都派专人来到闽浙总督府，来洽谈购买戒毒丸之事。在这些人当中，李鸿章和张之洞在后世名气非常响亮，刘坤一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至于两广总督李翰章，这连附身谭延闿的冯文郁在前生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李翰章却是李鸿章的大哥，李鸿章在家排行老二，家中真正能够做到总督这个位置的就他们两人。
关于戒毒丸的事情，谭钟麟都全部交给谭延闿来管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封建大家族，谭延闿由此有了除了《强学文摘》之外的第二份收入，这是独立于家族之外的，和他的兄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谭钟麟亲自在家中点头许可的！当然无论是《强学文摘》还是戒毒丸，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东西——《强学文摘》可以走边缘路线，隐晦的宣传革命和民主思想；而戒毒丸的广泛使用更是牵扯太广。这两样东西都是在谭钟麟的闽浙总督的名义下开展的，谭延闿的年龄又非常年轻，家族里面对这两项产业，尤其是健民药业都是紧盯的很。。
谭钟麟共有五个儿子，分别为三位夫人所生，陈夫人生宝箴，颜夫人生宝符，李夫人生延闿、恩闿和泽闿。谭延闿的母亲李夫人娘家没有势力，早年父母双亡，与其弟相依为命。二十年前谭钟麟奉命赴陕西布政使任，其元配陈夫人患病不能随至任所为由，闻李夫人明达贤惠而纳聘之，直到去年谭钟麟从北京出发任闽浙总督，路经北京郊外长辛店，李夫人悲从中来——二十年嫁入谭家，就随夫辗转南北之间，无瑕再回娘家，这个时候谭延闿才与舅父相认，并且才知道外祖家为长辛店人。
在冯文郁附身谭延闿之前，谭延闿虽然是总督谭钟麟的三儿子，但是当时对他的称呼却不是“三公子”、“三大人”，而是“小老三”——这是长辈有意无意对他的称呼，另外还要说一句，谭钟麟一共兄弟四人，他排名第三，结果老大、老二、老四先后夭折，根本就没有长大，这所谓的“长辈”便是元配陈夫人和同为侧室的颜夫人的称呼，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谭钟麟还有四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侧室。谭延闿在湖南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这是哄传士林的事件，毕竟十五岁便可获秀才，这已经很久都没有发生过了，这“三公子”的称呼便是从几个月前刚开始喊的。至于“三大人”是因为谭钟麟的赐书堂有株铁树，谭钟麟调任陕甘总督的时候开过一次花，已应过祥瑞之兆；这次谭延闿以少小之年入了府学，铁树又开了花，应该是前程无量，所以对他又改称“三大人”，这也是因为谭延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几乎当了半个闽浙总督，别人对他就更加敬服了。
谭延闿的母亲虽然为谭钟麟育有三个儿子，但是谭钟麟本身便是晚清的显贵，旧的礼教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连所生子女已由嫡庶之分：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小妾，则只能够在杂厅中用餐。谭延闿的母亲因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长期未能够取得与其父同桌而食的权力，谭延闿以十五岁的年龄中得秀才，比他的两个哥哥要早的多，所以在谭延闿回到福州后，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这显然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这对谭延闿来说也是极大的震动，毕竟现在在这具身体中的“人”，是从百年以后的中国穿越而来的冯文郁，他早就听说过所谓的“礼法”，却没有想到居然这么严格。
现在谭延闿“长本事”了，手中的这两个产业戒毒丸的效益用脚丫子也可以想到——中国有多少人吸食鸦片，就有多少人来买戒毒丸；就是现在的《强学文摘》，每月三千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令家族内部的一些人眼红。谭钟麟心中自然明白家里面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他更明白谭延闿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不想儿子因为家中琐事而绊住手脚，分散心神，干脆就不顾家族中任何人的想法把这两个产业划到谭延闿名下——将来等他有一天故去了，谭延闿就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没有他的保护，这个家族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至于那谭延闿的两个兄长，孩子都快和谭延闿一样大了，居然连个举人都不是，则能承担他这个朝中显贵的基业？！
谭延闿深知他们谭家的根不是在福建，健民药业虽然在福州成立，但是这不是一个最佳的地点，故他派遣舅父回到湖南，从湖南长沙购置了一片地皮营建厂房——这健民药业的根基应该在湖南，那里才是他的天下。
在天下最显贵的四个总督都向谭延闿订下戒毒丸的订单之后，戒毒丸开始大量生产，湖南健民药业总共雇用了三百人，而福州规模虽然小点，但也有一百多人在赶工。一个疗程的戒毒丸为十五颗，成本在八分银子，出售给四个总督的价格是一两三分银子；闽浙两省订购价格为一两；非官方订单每颗为一两半银子，所有的戒毒丸交割必须在健民药业内完成，一概不负责运货，各地总督必须派兵员押送回原地——这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帮会组织对健民药业构成威胁。
对于这样的安排，四位总督都没有任何异议——谭钟麟给出的价格并不黑，他完全可以把戒毒丸卖得更高价，相对于一个鸦片鬼只需要一个疗程的戒毒丸，总共才一两多银子，这很划算，再说他们也不是自己来卖，除了必要的免费戒毒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各地的药房来出售，谭钟麟的出价隐隐规定了“批发价”和“零售价”。
不过在订单上便可以看出四个总督的高下——张之洞和李翰章最多，先期给付十万两白银的预付款；刘坤一次之也有八万两；最少的便是最有钱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才五万两。谭钟麟近水楼台先得月，闽浙两省也是鸦片的重灾区，比他湖南老家还要严重的多，闽浙总督府一次便订下了十五万两的订单，闽浙两省各县或是从县衙开支中支出，或是纠集当地富绅捐献，必须保证至少建立一个戒毒所，如杭州、福州、金华等重要城市，必须有四个戒毒所，争取在一年之内戒除毒瘾十万人。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戒毒行动，比之五十年前在中国广东虎门销烟不同，两者各走极端，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一次中国官员的做法远比五十年前的林则徐更有策略，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戒毒行动带来的不会是战争，而是使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古国真正摆脱鸦片困扰……”——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henriborel。。
“传闻中国的俾斯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能够有效戒除鸦片毒瘾的戒毒丸所下的订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五个总督订单中最少的……”——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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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戒毒丸”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以前外国想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联系起来的词汇是“鸦片”。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戒毒丸的发明者谭延闿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着戒毒丸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在数十年之后，人们评价谭延闿先生的时候，其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其功过从未有过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谭延闿在中国戒毒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第一位戒毒英雄林则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后人所称道……”——沈静，《逝去的岁月》，强学书社，1932年出版。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强学文摘》，1892年（光绪十八年）六月，谭延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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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托马斯的尖刻报到，被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有些脸上难堪，在七月份的时候，直隶总督府追加了五万两白银的戒毒丸采购费用。李鸿章虽然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对戒毒丸采购并没有他的大哥这么积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强学书社，在八月份的时候便派人送上了五千两白银来资助《强学文摘》的发行，并且邀请谭延闿在天津建立强学书社分社。为了能够使《强学文摘》尽快的做到和福州发行时间相近，李鸿章还安排当时执掌中国电报业的部下盛宣怀，无论是使用电报、轮船等尽量提供方便，建立分社和在天津进行出版《强学文摘》，这些都是李鸿章利用直隶总督的职权之便提供的，不过那五千两白银却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
《强学文摘》早就做到了盈利，李鸿章捐不捐钱都无关紧要，不过在谭延闿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姿态，或者自己在李鸿章眼中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忽视站在自己背后的谭钟麟。不过这次谭延闿却是想错了，李鸿章在意的人正是他自己，没过多久李鸿章甚至还写来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北上来在直隶地区建立戒毒丸生产作坊，这让谭延闿感到非常惊奇。
尽管谭延闿并不缺少这些金钱来支持强学书社，但是他也没有拒绝李鸿章——在后世的时候，冯文郁记得有传闻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看到康有为的一些言论后对其非常感兴趣，并且派人为康有为等人组建的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康有为等人不屑接受李鸿章这个“卖国贼”的金钱，所以退回金钱还言语刻薄的讽刺了一番，正因如此，李鸿章暗中搞垮了强学会。。